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十年大海捞针

　　这是一封日本老人的亲笔信。

　　“吾名川本，年逾82岁。1945年前在贵国‘抚顺中学’读书，与当地同窗黎松兄要好。令尊系当年‘荣景洋行’的管账，很得日本老板的赏识，其子才有机会与吾同学。家叔时任煤矿高管，因欺压矿工激起众愤，恐遭不测，于帝国投降前携眷返回日本。启程时吾将装有若干邮票和文具的铁皮箱嘱托给黎兄保管，约定回国后再联系。谁知从此海各一方，日后恐株连好友不敢致信。直到贵国‘文大’结束后，才试着去函寻找，失联至今杳无音讯。吾已耄耋之年，残生无几，不知黎兄是否健在？…… 渴望了解黎兄近况，拜托拜托！” 

　　老陈读完川本的信，突然想起八十年代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刚刚签订不久，自己当政协委员时，曾接受过“中日友协” 转交的一项任务，也是寻找一位名叫“黎松”的抚顺人。当年边工作边寻访、打听，调查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后来政协和中日友协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这件事也就被撂下而渐渐淡忘了。

　　不过歪打正着，原本不懂集邮的老陈，就因为寻找黎松涉及到邮票，他便从此进入集邮圈。经常看邮展、听讲座、逛邮市、读集邮报刊什么的，一来二去竟然也喜欢上了集邮。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市邮协的活动骨干，在本市乃至省内集邮界小有名气。

　　老陈是在一次邮友聚会后，从邮协李会长手上接过这封信的。李会长对老陈说：“这是积压在省邮协的一封境外来信，由于不属日常的集邮业务，被放置有一段时间了。上周我到省里开会，他们才交给我，希望我们能协助处理一下。”

　　李会长又说：“协会里你刚退休有时间，又有活动能力。这件事涉及到中日关系，省里很重视。市协会考虑再三，认为由你去做比较合适。对了，你先根据材料琢磨一下思路，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再共同研究。” 

　　是的，市邮协会员老陈，上月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些天特别高兴。他说自己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今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看领导脸色了，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自己钟爱的集邮事业了。协会的一些活动，如集邮展览、邮识讲座和周末聚会什么的，他都积极主动参加，且冲在前头，乐此不疲，从中享受着无比的快乐。

　　读信得知，三十多年了，川本还没有找到黎松，而且还那么执着，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下子又勾起了老陈的好奇心与同情心——因为这里边与邮票有关，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呢。此刻他仿佛看到了一位异国老人期盼的眼神、颤抖的双手……

　　踌躇满志的老陈性子急、遇事也爱动脑，他同李会长大致交流了一下看法，初步确定了行动方案。最后决定由李会长坐镇指挥，安排懂邮史又常跑邮市的会员老马协助、公安局邮友王警官和民警小刘配合，组成一个临时调查小组，立即展开查寻工作。

　　时交仲夏，骄阳似火。老陈的心里也像着了火一样焦急。他与协会的老马先来到市档案馆，查阅抚顺解放前后的有关档案。旧中国日伪时期的抚顺，由于煤炭开采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居民的户籍管理很乱。1945年东北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抚顺，那些日伪残余，抓的抓、逃的逃，距现在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很多身历者早已作古不在了，调查找寻起来异常艰难。

　　忙起来时间显得特别快，转眼间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有用的信息只查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抚顺市区确有一家日本人开办的“荣景洋行”，位于新市街的“西七条通”，即今天新抚区西七路；而该商行后期也确有一位黎姓的管账先生，他是日本人的红人，但日本投降时不知举家搬到哪里去了。档案显示，当年黎先生育有一儿一女，长子黎松15岁、女儿黎柳10岁。此外就再也找不到其它有价值的东西了。

　　此外，老陈和老马还深入市文化收藏品市场和省城邮市布下眼线，暗中关注邮市里旧中国邮票的交易情况——如果这些邮票一旦流入邮市，则可顺藤摸瓜，或许会发现有用的线索。

　　几天后，老陈和老马又来到公安局，在王警官的协助下进行户籍调查。通过网络搜索，在全市几百万人口中，共找到九位名叫“黎松”的常驻居民。排除年龄、性别因素后，竟无一人符合要找的80岁以上的男性老人。

　　会不会人不在了呢？会不会迁移到外市了呢？会不会已经改名了呢？…… 老陈和老马反复分析、琢磨着。先作黎松老人仍健在的假设，那他不一定会迁移到外地——故土难离吗，或许是更改了自己的姓名。对，这改名的可能性较大！——老陈推断。

　　“黎松，黎松，……”老陈一遍一遍地默念着这个名字。突然，他一拍大腿：

　　“‘黎’姓特殊，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李’与‘黎’发音相近，而且是遍地常见的大姓，‘黎松’会不会改为‘李松’了呢？”

　　老马也觉得分析得有道理，他们重新上网搜索，结果竟然调出了23个“李松”！经过逐个筛选排查，条件基本相符的最后仅剩下三个人：市区两人、农村一人。但这三人中是否有要找的“黎松”呢？

　　接下来就容易多了。老陈和老马马不停蹄，先从市中心下手，在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配合下，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很快就将居住在市区的两位“李松”都找到了。可结果却令人失望：两位老人目前仍都神智清醒，据他们回忆说，自己都没有曾经做过“账房先生”的父亲，也都没有一个叫“李柳”的妹妹；而且两家都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本市农村迁入市区投靠孩子的。

　　就剩下住在农村的那位“李松”了。老陈决定暂停一天，回邮协向李会长汇报一下情况，梳理研究一下思路，然后再同老马下乡。

　　户籍里显示的张庄距市区不算远，公交车也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可当要成行时，老马突然来电话说老伴的心脏病犯了，需要照顾，脱不开身。老陈只好自己独自前往了。

　　

2、农家院频遭黑手

　　张庄车站旁有个小卖店，老陈下车后买了些水果、饮料什么的，顺便打听一下李松家的位置。然后很顺利地走进了一个坐落在村头山根、收拾得很整洁的农家小院。

　　小院不大，院内台阶下长着一棵绿荫如伞的梨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树下躺椅上乘凉；一群鸡鸭悠闲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看来这位老人就是要找的“李松”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掮起身向门口张望。老人的儿子小李——一位中年壮汉走出来迎接，他客气地接过老陈手里的水果，顺便将老人介绍给客人——证实了老陈的揣测。

　　老陈自报姓名，正准备向老人问好还没等开口，老人便不耐烦了，气哼哼地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我也没有什么狗屁邮票，你走吧，让我安静些！”

　　老陈一愣——他怎么知道我要找邮票？听他的话音，好像此前有人来过，那是谁呢？他来干什么？竟然让老人如此反感？

　　老人的儿子似乎对老陈有些好感，他转身进屋拿出一个方凳，放在老人身旁，又开启了两听矿泉水，示意老陈坐下，然后和蔼地说：“我爹老了，过去的事已经记不清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打扰他了。”又说：“昨天你们不是已经来过了吗，怎么今天又来了？”

　　“昨天？昨天谁来了？是些什么人？他们来干什么？”老陈很诧异，睁大眼睛一连串问了几个问题。

　　“是这样，昨天上午来了两男一女，年纪大的和您差不多，年纪小的约50来岁，大黑个子、一脸横肉；那个女的好像和他是一家的。他们一进门还没说上几句话，就逼我们交出什么‘日本邮票’。并说若是不交，就到公安局举报。我们哪有什么‘日本邮票’啊？真是莫名其妙！”

　　老陈听罢，一头雾水，顿觉蹊跷——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灵机一动，决定先不动声色，赶忙岔开话题解释说：“对不起，你们弄错啦，我不是要找什么邮票的。只是退休后闲着没事儿，下乡旅游的。顺便拜访一下各地的老人家，收集一些风土人情、历史传说什么的——因为我业余喜欢写作和摄影。”老陈边说边拿起相机晃了晃。

　　那李松老人见状情绪似乎好了些，慢慢地说：“我们都是些普通的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历史传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说着摆摆手就要回屋里。

　　老陈与老人儿子搭手，将躺椅与老人一起抬进屋里。

　　见老人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老陈向老人儿子小李请求：“我能单独同老人说几句话吗？时间不会太长，说完就走。”

　　“那好吧。”小李出去忙活去了。

　　“老人家高寿了？”老陈往老人近前凑了凑。

　　“虚度八五。”老人的口齿伶俐、耳朵一点儿也不背。

　　“身体还好吗？”

　　“朽木一块，谈不上好了！”其实老人很慈祥，也很健谈。

　　老陈一听，这根本不像没文化的农村老头，能听懂“高寿”，又能说出“虚度”、“朽木”词汇的，肯定是读过书、有文化的人。但他是“黎松”吗？是川本失联70多年、政协和邮协都在寻找的那个抚顺老人吗？可现在除了年龄特征相符外，其余的该如何问起呢？

　　老陈觉得，如果这时直接去问，非但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倒容易引起老人的反感。你想啊，能将自己祖辈传袭下来的姓氏都更改了，那得有多大的变故和勇气啊？一旦谈僵了，下一步可就不好办了。于是老陈决定先假设他就是“黎松”，但要避开姓氏、邮票等敏感话题，找一个轻松、边缘的谈话角度切入，慢慢地进行试探，再寻找恰当的时机亮出底牌。

　　“您老人家小时候上过学堂吗？”

　　“哦，没有。”很显然老人在故意掩盖。

　　“那您老是张庄的老户吗？”老陈进一步试探。

　　“不是。我们是从外地搬过来的。”

　　“哦，那原籍在哪呢？”老陈马上追问道。

　　面对老陈的步步追问，老人显得不高兴了：“你查户口啊？问这些干嘛？”

　　“对不起，我只是顺便问问。”老陈把矿泉水递给老人，自己也拿起一听，喝了一口。

　　“那像您老这把年龄，一定经历过日伪时期吧？见过日本人吗？您老恨他们吗？”老陈开始反守为攻，借以观察老人的反应。

　　只见老人一愣，但马上又平静下来，顺口说道：“日本人侵占咱抚顺四十年，掠走了大量煤炭资源，还欺压咱矿工、百姓，谁不恨呀！”

　　老陈一看有门儿，便单刀直入地问道：“老人家，七十年前在抚顺有个名叫‘川本’的日本人，您老认识吗？”

　　“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川本’？”老人突然显得兴奋异常，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老陈凝神注视着老人的表情，觉得应该没错，他就是“黎松”！这回该是“亮底牌”的时候了。他缓慢地从怀中掏出那封信，双手递到老人面前：“先请您老看一样东西。”

　　老人接过信，凑到眼前慢慢地读着——这哪像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继而老人双手开始颤抖，接着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川本啊，川本，七十年了，难为你还记得我！……”

　　老陈见状，心里豁然一亮——他果然是我苦苦找寻多年的“黎松”老人！也证实了自己改姓名的推断是正确的。他兴奋之余，觉得应马上向李会长汇报，同时也让老人平复一下思绪，便以赶公交为由告辞，临走又嘱咐老人说：

　　“这封信我还要带走，有些事先不要向任何人讲。等我向领导汇报后再来看您，有事让你儿子给我打电话。”然后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就匆匆返回市内了。

　　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老陈当然很兴奋。第二天，他来到市邮协，把调查的进展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李会长做了汇报。李会长听后也很高兴，肯定了他的工作，祝贺他破解了尘封30多年的积案。又打听了一些细节，然后说：

　　“正好，昨天刚接到日本发来的电传，说川本老人已于前几天去世。其子已将川本的一份遗嘱速递过来，其中有关于邮票的内容，让我们注意查收。我觉得这份遗嘱会与我们查找留在抚顺的邮票有关，说不定对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有用，请你留意一下。”

　　就在这时，老陈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老陈一接，原来是李松儿子小李从市医院打过来的。说那个黑大个昨天又闯入他家索要邮票，爹爹受到惊吓正在住院。老陈感到事情不妙，同李会长打了个招呼后，便约了王警官和小刘立刻直奔医院。

　　病房内，李松儿子小李正在削苹果，半倚在床上的老人已经基本恢复气色，正在闭目养神，但明显不如前几天精神了。

　　老陈等人问候寒暄过后，听小李述说着事情的经过。

　　“昨天上午，黑大个和那个女人又突然闯入我家。他们一口咬定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日本人投降时将一箱子邮票窝藏在你家。解放后国家一直在到处寻找，这是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你们藏匿不交这么多年，属于罪大恶极，是要治罪坐牢的！’”

　　小李把削完皮的苹果递到老人手上，继续说：“他们先是进行威逼和恐吓，我爹说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他们却不依不饶，逼问不停。接着就动手在屋里屋外乱翻，我爹上前阻拦，黑大个竟然出口不逊，还把我爹推倒在地，气得他喘不上气来。折腾了一阵子后，没有找到什么，他们就气呼呼地离开了。临走时还说‘不算完，过几天还来！’”

　　老人接过儿子的话把儿，补充说道：“他们也说是代表什么组织来的，但我看他们那蛮横无理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简直是一伙强盗！”

　　王警官接着又问了一些其它情况和有关细节等，小刘在一旁认真做了记录。然后安慰老人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此人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现又负案在身，公安部门正在通报缉拿他。嫌犯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益，不过请您老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抓住他，为您老伸张正义。”

　　民警小刘也补充说：“居民的财产和家居安全是受法律保护的。再遇到此类情况，要先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保存好有关证据，要学会保护自己。……”

　　由于还有其他案件需要处理，两位警察安慰了李松父子二人后，便起身告辞了。

　　两位警察走后，老陈越发感到奇怪：为什么黑大个两次都十分准确地错开时间，在我们之前来到李家？为什么他们这么肯定地说李家藏有邮票？他们的信息从何而来？难道这背后……

　　李松老人擦去腮旁的泪水，握着老陈的手，欲言又止。看样子老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但老陈觉得现在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合适，再说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为了让老人安静休息，他安抚说：

　　“您老不必着急，先在这安心养着，有些话等出院回家后我们再好好聊。”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上午，老陈就收到了速递公司的快件。

　　川本的遗嘱篇幅不长，歪歪扭扭、断断续续的，内容也比较简单。他先倾诉了对黎松的思念之情，又批判了那场战争，接着提起自己晚年加入“日本邮趣协会”，时时想起留在抚顺的那些邮票。

　　“……，吾已不久于人世。但一直觉得那个箱子一定还完好地保存着，吾深信黎兄的真诚。假如那些邮票还在，那就委托黎兄及其后人将其捐献给贵市邮协吧——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中国的。随函附上我保存了七十多年的开箱钥匙。此乃一位曾经生活在抚顺的一个日本老人的最后一点儿心愿！……”

　　老陈读着读着，竟情为所动，不由得肃然起敬起来。他突然又觉得自己此刻应该做点儿什么——对，得赶快见到李松老人，向他转达川本的遗愿！

　　李会长提醒老陈，要约上老马一块儿去医院看望李松老人。可老马在电话里只关心那箱子邮票的调查进展，又推辞说老伴卧床离不开云云。老陈只好和李会长带了一些水果，一同来到医院。但见小李已经整理好物品，正等着向老陈道别，准备出院呢。

　　“老陈啊，你们都挺忙的，又破费买水果。我已经好了，呆在这儿也不习惯，怪想家的，……”老人首先打招呼。

　　老陈把李会长介绍给李家父子，然后扶老人在床沿坐下来，问了问身体恢复情况。

　　小李说：“我爹昨天就闹着要回家，我强留住了一宿，同他说您今天一定会来，……”

　　老陈见老人执意要出院，也就顺其话头说：“也好，那就回去休养吧——哪儿好也不如自己家好啊！噢，对了，我负责安排车，然后和李会长一起送您老回张庄。”

　　“好啊！那到家后你们就都别走了，晚上陪我喝几盅！我正好想给你们这些退休旅游的，讲讲‘风土人情、历史传说’什么的！”老人兴奋起来——他的神智还是蛮清楚的，竟然一下子提起前几天刚见面时老陈顺口编出的话题。

　　老陈笑了：“你老真幽默！”说罢给王警官拨了个电话，请他立即开车过来，有紧急事情。

　　很快，王警官驾驶着警车载着李松父子、老陈和李会长，出了市区，平稳地向张庄驶去。

　　轻车熟路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老陈和小李搀扶着老人下车走进房间。全家人都热情地挽留王警官吃了午饭再走，王警官说还有任务：“再说我们有纪律，班内时间不允许喝酒。今天有李会长和老陈留下，替我敬老人家一杯！日后我会专程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刚送到大门口，小李突然对王警官等人说：“快看，那辆轿车又来啦！”

　　大家顺着回来的方向看，一辆黑色轿车由远及近向村里驶来，越来越近。老陈赶忙抄起相机，迅速按下了快门，记下了车牌号。

　　小李肯定地说：“没错，这就是黑大个开的那辆车，他们一定还是冲着我家来的。已经来过两次了，错不了！”

　　说话间，那车好像发现有一辆警车停在门口，还没等靠近李家，就慌忙调头返回，很快就没了踪影。

　　“不用着急，跑不了他！”王警官说罢，立即往回拨了个电话，部署了堵截，然后驾车追了上去。

　　

3、说往事真相大白

　　一袋烟的工夫，一桌丰盛的农家酒菜就摆了上来。李会长和老陈把老人家请上了正座，然后分坐两旁，和其他家人一起众星捧月般，为老人压惊、祝福，边吃边聊。

　　一开始老人家无非说些社会好、政策好，只要肯动脑出力，在哪儿都能生存、都能发展等等。大家也都恭敬地听着，谁也没有插话。

　　酒过三巡，老人突然严肃起来，自己先带头斟满了酒杯，然后庄重地说：“孩子们，今天咱家没拿李会长和老陈当外人，有些往事在我心里快埋藏一生了，也应该让你们知道了——我不想把它带进棺材里！”

　　桌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放下碗筷，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家，认真地听着。

　　“咱家本姓黎，黎明的‘黎’，我叫黎松，你姑姑叫黎柳，原籍山东临沂。民国年间，你奶奶病逝后，你爷爷既当爹又当娘，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过得很苦。后来看到了一份抚顺煤矿的‘招工广告’，就用一根扁担挑着我们兄妹俩闯关东，来到抚顺混碗饭吃。

　　“到抚顺后，由于你爷爷聪明能干、脑子机灵，被日本人相中。先在“荣景洋行”当跑腿，后来边干边学，竟当起了管账先生，很得日本人的赏识。因此我才有机会进入位于洋行附近的、专供日本人子弟就读的‘抚顺中学’读书，就这样我结识了同窗川本。

　　“川本的叔叔在煤矿管事，很有权势。他把十几岁的侄儿带到抚顺，准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可小川本心净无邪、友善勤奋，除了学习功课外，特别喜欢收集‘印花’——就是寄信用的邮票。他的叔叔经常带着他坐火车去南满铁路沿线的奉天、旅大和营口等地游玩，每到一处他们都依仗权势，半索半购地弄到一些邮票回来。川本很是得意，经常拿出来同我一起欣赏。可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但那却是川本的最爱，将其装到一个小铁皮箱子里锁上，不让任何人碰。

　　“民国三十四年‘八一五’前夕，川本叔叔好像知道了日本将要战败投降的结局，提前携家眷撤离抚顺，匆匆忙忙返回了日本。临行前轻装简从，川本把视为珍宝的铁皮箱子委托给我保管。他说叔叔带了好多东西，因时间紧行动不便，不让他带走自己的箱子；还说等到了日本后再写信联系。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含着眼泪的，那种依依不舍的表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川本走后不几天，国民党军队就进驻了抚顺，接管了煤矿、商店等。当时凡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统统被抓起来，杀的杀、关的关。你爷爷见势头不妙，头脑一转，带着我们扮成难民，连夜弃家逃亡。趁黑出城后，一路向东南偏僻的山沟里摸去，足足不停地走了一天两宿，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落脚在这块儿了。”

　　老人停了一会儿，喝了口水，望了望窗外继续说：

　　“那时的张庄只有十来户人家。随便在山脚下刨一块地就能长庄稼，吃饭不成问题。就这样我们改姓‘李’在此住了下来，直到民国三十七年抚顺解放。土改那年，由于我家的土地多，生活比较殷实，被划定为‘中农’成份。村里人只知道我们是从外地逃难过来的，并不知道我家的真实情况。在张庄定居下来后，我们就彻底尘封起了往事，也很少回市内，生怕被别人认出来。

　　“年复一年，生活虽然平淡，却也平安无事，同乡邻们相处得也比较和谐。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娶妻生子、你姑姑也嫁到外村了，你爷爷也一天比一天老了。就在这时，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处喊口号抓坏人、批倒斗臭的。张庄那些原住村民都几代居住于此，祖上几代都相互了解，唯有我家是‘外来户’，自然躲不过去‘造反派’的排查。”

　　老人家的神智很清晰，记忆力也很好，而且表述得相当准确得当。他接过儿子递过来的杯子，呷了一口水，接着说：

　　“那年，你爷爷怕我挺不住说走嘴，再三叮嘱让我一口咬定是从山东搬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山东口音，这错不了；但要问具体是什么地方，你就说自己年纪小记不住了——爷爷是怕他们去临沂外调，顺杆儿一查肯定会露馅的。

　　“见不招供，‘造反队’完不成上方交给的抓坏人指标，索性就将你爷爷定为‘历史反革命’抓起来凑数。白天带上尖帽、挂上牌子，批斗游街；晚上还经常挨打，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可怜七、八十岁的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久就去世了，但他至死也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他清醒地知道一旦露馅，自己被定罪判刑事小，一定还会牵连儿女，影响后人的前程。”老人擦了擦眼泪，继续说：

　　“你爷爷死后，我们更加处处小心翼翼，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哪敢同那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来往，是要划清界限的。我们也只能老实本分地种地、打柴，自食其力，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之事。”

　　

4、铁皮箱重见天日

　　“那川本的箱子呢？”儿子小李显然是等不及了，插问了爹爹一句。

　　“噢，我这就说。那箱子有现今普通拉杆箱那么大，当年被我用破被套包裹起来，偷偷带了出来，连你爷爷都不知道。‘文大’时，我怕被红卫兵抄家发现，将它埋了起来，总算躲过一劫，不然麻烦可就大了。

　　“其实，我早已把这些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本以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等我一死这些事就都烂掉了。可谁知前些日子来了一辆黑轿车，那个黑大个，还有那个带眼镜的小老头，软硬兼施，非要我交出箱子。我始终弄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等等，您老再说一遍，那‘带眼镜的小老头’，是不是很瘦？……”老陈突然有了新发现，打断老人的话题，问了一句。

　　“对，很瘦小，但很精明，说起话来有板有眼的。那天一提起箱子的事，他就急不可耐地问：箱子在哪里？里面装的是哪些邮票？一共有多少？有什么什么票吗？给我都问懵了。”

　　“哦，是这样。……喔，没什么，您老继续说。”老陈同李会长交换了一下眼神，点点头，两人的心里都有数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也许是天意、是命运，让我在临死之前，把这个埋藏了七十多年的往事抖落出来，公之于众。虽然没有了遗憾，但我又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困惑的是一旦坦白了真相，会不会因为我们隐瞒了这些历史问题，而重遭厄运再次被打破宁静的生活。说实话，这些日子，你们一拨又一拨地造访、接二连三地追查，真让我真假难辨、进退两难！

　　“不过，通过几天来的观察分析，我的心里开始透亮了——老陈、李会长，你们都是好人，是应该信赖的。不然的话，我是不会留下你们，让你们来听我家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往事的，让你们见笑了！不过我还是不放心，不知如今还会不会像‘文大’那样，抓人定罪？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隐姓埋名带着孩子们混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也不知到这个‘罪’该怎么个定法？”

　　李会长赶忙安慰老人：“放心吧，老人家。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况且那都是历史造成的，不是你的过错。您当年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出身自己是不能选择的，命运也不容自己摆布；况且你又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儿。……”

　　“啊，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老人又落泪了，他颤微微地端起酒杯：

　　“哎呀，光顾说话，菜都凉了！孩子，去热一下。李会长、老陈，来，咱们喝一个！”

　　“少喝点，老人家，保重身体啊。”老陈提醒。

　　“没事的，我今天很高兴！”老人放下酒杯，擦了擦腮边的泪水，接着说自己的故事：

　　“我说，老陈啊，你说那些旧邮票早就作废了，还找它有什么用？川本这老东西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喜欢什么不好，偏偏爱摆弄那些玩意儿。”

　　老陈见老人逼近主题了，便简要地解释了一下集邮的意义和老邮票的价值。又特别重点介绍了解放前东北地区的币制与关里不同，邮政主权又经历了大清、民国、伪满和解放区等多个阶段，邮史状况相当复杂。而各阶段的邮票作为历史的见证，是难得的文物；在如今的收藏领域也是很好的艺术品和收藏品，是有一定价值的。听得大家睁大了眼睛，忘记了夹菜。

　　“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那黑大个和瘦老头三番五次地来寻找呢。”小李恍然大悟。

　　老陈抓住时机，从怀里掏出今天上午刚收到的川本遗书，双手递给老人说：

　　“老人家，有件事原本不想这么快告诉您——您老刚刚出院，但我们认为您还是此时看看比较合适。”

　　老人展开川本的遗书，读着读着，终于控制不住了。只见他先是双肩耸动，不断地擦拭着泪水，继而低下头抽泣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将遗书交到李会长手上，又颤微微地站起身来，端起盛满酒的杯子，踉踉跄跄地走到屋门口，哽咽地说：

　　“川本啊，我的好兄弟！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再等我几天啊！”说着将杯中酒泼洒在门口的青石板台阶上。

　　全桌人都站了起来，老陈和小李一边一个搀扶着老人，生怕他跌倒，劝他回席。可老人突然止住了抽泣，挺了挺腰身，目光直怔怔地望着脚下的青石板，用命令的口气对儿子小李说：“孩子，去，拿镐头来，把这块石板揭开！” 

　　很快，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一个用油布左三层右五层包裹的、锈迹斑斑的铁皮箱子出现在大家面前。…… 

　　就在这时，王警官打来电话，说那辆黑色轿车已在进城之前被成功拦截，黑大个已被抓，并供出是市集邮协会的老马暗中提供的信息，现正在找老马取证。

　　——真不出所料，老陈和李会长终于明白了，这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过一会儿，我们带嫌疑人去现场取证，请你们等着。”听到王警官在电话里的补充，又引起大家的一阵兴奋。

　　放下电话，老陈对李松老人说：“这下好了，箱子出土、嫌犯落网，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这里核对案情，给您老一个说法。”

　　老人又捧起川本遗书，激动地说：“那就按照川本的临终遗愿，把这些东西捐献给国家吧！我也不用再偷偷摸摸地埋藏了。”

　　“好！我们同意并尊重川本和您老人家的意愿，准备再举行一个隆重的捐赠仪式，并邀请有关部门参加，来见证与接受这批重要的文物。”李会长衷肯地说：

　　“您老用了毕生时间，冒着巨大风险，为国家将这些文物妥善保存这么多年，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是有功劳的，家乡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

　　老陈也思考了一下，接过李会长的话题，建议说：“我想这样：咱们先给川本儿子发个邀请函，告诉他先父遗物尚在，再请他来抚顺亲自进行捐赠。大家看这样好不好？”

　　“那可太好了！这样的话，箱子今天就不要打开了，等日本朋友来抚后，让他亲自开箱。不过这箱子得请你们先带走，放在我这儿不安全。”老人拍拍箱子做出了决定。

　　“箱子我们可以带走，但这开箱钥匙和遗书就暂请您老保管。”李会长将遗书和钥匙交到老人手上，转身看着老陈。

　　“我同意！还是会长想得周到！来，我们共同干杯！”老陈显得很激动。

　　太阳转西，阳光斜射。李松老人家里像过年似的，欢声笑语，谈兴愈浓——李家从来没有这么喜庆过。

　　老人侧过身，将遗书和钥匙放到铁皮箱子上，思绪万千。他像是在同老朋友对话：“川本啊，当年老弟的一个嘱托，竟让我偷偷埋藏了七十年；我的一个承诺，也让老弟苦苦等了一生。如今已时过古稀，世道大变，中日友好。但今天的孩子们能理解我们的过去吗?

　　“川本老弟，你说得对，这本是中国人的东西，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吧。你在世时未能亲手捐赠，那就让你的儿子，还有我们共同来完成你的遗愿吧。请你在九泉之下放心吧！……”

　　“嘀嘀——”两声车笛，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窗外。两个警察押着黑大个还有那个瘦老头，走进了院子。

　　“对，就是他们！”李松老人指着黑大个激动地说。

　　老陈等人赶忙迎了出去。那带眼镜的瘦老头一见到李会长和老陈，无地自容地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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