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直觉性的体验和感悟，显得灵性不足，没有个性，不能抚慰人的心灵；二是缺乏理论深度，显得平庸，不能对于作者和读者发挥思想启迪和精神提升的作用。与这个问题相连带的是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批评体系与套用西方批评方法的问题。如何认识与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想追本溯源，回到一个世纪前中国近现代西学东渐时期，看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创者王国维和鲁迅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力图从两位大师的批评实践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王国维在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中引进西学理论，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向现代文学批评视界的转变。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他的批评视界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世界观、文学观和方法论方面。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是乐天的，但是西方以叔本华为代表的现代人生观是悲剧性的。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是欲望；人生的内涵是痛苦。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就引用了叔本华的人生观，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性，终结了传统批评奠定在佛教意识上的“色”“空”观念。在文学观方面，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团圆的结局，指出《红楼梦》是一出悲剧，并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出发，认为它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悲剧，即普通人的悲剧。从而肯定了悲剧的净化作用。这篇论文从写作方法上看，完全冲破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眉批、点评式的基本批评模式，而采用西方严谨的科学论文的写作方法，采用演绎方法，以西方 的文学批评理论与美学理论作为大前提，在此基础上，分析《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最后得出自己对于《红楼梦》分析的结论。尽管钱钟书对于这篇文章有某些非议，但是我认为《<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的开创性，它终结了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视界，开启了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性时代。它所奠定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视界和新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接轨，为后来中国的学院派批评所继承。这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开端，奠定了和西方进行文学领域对话的基础。
   
　　鲁迅发表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采用法国圣佩韦的传记研究法和对比研究法，一口气介绍了近40位西方摩罗诗人，目的是借此引进西方的现代新思想、新观念，开阔国人的文学视野和文化视野，引发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于中国当下和未来命运的思考。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史的概括一言以蔽之：“萧条之至”。找不到在大变革的时代国人最需要的振臂一呼，众者从之的精神界之战士。于是他转而在西方寻求敢于牺牲自己，反抗黑暗，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摩罗诗人。在这种引进与对比研究中，树立起一种新的美学价值标准：以“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的雄强阳刚之气为美，彻底扫除了中国古代文学“温文尔雅”、“静穆悠远”的传统美学观。
　　《摩罗诗力说》启示我们，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止是繁荣文学，在五四时期它更是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连在一起。它在推进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大目标上，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这种宏阔的批评目标的设定至今仍值得我们效仿。
　　至于谈到当下我们采用西方批评方法来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否是“套用”的问题，我认为，任何批评方法的采用，关键在是否能有效地对批评对象进行意义阐释，若能，套用也无妨。因为批评的目的在于发现它的意义与价值，而对于真理的发现就在对于作品意义与价值的意义的连续不断的阐释之中，进而发现存在本身。这时批评的意义所在。文学批评的实践表明，如果所用的西方现代批评方法能很好地切入文本，既能打开我们认识作品的一个新的面向，又能帮助我脑门对于作品的内涵有新的发现， “套用”又何妨？
　　套用西方现代批评方法，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本身所需要的。经过五四运动的作家作品，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从思想到艺术表现方法乃至文体、美学观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比如鲁迅的进化论、郭沫若的泛神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茅盾的马克思主义，冰心爱的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影响，张爱玲、施蛰存的小说受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影响，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土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现代派小说等，对于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也多有借鉴，面对扎样的文本，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只用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显然是行不通的。套用西方的文化与美学、批评方法进行批评已经是势所必然。
　　然而套用又不是批评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应该是把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烂熟于心，化为自己的血肉，运用自如，形成一家之见。但是这种批评境界不是靠我们拒绝西方现代批评方法来实现的，相反，需要我们在套用的基础上不断升华，不断综合古今中外的理论之后才能实现。像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是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等古典主义理论之后的理论创新。
   
　　王国维与鲁迅的文学批评既大胆地吸纳西方的文化、文学以及批评方法，用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批评实践，又善于辨别真伪，辧明是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王国对西方的救赎理论就提出了质疑。他说：倘若人类与万物始源同一，那么在万物没有得到救赎之前，人类怎么可能单独得到救赎呢、这个认识有智性；又如鲁迅既赞美尼采的批判精神，但又对他的“欲自强，并颂强者” 提出质疑，而提出“欲自强，力抗强者”的主张。将“颂”改成“抗”，一字之差却体现了西方人与东方弱小民族不同的文化立场。这两位大师的批评实践表明，作为东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批评家来说，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我们既不能拒绝，也不能全盘接受和照搬。而要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选择，有所弃，有所取。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应该用自己的批评方法，而不要套用西方批评方法的时候，实质上涉及到如何看待五四前后西学东渐以来，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影响，它是一种催化剂。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不禁会感到步履蹒跚，甚至有时候会走弯路，这都在所难免，但是这并不能动摇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我们只应该汲取以往的经验，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也许套用还处于学西方的初级阶段，但是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进入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忘记所有的绝招、高招，功夫最高的境界，正是经历了套用阶段之后，不断升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