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的技术性要求其实对词语有着严格的挑剔和选择。一首（组）优秀之作，说是气息，说是心花，说是生活之水的一次主观决堤，说是上帝艺术之手的一次恩赐，都可以。不过，它们都是虚拟的比喻和感觉，最终诗的呈现必须靠词语意象的唯一载体来完成。在现代汉语的实词（名、动、形、数、量、代）与虚词（副、介、连、助、叹）两大语系中，我以为现代诗的习惯用语还是经常在实词领地流连，或者说非常执著地眷恋着名词和动词，或名词动词化，或动词名词化，形容词代词连词的参与只能是偶尔实现。就像音乐简谱中“ 1-2-3-4-5-6-7”，能够组合变幻出众多的动人心弦的乐章，这就是汉语言的魅力和魔力。在形容词、副词、叹词普及书面与日常生活的年代，中国诗歌所遭受的借代与绑架，“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诸多无价值泡沫化的分行演绎了一幕幕浅文化喜剧，至今沦为笑谈。早在1962或1964年，林彪的军委讲话及对《毛主席语录》的“序言”，对副词“最”的运用便具有创造性，以至于发展成为个人崇拜的口语方式之一。当然今天我们明白副词叠加得太多会使语言本身失去意义。之后的“中国之最”“世界之最”等“最”不可收不一而足。也许我们能记忆犹新，周恩来1972年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请示如何播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时，曾明确指出，客观报道，不要用形容词。时代是进步的，诗歌是脆弱的，诗人的内心不是密不透风的房间，社会的政治语态与世人的精神生活必然会给诗歌带来影响。中国诗歌跨越式进步的难度由此可见端倪。诗人们始终都在挣脱，反复都在挣脱，挣脱的终极表现是纯粹的语言挣脱。作为一个读诗的人，在此我不仅不想挣脱，还企图暂入其中，用副词“最”来表述我对第二季度全省诗歌创作的点滴印象。
   
　　诗人的价值绝对不能排除其发现的多种可能性，对现实、对历史、对生命、对人性的发现，特别是对诗歌文本语言本身的发现，这几乎是构成品鉴诗人作品艺术品质的唯一标准。诗人的发现其实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呈现几乎完全一致，即文本作为存在思考、形象哲学、语言审美的集大成者，不过是自己的“陌生化”角度和层面而已。柳沄在《诗刊》第五期上半月刊发表组诗《坏牙齿》十首，在《中国诗歌》第五期发表组诗《柳沄的诗》七首，无论是其思想品质，还是艺术气质，或是构成它们意象的语言资质，都堪称是我省诗歌创作的顶端作品。我们说柳沄的诗常常把读者逼到审美死角，即是说他的诗作提供的思想艺术空间几近饱和的临界状态，已令我们的情绪无法作更多扩展，即使偶尔露出一线缝隙，读者的发挥想象恐怕也难以企及诗人用语言耸起的高度，其字里行间藏匿的暗示、隐喻、复指等多重意义使得柳沄诗作的哲学内涵不断升华。这是一种直接的、向心的、同一朝向的体验方式，诗歌的完成必须如此。柳沄这两组诗的发现在于，客观物象于任何空间条件系，都能在诗人的主观时间里积淀为活灵活现的生命运动影像，它们存在得绝不牵强突兀，被作者的连贯意绪协调在舒朗的节奏章句之内，它们或派生或引申或联想的多重意义早已“鹤立鸡群”于词语之外。比如《梅》，我们领略到的既是物象，又是人脉；既有雪压枝丫的寒冷，又有你我拥抱的温存；既是个人病象，又是社会生态。整首诗的语言张力遥远而又临近，很容易让人想到林黛玉，让人想到大师们笔下诸多的“梅姑娘”，尤其是犹如“墙角数枝梅”热烈绽放的“咳血”比喻，的确新颖陌生得摄人心魂。如同杨炼所说：“诗歌本身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这是艺术审美的标志杆。
　　李轻松在《诗刊》第四期上半月刊发表组诗《大风吹》八首，其思想命题直指生与死的哲学考量，内心的苍凉旷远通过若干自然意象的和弦共鸣生发出一种力透纸背的生命积淀，宽容、达观、警世、怜悯、自强不息与不可挽回构成了人生在世的多种声音。与众不同的是，作者摒弃了以往过多的女性诗歌创作的狭小视角，或者表述过程中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疑似”经验，恰如舞台剧宏大壮烈的背景，成为人间万象众生百态的有力衬托或者是他们生活天地的一个部分。读者注意到了《昆虫记》，它们与组诗中的大风、天边、梅、菊等自然景物一样，丰富着人类社会需要面对的客观存在，生命的珍贵、渺小、柔弱与人的强大内心世界并不矛盾。“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巨大也有细小，再细小也有巨大，生存的本能没有大小之分。诗人的独特之处或许就在于揭示生命的一种下意识与不由自主。王鸣久在《中国诗歌》第三卷发表组诗《会心与幽默》十二首，阵容博大及题材的拓展显现出诗人的独辟蹊径，像《我是我神》《两个达摩》《哭泣之上》《大袖飘风》等，虽然是是诗人对古典佛意的重新解读与体验，张扬生命存在的新方式新境界，而我却更愿意把它们看做是诗人对现实的曲笔批判抑或是对自己以“青铜物语”为题的以往诗作的衔接和延续，仍然在进行着悲壮的现世精神救赎。鸣久的诗歌表现永远都是大主题，他时刻高扬真善美的旗帜，情境总在追索考究创造现代人生命质地的需求，或褒或贬，其词语意象的承载着时代与人性的深度。他能从滴水的湿度寻求太阳的光芒，他能从叶片的纹路触摸人生的苦难，他能从断壁的衰相发掘历史的凝重。立意之高远，书写之宏阔，发现之敏锐，是王鸣久诗歌创作的三原色。
　　林雪在《读诗》第二卷发表组诗《肋骨之外》六首，在《海燕》第五期发表组诗《辩护抑或妄言》十一首，在《诗刊》第四期下半月刊发表《让生活飞》二首，是诗人在获得“鲁奖”之后创作态势依旧保持完好的又一次表现。读者的目光会不断地在诗行中顾盼，会每每惊叹作者的表述竟然与诸多大师的作品在文思气脉与内心韵致有那么多相通之处，艺术表达的不谋而合使得汉语诗歌在世界文学的同一技术平台上有着多元发展的可能性。林雪的自觉努力更是一种文化的自信。浑然天成的词语意象组合，内心体悟感受的瞬间捕捉，于平和从容的叙述之中循序渐进的哲理，形成了日常生活书写的流畅诗篇。聂鲁达在自传体之一《写诗是一门手艺》中曾经说过：“同一种语言打一辈子交道，把它颠来倒去，探究其奥秘，翻弄其皮毛和肚子，这种亲密关系不可能不化作肌体的一部分。”柳沄、林雪的诗歌语言尽管有着“割肉”般的淋漓尽致，然而绝不奢侈高蹈滥用，他们珍视从自己肌体分化出去的色彩、声音、感觉、意念，从而把伟大与深刻隐含在素朴与简易当中，所谓深入浅出，所谓返璞归真，那种天然的语速语感水到渠成，恰如大海拾贝一样的宝贵与稀缺。刘川在《鸭绿江》第六期上半月版发表组诗《沙子里有金子》十五首，在《延河》第六期下半月刊发表组诗《大街上》九首，透过口语的排比递进或绕口令一样的连珠妙语，诗人把世态人心的一幅幅鲜活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刘川像是开了一家名牌医院，自己是急诊室，是主治医，又是操刀手，号脉确诊，化疗解剖，诗人选取的词语如同X光机、B超彩超、CT、核磁共振……把不同人群的现阶段病菌、病灶成像，把社会不同层面的病态、病痛成像，并给予人性的解析，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刘川选择的口语于简练之中复合着深刻，于疏朗之中隐含着鞭挞，画面感灼人，画外音悲凉，每首诗几乎都能讲成一个摇荡心旌的小故事，其语言意象渗透的强度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刘川用自己的诗歌经验，在对社会及人性的弊端进行着艺术抵抗。
   
　　宁明迎来了自己第二季度诗歌创作丰收的大好时光。他在《中国诗歌》第四期发表组诗《宁明的诗》十一首，在《海燕》第四期发表组诗《当谷穗走过深秋》十一首，在《中国诗人》第三期发表组诗《逆光》十首，在《满族文学》第三期发表组诗《侧影》十首，在《星星》第六期发表《一盏灯》二首……据不完全统计，发表数量竟有六十首之多。宁明才思敏捷，诗情如泉涌，表明了诗人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经过相应的调整稳定之后创作激情的一次喷发。宁明的诗不属于令读者振聋发聩的宏大叙述或时代强音，他有自己的辟入角度，感性而余音袅袅，睿智而一语中的，简约而不乏深刻；他从生活的细节出发，从自然的微处着手，屡屡呈现生命存活的坚韧与磨难、委婉与细腻。在诗人的笔下，山川河流、鸟语花香、街影楼台都充满了人生的况味。宁明的诗，不仅彰显着把生命与自然细化的悉心演绎过程，还涵盖着日常生活自然景物的哲学理念。诗人想通过自己的平和爽快，把世间万物之间都建立起一种联系，特别是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的联系，应该说这是崇尚敬畏所有生命现象的一次次伟大壮举的现实书写。事物之间都有联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想用词语把它们的关系建立起来，做到准确、妥帖就实属不易了，特别是感性朝理性转化时，对词语的挑选可谓沙里淘金。诗人知己知彼，量体裁衣，小孔成像，于细微之处见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依据自己语言实力和内心感应能力的智慧选择。比如《羊头》，它构成的个体生命面对繁复世界的偌大思想指向令人不寒而栗；比如《一只雨中飞过的鸟》，生存的艰难与命运的不可知性成为无形的网，人与鸟惺惺相惜，天空不是鸟唯一的去处，翅膀的飞翔也并非是身心的自由象征。诗人总是能在画面之外给予读者灵魂的警醒。
　　菁菁在《鸭绿江》第六期发表组诗《哑光》十四首，这是第二季度我省诗人发表的组诗里最长的一组，也是菁菁在略作休整或停顿之后奉献的力作。我们所说的休整或停顿，绝对不是诗歌创作的停止，而是“砍柴”之后的“磨刀”之工，要么静下心来读书，要么豁出气力远足，要么伏在案头沉思，这似乎也是诗歌进步的几个小步骤。菁菁的进步在于，对整组诗的语言调控更加“随心所欲”，她不偏离自己的内心方向，而内心驾驭题材的空间已比以往扩展了许多，几乎呈360度的周角，她不满足诗歌关于风花雪月的描写，她着力的是心情，是意绪，是物质生活在精神层面的投影，是女性生命不同阶段的疼痛历程。单看菁菁这组诗的题目，她定格的是一段此时或彼时心灵片段，而文本所显现的正是这种内心历史的跌宕与延伸。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而言，我向来不主张文本的呈现仅仅局限在一面镜子里的一个自己，更不认同哈哈镜前的过于变形的自己，词语意象的张力不足辐射欠缺或者过分招摇夸大会遮蔽掩埋甚至丧失掉内心的真实。我倾向镜片破碎后映照出来的无数个姿容，是单一明净过后霓虹般的复调自己。菁菁牢牢地把握自己情感与词汇之间的分寸，并能娴熟地把它们演变为一种氛围，一种情境，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诗歌现场。同时，菁菁表现自己的内心生活不时地注入古典气息，像《来意》中的“雎鸠的关关声”，《在时间之外》的“忆江南”、“小桥流水”，《迟暮》中的“古道西风”，《这多像一段历史》中的“长亭”，《这回声有别于其他》中的“门扉”，《一片凋零》中的“深闺”等等。虽然它们只是作为意象贯穿文本，但由此衍生迸发的诗人的古典精神和文化气场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的文化血脉，是汉语言诗歌坚决不能缺少的营养。诗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母语。
　　宋晓杰在《广西文学》第四期发表组诗《时间的玫瑰，醒来……》八首，时间的力量、哲学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在作者关于乡土故园的表述之中，于读者面前惊鸿再现，耀眼掠过的是一系列的北方感性画图：大雪虽然连绵，春天已经破土，荒野回心转意，野蜂开始凌乱，爆竹碎给季节，生命轮回重演。诗人大跨度、大场面的书写，口语散文化般抒情，象征隐喻交替使用，视野与心境一气贯通，使得文本有了厚重的人文特质，广袤、荒凉、野蛮的大地让晓杰的文字有了鲜明的诗歌地理价值，思想掩映在季节之内，时间凝固在记忆之中。晓杰近期的诗作并不多，她可能把创作重心暂时移位到散文小说儿童文学等其他形式，抑或是在诗歌风格确立之后而不想以数量来巩固自己的荣誉。我们欣喜地看到晓杰从聂鲁达那里所获取的有效弥补，《大地的居所》无疑会成为她的案头书。而“离死亡比哲学更近，离痛苦比才智更近，离鲜血比墨水更近”的大师风范相信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时间的玫瑰”是北岛一首诗中的结句，两个元意象恰恰命名了诗歌的永恒性，自然会让我们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百花社新版译作《金玫瑰》）。宋晓杰以此为诗题，形式或许并不不重要，文字矗立的是民族的精神镜像——大地上呼啸的生命万象鲜活持久。娜仁琪琪格在《民族文学》第四期发表组诗《文成草章》五首，在《海燕》第四期发表组诗《又静悄悄地飞》八首，在《现代青年》第四期发表组诗《谁又能阻挡她们的美》四首，又一次把“人与自然”的生命对话主题推置到读者面前，我们经历的是自然与思想的双重洗礼。虽然作者驾驭的是高难度的题材，可我们并没有感到她有力不从心的窘态。表现自然景物，古今中外名篇佳作浩如烟海，娜仁不想“古典”着前人，又不想“现代”着来者，她只是用自己的语言，让思想饱含景物之内，让境界挪出视线之外，写下了一个当代诗人2012年的真实感受。娜仁保持着阳光般的心态，很温情地看待这个世界，她不想以现实、人性中的丑、恶来给美妙的自然界抹黑，甚至不想对比，她想以自己内心洋溢的无限的爱，亦步亦趋地同大自然的美合二为一，用加法来感化同化我们这个喜忧参半爱恨交加的大千世界，就像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道德拯救。温柔也是力量，精神的光束同样能击溃人心。
　　玉上烟在《中国诗歌》第四期发表组诗《玉上烟的诗》十一首，我以为是诗人创作进入新的转型期的隆重预演，笔触由过去多着墨于地域亲情的现实感动而转入了自己内心生态的娓娓陈述，喷薄而出的才情依旧不可遏止，恣意大胆的语言意象，和着自身的体温、脉动、血色，让生命的存在、成长布满思虑、忧愁、痛楚，触目惊心，丰盈无比。诗歌不仅是艺术真实，更是内心的情感真实。不难发现，这组诗里的每一首诗其实都是一个“痛点”，呈现出现实中国知识女性文学女性“活着”需要直面的种种尴尬、无奈与被迫，有时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死亡意识。在《红酒》中，诗人写道：“它学会了倾斜——/它试图用自己的血堵住生活/那不可靠的软木塞”。在《收场白》中，诗人写道：“闪电劈开了一条回家的路，神已来临/请为我祈祷吧”。在《入侵者》中，诗人写道：“我的脸隐现痛苦/我知道，某种遥远的东西，已经来了”。在《还顾不上死去》中，诗人写道：“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还顾不上死去”。在《你不来，我不敢老去》中，诗人写道：“我仅仅靠想你，过完每一天/我请求衰老忽略我——/这渐白的发丝，这月光熄灭的身体”。2010年我读玉上烟的《哥哥》时曾经泪水盈眶，如今我读这组诗，双眼仍有湿润的感觉。能把自己粉碎得这样彻底，悲剧性地和盘托出内心隐秘，以全部身心敏锐地感知世界，以凤凰涅槃的灵魂嬗变重塑一个矛盾的自我艺术的自我，其女性心理向度的深层次多层次袒露，在我省诗人的创作中属于佼佼者。李少君规范的“新红颜写作”也好，李成恩倡导的“胭脂主义”也罢，招牌与思潮并不重要，女性诗歌创作的文化走向及定位，必须凭借个人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作品来逐一体现验证,成为自己。玉上烟的诗之所以感人至深，完全凭靠自己的语言创造。她的诗不伪饰，不遮蔽，不华丽，不晦涩，总以扎实素朴的意象直抵读者的审美中枢，“在纯棉中，保持自己的温度”。平凡拥有的深刻才有普遍性，更具语言的穿透力度和美学的袭击力度。近些天来台风“海葵”数次袭击浙江，宁波首当其冲，摩天轮顷刻被吹到，但不会淹没玉上烟的诗情。客居他乡，诗在别处。两地书，心语多；故乡情，难割舍。大连，永远是诗人全部诗歌意象的发祥地，永远是诗人的生命重心和频频回首之岸。
   
　　诗歌的“私语”范畴，我把它界定为创作风格基本确立之后的个人语言意象的艺术形态，包括由此产生的气息、语调、声音、节奏、画面等技术性外延。一个不断寻求尝试成功喜悦的诗人，必须拥有“私语”的话语权，而且要走向极致——像自己的掌纹一样清晰，拒绝复制的不可替代性。这是需要“原创”的不懈努力，方能达到的语境。
　　李保平在《中国诗人》第三卷发表组诗《一只脚的宽度覆盖了北纬40º线》五首，平均每首四十余行，浩渺飘逸，言在此意在彼。这是他个人提出的“非诗、反语言、自由的想象”诗歌观念的践行作品。非诗，即是怎样才能把诗写的不像诗；反语言，基于对诗歌不能转译的惆怅，主张诗歌的重心应放在内容上；自由的想象，只要你能，走的越远越好。这组诗充满了实验的品质，它既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的“逆反”，又是对现代派诗歌的链接。左岸在《诗刊》六月号上半月刊发表《马语者》《春雨过后，我是新鲜的》《母亲的毛线球在烛光里瘦了》三首，是现实主义表现农村题材的又一次胜利。截取生活普通画面，朴实无华口语叙述，结尾之处悠然“崛起”，思想智慧熠熠闪光。假如我对《马语者》作逆向读，“叔叔跃出水面，马的尸体在下游四十里的地方才找到”，并且发挥一下，“叔叔后来活到一百岁”。“马语者”文本提供了这样的“私语”回旋空间，同为生命，人和马没有区别。即使是在另外两首诗，我们同样可以阐释出不同的结尾。这是诗人的语言“留白”。水色烟紫在《绿风》第三期发表组诗《时光里的变奏》七首，在《中国诗人》第三卷发表组诗《足以佐证》五首，其绝妙的想象联想能力让语言有了声色俱佳的施展空间，特别是意象的联缀铺排运用，让诗句徐徐潜行，布局内心与生命连接的情感语态；特别是用自己的主旨意绪把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统一”起来，呈现出蓬勃大气的语言气象。这是我省女性诗歌创作的新面孔，是一位60后“大器晚成”的诗人，创作前的准备深厚，艺术感觉灵敏独特，只是近一二年才引起诗坛注意，潜力将会使作者走的更远。
　　陈美明在《中国诗人》第二卷发表组诗《中年的山岗》九首，在《鸭绿江》第六期上半月版发表《陈美明自选诗五首》，以澄澈的意象组合汇成自己的内心旋律，呼唤出色彩斑斓的生命世界。陈美明的诗很别致，小大由之，伸缩自如，在微观形象与宏观哲学的协调转化方面显示出高超的语言使用技巧。这是一种心灵的弹性，因题材、因客观对应物的不同而随时付诸表现的意象。张捷在《中国诗人》第三卷发表组诗《花开出我的爱》十四首，精致短小，传统抒情，意象新奇，哲理动人，诗人以八十三岁的淡定和历练，书写出生命全部历程的智慧体验。每首诗的价值取向非常明晰，丰富着读者的精神生活。“今年春天一定长出许多新词和生字”、“抱一朵浪花回到上游”、“时间是个死亡公司，我们都有股份”、“老干很正直，不管什么风，他都领着枝叶向上”，这些诗句，完全可以作为格言警句，铭刻在我们人生的纪念册上。贾玉普在《中国诗人》第二卷发表组诗《穿过城市的河》六首，作者通过城市生活的几个场景，构建了水与生命、与人类、与时间的和谐与矛盾关系，并把乡村与城市的依存关系予以写照。水也许象征着最初的古朴文明，城市也许象征着后工业时代，诗句隽永，余味无穷。
　　苏笑嫣在《延河》第四期下半月刊发表组诗《苏笑嫣的诗》十二首，坦然的内心流向，从容的叙述节奏，超凡的想象空间，以及干净利落的文字表达，都让这个90后的在校大学生毅然地告别了青春型抒情写作阶段，正稳定形成自己的风格。意象的选择有的尽管还带有少年视角的痕迹，但哲学的韵味却愈演愈烈，单纯明净中回响着青年一代对生活对生命的思索。海容在《十月》第三期发表《星球》《那个姑娘》《记忆没有泥沙》三首，作者心游万仞，浮想联翩，博大而深邃的时空切换让语言意象似乎得到一种神性的引领，短小的篇幅蕴含着多元的解读角度。诗歌的意义此时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海容在和声，在多义，或者故意在模糊思想的棱角。诗歌的创作，有时需要从自然状态或感性认识抽象出意义，有时候需要避开主旨，表述一下过程即可；过程是一条脉络，会导向读者潜入艺术的深度河流。双面天使在《星星》第六期发表组诗《水墨远方》三首，“海西堡”、“白帝城”、“桃花”在作者的笔下有了新的内涵，农民工、鄂尔多斯与成吉思汗，绵绵思绪、岸边芦苇与三国演义的历史，京城的人流与故乡的桃花……意象在远古与现实之间穿梭游荡，很好地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架起了一座时间之桥。“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切都随风而去，尼采叔本华哲学的当代图说。诗人的惆怅、迷惘给作品涂上了浓重的忧郁色彩。
　　丛黎明在《鸭绿江》第五期发表组诗《眩晕》六首，数词“一”与量词搭配，在每一首诗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形容词、名词动词化，让诗歌的本体愈发闪烁出词语的光辉，以语言的纯粹强化诗歌的质感。《鸭绿江》第四期推出“辽宁青年诗人作品专辑”，星汉、离原、翟营文、微雨含烟、风萧萧等均是在我省乃至全国产生影响的实力派诗人，他们作品的集中发表，也是他们各自原创风格的逐一展现。翟营文还在《中国诗人》第三卷发表组诗《从一朵花开始》六首，在《中国诗歌》发表《高于季节的目光》《在左边的等待中放上一只》两首，显示出诗人渐入佳境的良好创作前景。陆兴志在《鸭绿江》第四期下半月刊发表组诗《河岸的几种色彩》六首，成为本季度“扫描”的一道风景，风雨声、杨柳色、泥土香、故人情，把乡村的河岸勾勒成一幅幅水墨，多处白描，略加渲染，面前展开的便是春日里自然怡人的田园风光画卷。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滞留太久或沉溺内心难以自拔之际，过目这样的诗作，的确赏心悦目，怀想中便出现故乡的容颜。像在大酒店抢点农家饭菜一样，久违的天然与朴素肯定能给变或待变的灵魂们片刻安宁。《鸭绿江》在全国省级综合类文学期刊中，诗歌的发表质量近年来一直保持在国内的前沿水平，而且不拘一格选拔推出人才，我把《鸭绿江》当做是继《诗刊》《扬子江诗刊》《星星》或《人民文学》《十月》之后的重要阅读样本。
 
　　同其他省市的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相比，同能够翻译接触到的世界级大师的诗歌代表作品相比，我们的有些作品总感觉在语言的创新题材的创新思想的创新等方面还有差距，攀登诗歌创作的艺术高峰有待作出更大的努力。诗的高端发展，最需头脑自清。本来还有这个小题目，限于篇幅，绝对不能再啰嗦了，略说一二三吧。我们思慕渴盼自己的作品能够再现击打灵魂的颤音抑或生命的细节裂变过程，当然更不排除哲学的极端经验诞生，如此天籁般的神性创造必须要有信仰的支撑，否则词语意象的生命支点几乎没有着落。我们钦佩一些国外大师思想艺术境界的无以伦比，原动力之一是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往的流逝的肤浅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导致我们诗人对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但是向美向善的大爱之心悲悯情怀绝对不可丧失，这是精神的向心力聚光点动力源，对诗的指引意义重大。同时，我们有必要经常刷新更换个人的语言系统，即认知的局限表达的局限。时间变了，场景变了，词语变了，意象变了，可是情绪没有改变，思想境界没有改变，艺术质地没有改变，几个月、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都在像写同一首诗。机械劳动，精神叠加，如此的重复只能是空耗自己，诗的生命如同僵尸。某位著名诗人在接受一家刊社采访，曾对记者猜测的当代中国写诗的人有“三百万”之多予以更正时曾说，现在有“八百万”诗作者，甚至接近千万。多么庞大的数字，可是读者群呢？调查一下《诗刊》《诗选刊》《诗潮》《诗林》的发行量，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悬殊性便一目了然。“诗人的手艺显然正在被滥用，初出茅庐的男女诗人纷纷出笼，以至一时间人人都似乎成了诗人，而读者却渐渐消失了。”（聂鲁达）“寻找读者”也是我们诗歌面临的当务之急。我省的诗人不妨尝试先做一个忠实的诗歌读者，读读前辈的诗，读读同代的诗，读读古典的诗，读读现代的诗，读读台湾的诗，读读外国的诗。有时一位好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位好的诗歌读者。文化的差异带来的诗歌惯性诗歌误读或诗歌偏见，客观地说在某些区域里并不罕见，编辑主编们的眼光及审美判断公式化狭隘化，编发的作品并没有真正体现质量代表水准，或千篇一律，或五花八门，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一些诗人的视线，良莠难分。这也是阻碍我省诗歌进步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