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特征都会遇到如何命名的问题，小而言之，名正则言顺，大而言之，恰切的命名，是一个时代物质与精神状况的浓缩与概括。尽管一些命名受到质疑和有待证伪，但它的符号意义却产生了作用和影响，比如全球化。看了许多关于“全球化”命名的阐释和引伸，但世纪老人周有光先生的“一家之言”，给了我感悟什么是高屋建瓴的震撼：“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因为有了全球化的时空背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转型期”的命名，在转型期“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格局中，面对“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的批评家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以《读书》为平台，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而作家张承志和张炜也用“以笔为旗”的呐喊和“融入野地”的跋涉，进行着对“危机”的反抗……转型期的浪潮此起彼伏，在满眼“多元化”的海滩上，“文学与批评”的足迹，时浅时深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当时光之箭指向21世纪后，当代中国人的个体和群体遭遇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巨变时代”。世事与世象的迅疾变幻，让一部分人成了“娱乐年代”的被娱乐者，让一部分人成了四顾茫然的无助与无力感的边缘人，让一部分人摇身一变成了“成功人士”。在贫与富的两极的扩大之中，让我们“真正可惊异的是，我们时代的价值观竟然变得如此单一，大家说着做着的都是一个字：钱！钱！钱！”（周国平语）仅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个时代的缩影也渗透在文坛之中。没有一个“岛屿”是遗世独立的，我们因关联而存在，我们被四面八方的“背景和结构”所制约。在网络的便捷和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文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以长篇小说为例，其速度是“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但被读者广泛认同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以青春文学为例，郭敬明们的“幻城”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其“无根状态”也令人堪忧；以网络文学为例，数以千万计的博客、微博，造就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网络写手”，但其泡沫般的速生苏灭也让人叹息。
　　鉴于中国当代文学这并不让人乐观的文学生态，作为一名偏居辽西朝阳的文学衷爱者，对于《辽宁日报》自2009年末开始推出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和“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活动，它不仅为我打开了伫望当代文坛的窗口，也让我看见了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坛论剑”的“刀光剑影”。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辽宁日报》历时两年的“重估”策划，不仅仅是做出了对“1993——1995年全国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跨世纪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当代文学的文学批评”的“重估”，还使“人文精神的两度追问”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回响和关注。这样的“重估”，为“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注入了“文学与批评”的“活水”。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估”中，从雷达的《当下的文学批评并非真的多元》、郜元宝的《很多批评不是为学术只是想投机》，到南帆的《中国批评家为什么不敢大声说“不”》、孙郁的《今天的批评缺乏生命的体温》，从张光芒的《批评家比作家更远离生活》、《批评家不应该为了名利而争吵》，到肖鹰的《今天的批评界是欲望太多思想太少》、王彬彬的《胡乱吹捧最终伤害的是文学本身》……透过这些活跃在中国批判界的知名批评家的“判断”，我发现，批评家对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之声”，构成了这次“重估”的“主基调”。我认为，这样的群体性“不满之声”，可以看做是参与了这次“重估”的批评家们所收获的“底线共识”，而这样的“底线共识”，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由“重估”到“重建”的必经之路。因为，这样的“底线共识”，它所表达的“并不是少数几个批评家的事，它基本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是一个社会中所有的成员共同关心的东西。”（康德语）我认为，支撑“不满之声”的弦外之音，不是失望和冷嘲，而是对文学批评的希望与信心。可以说，这希望与信心所表明的是，中国批评家对“对崇高的事物所有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进而言之，在一个“寰球同此凉热”年代，这次所开展的“重估之旅”，也是“重建批评的尊严”的“信心之旅”，也是一次批评家、媒体、读者，共同迈出的“高扬人文理想、弘扬人文精神”的“信念之旅”。
　　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估”，仅仅发出“不满之声”是不够的，它需要站在更加广阔的人文背景中来审视，没有对整体性的把握，重建批评将成为“无根和无土壤”的短视行为。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辽宁日报》在2011年5月9日的“重估”小结中，对重建批评的“内涵与外延”给出了整合后的判断与定位：“文学批评的重建，是新世纪文学主题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重建这个母题之下的话题。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语境下，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与世界的全面交融和对话面前，‘重建’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当然，在更大的时间向度里，文化重建是一个世界文化交融中自然淘洗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重建’就会成为一个不断延宕的工作，而文学与文学批评仍然会长久处于失语。”如此看来，“重估”其实是一种担当与忧思，这种担当与忧思的原因是担忧批评家的失语与缺席。因为，在批评家的身上，还肩负一个基本的责任——“要坚守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丁帆语）。
　　体会与领悟辽报“重估”的小结的核心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在重建批评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据我所知，“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学术反思中提出的经典性人文命题。关于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学者甚至大胆预言：“文化自觉”的思想，是“中国人文精神重建”的先声。在费先生的视野中，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觉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可以相信，有了文化自觉的文学批评，不仅会拓宽重建批评的空间，还会为批评家找回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自信。
　　记得辽报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初始阶段，曾刊发过引起热议的日本学者谷川毅的文章《我为什么说中国作家太封闭》，在我看来，较之中国作家的封闭而言，中国当代批评家的封闭状况也是令人堪忧的。自20世纪90年代，当“思想淡出，学术登场”的表述被批评界认同后，躲进“大学”成一统的“稳定”，成了中国批评家的“栖身之地”。在大学功利化和学科量化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一大批“博导”、“硕导”批评家和他们的弟子，被挤进了更加单一的“学术”领地，走向“封闭”也就变得在所难免。
　　此外，在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批评家们无可回避地面临扩大视野、更新知识结构的问题，仅仅是人文学科领域，也考验着批评家的“通识”能力。在一个“只有招架之功”的大背景下，批评家们的“还手之力”的局限性也是暴露无疑，因此，大量的“盲人摸象式”的文学批评的产生，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不争之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被“狭窄”的境遇，同样考验着批评家们的“突围”能力。
　　德国批评家赫伯特·曼纽什说：“批评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不只是促进了理性的扩展，而是它的限制作用——限制和阻止错误的发生。”这是对批评的要求，也是对从事批评这项事业的人的要求。批评的重建，其实也是批评家群体的重建。如果说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危机，它最初的危机是来自批评家自身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如果说我们的批评事业存在着尊严与希望，那时因为批评家并没有放弃对人文理想的追寻与信仰。批评家是“文化自觉”的守望与传播者，也是一个社会的良知见证者。在这个群体中，它需要的是一群“智力稳定的人”，是一群“像海洋容纳百川之水却依然波平浪静那样，不受无尽的欲望之流干扰的人”，是一群有着像林语堂那样——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心胸抱负的人，是一群像梁漱溟一样能够发出——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真知灼见的人。
　　这是一个需要在“重估中重建”的巨变时代，这是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年代。这个时代并不缺乏自由的逍遥者，这个时代缺少的是责任承担者；这个时代并不缺乏“弄潮儿”，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灯塔看守人”。不可否认，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得与失”，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人文工程”，但惟其艰巨而复杂，它的“沙里淘金”的过程，才会凝聚出闪光的“价值”。我相信，“重估”不会结束，重建已经开始；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期待一个“文化中国”崛起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