星期五下午，临下班时手机响了。看看来电显示，号生疏，懒洋洋地接。一听对方的口音，心想麻烦来了。
电话里的声音，毫无疑义是老家的我们家族中某位男性的。心里话，我也说不出这声音的突出特征，只是一种超验的感应，一听就是了，根本不用判断。
“你是小余吧！”
小余是我叔伯五哥的儿子，在老家本姓的下一辈中，与我是最近的血缘关系了。逢年过节，这位已是四十多岁的小余，会时不时给我打个电话拜年问好。有点什么涉及到治安、法律的事，就求我这个当警察的六叔，我也尽可能的做些法律咨询，能办的就尽可能帮办了。
“不，六叔，我是小四。”
听口音明明是小余。“你，哪个小四？”
“我”，对方停顿，但一着急，就不管不顾了，“我，就是黄毛。”
我恍然。小四，家族中出了五服的一位侄儿，头发黄焦焦的。他小我三岁，体质极好，上中学时中长跑、铅球、铁饼、手榴弹项目都是好手。游泳还是我在海里教他的，游了一气后却比我强多了，简直是浪里白条。另外，他胆子也大，打架敢伸手。物以类聚，当年的我便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那时人小，脸皮却挺厚，私下里我以项梁自诩，把小四比成霸王项羽。叔侄俩抱团，谁也不忿，渐渐地在三里五村有了名号，把他父母愁得不行。见着我就说，“咱家小四就让你给带坏了。”
天无绝人之路。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进城读书了，文而化之，算是走上了正道。小四一根木头撑不起天，也本分了不少，过几年结婚，过自己的小日子了。那些年回乡，偶尔碰见，只是不深不浅地说会儿话，连酒也没在一起喝过，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了。哪知这一个电话，竟是人生的轮回，仿佛一下转回到当年的起点。
“六叔，你侄媳妇被派出所带走了。”
“为什么？”
“村里的地下水让工厂给污染了，大伙就聚起来把那工厂门堵了。谁知人家工厂有录像，派出所就按录像抓人。”
“人在哪？”
“市里。说是拘留，案子重吗？”
“跟关哪没关系，县里看守所没女号，女的都关市里。行政拘留一般也就十天八天的，谁让你闹了。”
“六叔，你现在不是当政委吗？从市里把人捞出来得了。”这小四还挺会赶时髦，用上了社会流行的语言，捞人。
“你当公安局是你六叔开的。我就是市局局长，你媳妇现在也得在里待着。等星期一，我再打听情况。”
“六叔，派出所让给送被。”
“这么热的天，送条夹被就行了。再给存几个钱，搁里边上火不拉的，买点爱吃的。对了，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花英……”
我想起这个当年熟悉而现在相当陌生的名字，眼前浮现出那个像柔道运动员一样坯子的姑娘。又问花英姓什么，得，手机没电了。
古云，离乡二百里之内不得为官。这些年，我有事没事就琢磨这句话。我所在的城市，离老家一百二十里，傻子也明白是在二百里之内。我不算个什么官，无官一身轻，可离开教师行业后，偏偏罩了一身官服——警察服。因此这身份就不一样了，老家的一些事情就牵耳扯腮地拽着你，让你心烦，让你尴尬，甚至让你无能为力还得撑着。
记得刚当警察时，村子里涉及到的治安、司法乃至一些你想不到的杂七杂八的事儿都往上糊。办荣军证，让你托人；想自己在家戒毒，让你给弄严格控制的戒毒药；搞基建，让你主持正义给农民工要欠款；两家打仗，两面都找你说情；绑票把小孩弄死了，要包几个钱早点回家过年……我当了二十多年的警察，每年这种事起码要碰上三五件，你受得了吗？
时间长了，我就慢慢摸出了这找人说情的大致路数。凡找人说情的，都说自己的理，整得比窦娥还冤。别人的错，放大，再放大，都是别人的毛病。往深了究，有的是真不懂法，这样的好办，你苦口婆心，态度诚恳，给他普法，再七大姑八大姨地叫着，一般的就消了气，事就过去。更多的是懂法，却鸡蛋里找骨头渣，割裂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证据链条，单单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翻来覆去葫芦搅茄子……
因此，即使是三叔二大爷，我也不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怎办？就得耐下心来，问，再问，甚至还带有一点诱供。再从办案的部门，正常的渠道，了解基本的处理意向。然后，用审讯的术语讲叫拍巴掌，挑几个关键词，板着脸扔出，一副胸有成竹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这时，求情的才会说出事情的大概，你才敢掂量掂量事情的分量，违反不违反原则，乡亲的诉求合不合理……
得，手机刚充完电，这老家的小四电话就撵来了，今晚别想清静了。
小四的电话晚上打，接下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打，一次次的，每一次都提出些新的想法，甚至是异想天开的。也难怪，一个农民，就这个认知高度，加上涉及切身利益，情急之下的可笑也是极正常的。
我呢，也得一次次耐着性子听。这是没办法的，谁让你当年和他是一丘之貉。电话中，我时不时冷丁地询问，让小四没有反应的时间，借以掌握了真实的情况。
渐渐的，我理出了这次事件的大致脉络。我的老家位于辽南半岛渤海边上，是沿海经济带建设的一个热点，因为家乡的仙人岛修建了石化码头，也就有了能源化工开发区，国际国内五百强的企业纷纷投资，形势真的一片大好。能源化工区基本建在海边的荒滩上，也征用了些土地，但量不大，我们海边村庄人均土地又多，家家还有地可种，同时又可到企业工作，亦工亦农，真的家家就迈进小康了。但镇里（即原来的公社）也要成绩，就借机上了一块小工业园。这小工业园里的企业，科技含量都不高，有的就是一些黑了良心的人，利用入驻园区三年免税的政策，上污染的项目，本着捞一票就走的目的，坑害地方。小工业园与能源化工区拉开一段距离，在我老家的村东，村庄就成了城中村了。
还是在市党校学习时，我就和老师、同学探讨过城中村问题。当时曾忧国忧民，觉得这城中村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上的那段盲肠，当初有用，现在却没有什么用了，弄不好还会发炎。因为任何经济开发，都要考虑投入产出比的，考虑成本。一个村庄，房子密，总体上看地方也不大，动迁后还有村民安置问题，甚至还会出现上访闹事。于是，各种园区的开发，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尽量绕开村庄，村庄也就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弃儿，环境差，治安状况不好，偷偷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市场上出售的熟食等等问题，都源源不断地孳生。
老家的村庄成为城中村后，慢慢地，就感到那水不好喝了。我大哥爱喝茶，回村时喝茶感到味儿不正，等过了一宿再看，那茶根都成了令人咋舌的黑色，于是每次回村都带一桶矿泉水。再过一段，村里东半部的地下水就不能喝了，倒在盆里，上面就有一层膜，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村干部向上反映情况，上面就用消防车，给村民每两天送一次做饭的水，洗衣服什么的，你就将就用那井水吧。
终于有一天，村民聚到我家老宅东面的空地，你一句，我一句，吵吵嚷嚷，集体无意识，村民的火就勾上来了，决定堵村东那家污染嫌疑最大的工厂，不让它生产，把事情闹大，逼着政府解决。怕心不齐有的不去，有人就赌咒，发毒誓，谁不去就怎么怎么样，不得好死之类，把原本看热闹的都挟裹进去了。
第二天清晨，开始聚人，三三两两的，开始带着小心，狐疑，左顾右盼的。渐渐地人多了，那说话的声都有了底气。有人吆喝几声，村民就来到二百米开外的那家工厂门前，上百号的人把工厂的门给封了。
堵了一阵，那工厂便有人出来，拿着有关部门的认定材料，和村民解释厂子没有污染。
村民不信。这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人都中邪了一般，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也不可能有人相信了。
消息扩散。镇派出所的警车赶到，能源化工区的有关领导也赶到，与村民对话，吵吵嚷嚷，却谁也说不出是非对错。于是决定选出代表，上警车，到镇里沟通谈判。
这一招把村民镇住了，所谓的枪打出头鸟，大家面面相觑。
村东北地的八十多岁一身重病的魏老爷子颤巍巍地向警车走去。这魏老爷子，在村里辈分高，人却精明，遇事很少出头。但这回挺身出头，很让村民刮目相看。
接着，烈属子弟、七十来岁工人阶级身份的林家二哥也上了警车。
第三个，我的发小，被称作“二佛”的也上了警车。
有人牵头，就有人随风，还有人要上，警车就开走了。等到晚上，三位又坐警车回来了，什么事没有，当然也没解决什么问题。村民们的胆子就大了，继续堵工厂，一连堵了五天，事就真的闹大了。
其实，从村里出现污染开始，镇里和能源化工区的领导就开始研究解决的办法。现在中国的大大小小官员，都在严密的体制规范中生存、成长，加之信息化日益发达，社会监督力度加大，为一块手表什么的，就能让你见光死。因此，绝大多数的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另外，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你也得想事干事。污染水源这样的事，谁都知道轻重，也都怕把事情闹大。办法呢？也算是一套组合拳：一是从省里、市里请环保方面的技术人员，挨个工厂排查污染源。二是责令各企业出人疏浚排污渠道。三是用消防车为村民应急供水。四是筹划为村里上自来水。
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偏偏，村民又等不得了。
事后我想，这也许就是场预谋。当村民哄不住的时候，就得寻个借口，唬住。这一下，给派出所提供了证据，堵得工厂五天没开工，就是靠上了扰乱生产秩序。刑事拘留，先拘留两个男性，拘了二十来天。猛然发现堵工厂的女的也不少，就得找个女的，看看工厂的监控录像，小四的媳妇花英表现充分，得，就是她了。
为弄清这事情的经过，我还给我叔伯四哥打电话，询问核实。我四哥文革前初中毕业，又当过村会计，政策上的事懂。我不能全听小四的，他连行政拘留与刑事拘留都分不清。这一下清楚了，刑事拘留，我知道事大了，弄不好得起诉，就是判个缓刑也挺麻烦。
星期一上班，我就给家乡的派出所董所长打电话。
打电话之前，先在心里想好了说法，亦或叫做预案，总体的原则是动之以情，不撕破脸面，讲这些年彼此的亲切关照，讲这次家乡人给的压力，和自己这次求情的迫不得已。当然也要带一点晓之以理，讲这案子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行政拘留，现在你给弄个刑事拘留，还真不一定能诉讼出去，就是走诉讼也不一定能判实体刑，你跟村民讲可以，可有明白法律的。再说，上面领导是让你平息事态，不是要你打击处理指标。咱都是端公家饭碗的，就得掌握好政策分寸……
拿起电话，心里便有点惴惴。千难万难求人最难，不是平时兄弟见面的那种轻松，也不是酒桌上酒酣耳热的拍胸脯，而是一种期待，甚至还有一丝的乞怜。电话刚摁了几下又放下，换成手机，用公安内部的小号，心想这样会显得更亲近些。
电话通了，是满怀期待的那种声音，响了好几下，却一下给挂断了。
我犯起嘀咕。这位董所长，县里的东部山区人，警校毕业，一步步干到所长，挺不容易的，他人极诚实，却不乏干练。因他在我老家任职，涉及治安这一块大事小情的，用得着，我就尽力搞好关系，对内总结个典型，对外搞个报道，都尽力而为。评个先进，立功受奖什么的，明里暗里能照顾的都尽力照顾。甚至有一年春节他还给我送过礼，一小桶蜂蜜，两箱即食海蜇丝。我一看就苦笑，老家海边的刺槐林产槐花蜜，他就送蜂蜜；海里出海蜇，他就送蛰丝。当个所长，这边跟人要，那边送人，逢年过节也真不容易。后来那蜂蜜凝成坨，猜想是放蜂人用白糖加柠檬酸勾兑的，就扔了。那海蜇丝留给沈阳的弟弟，弟弟不要，我家几辈子的渔民，却吃不惯这一口，留了三个月，室内温度高，看看有点变色了，也原箱请出室外，不知让谁捡走了。可东西不在情意在，这事一直让我挺感动。
我下到支队当政委后，没了市局机关的指导协调职能作用，和董所长的联系就少了，但见面和办点什么事的，还是挺热情，可这一次为什么不接电话？正在猜测间，董所长的电话打来了。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张口就叫大哥，叫得让人心热，并解释刚才是在镇综合执法局开会，这时我才想起，感情人家兼着镇党委副书记和综合执法局局长呢！
于是，我把严肃的事当乐子说，打着哈哈，讲：“董所长啊，你在我老家这一抓人，我可受不了了，从上星期五到现在，一会儿一个电话，你把我抓进去得了，让我清闲清闲。”
“哈，哪个找你了？”
“哪个？那两个男的，姓高的是老邻居，姓林的是当年的小哥们。大前天你们抓那个女的，花英，那是我本家的侄媳妇。”
“哼，我就听说要到市里找人，一寻思就得找你。”
“所长的情报信息工作做得到位，佩服。可这花英，得怎么办？”
“大哥，这堵工厂的事捅大了。市里开园区工作调度会，把县里和能源化工区通报了。领导生气，派出所就被推前面了，抓人，还得抓呢！花英，就先等一段，有机会了我给你信。”电话里有人喊所长，他就急急地把电话挂了。
我不能判断喊董所长是不是在演戏，兀自苦笑。人说警民关系是鱼水关系，但有时还要有类似中介的人沟通，这董所长，现在就通过我，传递还要抓人的信息，以威慑村民，更快地平息事态。
这面电话刚撂，老家的小四就敲门进屋了。虽然有七八年没见面，他又是五十好几岁的人了，但猛一见面，心底还是滚过一阵热浪，仿佛回到了青涩的当年。
小四还是大脸盘铮亮，一点儿褶也没有，看得出他心大，营养也足，这些年酒哇肉哇没少往肚里搋。端详他一番，又看看屋里的健身器械，我就感慨：“我是白锻炼这些年了，还是没你有力气。”小四就笑，透着当年的那种自豪。
小四的后面跟着一位，简直不敢相信，分明是小四的妹妹，当年我当民办教师教过的学生，可岁数又不对，一打听才知是小四的女儿。养女随家姑，更让我感叹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轮回。
小四就讲起花英被抓走的经过，我也不时插话，情况基本就是以前掌握的那些。讲完，他就哀求“六叔，想法快点把花英弄出来。她关里面我倒不掂挂，可家里缺人，咱家那小子，对就是你孙子，下个月结婚，被还没做呢！你从孙子也没人哄，就送他姑那了。
一下出来个孙子，接着就冒出个从孙子，我这辈分就直往上涨，真的是“危乎高哉”，一下把我弄懵了。好一番打听，才明白。原来小四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老二儿子，都结婚了。偏偏儿子脾气大，而那黑龙江来的媳妇也不让戗，扔下六个月的孩子，两人说着玩似的说离就离了。这边没辙，又找了一个，正准备结婚，家里就出了这事。再打听，就知道小四这些年过得不错，花五十多万买台半新的抓钩机，给女婿开，每年能看二十来万的利，他和女婿一家一半，只是钱不好要。他自己还是弄条船，赶海，捎带喝酒，每年也有三五万的收入。另外地里还有一千多棵葡萄，也能卖三万两万的。出来进去的，都开上自家的轿车了。
我就感叹现在形势的发展，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收入竟是我这个警察的两倍。正感叹着，突然就想到小四现在家里的困难，也成了我求情的一个条件，小孩没人哄，结婚的被褥没人做，等到了媳妇进门的日子，婆婆还在号里蹲着……现在可是和谐社会呀。
小四还要到看守所送衣物，存钱什么的，我就给熟悉的一位打个电话，让帮照顾照顾。接着就是例行公事，板起我这个警察叔叔的面孔，连小四带花英，开训，什么枪打出头鸟也不长个心眼，民不和官斗等等，另外，人家派出所还要抓人，训个云山雾罩。
没想到，这一训却把小四训乐了，一副当年的嬉皮笑脸，“六叔，你要是在村里，派出所头一个抓的就是你。”我一愣，想一想，也笑了。
小四还给我带点东西。死皮赖脸的，无奈就跟他下楼。在一边停着的轿车就开过来。开车的是小四的女婿，另外还跟来一个女的，询问是前院的邻居，来看花英的，带着一脸的淳朴。东西是一箱葡萄，一箱海货。葡萄没到日子，不太熟，都剪糟践了。海货是三号的螃蟹和海螺，螃蟹也不到时候，空。我估算一下价钱，就打定主意把那双带毛的警用棉皮鞋给他。心想，我还真得防微杜渐，不然的话村民的吐沫就能把你淹死。
星期二，小四打了两个电话。
星期三，小四打了一次电话。
星期四，小四又来电话，提供了新的情况，说村里先抓的那两个男的，关了二十九天，取保，人放回来了。我明白这人是没诉讼出去，或者派出所根本就没想诉讼，就是治一治村民，悬着心就放了下来，男的能放，女的就能放，看来派出所也不想把谁怎么样，是工作逼到这一步了。我就给董所长打了个电话，讲了小四家里的困难，说人能放就放了吧！
董所长仍然把口封得很严。
星期五的中午过后，我正盘算着花英被关的时间，董所长来电话了。董所长套了一番亲切，说到正题，就说本想关到二十九天，现在看政委老哥的面子，今天下午就取保把人放了，你老哥还得好好教育那花英，再不能闹了。
我连连保证，就像我是被刑拘的。
董所长又说，这进去才七天，又刚放了两个，跟局长都没法讲，你能不能跟我们局长打个电话。
我就说行。县局的局长是市局下去的，脸熟，有点面子。但此事以前没找过他，因为求了所长，就不好再求局长了，这也是社会的潜规则吧！现在董所长提出了，我就给县局的局长打了电话，人家还真了解这事，看来惊动不小。说了几句，同意放人了。
我又忙给董所长和小四打电话，告诉了情况。小四紧赶慢赶，终于赶在下班前，把花英从看守所领出来了。
我也长长地出一口气。日暮乡关，我知道小四和花英回到村里，也就把我这个六叔放到一边了。
哪知事情还有波折。第二天一早，我正在辽河公园遛弯，董所长打来电话，说要补办取保手续，昨天约好的，可现在我所长都到了，她花英人还没来，电话还关机了。
我就笑，说这两口子感情好着哪，七天了，也许晚上疯过头了，睡大觉呢。我给你催催。接着，我故作神秘地对董所长讲，给你提个意见，以后办案可不能全凭录像。咱侄媳妇花英，就是长得魁梧，说话粗声大嗓的，你给当成带头闹事的，冤案呐！你没看网上的大表哥，被判刑时还一脸的阳光灿烂，毁就毁在这脸上了。电话里的董所长也笑。
说到录像资料作为证据时，我的脑海里还真的灵光一闪。搁以前，说不定就会弄篇《试论影像资料作为证据之辩证》的论文，可现在没那个心情，再说有些东西写出来也犯忌。
家乡的污染呢，我没再问，也没人跟我说。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哪里发生洪灾，就想这雨要是下在我家乡多好。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洼地，一场大雨，地下水地上水就成为了一体，很快地入海，那污染也许就会消失。我祈祷着，幻想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结尾中那样的一场大雨，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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