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被“市场化”的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市场化”并非是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且这个“市场化”也不是在读者需求、作品资质抑或文学创作的品格态势下进行，而是在一种泛文学的普及热潮中对批评家的胁迫或是批评家个人难以自已的逆来顺受。不该发表的文字发表了，不该出版的篇章出版了，不该评介的书籍评介了，不该获奖的著作获奖了……口语分行排列就成了诗，标题之下有几个段落就成了散文，能讲述一个故事就成了小说，阿猫阿狗说几句人话就成了儿童文学……
　　凡此种种，都堂而皇之地被冠以“文学”“作家”的头衔。滥竽充数，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下一些所谓“文学”已经把文学廉价到大跃进诗歌、小靳庄诗歌、天安门诗抄的直观时代，甚至还不如它们。它们起码有某种真诚、激情、信仰所在。堡垒常在内部攻破，自身容易消灭自身。文学毫无节制的大面积普及，的确影响和消耗着文学的健康生长。当然，我们不会倡导“计划文学”，尽管马寅初的“人口论”可以“计划生育”。对所谓重大题材挂职锻炼等即兴式的“助长”行为，应该有自己的角度提出质疑：是否契合作家创作才情释放的最佳时期，是否尊重人类艺术活动的特殊要求……批评家们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其中的牵强无须多言。提高文学鉴定的门槛，迫在批评家的眉睫。
　　环境的无序和嘈杂影响内心的平衡与静谧，人情世故改变着文学应有的形象。一棵树、一地落叶、一片沙漠让文学周身布满了软性伤口。置身于此，四面楚歌，我们也只好项庄舞剑了。既然能人性地组合艺术人物的多重性格而还原于现实生活，当然也能人性地理解批评家们所面临的尴尬境地。有位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面对接踵而来的盛赞美誉喜不自禁，真的以为自己的诗就是省内前茅，可他的长短句连一首都未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过，不过自费出版了两三本诗集而已。一位流连服役于官场的俊者，在国内的专项刊物发表过不少篇幅，文通字顺，中心突出，这显然得益于他多年轻车熟路的公文写作。与其说惊叹于作者经常夸夸其谈的沾沾自喜，倒不如佩服他如鱼得水的交际艺术。两位作者，或许不甚明了批评界流行的皆为正面鼓励的盛世之风。
　　文字、文章不能等同于文学，就像沙土中金属的含有量，永远是稀少的，永远不能等同于金矿和金子本身。文学是人学，作品如人品。有时候真想拽过一把椅子，把文学邀请到对面，与她促膝谈心。文学不仅是人类阐释自己的精神现象，不仅是演绎情感的审美经历，也是汗水温度和心血气息凝成的活生生的人间万象，是“描绘和评论世俗现实的一种技艺”，是“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桑塔格语）。所以构建在真正文学作品基础之上的艺术批评才显其高贵和尊严，特别是客观的指导性批评。我们欣赏沙龙式批评的犀利直接，虽然难免准确；我们钦佩学院式批评的严谨缜密，虽然存在冗长；而作家之间的批评虽然有些随意，却不乏深刻与真知灼见。
　　苏珊•桑塔格在近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就极具天才的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越来越变成了专家们的领域。我们的时代最令人感兴趣、也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并不面向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它要求特别的才具；它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文学创作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先天的艺术感觉比后续的努力更为重要。所谓普及，我以为只是单一的，即增加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接受层面和人数；而提高才是双重的，不仅创作者需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尽量减少或者避免瑕疵，接受者更要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尽量不要误读和快餐化阅读。批评家呢，无疑是创作个体与接收群体的一座桥梁。
　　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之后荷兰队十号队员斯内德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他说“一旦进入点球大战，我们离胜利那么近，可又那么遥远……”一部文学作品诞生后，毁誉往往在毫厘之间，虽然并不能取决于批评家的取舍，但批评家的口碑有时真的是举足轻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有之，“泥牛入海无消息”的有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有之，“昙花一现梦无语”的有之……我们的批评家，有理由有能力改变上述古诗佳句对文学作品现状的蹩脚比喻。
　　我们可以忽略嘴巴的存在，因为有人云亦云的历史惯性，有口无遮拦的现实冲动，有领导旨意与心机的外行捉弄，有意识形态干预的肤浅表达……我们还可以简化眼睛的功能，因为近视、散光、花眼、早期白内障等诸多眼疾的干扰，不可能会让我们的视力清澈如水，对一部作品作出公允的价值判断和艺术定位。在纸币和欲望同样发达的今天，我们寄希望于批评家的良心健在，不辜负大多数读者的期待，尽管有时心在摇摆颠簸，或者因为剧烈呈现如同向日葵趋光的自然属性。但这都不要紧，文学本身的崇高能够让我们及时校正自己，以求净化，“把心交给读者”。如果再形式主义一下，最好能让自己的嘴归属自己，别再继续违心，心口归一。文学不需要代言。要求可能高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就目前来讲，我以为重要的是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