埙，陶制乐器，曲调古老苍凉。现在大多不再吹奏，而成了古老文化的标志。篪，竹制乐器，形制类笛，失传。古时常用埙篪演奏宫廷雅乐，称埙篪相和，亦喻兄弟和睦。这里拿来权作篇首。
人生如幻。也许真是因为自己的主观努力，也许是世风的滥觞，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奖项我也得过五七十个。而且，那证书一个比一个大，做工也一个比一个考究，以致存放都成了负担。时间一长，也就把这身外之物看得淡了。但任凭怎么去想也想不到，普普通通的一个我，这一生还能得到这样一个奖项：我和大哥一起被评为全市的十大“诗教之家”中的一家。
发奖仪式在新落成的市图书馆大楼举行。那天，春风拂煦，空气清新，特别是我的感觉非常的好，虽然知道这次得奖是借了早已调到外地的大哥的光。扪心自问，自己学文不成，转而为吏，不论道德修养，还是文化底蕴，还真差了那么一截。偶尔写点小说、散文，也就是马马虎虎的那么回事。但站在领奖台上，跻身过去须仰视才见的我市文化名流中间，一时想到自己出来读书的经历，想到可亲可敬的大哥对自己的扶持，五十多岁的我竟也有些激动了。
但我就是我，被得奖的飘飘然中还是不忘幽自己一默。心里嘀咕，这种有关社会风化、为家族争光添彩的奖项，要是在过去可了不得了，大概是要由皇帝颁诏，在乡间建牌坊的。轮到我们哥俩的诏曰，应该是“诗教传家，埙篪相和”吧。
一
回头审视，我这个农村的孩子没和小伙伴们一样湮没于田垄，无缘终身享受农村的心灵混沌宽松的真幸福，而最终走向了城市，主要是大哥的作用。
我在《文明的因子》一文中阐释，文明作为人类的进步之光，它的因子会以不同的方式演进，既有社会性的传播，也有生理性的遗传，而更多的是二者的相互影响。
我的姥姥家是殷实之家，更是诗书之家。老一辈的，我姥爷、三姥爷，都嗜古书，整本的评书、戏文等能背诵不少；再一辈，舅和姨们，有好几位上了大学（有的还是一位政要的同学），毕业后分别在外交部、交通部和大科研单位工作；我这一辈，赶上好年代，上大学的更多了，已是百花齐放；再下一代，大多是研究生毕业，我老姨的孙女和孙子分别考上了南开和北大，现在孙女已是中科院的博士后了。
我们郑家老辈上没出读书人。大哥查家谱查到山东，我们这一支家庙供奉的始祖是一位将军，并和两个儿子一起阵亡于元明鼎革之时。所谓的一寸山河一腔血，我们郑家人都有一种不苟且于人的骨气。而到了我们这一辈，姥姥家的家风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母亲从姥姥家拿回一床床被褥给我们用的同时，大哥也不断地拿回一本本闲书，甚至还把舅舅的一把京胡拿了回来。舅舅在读书的同时，还喜欢美术和音乐，常刻些影人在家中道闸的小窗上耍，边耍，边吱吱呀呀地拉胡琴，边大嗓小气地唱，一如今天的陕西老腔。
受舅舅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大哥的美术能达到准专业水平。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时，因家穷，大哥便报考了中专性质的鲁美附中，为的是早毕业早挣钱。根据作品，大哥初试已过，只等面试了，恰逢文革，大哥的画家梦遂灭。只有那初试作品的构图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于是，大哥只能在村里画主席像，在家具上画花鸟鱼虫。大哥的音乐也不错，各种乐器都能摆弄，还钻研过对位和声，会填词谱曲。直到今天，家乡大哥教过的学生还会唱他创作的歌曲呢！
大哥在村子里有一个小圈子，七八个人，一律的男性，核心是大哥、高士宽和任继春，他们都是熊岳二中的学生，被文革风暴卷回了村里的。这些人聚在一起，玩乐器、唱歌，画画，交换书看和编写快板、排演宣传节目，搞文学创作，同时旁及刻戳、扎走马灯什么的，给村里带来一股文明之风。就连带有输赢性质的娱乐，也是玩一种升官图，我也因此知道了中国封建官场的基本构架。而每当出现输赢（即在同一衙门里官小的要给官大的庆贺），输者就唱歌。记得吴老肥的嗓子好，体型也像今天电视上看到的男高音，他便自我感觉良好，常“啊—啊—”地吊嗓子，结果惹得村里一阵阵狗叫鸡飞。
大哥他们干这些事的时候，旁边常常有一个跟屁虫似的我。
觑得机会，我是书也看，画也画，胡琴也敢拉。无奈天分差，又不得法，除了看书知道些杂七杂八的知识，并把眼睛看近视外，别的没学成什么。但是这种浸润，在我的心里也算是种下了文明的因。
二
我生性劣顽，开化也晚，直到一九六0年虚岁五岁时，才开始记事。但这最早的记事是和饥饿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大概这也符合“食色性也”的圣人之言吧！
那年，靠了生命力的顽强，我和大哥等挣脱了冬季饥饿的死亡威胁，重又走在春天的原野上，去寻一种叫老牛筋的植物。这之前，我已吃过很多的植物叶子了。依稀记得榆树的叶子最好，滑滑的，粘粘的；山里红和山枣叶也好；碧绿油亮的杨树叶子却苦得很，难以下咽，一如今天喝起的苦丁茶。
那时的土地没有机械化的深翻，还呈现一种原始状态，多年生的宿根植物老牛筋等依然蔓延，一片片，一块块染绿了原野。老牛筋嫩时却无筋，叶厚，茎含乳汁，味酸，就吞咽的舒适度讲虽比不上苦苦菜，但当时能吃上真得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了。我学着大哥等人的样子，贪婪地吃起老牛筋的嫩叶。这时，大哥又递给我两根精心扒好的老牛筋嫩茎，我一吃，嫩、滑、爽，简直就是琼浆玉液。
从此，我的生命里就记住了这叫作老牛筋的植物，记住了大哥的呵护。
记忆中，感触很深的是大哥帮助我走出最初的人生低谷。
我十一二岁时得过胆道蛔虫病，因治疗得不及时发展成了胆囊炎。隔上那么三两个月，一不小心吃了油腻，或上火什么的就发作，症状是典型的腹绞痛，发烧，非打针消炎才好。这病，今天说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样一个农村的环境，对那时一个弱小的我，身心的打击是很残酷的，甚至都有轻生的念头。
每当我犯病的时候，大哥就张罗钱，找车，把我送到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熊岳疗养院治疗。每当我腹绞痛发作难以忍受时，大哥就背着我病房内外走动，惹得周围人啧啧称叹。
为彻底治好我的病，大哥还找来医书钻研，当起我的保健医生。大哥反复告诫我，一定要少吃油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给我信心，说等你到了十五六岁身体机能增强，这病自然就好了。正是这告诫，使一向嘴馋的我遇到荤腥，也不敢再逞饕餮之欲。并且我十五六岁后，这病真的就彻底好了，压在心头的一片阴云散去，我少年的天空阳光灿烂。
日复一日，我对大哥产生依赖，感情甚笃。在大哥的带领下，我们一起干农活，赶些小海。不知不觉间，我学会了不少劳动本领，也逐渐开阔了视野。虽然时光过去了近四十年，很多的事情还都历历在昨，回想起来，一下就回到当年的情境里。
三
接下来，大哥成了我的直接授课老师。
靠了自己的努力，几经波折，大哥从生产队劳动开始，先后当过看水员、渔业队船员、村理发员，才当起村里学校的民办老师，后又当了学校的领导。直至今天，以我十年教师的亲身体会，甚至与《论语》中孔子的言行对比，同时尽可能地抛开感情因素，觉得大哥应是当代中国的最好老师之一。
大哥的知识结构较为宽泛，教书游刃有余。初中以下的数理化、政史地、体音美，高中的语文和政史地，他全能教。大哥授课的知识点突出，节奏恰到好处，甚至扫一下学生的眼神，就知道谁会不会。大哥尤为突出的是教几何，一条辅助线被他玩得烂熟，而这线正是开启和衡量一个学生天分的杠杆。
也许是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大哥教学并不强求全班学生都会，只要他觉得应该会的会了就可以了。大哥还特能宽容。一次我讲起当年一位嘎古同学对老师的嘎古事，没想到大哥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只是不点破罢了。这些，都让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孔夫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大哥似乎还特别偏好体音美的教学，注重课外活动的开展，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在他当了村学校负责人后，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和体育比赛都很活跃。郑老师的名气在三里五村很有一号了。
一九七二年冬，邓小平复出，教育界也迎来了整顿提高的所谓回潮。我那一茬学生，七进八到公社中学学习，需考试。亏了大哥的平时教育，又临时抱佛脚地给我一阵恶补，我人生的第一次正规考试还相当可以。并且，一位已经毕业准备留校漂亮的监考女生一直看着我答卷。没等我考试回家，她通过同学就把我考得好的信息传到到我们村里。一时沸沸扬扬，“名比人先”感觉让当时的我很是受用，以后回忆起来也颇有红袖添香的韵致。
其实我那一年的考试成绩并不特别突出。几百个考生，四门课程，百计分，及格的有二十多人。我得246分，也就是十多名，并且我们村有两人比我分高。大哥打听到分数后告诉我，神情淡淡，却不啻当头一棒，让我虚妄之心收敛不少。
四
大哥作为还乡知识青年回村后，就实质地担负起家庭的重任，成为我家的政府首脑。而父亲虽然在村里在外边依然很能事，在家里照旧喝酒外啥事也不管，但只能是家庭的名义元首，没什么实权了。
于是，大哥就开始了一场适逢改革时代的人生跋涉。时至今日，倏忽间四十多年过去，大哥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退休老人。这其中，父母的养老送终，我们兄弟姐妹的一个个放飞，无不浸透着大哥的心血。
当然，我也责无旁贷地成为大哥的助手，甚至充当一个拼命三郎的角色。直到近年，我们家族的一些大事由三弟担当起来后，大哥才渐渐淡出。
大哥的奋斗首先是从盖房子做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家乡的生活水平几近赤贫。
吃的是无论大小每人一年320斤毛粮，穿的发布票，行是基本靠走，进城得蹭生产队的马车，另外村里有二三十台自行车，一水的伪满洲国时代的富士牌，所谓的飞机大座，破得不能再破了。自己家干农活，需要搬运的，农肥、柴火之类，就只能挑挑扛扛。三弟十多岁时，曾对生产队大门下的小铁轮发生兴趣，幻想着弄回家做小推车的轱辘，以省力和提高效率。而他上大学时选择的工科，很可能也有着这方面的最初情感因素。
住的除少数外，基本都是解放前留下的房子，土改时按一对夫妻一铺炕分的。恰逢批判马寅初，加上科学接生法普及，小孩生下来不再是七天风八天扔，于是人口爆炸，一家家晚上睡觉挤得装菜饺子似的。那时，村里流行“借宿”习俗，小伙伴之间处得好的，或家里来了客人，就抱床被子，到宽绰一点的家住。我就有过多次的借宿经历，躺在被窝里，小伙伴间讲故事、说笑话。捅捅咕咕，至今回忆起来还蛮有趣味。
我家住的是爷爷留下的老宅。五间土平房，大伯家住西面两间半，我家住东面两间半。另有三间东厢房，一家一间半，不住人。厢房南有一牲口棚，加上圈出一块改成猪圈，归我家。大哥结婚后，住东里屋，我们五个小的便和父母住外屋，很挤，也极不方便。而这时会过的人家，已经想方设法盖起房子。我们郑家的土平房已经落伍，让人瞧不起了。于是，大哥便痛下决心盖房子。
大哥先是带我下气力莳弄园子。为了种好秋菜，大哥去放水时挑两只土篮，回家时捡一担马粪。种园子不用问，全靠水和粪。这年的秋菜长得格外好，秋后卖了两车大白菜，买了青石。又卖了一垛我们兄弟姐妹拔的抓根草，买了砖；到山里的朋友老曲大哥家弄些炸药雷管，在仙人岛打够了砌墙的石头；木头用旧房扒下的；土坯自己扣，晚上，大哥从生产队捞来一辆大车，大哥驾辕，嫂子，我姐，我，我二妹，五个人当牲口去拉土。我望着驾辕的大哥，心里顿时有了依靠感：大哥真真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了。天亮时，拉回的土像小山。再把土泡上水，和泥，自己扣坯。
这时，亲戚朋友们也都伸出援手，舅舅给弄了四袋水泥，老姨借给五十块钱，二姑父邮来平价买的蚂蚁骚窗门木料。东院的老佟大叔在生产队当队长，从关系单位枣峪村给要了五块房前檐的长石条，盖房期间我家暂住的西院高家也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一位与我爷爷同岁，当年已近七十的高家大哥，不要任何报酬为我家放地基，定宅向，盘锅台，抹挂斗，说人老了只是想为村里做点事，留点念想。
千难万难，房子终于盖起。等到用苞米饼子、豆腐脑招待完上箔的帮工，我家已是颗粒皆无了。多亏大哥在盖房请工中的谦让感动了另一位盖房者，这位林家大哥在另一生产队当保管员，便从生产队的账上偷偷借给我家200斤粮票。我家靠这粮票，从粮站公价买些黑龙江产的所谓电镀（因水分大机器烘干的）苞米，才度过了缺粮关。
钱呢？正巧我家菜园里还有十几畦子小葱，苗出得稀，盖房也没莳弄，撩在那里了。等腾出手，大哥和我又施了一茬肥，两天一浇水，应了“葱葱稀薄扔”的农谚，那葱长得格外粗壮。又赶上葱价后翘，大哥和我拉起小推车，一天一趟，卖了不少的钱。记得一次卖完葱，大哥乐了，领我进小饭店，要了一盘猪骨头，一盘炒韭菜，一人一碗果酒（没白酒）。不料那炒韭菜里竟吃出疑似马粪之类，我们也不在乎。吃完喝完，大哥往车上一躺，我便醺醺然一溜小跑拉车回家。
接下来，房子里边的活，间壁子打炕，抹头遍、二遍墙，都由我们哥俩完成。大哥当师傅，我做小工。这些活干完，大哥已成了相当不错的瓦匠。我呢，起早和泥，一个上午能扣一千多块的小坯，现在的一个壮劳力也不易做到。
五
大哥这样拼命地盖起房子，除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让郑家人在村里抬起头外，应该还有着深层的感情因素。
大哥在熊岳二中读书时，受到一位女同学的暗恋。
其家恰巧又在大哥进城上学的便道旁。那叫不上名字的小村子在熊岳河的南岸，只有三五户人家，篱笆草舍，树木掩映，似乎还有条小河。春天繁花夹道，秋来落叶缤纷，蛮有诗意的。每到星期六傍晚和星期一早晨，这女同学就躲到一角，默默地注视着大哥的通过，恰如一幅现实版的东方图画。
当文革的风暴把大哥吹回村里，吹回我家那两间破旧的土平房时，也就吹散了这曾经的一切。
大哥到村里学校教书后，绝对算是一表人才，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和一位同事，他小学时一位同班的女同学谈得来。
这女同学，天生丽质，更因随父进了大城市读书而多了一种清高。也是因为文革，不得不回家乡的。大哥和她，常互相切磋音乐，交流各自创作的诗歌，也谈人生理想什么的。但绝不谈情，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境，我家的条件，就那土平房的硬件，是养不起这只凤凰的。
终于有一天，这位女同学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了。大哥也娶回了一位朴实憨厚的姑娘。我才有些明白，所谓的爱情和婚姻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同心圆。
十多年后，我挈妇将雏回乡，竟意外地又见到了大哥的这位同学，我的当年老师。老师漂亮依然，说话也格外的亲热，竟惹来我妻子的好奇和嫉妒。哪知老师还人遭天妒，此时已白血病晚期，她是瞒了真相，回来最后看一眼父母和故乡的。
六
我到公社中学后，只读了半年好书。
赶上反回潮，学校就乱了。整天办这个专业班那个专业班，正经的课就不上了。我也乐得其所，每天书包里装两本《艳阳天》一类的书，外加一把装横唬人的菜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全是胡闹。一次，教数学的谢继良老师发现我在看贺敬之的《放歌集》，便拿去，站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诵起《雷锋之歌》，成为当时班里的一件趣事。
1975年夏我九年毕业，学习的账就欠下了，性格中还增加了叛逆的因子。年龄大了后，我不止一次推想，如果我早上一年学，或有点定力，坚持学完九年一贯制最后的两册数学，一册物理和一册化学，哪怕是自学，哪怕学得不深不透，我的人生轨迹很可能就不是今天的高度。
我曾以自己这刻骨铭心的人生体会告诫下一辈，人的一生可以有自己的无穷选项，但社会给的选项绝不能逃避。否则，终究会付出不可弥补的人生代价。
我中学毕业时，大哥已是村学校的负责人，是有机会把我弄到学校当民办教师的，但大哥选了别人。我嘴上不说，心里也是酸溜溜的。但事实证明了大哥的心胸和眼光，大哥选的这人终身为教，也成了我们家乡的一位挺有名气的教师。
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也闹腾了一年。大哥看看不行，忙又寻了个机会，把我收入他的麾下。这样，我和大哥的关系，除了兄长、师长之外，又多了一层领导关系。
然而，1977年的高考说来就来了。这个听大哥不止一次提起，而又似乎遥不可及的人生选项真的降临时，那时的我第一次犯难了。考吧，该学的课程还没学完，好不容易到手的民办教师也舍不得丢弃，复习没有时间，另外还怕考不上让人笑话。不考吧，更怕失去这人生的机会。典型的哈姆雷特命题。
关键时刻大哥出手了。
在整个世界似乎都还在议论、观望恢复高考这件事的时候，大哥也不跟我商量考不考、报文报理什么的，就到了公社的招生办给我报了名，使我成为全公社文科考生的第一个报名者。大哥又给我拿回一份高考的大纲，我就对着这大纲，一边生吞活剥地看，一边教我的书。没因此请一天假，也没参加什么辅导班，而在我的心底，对这高考也没抱什么希望。
经过一番折腾，点灯熬油，顶风冒雪地参加完高考。一切都是茫茫然，昏昏然。绝没想到，等考试成绩下来，全公社百多名文科考生中，包括一些老三届和我的师长，只有我和一位同年而不同班的女同学榜上有名。接着体检、面试（师范类），最后，只剩我一人被营口师范学校中文班录取，真的成了百里挑一。
七
人出来后，眼界就宽了。
当时的营口师范学校，我们这一届，除了中师外，还从老三届考生中成绩较高的，录取了两个大专班。学校大门旁也挂起“辽宁师范学院营口大专班”的牌子，而且马上就要改成师专了。这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大哥，写信鼓励他参加高考，来念这两年制的师专。
大哥也很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本来，大哥给我报名参加高考时，自己也想报名。但当时辽宁的一些做法很左，不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和所谓的九年一贯制毕业生，一律不准报考。大哥只好作罢。
其时，大哥已届而立之年，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学校的负责人，在乡间也算头面人物了。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出来读书？原来大哥有自己的心病，不管怎么干，就是转不了正，入不了党。尽管大哥书教的好，学校管理的好，尽管大哥在全公社中学语文教师考试中考第一，但大哥锋芒太露，不懂也不屑所谓的潜规则，被人家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改变命运的好事就不可能给你。
还是在我写信之前，大哥已了解到1978年的高考政策又有调整，老三届的初中生可以以高中的同等学历报考。我的信更坚定了大哥的信心。
果然，大哥的高考成绩相当不错，总分331分，比当年文科280分录取线高出一截。但辽宁的政策仍然偏左，社会因素造成的年龄大、已婚的限制，都算到了个人的头上。于是大哥只能录到营口师专中文系，成了我名副其实的师弟。而事实上，大哥的五口之家全靠他养活，无论如何他是读不起四年的本科的。
感谢那个时代，使大哥和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值得回忆美好时光。那时，刚从十年动乱走出来，国人的信心指数空前高涨。特别是我们这些77、78届学生，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对国家、对自己将来都充满了梦幻。那时的学习绝对是如饥似渴，在课堂，在操场，甚至在夜深的宿舍，一个个痴迷入境，喃喃自语者有之，手舞足蹈者亦有之，刻苦精神远非今天的学生可比。
学习之外，大哥又捡起了他的文学创作。
中国的文坛有一种怪现象：从1957年反右开始，文人就开始倒霉，受批判，但是越批文人和作品的社会地位似乎越高。因此，即使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热爱着文学，手抄本的小说、诗歌等在相当的圈子里流行。因一篇文章倒霉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同样因一篇文章一下子就改变命运的人也有。
大哥就是这样的文学青年。我看过大哥抄写的所谓的主席与陈毅元帅的和诗，同时也是他创作的散文《老会计》、小说《蓝图》等作品的第一读者。随着文章的印成铅字，大哥也成为市里和县里的业余作者，常参加个辅导班、笔会什么的，有时还发个黄书包、笔记本什么的，让我羡慕。
当时的营口师专中文班，有一拨像大哥一样经历的文学青年。大哥就利用当班长的身份，办了一份油印的文学刊物《耕耘》，刊些同学的习作，一些还抄到教学楼前的板报上，奇文共欣赏。记得一位老兄写了篇《癌的秘密》的小说，一下吸引了不少同学的眼球，引起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轰动。我就促狭地对这位老兄说，中国如果设最佳小说标题奖，你这题目必中无疑。
经过这种努力和发酵，大哥的小说渐成模样。投给《鸭绿江》的，编辑刘琪华老师留下一篇《上梁大吉》，回信说待发。由我构思、大哥执笔的《绝招》投到《萌芽》，孙文昌老师也回信说待发。但等了一气终于没发。后来我猜测，也许大哥的稿子真有差距，也许是大哥主动沟通不够。但大哥也就因此失去了这可能走向专业创作的机会。
紧接着毕业，我分到了市里教初中，转年大哥分到郊区教高中，把家也带出来了。现实中，我们兄弟都得为稻粱谋。虽然，星期天我常骑台破自行车到大哥家闲侃，我们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但只是成了一种嗜好。当初文学创作的那种青春的生命律动渐渐远去。
八
大哥招聘到辽阳化纤高中，举家搬迁后，我们兄弟的交流渐渐少了。
客观上，一是距离远，老大不小的，来往一趟不易；二是那时的通讯条件差，家没电话，身无手机。写信，也过了年龄，懒得动笔了。主观上，也许是环境的不同带来的思维差异，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哥的光环渐渐褪去的反思，也许是对人生不同阶段的残酷法则的被动选择……总之，我和大哥再也找不到当年追寻人生之梦的感觉。偶尔的沟通，也大多是家族中一些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了。
但是大哥依然是我们兄弟姐妹的顶梁柱，出色地履行着一位兄长的责任和义务。对上，我们父母的养老送终，尽孝尽责；兄弟姐妹之间，尽可能的帮助，患难与共；下一辈，上学，甚至集钱买城市户口，成家立业。这些，哪一样都牵扯着大哥的神经，也牵扯着大哥本不厚实的经济基础。
算上三弟和小妹，大哥还先后把六个沾亲带故的复读学生收留在家，供吃供住，过年时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买衣服，使他们都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今天社会的有用之才。大哥调转到辽化高中时，就把小妹也带了过去。我曾戏说，大哥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砍块板供起来了。
1983年冬天，母亲患癌症，大哥从老边高中要了车，借了500块钱去了沈阳医大一院，要知道，那时的500元是大哥一年的工资啊！母亲病愈出院后的年三十早上，大哥显得很平淡地对我和三弟说：“这500元钱你俩甭管了，我自己慢慢还。”
1984年春，大哥全家户口进了城，也把老爹老妈的户口带进去了。于是老爹老妈吃上了商品粮，领粮款都由大哥掏。
记得，母亲第二次在沈阳医大住院时，我正在辽宁文学院进修，三弟也大学毕业分到沈阳601所，我们哥俩便每天伺候母亲。但母亲却念叨盼望大哥来，竟惹得同室住院的一位电台主持人和一位医学教授的好奇。大哥来后，就细心地给母亲洗头洗脚，剪手指甲脚趾甲，熨帖自然。让我和三弟一下看到了差距。主持人和教授也看得啧啧称叹。
事业上，大哥到底没能免俗，改了行，中国也就少了一位优秀的教师。大哥先到人大，后到文化局，提干，入党，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小局长也当得滋滋润润。正疑惑为什么领导没让自己再进一步，被我一句提醒，“自己的事自己不想谁想？”于是放下身价寻个实职副处，无奈年龄过线，过两年，改副调研员，回家。
大哥这期间的文学创作转向散文，并旁及对联等传统的民间的杂七杂八，出了好几本的散文集，史志什么的书，得了不少奖项，担任几个不同级别不同门类的会长、理事、主席。著名的广佑寺留有对联，龙鼎山留有铜鼎铭文。我心中苦笑，大哥真的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竟成了一名不大不小的文化名人。
我也似乎循着大哥的路子，先是抛家舍业念了两年文学院做那文学梦，梦醒后才老老实实做人。二十年辛苦恣睢，终于熬得只等退休了。积习难改，抽空也写点小说、散文，积攒下来有百十篇之多。敝帚自珍，也准备挑挑拣拣印上两本，好歹留个念想。
九
刘鹗《老残游记》中讲，乐器的相和不是同调共鸣，而是一种呼应。当时觉得这老先生挺逗，掉书袋，把小说当教科书写了。等到喻之我们兄弟身上，才品出了味儿，信然。
遗传上母系的因素似乎更加突出，因此大哥的三个孩子读书都一般，只有大儿子海波考高中考上了，可大哥却想让他读技校。骨子里，我是极注重个人出身的。于是我这个“一字并肩王”发话，说什么也让海波读高中。大哥好涵养，当时没说什么，似乎也不便说什么。后来大哥给我寄来一封长信。我才了解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锥心分析，更了解了文革给一个家庭造成的影响，了解了大哥内心的沉重。
大哥信中说，自己就是巴金《家》中的老大，为了这个家，一切的苦，一切的难，都自己担了咽了。
海波后来真的读了技校。毕业后上班，一点不比大学生少挣。现在家里房子110多平，买了轿车，生活很好。但在我的心底，还是觉得少了什么。
父亲去世后，处理完老宅，大哥把过年供奉的家谱收起，两副锡质的香炉、蜡台给了大伯家的四哥一副。大哥说，郑家我们的这一支就迁辽阳了。我心里知道大哥把这看得很重，就故作轻松地说，辽阳名气大，没准有后代当了大官，或写了《红楼梦》什么的，考证下来，大哥就是辽阳这一支郑家的始祖了。三弟也顺着说，咱儿子是三儿子，孙子也是三孙子，就是皇位也没份。大哥退休后，还好一顿查证，执笔修了谱书。
但在迁坟上我们兄弟有了不同意见。人随王法草随风，因国家沿海经济带建设，我们百姓埋在海边的坟就得迁了。一般地讲，迁坟都随祖坟走，所谓的落叶归根。但大哥想把父母的坟迁到辽阳，我和三弟起初都不同意。但又细一想，我们离乡在外，回来上回坟也不易，更多的时候得由大伯家的一支给烧几张纸，弄得断了后似的。人情即王法，即规矩，于是我同意了大哥的意见，三弟也不再坚持。现在每逢祭日，大哥和晚辈们都会去上坟，黄泉有知，也是孝思不匮了。
大哥到辽阳后，还是特别看重房子。他的三个孩子成家后，就开始不断地调换房子，一家比一家的大。急得三弟和小妹在一旁没少相劝。大哥还搂着小儿子大孙子不放，一起过，享受那三代同堂、含饴弄孙的人伦之乐，他也就渐渐地有巴金《家》中那老太爷的味道了。
等孙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大哥才转开向，摸摸腰包，就又花了26万买了套80多平半新不旧的楼房，老两口搬出来。就在装修期间，大哥上了点火，病了。
我和三弟因惦记大哥，就每天打电话。好在大哥的病不严重，只是轻度的脑血栓，说话有点大舌头。一个疗程下来，就渐渐恢复了。
临近年关，我从海南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去看大哥。大哥孤零零地站在冬野里接我，显得很是苍老。因天色已晚，看完大哥刚收拾完的房子，又撂下两听海南炭烧咖啡、一包椰糖，我就往家赶。
其时夕阳西下，车轮飞转，大哥的身影渐渐远去。
蓦地，隐隐有琴声响起，依稀是大哥当年的蛤蟆琴。琴声里飘出家乡的山水人物，依然年轻的大哥手持修竹的篪，吹奏着人生的清越与雅和。旁边一个小小的我，弄块混沌的泥巴，文而化之，开了窍，也咿咿呀呀地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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