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右手托着腮帮，将脑袋斜倚在车窗上望向窗外。景色不断变换，从山峰到田野，再从田野到山峰，不变的唯有白茫茫一片雪。远处低矮的房屋与树木被积雪所盖，变得模糊难辨，仿佛整个世界都转过身去，留给了我一个背影。凝望着这些犹如电影闪回的景色，我脑海中禁不住浮现出和父亲相处的画面。

　　说实话，这种画面不多，像一幅幅速写订成的画册，粗狂的线条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主体只剩轮廓。这些画面非但没有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令我印象深刻，反如同保存不当的胶片一样日渐模糊。尽管如此，车轮咬着铁轨发出的咣啷声像是一首眠歌，还是将我拉进了往事的迷梦里。

　　能追溯到的第一页是我四岁左右，搬家时的场景。父亲把它的“宝贝”们装在一摞摞大纸壳箱中，一一编号并反复核查，但最终粗心的三轮车夫还是弄丢了一箱。我记得极为清晰的那一幕，是父亲怒不可遏的斥责，以及他在盛怒时都毫无表情，仿佛木雕般僵固的脸。

　　父亲的“宝贝”，是成捆的、一期不落的各种杂志和精心裁剪的剪报本。从儿时起，他就成天躲在房间里，收集剪报和杂志，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似乎剪报本和杂志中才是他真正的世界。与大部分读迂了的书生一样，他不知如何与人相处和交谈。听他说话，就像听机器人在念新闻联播，语调平、用词死，说不出的别扭。可一旦聊起某一条报纸上的消息，他就会突然变得很有精神，连珠炮般说道：“据某某日报某某记者某年某月某日讯……”然后他的嘴巴就突然变成了一顶能让观众目瞪口呆的魔术帽子，相关的新闻噼里啪啦地飞快从中倒出来，语不加顿，一气呵成。

　　可他的交谈是单向的，从不需要别人应和，更不曾略作停顿观察一下听众们的反应。无论从眼神、肢体还是语言上，他与别人的交流都是零。说是交谈，莫不如说他在做演讲或在给别人上课更恰当。只要他一谈起报纸，别人就甭指望能打断，再有耐心也盼不到尽头。可他却觉得这种谈话热烈愉快，就好像一个牧师刚做了一场布道似的。

　　没有人愿意与他深入接触。可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这样一个博闻强记的“移动百科”作用很大。明天停不停水？养老金何时调整？银行涨息涨了多少？他有问必答，而且消息准确详尽，保准你满意。只是，当你听足了你想要的，你得学会喊停。邻居眼中的他是一个刻板古怪的老学究，他们需要他，却又疏远他，畏惧他，却又耻笑于他。

　　不难理解，以父亲这种性格，是找不到对象的。奶奶安排父亲相过几次亲，可他三句不离报纸，用不上两分钟女方就会找借口匆匆走掉。在爷爷奶奶对他的婚姻几近绝望后，有亲戚把我妈妈介绍给了家里。妈妈是农村人，左手无法高举，因为她小时候爬上屋顶晒豆角的时候不小心跌了下来，之后又因贫穷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没离开家之前，我陆陆续续从亲戚的家常与闲话中听到了父母是如何决定了终身大事：在部队当官的爷爷趁休假时看了看我妈的照片，询问了一下对方的人品与家境，沉思良久后，叹了口气说：“就她吧。”

　　婚后，在爷爷的安排下，妈妈进了一家国营钢笔厂工作，是个让人眼红的好差事。而我的父亲，除了剪报和背书啥也不会干，最后勉强进了市图书馆，倒也算人尽其才。那点微薄的工资全被他用来购买各种书籍、报纸、杂志，妈妈的工资一臂擎天，日子捉襟见肘。几乎每次回家，奶奶都要偷偷往妈妈手里塞钱。

　　至于我呢，眼瞅着就三十二岁了，从十七岁起就漂泊在外，独自一个人。

　　其实幼年时，我与父亲的关系十分融洽。他每晚都会给我读上一些报纸，小小的我听他念着各种奇闻异事，睡得总是又快又实。我认识的第一个词叫人民日报，记住的第一个人名叫艾丰（当时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会背诵的第一个段落以“本报讯”开头，会哼的第一个曲子是新闻联播的前奏。我会把前一晚听到的故事在第二天分享给小伙伴们，赢来了一个“故事家”的绰号。天天与报纸为伍，刚上一年级的我就识字极多，老师亦对我百般喜爱。我知道这些都归功于我的父亲，时时以他为傲。

　　我最后一次在半命题作文《我的_____》中填上“父亲”是小学3年级。此前，渐渐长大的我已经隐隐约约注意到了父亲的古怪，只不过从未深究而已。

　　初夏某一天，我落后的家乡出现了一种新鲜玩意儿——观光电梯，就建在气派的新商厦里。开业那天，妈妈在家忙着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我便央求爸爸带我去。

　　二十二层楼高的观光电梯，带给一个孩子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把小手和脸蛋儿都紧贴在玻璃上，看着下面街道上骑自行车的人变得像小小的蚂蚁。然而这兴奋劲儿还没过，站在我身旁的父亲就惹祸了。

　　他突然捅了捅站在他前面的，一个体态臃肿、烫着褐色大卷发的中年妇女说：“你好，我想告诉你，你的裤子破了一个洞，里面的红色内裤露出来了，你应该把它换掉了。”

　　全电梯的人目光齐齐望向这两人，哄地都笑了。中年妇女恼怒地转过身，脸已经成了酱茄子。父亲又接了一句：“你别看我，赶快看看内裤，或许从你自己的角度看不到，你应该找个镜子照照……”

　　有人已经乐岔了气，而那妇女怒不可遏地，用她那老生姜般的胖手掌狠狠地扇在了我父亲脸上，声音比电梯开门时发出的叮一声更清脆。这妇女又补全了一个“左右开花”，大骂一句“流氓！”，捂着屁股跺着脚匆匆离去。

　　笑声仍不绝于耳。几个穿皮夹克和喇叭裤的年轻人调笑道：“大哥你行啊，长成这样儿的你也舍得调戏！不嫌弃啊！”说完又是一阵放肆地狂笑。

　　而我的父亲揉着红肿的双颊，喃喃说道：“我只是提醒她裤子破了……”旁边的我不知羞得还是惊得，嗓子都已经哭哑了。

　　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越长大，越能感到与父亲出门时很丢脸。有一次，忘了不知何事，他又被陌生人骂：“你有病啊！”他竟然回答道：“是的，请问您是医生吗？我最近气管确实不好，总咳嗽……”而学精明了的我早已知道，遇到类似情况就飞快地把他拉走，让他多说一句，没准儿就多丢一句的人。“不可理喻！”我翻遍字典翻出这个词儿，恨不得拿白纸大字写下来贴在他的后背上。

　　没等小学毕业，我已经基本不和他说话了。

　　刚上初一不久，我闯祸了。体育课结束时，我意犹未尽，颠着足球走进教室，球眼瞅着要掉了，我不由自主地使劲踢了一脚，高高飞起的球“砰”地砸碎了讲台上方的日光灯管，吓得旁边的女生大声尖叫出来。

　　而正站在讲台上准备教案的返聘老教师——外号“母夜叉”的，脸色铁青地目睹了全过程。

　　于是我有幸被邀请同家长在第二天一起参观教师办公室，外加参加“母夜叉”为我准备的“特别课程”。

　　说起孩子人人畏惧的“母夜叉”——我少年时恨之入骨的梦魇与恶魔，长大后的我已经明白了她是多么优秀的一位教师。1983年某天傍晚，全校除了校工，只有她留下两个当天犯了错的后进生做单独辅导。不料当天洪水冲开了偷工减料的劣质坝堤，很快涌进了岸边的校园，老教师没有独自逃跑，而是把讲台推到墙角，自己站在上面，再用后背顶起一张课桌，让两个孩子爬到上面，双手牢牢抓住了课桌腿。半个小时后救援官兵来到，“母夜叉”站在齐胸的洪水中已经昏迷，双手仍牢牢抓住课桌腿不放，十只指甲掀飞了九个，两个哭抽了的孩子平安无事。

　　早已是全国优秀教师的她又被树立为全国典型，连央视与新华社的记者都扎堆儿往这小城里涌，过年时小旅馆都没有那样爆满过，我们市自市委书记到水利局局长皆被一撸到底的官场大震荡反而没人关注了。后来搬迁至市内的新校园里，有这位老太的半身塑像，好多人怀疑，那样瘦弱的老太是如何在洪水中完成了这一壮举，怀疑这切实发生的故事是不是以讹传讹的夸张。

　　虎符加身后，本就身正影直的老太更是一身正气澎湃，连空降的新市委书记的儿子犯错，书记都被强行传唤到了学校并被骂成了猪头，书记当时强忍怒气，反驳不得的尴尬样子之后就成了不少教师口中的笑话。

　　当时，在乡下的姥姥身体不适，妈妈回乡照顾去了。我极不情愿地领父亲进了校园，而正是后来那一场天雷撞地火的对话，彻底毁掉了我的少年生活。

　　办公室内，这个小老太坐在椅子上，脑袋才能达到父亲的胸腹，显得更加矮小，但她不用拍桌子都能显露出来的强大气场，却让我低头搓着衣角，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几分钟后，“母夜叉”训累了，把目光抬向我的父亲，却诧异地发现他的眼神笔直地越过了她的头顶，茫然地探向窗外，那里仅有一排光秃秃的白杨，以及白杨后空无一人的操场。他似乎一点儿也没在听“母夜叉”的话。

　　这种态度在能让市委书记都退让三分的权威面前无疑是种侮辱。刚顺上来一口气的“母夜叉”重新又变得怒不可遏，“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义正言辞地说道：“李存书的爸爸，我们在讨论关于你儿子的情况，你就是这样的一副态度吗？你到底在不在乎你儿子的前途？我现在想跟你说说教育的责任问题！”

　　父亲接话了，一开口就让这位老太太彻底傻了眼：“老师，我在听你的话，从第一句到现在你说了12分钟，但我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你让李存书把我叫来学校，又让我干什么。”

　　“干……干什么？他打碎了日光灯管，在教室里踢球！当着我的面儿！他眼里还有纪律吗？还有我这个当老师的吗？你明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儿子一点规矩没有，一点家教没有！难道这还不够严重吗？”“母夜叉”气越喘越急，声越拔越高，话却越来越结巴，连手指都失态地指向了我的父亲。

　　父亲依然没有把头转向她，依然那样面色冷漠，仿佛不管不顾不在乎地看向窗外，依然用那样平淡僵硬的语气说道：“我明白了一点，他损坏了公物，我赔日光灯管的钱。”

　　这已经不是火上浇油了，简直是沼气池里放鞭炮。“母夜叉”终于抛弃了所有的修养、体面和风度，尖叫着破口大骂：“好，好！赔钱，赔个屁！我说的问题是让你赔钱吗？也许你是有俩臭钱，那也是改革开放了你沾得光！了不起吗？李存书，看看你爸那目中无人的样儿！你们俩都一点规矩不懂！一点礼貌没有！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点儿不假！我算找到根儿了！”

　　已有其他老师见势不妙想上来劝阻，可我的父亲又接话了：“老师你说的很多意思我还是不理解，但有一句话我明白，之前有人给我解释过。我也来为您简单讲一下，李存书很像我，是因为从遗传学上讲，父子之间会依靠一种学名叫基因，英文简称DNA的东西来传递相貌、身材等生理信息。据新华时报1985年7月16日A1版讯，我国中科院基因小组已经正式加入了基因组计划，这代表着……”

　　反过来受了这些“教育”，“母夜叉”已经不再会言语了。我看到她脸上那密布的皱纹仿佛都因暴怒而泛起了红光，突然间，她整个身体痛苦地委顿了下去，在椅子上摊成了一滩软泥；她双手直捂着胸口，青筋尽起，却连解开衣领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脸色瞬间变成酱紫，连口中不断呢喃的“无赖！”“流氓！”也都走音走形了；只一刹那，她已是出气多进气少了。

　　办公室立刻炸了锅：“快！快！速效救心丸，隋老师心脏病犯了！”“水，谁拿水来！”“打120，电话呢？打120！”“小兔子崽子王八蛋，隋老师让你们俩鳖犊子气出点好歹来，看我不剁了你！”

　　有两三个老师扑向了我们，被其他人竭力拦住了。我早已吓得大脑一片空白，趁着混乱，又一次习惯性地，拉着父亲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我逃走后，“母夜叉”被送到了医院，大夫们几番抢救才把她从阎王爷手里拽了回来。老太太调养了数月，精气神儿恢复得还不错，只是，再也不肯回校执教了。“退休后我又带了三届学生，这是第四届了，我为党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鞠躬尽瘁，蜡炬成灰，真的干不动啦！再说，我家孙子还没人带呐！”听说“母夜叉”撂下这句话，就把教育局局长、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连人带水果加营养品一招儿请出了门外，再也没给他仨开门。校长回去把这消息一传，不少冲着她而来的家长到学校闹，不少老师都哭了。

　　我的爷爷卖尽了老脸才让我留在这所全市最好的重点初中继续念书。电话里，爷爷的旧日门生，教育局副局长连连叹气着说道：“老营长——您这次可真惹到不该惹的主儿啦！不过话说回来——哎，算啦，过去吧！”

　　尽管免于被开除，但“母夜叉”事件引得包括我班主任在内（那也是她的恩师）的一众以她为偶像和信仰的教师们同仇敌忾，我被单独调换到了教室左后角，与垃圾桶坐同桌，就像苏武一样被放逐了。老师们高昂且毫不遮掩的敌意很快感染了同学们，没人再亲近我，坏小子们甚至会故意把纸团、果核、鼻涕纸、臭鞋垫丢到我的脑袋上，还不停怪叫着：“哟，哟，又让垃圾桶给弹出来了哟！”老师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越发变本加厉，垃圾桶成了我的新名字，没人再喊我的旧名。不堪屈辱的我蹦着高儿与他们打架，一个人，对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七八个人，乃至所有男生。我哭泣着，咆哮着，嘶吼着，最后沉默着，我挥舞着拳头、拖把、板凳，最后是课桌。我一次又一次被打倒在地，再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与我视野内的每一个人拼命、拼命。可最后挨罚的总是我，挨罚的只有我。几乎每堂课，不，没有几乎，我每堂课都被罚站，永远失掉了坐着上课的权利，最后甚至失掉了听课的权利——总到走廊罚站。只是，老师再也没有找过我的家长，一次也没有。地狱般的日子里，我用削铅笔的小刀不停地描刻着左手大拇指关节处的纹路，刻得鲜血淋漓，留下了一条条至今依然清晰的伤疤。一刀一刀刻着，我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毒誓——等我再长大点儿，毕了业工作了，我就把妈妈一起带走，远远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绝对不回来！永远不回来！

　　我再也没有喊过他一声“爸。”

　　很快，我的誓言提前实现了。

　　1997年，妈妈所在的钢笔厂因长久效益不良，终于迎来了下岗大潮。不久后传来了钢笔厂党支部书记携款外逃的消息，而厂房加地皮则被私人低贱地收购了。拖欠的一年零六个月工资，注定是要不回来了。

　　那时爷爷奶奶已先后过世，亲戚们做足了意思后，唯恐避之不及，无人再接济我们。面对日渐无米下锅的窘境，妈妈的好脾气终于走到了尽头。“你再别买那些报纸了行不？”父亲答应得很好，可等到下班时——他的确不买报纸了——胳膊下依旧夹着一摞杂志进了家门。“咱家没钱了你知道吗？”“知道。”他答。“那你还不赶紧挣钱去？还买什么报纸杂志？咱家现在还有条件买那些个东西吗？”“我两个小时零十七分钟前刚刚下班，下次上班得明天早晨8点钟。我今天买的杂志是《读书》、《新知周刊》、《生活之友》、《公知》、《电脑世界》、《新电影》、《中国旅游》，没买报纸。你的第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两人的对话总是类似如此，驴唇不对马嘴，所答不接所问，仿佛我的父亲在胡搅蛮缠。妈妈想吵架都吵不起来，气得把拖鞋狠狠摔在书房门上，骂他：“和报纸过一辈子去吧！”

　　妈妈先是在一家内衣厂找了个活计，但在缝纫机前一坐十一二个小时，她的左肩负担不了，又做清洁工，可钱太少，再做服务员，她被骗了，连服装费的押金都没能拿回来。当她深夜里在阳台上默默啜泣了好几次后，一天晚饭时，父亲突然拿出一叠钱来递给妈妈，说：“我知道我们一家陷入了经济困难，这是7832元4角，你拿去吧。”原来有一个富商早就想开一个私人图书馆，一直想从父亲那里购买他收藏的杂志。最后，他以七千元的价格买下了父亲积累了34年的宝贝。富商不感兴趣的杂志被卖到了旧书摊，十几箱剪报本卖给了收废纸的。“我能再买报纸了吗？”妈妈接过钱后，他这么问。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走进了他的书房，角落里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大纸壳箱全不见了，空荡荡的。父亲正在制作新的剪报本——从当天那期开始。我冲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发现不知该说什么，那个称呼我仍说不出口，接下来的许多话也就塞住了。良久我翕动着嘴唇，最后只吐出一句：“谢谢你。”父亲闻言坐直了身体，却始终没有说话。桌上昏黄的台灯，勾勒出了一个暗淡、瘦小的背影。

　　我转身出门前，父亲突然对我说：“卖掉的报纸和杂志的内容，我全部都记住了。”我不明白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何用意，只是哦了一声。他依然没有转过身来。

　　拿着那笔钱，妈妈进了一批内衣裤，推着一辆小车，开始沿街叫卖。每天早晨天一亮她就离开，非等到街边所有店铺的灯都黑了才肯回来。我一放学就跑去帮忙，趁着闲时用手电照着把作业写完。父亲一次也没有出现，依然每天窝在书房里，剪报本和杂志很快又装满了新的纸壳箱。

　　一年多以后，家里又逐渐宽裕了，妈妈的摊车除了内衣裤，还多了许多琳琅满目的小首饰和生活小用品。暑假第一天，我拿出成绩单给她签字。我看到她擦汗时，手臂瘦得皮包骨头。“妈，这个假期过后我就高三了，考上大学我就能一边打工一边念，自己养活自己了。你可以晚点出摊，早点回家，别那么累了。你最近不是总抱怨腿疼么？看这天儿一会儿能有大暴雨，咱现在就回家吧！”她摇摇头：“你上大学用钱的地方有的是，以后还得攒钱给你娶媳妇。妈早想过了，前面市场那个卖酸辣粉的老王，明年房租到期就不干了，回老家去。我准备租下那个店，再多进几种货，挣钱更多，也不用风吹日晒了，不累！哎——刘姐，今天我儿又考第一了！一律八折，不趁着多买点儿？”我已劝过她多次，知道她的拗，只好叹一声，去帮她招呼客人。

　　天上开始掉雨点了，我们把货用塑料布蒙上，撑着伞在路边继续等待着。这时却响起一声流里流气的怪叫：“哎哟哟，这不是垃圾桶吗？好几年没看着了！咋在这儿摆上摊儿啦！我们还以为你毕了业就去捡垃圾了呐！”我一抬头，发现正是初中班上欺负我最凶的那一伙。他们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快步向摊位走了过来。

　　愤怒的双拳一下子就握紧了，牙也咬得咯咯作响，可我只能摆出一张笑脸：“你好啊，这是我妈妈的摊位，请你们不要……”其中一个人却直接掀起塑料布，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又一声怪叫：“哥几个快来看啊！垃圾桶改卖奶罩儿啦！哈哈，以后要改喊你大奶子啦！”

　　妈妈刚想说什么，被我一把拦在身后。我冷冷地说道：“我们是在做买卖，如果你们不想买的话就赶紧走！再捣乱我就报警了！”

　　几个人反而围得更近了，嘻嘻哈哈地说道：“谁说我们不买啦？我们这不正挑着呢嘛！你得好好招待我们……”说着他们七手八脚地捡起摊位上的东西，“哎哟，这个粉色的好……好什么来着？那个学的新词儿？啊对，骚包儿！你应该这样，才能招揽顾客嘛！”说话的人拿着一个胸罩，戴在了我的脑袋上，一伙人哈哈大笑。“这个样式好土啊！不行不行，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卖得出去，哥几个，帮垃圾桶选选货啊！”又有人说道。“这个不好，得扔！”“这个难看，也不能要！”他们胡乱抓起一把什么，随手往后一抛，扔进雨中，掉到地上。内衣蹭脏了，手镯摔裂了，茶杯碰碎了，妈妈去拦阻他们，却被他们戏耍了一通儿，然后一下子被推倒在地。我再抑制不住冲上脑门的血，拳头不知不觉就挥了出去。

　　一炮被闷成乌眼青的人叫了出来：“卖货的敢打顾客啦？反了你啦！兄弟们上，给我弄死他，砸了这个破摊子！”我倒在五六个人围攻下，从夹缝中看到摊车被整个推倒，装钱的木盒子弹开，钱撒了一地，他们都“轰”地一下四处去捡钱往兜里揣。

　　一把剪刀落在我身边，我捡起它紧紧攥在手里，挥舞着哭喊到：“今天我弄死你们！我弄死你们！”声音哑得像只乌鸦。剪刀眼瞅着要划中一个人的脸，被他用胳膊一挡，喷出一长串血珠。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接着惊恐地撒腿就跑，“我操，大奶子疯了！他想杀人！”“快跑快跑，精神病杀人不犯法……”“操你奶奶的你们等会儿我啊，疼死我了……”

　　我红着双眼正想追上去，吓坏了的妈妈一把拦住我，死死抱住我，我挣不脱，眼睁睁看着他们作鸟兽散。妈妈哭着喊我：“儿啊，你怎么变这样啦！你怎么变这样啦！”我回过身抱住她，再按捺不住心里悲伤，嚎啕大哭起来。轮子摔弯了的小车倒在一旁，满地内衣裤破破烂烂，天上大雨滂沱。我感到脸上一片冰冷，我感到妈妈的体温一片冰冷，我感到这夏雨一片冰冷，我感到全世界都一片冰冷。

　　妈妈住院了，急性肺炎。我请了假，昼夜不离地陪护。几天后的早晨，她的高烧退去，但仍十分虚弱。爸爸送了早饭过来，刚放下保温盒就要离开。“我得赶紧去买今天的报纸。今天的《东城都市报》要披露我市最大黑煤窑的覆灭记，很多人关注，必定畅销无比，晚去一分钟就有卖光的可能。”他这样说道。

　　“让存书去吧。”妈妈开口道。我刚想回绝，妈妈伸出手，在我的胳膊上用力握了一下。“去吧，帮你爸做点事儿。”我没动弹。“去呀，我和你爸说点话儿。”我望着她苍白的脸，无奈地点了点头。

　　当天的报纸果真异常热销，我连跑了三个书报亭终于买了回来，过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回医院。还没走到病房门口，我就远远看到好多医生、护士不停地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焦急。下意识感觉不妙的我急忙飞奔过去，病房内，医生、护士在我妈妈床前围了一圈，抢救器材还没来得及撤走，他们的脸色都凝重极了。

　　当我抽噎着稍微平复下来时，我听见医生在向我解释着什么，他不断地向上推着自己的眼镜，可那被我打坏了的眼镜却怎么也扶不正了。死亡原因，我压根没听进去多少，只记得“大量啰音”、“肺栓塞”、“小腿静脉曲张”这些只言片语。后来，了解了许多医疗知识的我回想，妈妈应该是由于过度劳累加上长期站立导致小腿静脉曲张，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了，由血液循环进入肺部，引起肺栓塞，极短时间内就会呼吸衰竭，抢救很难。从理论上，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可那血栓却偏偏在我离开的那一小时里脱落了。我至今都无法接受妈妈只因肺炎住院，而我却带着死亡证明离开。

　　对了，我还能回想起一件事。一片混乱中，我把新买的报纸狠狠地摔在父亲的脸上，嘴里胡乱谩骂着：“滚！滚！和你的报纸去过一辈子吧，你就是一神经病！你怎么当爹的，怎么当丈夫的，你不配！你不配！”不知为何，唯独这一场景，我记得十分清楚，清楚到每一个细节都生动而真实：我记得他不断地张嘴，闭嘴，吞咽着口水，像条呼吸困难的鱼。而我却不记得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抑或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那幅画面凝固在了我的脑海里，无声而黑白。

　　妈妈的葬礼过后，我离开了家。

　　当我把自己的一切东西打包时，父亲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把自己的衣服叠好放进去，他没有说话；我把牙具毛巾身份证放进去，他没有说话；我把妈妈剩下的存折和妈妈的照片放进去，他还是没有说话。东西收拾完了，他没有说话，我没有说话。

　　我把包袱扎好，背在肩上，站起身。身后的父亲突然说道：“存书，我十分清楚你很难过，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我也很难过。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听我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你。我想，我给你读一段报纸吧。”

　　而我听到这句话，做了什么呢？我回过头看向他，忽然间就笑了出来，然后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留给了他一个背影。

　　我远远地南下，来到一个小城。为了生存，我做过很多行当。在后厨刷盘子、KTV服务员、销售、酒店门童、送奶工、保险员……还曾在过年时干了一个月库管。漂了三年多后，我看到当地一家印刷厂招学徒工，我应聘了，此后才稳定下来。这家印刷厂隶属于当地最大的出版集团，旗下有杂志、期刊、书籍，当然，也有报纸。

　　我出徒后，被分配到了报业印刷的轮转班，每天夜里上班。一天晚上，我上班时遇见了一场车祸：一辆飞驰的跑车突然失控，冲出护栏，冲到了隔壁道上。对向开来的一辆拉石沙的大货避闪不及，跑车直直戳进了大车底，顶棚全部铲飞掉了，场面惨不忍睹。赶来的交警现场调查，从报废的跑车中搜出了麻古和冰毒，怀疑司机毒驾。不多时司机的身份也确认了，是那座城市一位知名企业家的公子。

　　我直击了全过程，还从交警处骗取了一张照片。征得印刷车间主任同意后，我试着写了一篇稿子并联系了都市报的出版部门，结果那晚报社编辑、出版、校对紧急赶回来加班，报纸版式被重排，我的稿子被排在头版头条发了出去，抢先于全市其他所有报纸。

　　第二天，都市报出版部的宁主任给我打来电话，狠狠地夸了我一顿，末了，他问：“你有这个才能，只在印刷车间干不适合，屈才。总编今儿问，你考没考虑过试着当个记者？”我略加思索，接受了。听到我答应，宁主任笑得很轻松，又说了一堆表扬话，最后他说：“行啊你，学历不高，怎么这么会写稿？”他的语气很兴奋，而我只是淡然笑道：“可能——环境使然吧。”

　　记者——这曾经是我最痛恨的职业，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有那么多报纸和杂志。而我现在，我长大了，我成为了它，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开始了东跑西颠的生活。一次出差，我新买了一张当地的电话卡给我的姑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从小到大，她对我一直很不错。那个电话，很不愉快，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诉说、她的训斥、她的央求、她的哭泣，我听她说得累了，才开口道：有什么事给这个号码发短信，就能找到我。不要告诉我的父亲，否则我立刻换掉它。

　　然后我挂了电话，拔出那张电话卡，保证它不欠费，一两周才打开一次。起初一把它换上电话就嗡嗡直响，我逐条看过，逐条删除，从未回复。后来它渐渐沉默了，只在年节时分才再次响起。我曾多次偷偷返回家乡，去妈妈的墓前看一看，却连老家所在的城区也没进去过。

　　一晃七年多又过去了。姑姑的短信又来了。

　　“哎，大哥，我的座位是73号，你坐我的座位了！”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抬起头，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兵，操一口山东腔，听了像黄渤。

　　我调换到靠近过道的座位。小兵放下行李，与我寒暄起来：“大哥，我这是休探亲假哩，你这是要干啥去？”

　　“我当了七年兵了，这次我想好了，今年就转业，回家给俺妈盖个新房子，好好孝敬孝敬她……”

　　“俺爹可能喝了，一口气喝两斤白的不当回事儿，这把回家，俺可得和他好好喝喝……”

　　“俺家养的大黑狗，今年都15岁了，老狗喽……”

　　我不失礼貌地敷衍着他。

　　“大哥，净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是干啥的？”

　　“记者。”我回答。

　　他听了这个答案，一下子更兴奋了。“记者啊，记者好哎，大哥我跟你说，我可佩服记者了，有一次有记者到俺连里来采访……”

　　我被他吵得有点烦，刚想终止交谈时他问了一句：“大哥，你干记者几年了？有没有啥最难忘的事儿没有？”

　　最难忘的事儿——这个问题像记重拳，一下子又捶开了记忆的大门。

　　2009年，我被调去医疗版当记者。当时我做了一期策划，叫做“来自星星的孩子”，准备去探访一系列自闭症儿童。

　　我来到了康复中心，采访了医师、患儿、家属，快结束时，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拉了拉我的裤腿，张开嘴就说道：“你知道DF11G东风系列火车头吗？我听声音就能分辨出它和其它火车头的不同。今天下午13点12分从昆明开往北京的火车就这样的车头，相比其他同类内燃车头，东风系列火车头的优势在于……”

　　我呆在原地。尽管内容不同，但这孩子说话的方式、语气、表情，我都太熟悉了，就是我父亲的翻版！“他……得了什么病？也是孤独症？”我不由得问了出来。

　　医师解释道，这种病是高功能自闭症的亚型，叫做亚斯伯格综合症。

　　本想离开的我又坐下来，重新和医师聊起来，一直聊到康复中心对外结束营业。医生说：“这种病人属于高功能自闭症，意味着有正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却常常被人误解为没礼貌或没教养，遭到嘲笑和排挤……”

　　这种发病率约为0.7%的病最重要的病症是有一项固执或狭隘兴趣，患者对这项兴趣的方方面面均了若指掌，正如那位患儿对于火车头，父亲对于报纸那般。这种病人无法理解排队、握手等潜移默化的社会规则所代表的含义；无法理解人的表情，自身也缺乏表情；交谈时没有眼神沟通并且不会配合他人的谈话内容；只能从字面去理解句意，不理解暗喻、反讽、成语、歇后语等双重语义句；情绪成熟度偏低，换句话说，没情商，幼稚得像孩子；生活规律僵化，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转变……聊到一半我就认定，父亲正是这样一位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

　　所以父亲才会当众说出让那妇女尴尬的问题；所以他才会按字面意思理解“你有病吗？”这句话；所以他说话才从不看着别人；所以他理解不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句谩骂；所以他无法把家教和打碎灯管联系起来，只知道损坏了公物要赔钱。所以他……一切一切都迥异常人。

　　因为，他病了。

　　那一晚，我回到家中，关掉所有的灯，独自坐在黑暗的小屋里。医生的话重复在耳边：“他们活在一个很简单很纯净的世界，那是一个用尺子量着画出来的世界，规规矩矩。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抒情，没有议论，没有复杂的明褒暗贬、言不由衷，由果循因，极具逻辑。相比之下，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因为被社会腐蚀变得表里不一的是我们。”

　　我把身体整个浸进热水中，疲惫却没有丝毫舒缓。太具震撼力的冲击让我的大脑几近当机，身体像被拔掉了塞子的浴缸，力气被全部放空掉了。我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却怎么也理不清与他应有的关系。回忆纷沓而至——那些曾受过的屈辱和嘲笑如今看起来那么遥远，可妈妈——她离开的那一幕却更加清晰真实。天在不知不觉中露亮了，辗转反侧一整夜的我终于明白，我打不开这个心结，我无法原谅他。

　　错误并不能因为有了苦衷就一定该被原谅。至少在我这里如此。

　　可是，总该回去看一看他吧，就一次，就一眼。

　　什么时候呢？

　　“大哥，你想啥来？”见我发呆，小兵问我。

　　“哦……我在回忆。难忘的采访太多了，一时挑不出哪一件来。”我回答他。

　　

　　小兵到了家，下车了，是一个小站。然后广播通知说，列车临时停车，在这个小站的停车时间延长至五分钟。我下车去透口气，点上一支烟。站台对面的人家，篱笆墙内传来声声狗吠。我很怕狗，我的父亲同样怕狗，但这一点却并不是遗传于他。他怕狗是因为他的病，听不得任何噪音，狗吠让他尤为烦躁。而我，则是因为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到公园玩。不知怎的，我惹怒了一条大狼狗，狗主人没有牵住它，于是比我还高的狼狗追着我，狗主人在后面追着狗。我哇哇大哭奔向父亲，眼瞅着狗要咬到我的时候，他用胳膊挡在了我身前，自己则被狠狠咬了一口。狗主人制住了狗，又掏钱又道歉。

　　我哭着摸着父亲流血的胳膊，问他，疼吗？他回答说——

　　这时汽笛响了一声，车要开了。

　　暌违多年的家乡变化很大，火车站翻葺一新，看不到半点旧时模样。来接站的姑姑，已是一个龙钟毕现的老妇人了。正如同人长大得如此之快，人也衰老得如此之快。从六十岁开始，人在年轻时遭受的种种磨难仿佛在此时一并迸发了出来。让她弯了腰，驼了背，满头华发。看着与记忆中模样截然不同的姑姑，我的心嗵地跳快了。我低着头，小声说了句，我回来了。

　　没听见想象中的暴呵、埋怨、教训，我抬起头，却看到她正流下泪来。

　　父亲等着我，一直没有火化。

　　我看了他最后一眼。由于冷藏，他的眉头挂着一层淡霜，额头一片青灰色。和记忆中一样，此时的他，依旧面无任何表情。“六十七岁——算不得喜寿”，这个想法突然跳进了我的脑海。我看到他的嘴巴微张着，像是还有什么新闻要讲，想把他的嘴巴合紧。可指尖刚一触碰到下巴就缩回来了——是种瞬间弥漫全身的冰冷，让我毫无准备。然后我反应过来，过了这么多天，这种举动是徒劳。预约火化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走了过来。“请再等我一分钟。”我说道。我撩起他的寿衣，看到他胳膊上那狗的齿痕已经很淡很轻了。我抚摸着那齿痕，最后握住了他的手，塞进一份刊载了我的文章的报纸，那只手同样冷得让我陌生。我冲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隔着钢化玻璃，我看着父亲被推进了火化车间。我缓缓地踱出屋子，烟囱已经升起了一缕白烟。我想抽一支烟，摸遍全身才发现已经全抽完了。我眯缝着双眼望着那缕白烟，心想，一切都过去了吧。

　　一切都过去了吗？

　　我回到老宅，开始收拾遗物。走进书房——这是我青年时代进入次数最少的地方，现在却感觉如此熟悉——依然有大纸壳箱高高摞起，堆得满屋几乎都没地方下脚了，是各种剪报和杂志无疑。该怎么处理呢？捐给哪里？我叹着气四下逡巡着，发现有一个大纸壳箱孤零零地躺在角落，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个用日历纸包了皮的本子，可怜兮兮地勉强铺满箱底。我看到这些本子上写着“2014年”、“2013年”等年份，知道这些也是剪报。我取过几本，随手翻开，那些本子里记录着这样的新闻：

　　“牛背沟、小棚厦、三顶博士帽”，2007年8月31日，B13版（整版 第1个整版），三千四百二十二字，累积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七字，总第54篇……“独脚夫妻的十七年”，2009年5月4日，B3版，五百一十九字，累积四十四万零五十六字，总第233篇……“‘两会’提案解读，还居民一条清澈砂子河”，2013年1月8日，A2版，七百六十六字，累积一百万零四十九字（累积总字数超过一百万），总第1011篇……这都是我的新闻！都是我写的新闻！我快速翻阅了一遍所有剪报本，从我工作至今发表的新闻似乎篇篇不漏，许多连我自己都早已忘记了。这里面，有令我得到赵超构奖的新闻；有令我得到市领导关注并批示的新闻；有令百姓联名写信，赠锦旗感谢我的新闻；也有令我挨了打，住院三个月的新闻；甚至有因为争议害单位惹了官司，让我差点丢掉饭碗的新闻……但这些，我的父亲无从知晓。他只知在每一篇剪报旁边记下见报日期、见报版面、见报字数、累积字数、总篇数等一切一切他所能想到、所能统计的信息。我不知道他如何知晓了我的工作，又是从何处弄到这些仅在当地发行，与他相隔几千公里的报纸。一闭上眼，我就能看见他趴在桌前，头埋得很低，一字一字地数着新闻里的字数，然而我不敢也无法想象出他的表情。我的父亲正是用这种最原始、最简单、最繁琐最枯燥也最笨拙的方法记录着我，捕捉着我，关注着我，在铅字中苦苦地寻找着记忆中儿子的影子。

　　在我报导的新闻里，他用铅笔与直尺，四四方方地将几个特定的词圈出来，圈得极小心、极工整，使得方框紧紧地拥抱住了那个词，既不留一丝空隙，也没让半点儿笔划落至框外。这些词读做——“父亲”、“爸爸”、“爸”。不定期地，起初每隔几篇，而后每隔十几篇、几十篇，他都会在剪报本的空白处写下一句相同的话。我将下唇咬出了血，颤抖着翻了好几次才翻到最后一本剪报本的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他所收集的最后一篇由我采写的报导。就在他突发性脑溢血过世的前一天，他用颤巍巍的字迹这样写到：

　　“他没有提到过我。”

　　七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大小新闻共一千二百三十三篇，总计一百三十九万六千六百三十一字，被圈出的“父亲”或“爸爸”不计其数，但其中却没有一个代表了他的身份。我专访过失足青年、退伍老兵、模范夫妻、立功警察、铁路巡道工、民间艺人、调酒师、白领、公司老总、市委书记，然而却没采访过一位“父亲”。我报导过杀人犯在我面前如何失声痛哭；报导过丈夫遗孀照顾痴呆婆婆二十八年，不离不弃；报导过一位不能生育的女人二十余载收养上百位孤儿，全部将他们供养成了大学生；报导过陌生人的关怀、邻居间的友爱甚至全社会乍逢大难时齐力奉献的爱心，然而其中没有一篇报导是关于感人的父子之情。我明白，这是自己在选题时，一直无意识地逃避着这个词、这个身份、这种叙述。而他，却一直渴盼着我能通过这些黑色的铅字，承认他这位父亲。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个巨口，汹涌的悔恨涌了进来，化成早该流下的眼泪。我一脑袋向暖气片上撞去，撞豁了额头，血流下来，摔碎在剪报本上。我把剪报本紧紧抱在怀里，却想起我竟一次都不曾这样抱紧过父亲。我嘶哑地胡乱叫喊，可只能发出一些无意义的音节，怎么也凑不成那个我十几年没有呼喊过的，早已陌生了的称呼：

　　——爸。

　　慈宁山墓园，西五区中一排第十二块墓碑，妈妈的名字旁有了另一个名字。墓碑前，我坐下来，摊开一张报纸，一字一字地读着：“《河西日报》，2014年11月22日。《河西省搭上快速发展新列车》，本报讯，记者刘明宇，11月22日记者自市经信委了解到……”墓碑后，红色阴文如此写着：“爱因沉默而厚重。”原来我一直都不懂，愛的中间，永远藏着一颗真心，远远凝望着你，哪怕你只留给了这份爱——一个背影。

　　献给最爱我的父亲 李国庆

　　不孝子李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