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新作《生死十日谈》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奇特的“生死之书”以在场的方式直面辽南农村自杀问题，忠实地记录自杀遗族的声音，呈现不同角色的立场和叙事者现场感受，折射出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生死十日谈》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彭学明：《生死十日谈》是底层草根人文关怀的，艺术本身是她的关键词，这本书是艺术情怀，关注生命这样一部作品，我们把大家请来开一个作品研讨会，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
    李敬泽：孙惠芬这部作品应该在《人民文学》杂志首发的，最初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在人文社《生死十日谈》这本书已经出来了，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认为它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甚至觉得它的意义可能还不仅仅限于文学。说老实话，我自己小时候也有农村生活经历，在我姥姥家住过那么两年，我就知道，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谁家的媳妇喝农药，谁家的媳妇上吊了，司空见惯。经常是为一些旁人看着是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和婆婆拌两句嘴，总而言之就是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的送公社、卫生院，有的直接弄场院里面开始灌水，一大群人围观，都不当个事。这个可以说反正以我有限的经验，可能是我们农村生活很普遍的现象，大家习以为常。但是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学家给予了高度的注意，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惠芬也给予了高度的注意。我觉得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学者们的研究和惠芬作为一个作家的书写，都使得这个现象重新摆在我们的面前。使农村习以为常的事情袒露出真实的质地和内容。我想我们所有人看了之后都会为之震撼，都会为之不能释怀，都会觉得这其实这是我们民族生活中，我们具体说，是农民生活中一个很深的、很慢性的、长期在那里溃烂的这么一个伤口，它涉及了很多很多问题，也涉及了很多的精神问题，其实都是值得我们严肃对待和深思的。所以这样一部书，这个书真的不仅仅是限于文学，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感慨，从读者的角度。我常常觉得，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我们写作品，表现人物，关于中国人现在的精神状态，我们怎么看待生、我们怎么看待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种种的问题，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重要的，什么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是不重要的，等等等等，就是说关于我们实实在在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的。我们的作家们、知识分子们有的时候有很高远的理想，有在知识分子的话语谱系里运行的很熟练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人心中真正在那里起作用的，真正的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对世界的感受，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价值世界。却表现得很少。
    孙惠芬这个作品也算是作协定点社会生活的一个提供的项目，其实我觉得深入生活主要不是知道一些事，主要不是知道一些故事，在生活中弄点故事、素材，主要是什么？主要还是真正知道人是怎么想的，真正知道人是怎么生活的，他的精神生活，他是怎么感受这个世界的意义的，这个其实我想对于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基本功，但我们现在可能真是没有做到。高远的东西，我知道不是不好，但是高远的东西必须落到我们这片土地上和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心中才是有效的，这是第二点感想。
    第三，就这部书的写作，它的写作过程以及它现在呈现的文学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值得探讨的。关于我们作为小说这个文体，它的纪实性、它如何处理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实际上这部小说里、这部作品里惠芬做了很多探索，这里边的得失，这里面的经验，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探讨。
    胡平：中国作家里面能够触及死亡的命题的比较少，生和死是个很大的文学命题，但是中国作家也好一般老百姓也好，都不怎么触及。我们所谓的文学和严肃文学这几年来很大的功绩就是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这些在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和谐社会当中，这些人的命运不是一下能改变的，那么文学能够给予他这种道义、精神力量的支持，终极人文关怀，都是一大批写底层的作家的创作，这样的意义非常大，一直没有得到中央的充分的肯定，我觉得实际上文学界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对于弱势群体的精神上的慰藉是非常显著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书里写也不光是贫穷的问题，书里好几次写到农村人城市化，怎么买楼，为了这一个楼，真是家破人亡。我们一方面建设美好的未来，一方面贫富差距又给很多人造成压力，这也是轻视生命的原因之一。还有的也写出了死亡的壮烈，女知青非常会剪纸，她的农民丈夫伺候他一辈子，最后因为长骨刺，伺候不下去了，自杀了，给他的岳父岳母写信，他们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最后来村里照顾女儿。这一家子那种复杂性，是长篇小说的题材。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虚构的力量，生活本身的力量，我最赞赏这种东西，就是我看到书里的一些情节、细节的东西，我觉得陌生或者惊奇，甚至不可能，但是细想，的确是生活逻辑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人性的逻辑的发展。比如安徒生的小女孩，卖火柴的小女孩，怎么会擦火柴取暖呢？但是设身处地一想，那时候除了划火柴还能干什么？所以我们很感动。这个书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总得来讲，这本书是近期一个重要的作品，很感人的作品。能写到这个份上，跟上一次来开研讨会的书比，这个书比那个要好，要扎实，挖到生活中真正的东西。向孙惠芬表示祝贺。
    施战军：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就觉得很沉痛。看了之后觉得好。看着是一个纪实性的作品，但是读下去觉得抑制不住感情，是读起来最痛苦的一个作品，也是最有收获的一个作品。为什么发在非虚构栏目，这个栏目既有小说也有散文，大家愿意把这部作品读成非虚构的小说也可以。
    当时发表之前我们讨论了几次，最后决定在那个期间发行。这个东西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我们面对的生活，生活里面的芸芸众生，大部分，尤其是乡村的人，它都有着被日子已经消磨的生命观，日子慢慢的消磨他，他的生活力量，他对生命本身的感觉慢慢丧失掉了，这是人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是作家，作家他的写作慢慢麻木了自己的生命观，我们读一些作品，甚至长篇小说，我们不知道作家到底什么态度，这样的作品太多了。看多了就会发现作家缺少敏感，缺少这方面的发现。我们不说对生活基本的东西，对社会有什么判断，但是作家不能缺少对生命的判断，我们知道有这样理性的作家很少，但是孙惠芬从这两方面看，她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生命最具体的地方，被日子消磨的生命观，他们的存在让我们非常感动。另外就是作家日益被日子麻木了，被日常性写作麻木了，重新焕发出了光彩。这是很让人高兴和欣慰的事情。一般来说，我们文学的基本主题离不开生、死、爱，这部作品这些元素很好。里面有一个描写农村妇女的死，表达了生命向往着生的，生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作家对生命的爱。尤其通过草民的生命，看到生命的价值是何其可贵的，甚至是非常随意的情况下生命的消亡，这让人多么动心。所以作家可以自我，展现和自己相关的生活，强调自己的个性，对生活的认知，写自己的东西，表达自己的经验。但是作家不可能无视别人，如果无视其他人群，甚至是并不存在的东西，自己从来不接触那样的人，如果是完全蔑视、排斥，这个作家肯定不是好作家。我们通过其他的作品，联系以往的作品，觉得她是令人佩服的作家。
    阎晶明：首先没想到孙惠芬会写这么一本书，这个书看起来感想还是很多的。我最大的感慨就是说其实生命的重要对每个人来说，特别是对普通阶层来讲原来是这么的不一样。自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这个频率越来越高，但是自杀后面都有一大串故事，甚至很严肃的命题式的问题。书里面生命的自杀就跟一个草，一个小蚂蚁一样，真是那样一种感觉，你会觉得都是人，但是却是这么不一样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自杀，那个原因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成立的，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也可以说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感知，也可能是他们没有生的希望，但是就是感觉让他们很轻率，让人深思。比如婆媳两个人，因为小孩拉的屎在炕上，媳妇骂了两句，婆婆就喝了农药。喝了以后还害怕她儿媳妇也要喝就把剩下的毒药都给倒了，结果没想到儿媳妇拿另外一种毒药自己又喝了。这种故事非常荒谬、非常荒诞，但是又是一个非虚构的真事。这个作品盖了非虚构的名称，是非常有意义的，跟其他的非虚构不一样，直接告诉我们这都是真事。
当然，我们在生活里面，现实的处境、遭遇也是各不相同的，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导师、没有领导，没有什么心理理疗师可以倾诉的时候，解决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一瓶农药。看到这个以后，那我们这些人活的还是死皮赖脸的，还是很有意志力，如果因为小孩拉个屎就两个人生命付出，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完会，要有人说过我没有好好看书，在这里瞎说八道，完全有可能把一瓶农药喝下去，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活得厚度很厚了。像唱戏的农民，也很失意，他觉得就一个小小的理由伤了他的自尊，尊严没了，就那样死了。婆婆是这样，儿媳妇也是觉得从此以后没脸见人了，她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看了以后，觉得尽管是死，但是也会淡然一笑，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想想，也很沉重。就是看了之后，五味杂陈，非常不容易，而且都是来自现实的生活，观察、考察、采访得到的，我觉得这个选材特别得好。我们一直说这个自杀，比如过去我们都是讨论诗人之死，有人觉得国外的诗人、古代的诗人都自杀，中国的诗人还死皮赖脸的活着，还算什么诗人？连自杀的都没有，大家觉得这个自杀是一个非常很牛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书里头，你会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其实不是那样子。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根刺，就可以把一个人刺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这个作品从发表非虚构到出版是长篇小说，这个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模子、走向都没有改，都是按照故事原来的走向做的，通过口述实录整理出来的，是一个非虚构，但是其他很多东西还是虚构的，比如这里面大连啊，包括庄河，明显感觉是孙惠芬的老家，但是她没有提，其实留下了一些虚构的东西。这个实际上有一些跨文体的意思，两面都可以靠一靠，这是她写作这个东西的难点。你可能回到家也会遇到一些纠缠，为什么把我们的那个东西写成书了？可以说没有啊，写的某某某啊，直接写谁的人名可能不太合适了。
    看了这个书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东西该不变还是没变。这些方面有的时候觉得除了这个奇观之外，应该对死亡和生命还是有一些作者更高的一个层面的思考，一种体悟、一种表达，可能对这个故事的叙述就更有价值，这个故事本身所生发出来的意义可以阐释的空间会更大，不是把这个故事拘泥在完整的表达出来。我不好说这个意思，比如说你可以从屈原之死谈到诗人之死，也是自杀，这种死和那种死。现在还有很多抑郁症自杀，但是这是第三种自杀，是由于什么造成的？不是心理疾患，可能就是临时的一个东西，一念之间的一个东西，这种描写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表达空间，现在这个书给我感觉是一个沿着采访的线路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这种感觉，再上一个层面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更愿意通过阅读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所读到的，但是作者没有，它保持了原汁原味。如果说思考更加成熟一点，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很多东西会有很大的帮助。
    陈福民：《生死十日谈》是一个无我的写作，把作者主观的东西引退了，另一只脚踏进历史的现场。那么由此，这个经验的呈现相对来说，就文本阅读而言 ，她是比较粗线条的，跟我们原来了解的孙惠芬差距很大。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这个也是我这些天一直考虑的问题，文学虚构的冲动到底在哪里？我们对于自己个人经验、社会经验、国家经验、民族转型当中各种经验，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我们到底获得了哪些最真实、有效的说服人的方式？恕我直言，我没看到。所以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说大家都不会去处理，交集的处理当下最真实的经验，哪怕是纪实性不完整的，但是对应一个写作者的直接感受，也对应一个读者，是有对应感的，可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她开始迈出这一步，这个举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是有贡献的，是带有启示性的。
    我觉得孙惠芬往前走了，她比很多坚持虚构、坚持贩卖陈旧经验的这些作品前进了，特别值得鼓励，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我想用一个小故事回应一下别人说的关于死亡的，这点跟我们胡主任相关，胡主任在十几年前他比较欣赏一个业余写作的作家，这个作家有一个作品也是写辽宁的小山村，这个家里媳妇很贤惠，会做小米饭，平时做得很好，然后有一次在很隆重的请客的场合的时候这个饭做砸了，就是没有做好。没有人指责她，突然传出噩耗，她在锅台后面自杀，但是后来救过来了。因为那个作者我也认识，跟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跟孙惠芬处理的是相关的，其实它没有人指责她，死亡跟很多事情相关，在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是贫穷，我觉得中国农民的贫穷以及跟贫穷相关的缺乏教育，从而形成愚昧，这一系列是联在一起的，是贫穷。
    另外一个，尊严，就是中国的农民维护他的尊严所建立的基础极其薄弱，一碰就碎，他为了挽回这个尊严采取的方式，会下最重的力量去做。在我们看起来，就是根本不值得，小米饭没做好有什么？让她的长辈以及她自己声誉受到了影响，她觉得没了脸面。所以很多死亡在必然性上，由于缺乏教育导致的愚昧等等，这是很必然、看得见的社会关联。但是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比如挽回尊严的方式，一些很微妙的，在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方式，基本是不重要的，但是她会用这种方式处理。因此死亡、自杀这样的方式在中国，惠芬注意到了一个领域，就是农村的女性。
    我们现在处在知识的困局里面，我们没有能力整合起一个新型的社会资源和知识，去面对我们这些成就的经验，说是新有的意义，这是在文学表达当中链条断掉了，这个不仅是惠芬的困难，也是我们当下文学的困难。惠芬就是这本书处理了一个特别尖锐的生死问题，但是生死问题我们一点不陌生，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境地，就是社会转型以后，改革之后，社会阶层没有共点，农村在一部分人富起来，少数人富起来，竞争买楼的之外，基本上就是陷于非常贫困的状况。如果说一个社会经济总量和一个绝对的值说过去挣十块，现在挣一百块，但是精神之贫困，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过去这种精神可以由市民价值、乡村价值、乡村伦理价值去替代，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贺绍俊：我看孙惠芬的书觉得还是很好的，就不像是孙惠芬写的，但是细想想，就是她写的。她一直坚持她的一些东西，但是她那种非高端写作的风格，她不做高端好像站在云端上的，她的写作都是跟日常生活、跟自己的经验相关的，跟现实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也的确是孙惠芬能够写出来这样一本书的原因。
    刚才讨论也谈到了文学，我本来是讲文学，我觉得我们的确对孙惠芬的这本书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想从文体入手来谈，这本书很可贵的东西，她勇于挑战，她有她的革命性的一些处理，就是她打破了虚构与被虚构的界限。但是我坚持的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小说，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个小说。她是在对小说文体进行革命性的事业，这是她最可贵的，她是个小说家，她很擅长写小说，但是她勇于把非虚构的写作融入到这个小说中间，大大破坏小说叙述的这样一个空间，也给小说呈现世界提供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如果把他看成小说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首先我觉得在文学上有一个革命性的意义，她这么写，并不是第一个搞非虚构的这样的写作的方式，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种事业。这个东西对孙惠芬非常重要，她一个重要点就在于小说它是以故事作为主题的，那么孙惠芬的这本小说显然就是有意不以故事作为主题，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思索作为主体。你作者主观的思索作为主题，那么这个就会带来我们叙述内涵的思想，空间就扩大了，这个书你细读，不会满足于她讲的故事，二是第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一泡屎就让两个人死了，但是你跟着她的笔，这个思路去走，你会发现，她不断在引导你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你就会跟着她的这样一个思路去思索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所以像这样的时候显然是要细读的，否则的话仅仅可能获得几个故事，几个关于人生自杀的故事。所以对于孙惠芬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也感觉，孙惠芬在处理这样一个文本的时候她有困难，她面对困难，但是她也带来很大一个特点，这本书是留有很大空白的小说，就是留有很大空白，这个空白也许需要我们读者去填充，或者是期待读者去填充，这个是提升到一个思想的高度，会有这种缺陷。这个书最大的意义的确是有生与死有关系，她是从这个农村的自杀的这种现象入手，看上去像谈死，实际上也在谈生。像里面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几个研究生在回答农民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研究生。农民说，你们这哪儿是研究“生”，你们是研究“死”。这本书看上去是研究“生”，实际上是研究“死”。生与死之间，你会在这个小说阅读中间发现生与死逐渐没有了界限。其实这些自杀，死者，他们留给我们更大的悬念是生者如何继续生活，他改变了生者的生活状态，实际上远远不是在研究死者为什么会死。这个东西是纠结在一起的，只有对生者研究通了，才会对死者有所领悟。
    这里面就像有一个，女婿死了之后，老头慢慢喜欢上了自己这的女婿。这个恰好是死者留给生者的一个思考，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老头和死者他居然有了交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书的价值就在于是用文学的方式去给我们一个启发，让我们去思考，农村中间的生与死的问题。孙惠芬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进入这样一个课题，那么这本书的好处是从外部进入内部，从抽象进入到具体。从外部进入到内部就是说，实际上孙惠芬在接触这些案例、接触这些死者、以及接触这些生者的时候，她不仅仅在追问外部原因，外部原因也可能是苦难太穷了，也可能是其他的种种原因。这个更多是要进入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进入到这样一种农村的伦理关系中间。所以它会有一个关键词，专门有一块讨论这个关系这个词，这个关系涉及到一种伦理的关系，这个伦理的关系和个人的这种精神的建造，构成一种什么关系？它带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从抽象进入到具体，也许那些研究生他们会把它抽象一些为术语，甚至是失范性的自杀还是利他性的自杀。但是孙惠芬是进入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们的人性的呈现方式，他们的在人际关系的紧张关系，都不一样。这恰好是她的一个可贵的地方。
    对于孙惠芬来说，她的内心也很纠结，有些事情她不见得想得很明白，但是她把他的纠结呈现给读者，那么呈现给读者，读者可以沿着他的思路去进行思考，没有结论也有没有结论的好处，但是这种纠结有的时候又跟她的一个基本立场有关系。我觉得整个这个小说的基本力量就是自然主义的女性立场，或者叫一种自傲的女性立场。包括过去的小说都能体现这种东西，绝对不屈用一些所谓的女性主意来整理自己的一些思想，她不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东西可能是自然主义的，可能是那种人生的伦理、秩序培育下的这样自然主义的女性立场。实际上孙惠芬这个小说最大的长处就是给我们留下空白，思索的空白。让我们对这样一种很可怕的乡村自杀的现象做进一步的思考。这种进一步的思考显然会让我们进入到这种伦理、精神等等这样的更形而上的层面，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层面。显然，它不能把一切都归为贫穷，里面有很多并不是因为贫穷引起的原因，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强调，它一定是一部小说，这个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可能就是给我们留下很多思索的空白。当然，我也赞同福民说的，就是在这个写作之间，有一些更多的理论准备的话，可能它会使自己对这些东西的思考上一个台阶，不见得一定要来做一些明确的结论，但是你可能会把读者引到一个更加开阔的精神空间去。
    李朝全：《生死十日谈》，我一看名字我就想起薄伽丘的一个作品，薄伽丘的那个作品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和孙惠芬的作品很像，十几个自杀的个案，都像短篇小说的故事，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我们很多作家写作长篇的时候都采取写法，用很多的人物和故事，很多人物的命运放在一个作品里头，有一个叙述的主人公串联起来，虽然是很多故事把它串联起来，那么这样的作品到底是一个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集？这是我感觉困惑的东西。
    还有一点，我在看作品的时候也想到萧红写《生死场》这个东西，孙惠芬聊的主题也是生死，通过十则的故事来描述主人翁的生活来体现家庭中生命的离去给其他成员留下的悲伤、凄苦，作者是带着深刻的悲悯和浓烈的人文情怀考察死亡，这种作者个人情怀的梳理体现得比较充分。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定成一个长篇小说，但是作者的主观的抒发、主观的感情是很强烈的，这种抒发和表达又像现实文学报告方式，这个文本确实是一种鲜明的跨界的文本，或者是交叉的文本。孙惠芬把鲜活农民的精神困境和他们的精神苦难血淋淋的剥离开来让我们看到悲剧、看到现实的悲哀，让这群默默无闻的被历史遗忘的人记录到文学的画廊，我们也读到真实中国的一面，另外一面。这些人们的命运另人叹息，这些人的命运可以说精神欠债造成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话题，就是死亡的诱惑。
    那么我们前几天参加一个会，就是我们很多作家很喜欢写死亡，而且动不动就把主人公写死了，小说一定要把小说写到主人公死，才把悲剧、沉重感推到顶点。写死亡，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太沉重的话题，在小说，特别在虚构中写死亡很矫情，孙惠芬这种我觉得是非虚构式的死，就像我们看到的周大新写得《安魂》这些都有现实的影子，或者很多都是真实的，很多小说都是事实的虚饰叙事。这种写死亡，我觉得他有同样的分量，他给小说的写死亡，矫情的写作他显然是不愿的，我们最近也有编者策划我们的自杀现象，我们孙惠芬写农村的自杀现象，大学生里头有很多普遍的自杀现象，比如清华大学，每学期都有一两个很好的学生跳楼自杀，这些真实的死亡如果反映到文学里，力量可能会更强大，更打动人，孙惠芬在写死亡的时候，为什么让人感到种沉重？就是对死亡有很深入的思考，思考社会的原因、家庭、个体性格缺陷等等各种原因，他从死亡入手，辐射整个社会，对关系的思考，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在孙惠芬看来，这是一种关系的断裂，或者人与各种生活都已经被切断了，不光是亲友、朋友关系都没了，没有能够诉说、倾诉，发泄的对象，同时对生活的乐趣也切断了，农民如果有精神寄托、物质寄托，有关系存在，可能还能活下来，关系都被切断，这个人就可能自杀。类似这样的思考应该说是这个作品是更有分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孙惠芬采取书写的方式，或者叙事的方式，也有调查的方式，也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常用的一种方式，现在通过行走，一个一个的采访搜集这些个体的故事，叙事方式也是非常有趣的，基本按照采访路线深入的，写每个自杀者案例的时候，有很多的不是按顺序写，是按采写的顺序，还有按照这个顺序可能就会留下很多空白，要让读者按照想象，把这里面很多连接点连接起来，复原起来，还原自杀的真相和经过，这种写作方式也是一种跨界的，也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方法、一个界限。
    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我个人觉得孙惠芬这个作品还是有她很独特的价值，如果说把她名录更确定的话，应该在这个名录下面有一个位置。
   
    李建军：在西方的心理学、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叫3H，一个就是没有归属感，还有一个是没有幸福感，另外就是没有信任感。我觉得这个巨大差异的时代，贫富差异、幸福差异，社会上悬殊的感觉都带给最底层人最深的焦虑感，这个就是农民。大家提了很多建议，读社会学的书、哲学书，考察社会60多年来对农民造成的内心的感受，内心酸楚的经验，有一些研究，但是这个问题到了现在是最为严重和最为触目惊心的时候。说明这个问题抓得很准，也很及时，而且在里面试图去阐释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农村的农民自杀，试图从关系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是有道理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贫穷导致的。但是问题不这么简单，就在中国我们这个死亡里面，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从阶级的角度，就隐含着贫富，贵贱的问题，更多是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历史风度。鲁迅写《祝福》不是一个阶段的阐释，他是文化和一种价值意识的一个问题，鲁迅讲的就是无痛感和缺乏同情心和冷漠，比如对祥林嫂的死，很多人都是冷漠的。我们的文化意识和价值理念，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里面，孙惠芬可能没有强烈的意识到，但是她都写出来了。比如现在中国人为什么活着，我们的目标感，我们的意愿，我们的价值基础有没有？中国人都很忙。这里面写到几个人，金钱是导致人绝望和内心的撕裂紧张，另外就是权力。这里面写得非常典型的就是吕有万，可以说有六千万，是有大钱，他却回来当村长，他就是想当官，只有在体制内当一个村长这样的官，才能体验到这种价值观。所以他弟弟说哥哥的悲剧，最后不是自杀了吗？他进入体制之后他才进入了灾难，整个是过去别人仰视他，他现在卑躬屈膝求别人，所以他说二哥这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官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权力。
    还有另外就是孩子去法国留学，本来这个家庭支撑不起，但是后来他的伯伯，给了他十万块钱，说你一定要去，这个问题就是与钱相对的名的问题。中国人讲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他希望一个人覆盖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民族的荣誉。就像最早的女排一样，就是要这个名分，所以别的这种不用说了。这个文本我觉得全面的阐释中国现在的文化意识，有一个交往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些严重的匮乏导致了这么些人的大量的死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深刻的就是探讨一个问题，幸运的归属，这个在孙惠芬的文本里面是大量的出现，就是探讨我们需求什么样的归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在里面讲了，我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人生下来就是要死的，我们中国人是不知生焉之死，中国人是把所有的骄傲点思考的核心都放在生上，那么其实人大约超过五十岁就开始，过了五十岁想的就只有问题就是死，托尔斯泰一生考虑的就是死亡，如何不朽。如果你目睹了亲人的死亡，就是让人特别纠结。我们死后怎么办？我们如何在死亡降临的时候面对死亡？这就牵涉到我们非常严重的问题，无宗教、无信仰。我们中国人这一点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信仰。我们当病苦，死亡等不幸降临的时候我们是孤立无援。所以第八日的时候，有宗教性的氛围，里面包括除黑先生，这都涉及到了灵魂的救赎和灵魂的安慰的问题。
    孙惠芬写在教堂里面，我觉得她可能做了一些想象和充实，关于宗教的意义，就是说不是说能给你带来趋利避害的，而是灾难来了如何对待他，就是大爱藏在患难中，这都是极具宗教思想很深刻的一些话语。所以这个表现了自己的很具有深度的心意状态，这个一个包括思想，一个包括情感，这个是对死者唱出的安魂曲，也是对我们现在这些人带来非常深刻的启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收获还是蛮大的。太飘浮，你不想跟着他去想象。我读孙惠芬的东西，我觉得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太忙了，忙着挣钱、奔波、忙这个忙那个，其实她读了很多书，就是试图我们生活是不是能够慢下来。有个字可能翻译得不是太准确，懒惰，而是懒散。法国人意大利人在咖啡馆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可以坐一天，就享受时间从容、缓慢的流逝，体现自己内心的生活。我们中国人脚步都是很快的，心里面想得很多，应该想着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才要想的。这里面讲了一个渔夫的故事，躺在船上，在太阳下面打盹。别人就说大家都出海都怎么不去？他说我去干什么？那人说你去打鱼挣更多的钱，然后雇人来替你打鱼。他说最后我要干什么？他说最后你就可以在太阳下面晒太阳。他说我现在就在晒太阳。这个对我们当下中国人来讲，都是生活态度上的启示在里面。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深度、很有问题意识，很见才情的书。从前的作品写得很老实、很扎实，这里面有一些想象是很好的，甚至有一些语言我都圈画出来了，把自己的语言、思考，整个大量的事实融合在一起。这个作品无论从文体的独特性来看，从对中国现代非常严重的自杀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
    应红：其实很早，一直大家都在说，在我们中国，如果不了解农民，那就是等于说不了解中国。因为农民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占了非常大的主题，所以这部作品拿到之后，我们读，刚才我听李建军也讲了在中国，自杀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是在中国，在中国有80%以上的自杀，是发生在我们的农村，当然这是一个刚才听有些评论家谈到，这个在农村可能是司空见惯的现状，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进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关注在中国占这么大人口比重的农民群体的精神现状，精神问题，这个真正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孙惠芬的作品确实是把这个问题把它挑出来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当然在私下里面谈，都是好像很多人都会接触过。在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觉得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它还是一个被遮蔽、并不太被人提及的，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问题。当然，把这个被遮蔽的层面揭开来看，有非常残酷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残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对自己生存、现实状况，包括精神层层面一种非常麻木的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挑开来之后，我觉得这部作品是一种揭示，是一种展示，其实接下来我觉得还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关部门是不是对这样一个课题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我想这部作品的意义也在这儿，不仅是给我们读者提供这样一个文本，同时也给有关部门和有关机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文本，可以说一个侧面。
    何向阳：我读此书心感沉痛，我沉痛不是这本书被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还有这样的现实存在，而我们以前很多作家都没有去这么深入的把它揭示出来。孙惠芬她一直是比较温情的表达的这样一个作家，但是我觉得她这次面临这样一个现实是非常冷静、冷峻的，我觉得沉痛还沉痛在于我为这样一个作家有这样一个心感觉沉痛。因为我们很多写乡村、写农村，包括写现在的变化，很多人是用观念、概念、用脑子去写作，但是惠芬是用心去整个贴着去写，所以这一点也是为她很疼，一个女人去承担这样的任务。这本书农民和女性都已经被放大了，写的是农村女性，农村女性第一感觉是一百多年这样一个文学的印象，我们看到的是那样一种感觉，但是现在这种新的人物出来了，而且在书写当中，确实看到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但是跟她以前的作品对农村女性书写不一样，历史的书写、现实的书写可能还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比较温润的内心的东西存在，但是这种是一种非常迎面而来的冰一样的东西。
    当然以前我们关注民生，民生民生，我觉得是两个层面，以前我们关注在温饱层面，关注在饥饿、吃饭、居住、生态，包括疾病这样一些层面，但是往往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我们把农民当做人类当中的人去看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他这种情感、心理上要发展、需要被理解、沟通，也需要理解和沟通。所以我们可能过去让他吃饱、住上楼，这样改善，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层面，刚才应红说的，被遮蔽的层面，就是巨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说农村，其实我们的人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的。所以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性作家，她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我觉得这非常可贵，而且大家刚才也谈到真实，其实这个是最真实的，如果是将心比心的话，农民作为个人啊他是有心的，不是我们给他吃好、穿好就可以。但是这也是必要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生活，但是这个是有心的，我们要用心体会孙惠芬的心，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城与乡的关系可能更好。我们对乡村的书写不会失真。在这点上来说，这本书是先锋性的，先锋和孙惠芬好像很难联系起来，她应该说是相对务实的作家，但是在这里她体现了一种先锋。当一个社会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在发展当中存在的被我们漠视的心理的问题，一个作家看到了，写出来了，这个就是我的感想，再过二十年，可能这个书的价值比我们现在谈的价值都要丰满。
   
    周晓枫：我一直觉得惠芬这个作家没有外在的作家的这种腔调和形象、设计，她是以一种特别本分和质朴，特别是小心、质朴的方式面对写作的态度，我是《生死十日谈》的责任编辑，我觉得唯有这种诚恳能回报给写作者这种值得的回报。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好多东西作为现代过程中的牺牲品，不管是传统、环境，这种作为必须支付和无奈的代价的时候，潜在的会把现代化的附属物和累赘疏离了。在《生死十日谈》里面不是疏离，它不是作为城市生活的某种愿景，而是独立而完整的主体的聚焦来展现，坦率的说，虽然我们在理论上知道乡村是所有人和所有城市的根系，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乡村生活经验，我的履历表不存在这一部分，我在情感上也没有这一块，但是我经历迁徙的，我们纵观几千年的“乡村”，肯定是中国人曾经精神意义也好，地理意义也好，再贫困，再不卫生，你觉得那是永久不变的，可以在活的时候寄存你的梦想，死了以后会永远不变的地方。在我青春期的后期，在我更年期没有到达的时候，存在这么久的乡村发生了外观或概念的剧烈的变化，或者我们来说，纵情纵欲的那片天地已经消失了。写作者们到底谁还了解现在的乡村，那些出身在乡村，甚至渡过他们漫长成长的过程的作者，我觉得未必熟悉今天的乡村生活。我看了好多写作者怀念乡村的时候，都写得像天堂一样，其实所有赞美的我觉得都是自己坚决抛弃的生活，其实我弄混了，原来我们觉得田园和乡村讲的是非常接近的概念，实际上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交集甚少的两个空间，孙惠芬写的乡村是记忆和现实，你的想象和真相，美好和残酷，撕裂性反差到底有多么惨烈，恐怕是生活在乡村，孙惠芬这样的写作者体悟比我们更由衷的痛楚。我特别感慨，在这本书里面，塑造的群像是各具个性的，我在做编辑的时候，初读很让我震撼，很少让我看到触目惊心的作品，《生死十日谈》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因为像这种东西一般就是我惨给你看，但是这里面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并非是绝对的沉迷，确实有理解的一种困境，有茫然、挣扎，但是也有宿命、达观，有爱、有宗教情怀的寄托，还有那种诗意，而且有在灾难中努力维持的个人尊严。所以我觉得无论你说的是抗争也好，内疚也好，是艰难的这种自我追问和自我拯救也好，我觉得都展示了人们在绝对黑暗中的灵魂非常可贵的、而且令人敬畏的东西。
    说到文体，我们曾经写过这是小说，发的时候大家议论还是把这个小说去掉了。我的理解是，它采取非虚构的形式和手段创作的小说，可能我个人这样理解的。不管是纪实小说还是国外的新闻小说，我们潜在的意识是特别容易降低对这种文体的品质和要求，我们甚至先期允许有一部分粗糙和不讲究。素材和产品之间的沟壑，我们觉得这种沟壑往往难以填平。《生死十日谈》确实改变了我的视野和境界，我一谈想象，就特别容易往魔幻靠，其实我看《生死十日谈》，我觉得想象的强大，完全有另外的层面，就是更强烈的、更真实的介入到具有强烈现实因素，我觉得这个是她宝贵的地方。一个人，一个写作者想象的强大和自由，未必像我原来想象是那样，说魔幻也好，未必是花朵，融入非常坚实的现实主义的主题观。我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个作品非常偏爱，我觉得有两点特别想提到的。
    第一，它没有凌驾于这些素材之上的观念表达。我自己觉得，有一部分是跟她本性有关，她的态度是不认为在学术意义的判断就高于这些事实。
    第二，我们的文体上有这么大的迷惑，这种迷惑恰恰揭示这个作品的成功所在，因为这达致了对生活强烈的访问效果，否则你是可以轻易区分的。
    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文体上怎么归纳《生死十日谈》，在我看来都是在精神上、情感的元气饱满、而且在情怀上令我们致敬的一个文学作品。
  
　　孙惠芬：非常感动。本来下面应该讲一下自己写小说的真相，到底是真还是假，我是怎么写的，可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又引起我对自己这些年一些思考的追述。所以我简单说一下。
　　一直以来，在谈创作的时候我强调我愿意写心灵的历史，心灵瞬间的历史，我认为瞬间就是历史。我在强调时有充分的理由给自己：因为心灵抵达人性，人性相通才能抵达外部世界。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在有了一些创作经历之后，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托辞，因为我20几岁才离开乡村，我在书写乡村的时候，内心会回到天高地远的大地，在那个大地上，印象最深的就是日常琐碎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面，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有的，只是人们在日常事物里细微的内心波动，他们的坚持和挣扎。对他们挣扎中内心波动的体会，是我写作的所有资源，我是一直在写日常人们内心的波澜，也就是我所说的心灵的瞬间，这些都是历史，永恒的历史。我也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来保护，但是后来我有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三本书的启发，一部书是被改成了电影的，史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那是一本畅销书，我读过无数遍，非常喜欢也非常惊讶，那里边，人物内心瞬间的历史都有，但是那里还包含了许多外部时间的历史，政治事件呀总统轶事呀什么的。我个人因为长期在农村生活，对天高地远的乡村外部宏观的历史从来没有把握，我关注的是父亲、母亲嫂子身上发生什么，村子里发生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外部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什么，可以说外部历史我从来不关注，也不知道。看了《肖申克的救赎》之后，我突然觉得，有没有外部，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评论家们常讲小说的物质材料，靠什么建构？所谓他们写的外部，就是在探索心灵历史的一个能力之外，把当时的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物质材料放进去了，把这些东西放进去，镶嵌进去，读后就觉得书里写的那个事儿是真的，是真事儿，不是虚构。我们常常说，小说是写心灵的真实，有了心灵的真实，就能沟通读者，可当你发现把内心的真实和外界的、政治的，政治事件的历史发生联系，感觉一下子就变了，完全不一样了，在你觉得他太像真事并不是虚构的时候，你内心会格外感到震撼。
　　第二本书是查尔斯写的长篇小说《冷山》。读完它让我非常震动，当时给晓枫打过电话，说感到很绝望。那里边即有大的有关南北战争的历史事件，又有作者对一个当了逃兵的伤员往故乡回时所经过的山脉、河流、森林这一些地理和植物的知识性描述，当把历史事件写进去的时候，当把对地理的植物的知识写进去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故事太真实了。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出生农村，但是他把对植物、山脉，地理学上的全部知识都化了进去。太了不起了。那时候我非常绝望，绝望在哪？我一直说我是乡下人，但是房屋旁边的树怎么长的庄稼怎么长的，我从未关心过，我一直匍匐在人的内心里面，对外部世界根本不关心。记得《歇马山庄》刚出版时在北京见到阿来，他说他不愿意看汉人的作品，就是汉地的作品除了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山和树、和神灵的关系。我当时很受触动，我的作品就是这样，没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山川树林的关系，更没有和神灵的关系。这跟地域文化有关，也跟我独特的家庭，我们那个村庄的地理位置有关，我的村庄是荒芜的村庄，是丘陵地带，没有山，也没有树，我们的村人聚起来就是聊天拉寡，讲各家的家常理短，说一些人世间那些故事。是在后来才慢慢觉悟，觉得当生命当中遇到坎坷，遇到波折的时候，大自然会给人力量。查尔斯的作品里就有大自然的力量，他写到山的时候，他把对植物和山脉的知识当成写小说的材料放进去的时候，那些都跟人物构成了依存关系。有了这种依存，你觉得他编织的一切都真实无比，就是大家讲到的不像虚构。其实这个非虚构是小说家给放进去的，造成的一种效果。有了无比真实的效果，就格外让人震撼。
　　第三本书，也是晓枫给我推荐的一本书保罗•奥斯特《幻影书》，我读完以后爱不释手，特别想与人交流。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和外界交流，所以还是忍住了没有跟任何人谈。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再与人不谈文学，许多东西放在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回到家乡、乡村，自己去思考。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就有和前面两次一样的感受，他是的写二十年代美国的一个默影演员，他在演电影出名之后的某一天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六十年后，作者（小说的主人公）又找到了他，作家为什么会找到他，这里有一系列故事，其实小说是作者在探索一个失踪的人的踪迹时表达自己对当时时代，人生，人性的看法，里边笔笔皆是心灵的瞬间，感情的历史，生死的追问，但是他因为把大的、外边政治的事件放进去了，把对电影的历史和知识放进去了，你就觉得特别真实，根本不是虚构，我因此查到他所有的书，查到他的自传，想了解小说是否就是真事儿，结果，当我查出来，买来他的自传，才发现自传却反而不像是他的真实故事，自传是作者的成名作，反而像虚构。后来我知道，查尔斯其实有意识还原了一种历史，他用了那些建筑材料就是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我有了这些震动，前年，在我要写下一部小说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自己的暗示：我也要建构这样一个让人们觉得无比真实的小说。可故事都有了，也开了头，却发现我依然突破不了自己的局限，我个人对事件、历史没有敏感，这是我极大的局限，我昨天读了历史书，今天就忘，我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里。不是在我心灵上产生感动的都打动不了我，我读到的典籍里的历史又无法沟通我内心。我当时要写的小说，是有关当下的，但是用什么来建构当下的真实？我发现我对乡村的想象只建立在回忆中，而依着回忆去写当下，怎么都不对劲，笔很艰涩，无法达到我自己的要求，就在这时，一个朋友苦口婆心的跟我说，不要老在家里待着啦，应该走出去，现在就走出去。确实在朋友的推动之下，在省作协和中国作协的推动下，我走出去了。我到乡村，到下乡两年，感受特别深，这个时候，我虽然仍然没有对山川地理的知识，不能像写《冷山》作者那样建构现实，但是我人就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矛盾中，我在现场，我有对现场的感受，有对土地上发生的变革的了解，尤其遇到我的朋友访谈自杀的课题，我有了一堆建造现实的物质材料。
　　说起访谈自杀，那都是我下乡快近一年的事，我当时听说调查自杀，很恐惧，我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不想去。但后来朋友再三说，也很诱惑我。我就去了五天，后来再打算去的时候人家这个活动也结束了。我爱人也跟着去，他是自始至终跟着的，这五天我感受非常多。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题材选择得很好，其实对我而言，这里没有选择。冬天的一天，要从乡村回家了，不准备深入生活了，回家的路上，脑袋里突然有一个“十日谈”的灵感，创作欲望瞬间萌动。为什么现在用了“十日谈”这个题目，我得尊重这个灵感。有了十日谈的灵感，才把所有东西都调动了，甚至把我为另一篇小说所作的储备也调动了。但我只采了几个故事，没有办法，只有打开我爱人录像带来看，我看了二十多天，其实心理学的访谈很枯燥，他们要数字，要填表，要评估出指标，所以无法展开故事，但正因为这样，里面一个巨大的空间才向我打开。把所有东西放在这儿之后，我自己想，能不能写？这时我发现我站在荒原上，没有现成的路，不知道以什么形式来写。如果采取传统小说的写法，没法写。后来我就想，不管那么多，我安我脑袋里的图景去写。写了两章之后，我就看到了路，就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
　　其实我写生死的最大动力，不是想让大家都看到，农村多么落后、多么贫困，社会状况多么糟糕，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怎样自我救赎；死的人他们为什么死，在他们的死中，我看到那么多尊严，高贵的东西。我们常常讲现在的人如何没有尊严，没有高贵的情感，但是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高贵的情感。在采访他们的故事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都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当然写作当中要在讲十日的故事的同时还要“谈”，有些害怕。但有前边说到的三本书的支持，我放开了自己，放开了去打通跟外部、时代的关系。写完了，我自己觉得心里非常静。仿佛经历了一次淘洗，一次救赎。作品出来之后，先是晓枫、新岚、脚印他们给我鼓励，后来接到好多朋友和读者电话，大家在鼓励我的同时，也提到了一些问题。我在继续思考。
　　李敬泽：我觉得我们今天下午会开得很成功，孙惠芬这个作品确实是一个很难把它封闭起来的作品，你看完了这个事肯定是不算完，它也并没有提供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什么上封闭性的东西，没有。我们面对的可能确实是一个引导我们走向的，是一个比这个作品本身要大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很多很多的现实。中国现在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现实在我们面前确实是极其难，就死亡这件事来讲，不用说自杀，就是说杀人这件事，我最近看那个复旦的案子，我仔细追踪这位复旦的博士微博，这个不是底层、这个不是愚昧、这个不是贫穷，但是他对于这件事他的态度，他的整个世界观的构成，这里面其实问题特别特别的复杂和特别特别的值得琢磨。好多时候真不是我们坐在家里想的，以我们所有的智力也想像不出。他得罪我了，我顶多往他的饮水机里放点粑粑。你是说他是恶魔吗？不是，他在生活中是个平常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基本上和我们的水准是差不多的，这里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个不是个别的例子，从这些地方能够看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严重的精神争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像孙惠芬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是有很广阔的思考的空间，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农村平台的写作，刚才晓枫也谈到，在农村题材这个范围内谈问题的话，我们觉得实际上我们会一个一个确立指标，当我们看到孙惠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写作是有问题的。很多写作是浮泛的，不诚恳的。那么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应该确立一个指标。至于到底是什么？这个名字到底是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什么也好。其实我和晓枫一样，在结束我的编辑生涯之前，我在当编辑的时候，我编这个刊物，我也没想着说我在这个刊物上做什么事都要有理论，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把你们评论家搞乱，因为理论家们总有太多的定见，太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花岗岩一样的东西。但是创造、探索，恰恰可能需要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退一步想未必就是花岗岩，未必就一定那么天经地义。我觉得就写作来讲，即使是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同样，说实在的，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只要我们哪怕我们回到十九世纪，我们现在都忘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是怎么来的了，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我们就能看到虚构和非虚构问题是远比我们现在复杂的多的问题。这里面，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探索和创造，至今我觉得我们都还没有停止，什么事情不要有天经地义，就刚才我在看新闻网站，今年的普利特策奖，颁给一个《雪崩》，那么在普利策奖对这个阐述《雪崩》时，说是使用多媒体手段，这个不仅仅是要讲一个好故事，也不是用好的品质和好的文字要怎么怎么的，后来我想，这个特稿在普利策奖当中可能比报告文学还要文学吧？就是说很多事情可能在我们的认识中，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中，和在广阔的背景中有更为宽阔的理解，理解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作家尽情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