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火：内心的强势
你摸到了朝霞
你不断地比拟，仿佛它是躺在你怀里的女性
有着性感的身材
我在车里看到你的短信
关于朝霞，你不断地添油加醋
仿佛从中获得了快感
窗外，众物在霞光下变得奇异
我想起了你的生活：凌晨
一个人孤零零地醒来
呵，这似锦的繁华
像一个人孤独的野心，另一种
死于我们心中悲伤的生活
读玉上烟这首《朝霞之诗》（《诗刊》十二月号下半月版），我想起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想起毛主席一九六一年赠与同学周世钊《七律》中的“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的精彩对仗，想起美国作家索尔•贝娄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文版的几个封面，甚至想起了上海“文革”时代的《朝霞》月刊与《朝霞》丛刊……《朝霞之诗》含混着生命与人性的多重内涵，短短的十二行仿佛蕴含了十二天、十二个月、十二年的人的内心激越与浩荡的能量。旅途之中，也许真的收到朋友短信，也许是车窗外景色偶然触及，一切都在诗人心灵暗示与指引下进行。不要以为“众物在霞光下变得奇异”，只是旭日初升霞光万道漫天织锦大地享受恩惠万物彼此辉映的自然灵秀，也是女性关怀给予世界给予人间温柔幸福快乐欢欣的人文品格。诗句的双向喻意又与下文的“一个人孤零零”形成强烈对比，在这“大”与“小”、“物”与“人”的互换中，生存的现实性和生命的哲学性再次呈现出来：两眼容纳不下的“繁华”恰恰是“孤独的野心”——心越博大越孤独；孤独之心又是另一种死于心中的“悲伤生活”——迅速的转喻，此心装彼心，此心更比彼心大。内心强势在诗人笔下愈演愈烈，世界上孤男寡女的意识活动因为朝霞而灿烂出彩，生活的低声部浑厚出人生与命运的缺憾。内心埋下感性生活片段的茂密根系统，人与物几乎携带体温、血压、呼吸的味道如约而至，与平实、朴素的表达不谋而合。这便是我把玉上烟的诗创作解释为“心灵现实主义”的缘由所在。白云苍狗，屡见不鲜。第一次在诗中看到朝霞作为女性的身材，我感到好奇，情不自禁朝窗外的天际多望了几眼。以孤陋寡闻之见，这是汉语诗罕见的一笔：有色彩感，有饱满度，有伸缩性，有生命力，有距离说。
影星玛丽莲•梦露说：“我不得不要打败自己的内心去演那些笨女孩，问些愚蠢的问题。”梦露的强势当然有文学熏陶的功劳，她的第三任丈夫就是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梦露不仅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斯坦贝克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品，而且莎士比亚、雪莱、王尔德、普希金、惠特曼、里尔克、叶芝等诗人的作品更是她的案头之书，随手就要阅读一番。
诗歌让有艺术天分的人的内心逐日强大起来。
“这高亢雄壮的叫板，像秦腔里的/快板。撕心裂肺/把整个身心粉碎在黎明的天上/让那些痛苦的蝉鸣都喑哑了//……昨夜的闪电，是谁的心电图/对应一场有限的爱情/渺小 虚弱”（李皓：《闪电》，《人民文学》第十二期）。李皓“心事浩茫连广宇”，目击闪电能够联想是一场爱情发生的心电图，绝无仅有。这跨越天体的宇宙之爱，用“大”、“超大”来形容诗人之心都显得“小”、“超小”。莫非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古典绝唱被植入了外星球？肯定不是当下爱情，“有限的”三个字正把“当下”驱之门外，“渺小虚弱”已经给现代爱情起名——建立在各种物质条件下的情感虽然不是不堪一击，但很难维系长久，何言海枯石烂？剧烈的现实批判意识穿越古今横亘天宇，成为李皓的神来之笔。
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最富有孕育力的母性文体，同时又是最具有艺术杀伤力的致命文体，要么一个词、一个意象令读者欣悦欢畅，要么一个词、一个意象令读者哀伤痛苦，一切都在情思弥漫渗透的咫尺之间。诗人内心难以穷尽的爆发力是诗歌情感集聚的前沿。
王鸣久组诗《造句2014》（《诗潮》第六期）是一曲雄伟的心象力作。《千年破壳》“把我还给我”关于世界复原的呐喊，《古驿道》木艺师削剪弯曲时间木把的壮举，《坐井》于“九十九极台阶上”挽紧衣袖“拎着一桶霞光”上楼的浪漫场景，《大平原》着力展开的故乡“平如八百里暖炕”的赞美，《无题》“世界仅一纸之薄”的人性猜想，无不浸染着诗人铁血豪情的家国忧患意识，爱、忠诚、反思、忏悔等不时荡起内心一波波激流，组合成正义的高山良知的大河，催人奋进，发人深省。王鸣久几十年如一日，以故乡血缘为心的基点，像武士铸剑一般盘磨自己的诗歌精品，冶炼、锻造、淬火、亮刃，长吟“青铜物语”，高唱“苍茫九歌”，让“故乡站满汉字黄花”，“与滴水飞翔”……恨不能打碎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修建一座中华民族道德完善的精神长城。
内心的强势往往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我的几个分裂层面的矛盾纠葛中产生，与诗人的脾气、个性、人格关联似乎不大。有时候越是表象羸弱者其艺术的内在精神愈发饱满而强大，有时候越是表象果决伟岸者其诗作倒是常常徘徊犹疑，恰如微暗之火，需要定睛辨识。
第二把火：细节的胜利
中国诗歌从《诗经》发展到今天，每一首脍炙人口流传开去的成功之作，不容忽略的就是细节到位的胜利之举。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融入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实践之后，一些既能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又不拒绝“他山来石”的优秀诗人，总是不遗余力手拿把掐凝聚细节的力量，从而增加诗的生动性深刻性以及进入人心的审美速度。
离原组诗《那么静的湖泊》（《诗刊》十月号下半月版）由数十个细节累积的生命现象和状态，让内心在现实生活扮演的角色更加强烈更加深挚。《人到中年》的“做梦”、“寻神”、“喝酒”、“跟自己争辩”等细节，突出的是“我有父亲的孤独，母亲的沉默”家族本色，割不断的是历历在目的亲情遗传；《黑》闪耀生活苦难自救的光芒，而“我身体里的黑/比一只乌贼的还多”的细节，不单单是对雨幕遮蔽天色的暗示，也属于生命独白的自嘲，勇敢滴落出人性的丑陋成色。《梨花》中的蜜蜂、蝴蝶、阵风各取所需：蜜蜂取走甜蜜，蝴蝶取走色彩，阵风取走香气……哪怕是摄影机领走梨花的影子。没有被取走的，“就在那儿等/累了 自己落”。这才是梨花的自己，自己的定力自己的眷恋，永远守候抚育自己成长的土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故土难离！在诗人缀满细节的表述中，“梨花”已经不是她自己。
左岸组诗《青蓝的群山》（《诗选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则把细节勾勒为色彩，或者说色彩正在成为左岸诗中的鲜亮元素，一笔一笔点缀着心灵之光生命之光时代之光。《白晨曦》的“大片乳白色液体洒下来”；《山径》的“红脯鸟总是不失时机/火焰一样”；《岩石》的“光芒用白色记述这些岩石”；《中午时分》的“一片绿叶”“拒绝歌唱”；《悬崖瀑布》的“一群野性的白马”“激情阅读红日的香味”；《暮色》的“太阳背走了群山褐色的起起伏伏”；《过独木桥》的“野鸽生成的白烟”“跃上黑色的绝壁” ……左岸的诗行涂满色彩，而且偏爱“红白蓝”，教我油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法籍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经典影片《红》《白》《蓝》。艺术几乎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左岸以冷静、客观、沉重的笔触，细腻而旷达地表现了现代人生命中忧虑和孤独带来的痛苦、焦灼和思考带来的渴望。不同的是，左岸的诗更偏重于自然与时间的对人的内心考量，特别是自然界的“反光”现象，令诗人获取了诸多想象力，从而更富有生命激情和生存质量的倾诉和提升。颜色呈现着诗人的心灵感受，不同的颜色喻示着诗人不同时段的思想体征。我们知道，俄罗斯大诗人勃洛克“蓝色幻影”情绪的诗歌创作，强调的即是蓝色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殊途同归，左岸用“蓝色”作为醒目的诗题，彰显的也是生命的自由与理想境界。诗歌又一次让人类情感的共鸣性得到证明，即便是不同国度的百年之后。
李皓的“刀刃上的锈/是眼眵，是过往的泪水和汗水沉积的毒/是霉斑，是不愿翻动的往事和情愫被尘封多时/鼓出的脓血”（《秋天的镰刀》，《鸭绿江》第十期）。细节“锈”的多义性尤为明显，不仅仅是对搁置劳动搁置勤奋的影射，不仅仅是对“泪水和汗水”赢来丰收的讴歌，不仅仅是对“往事和情愫”叠印男女爱恋的青春回顾……难道不是对作坊式的小农经济的艰辛或无用功的笔笔控诉？难道不是对农业机械化大生产的声声期盼？“秋天的镰刀”，季节把它遗忘，记忆把它收藏，诗人让它成为中华农业文明发展史册里的弯弯标本。
“一天我从田间走过/那些天空的鸟儿/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飞翔/一年的生活温柔一地/被轻松的脚步埋进田垄/井然有序/温暖而惬意/就像待在异乡多年的浪子/手里攥着返乡的车票/家在纸上/零距离”（郭金龙：《走过田野》，《星星》第十一期）。细节联缀让郭金龙这首诗格外引人注目，朴实、自然、亲切、温馨，浪漫而又具体，把远方游子的泥土之亲故乡之爱想家之情表现得柔软而又缜密，充满了阳光和春天般的暖色调，每字每句都洋溢着幸福感。
李霞的诗（《李霞诗选》，《诗歌月刊》第十期）则把细节转化为画龙点睛的议论，成为一首诗走向高潮或余音袅袅的品咂。如《站台》中的“就像一个孩子/小心翼翼地/舍不得去碰/刚刚搭好的积木” ……把对爱的呵护比喻得精妙而又细微，柔肠百转而又意味无穷；如《恋人之间》中的“恋人间的愤怒是夸张的愤怒/一粒芝麻/膨胀成一颗桃子” ……浅显却不失生动，把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上无的恋爱婚姻过程存在的争吵简练为芝麻桃子；如《我是你的》中的“我是你的汤匙/你每日必须的饮食/我是你的枕头/你每晚必须的睡眠” ……诗人一连串用了多个“我是你的”，是把无数个自己粉碎之后还原人间大爱的积攒，又是把一个自己切割成无数个具象之爱的扩散，有它的精神取位和定向。“爱是恨的辩证，是它的镜像反影。在不同的情况底下，爱是非理性的必要痕迹。”（乔治•斯坦纳语）当爱情不复存在时，或者在爱情逐日凋零时，去言说伤害和疼痛，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大多女性爱情诗的主调，展览伤口，拓出病灶，虽然不缺少个性声音，但是正在渐渐类型化，获取的怜悯与感动肯定是初级阶段的。李霞几乎像个信徒一样，以一己内心深处的神经、脉络、骨骼，去触及、撼动被爱者的感官乃至心境，从“镜像反影”中放大“必要痕迹”，通过正向的主动视角去唤醒复苏坚定一种或精神或物质的存在，尤其难能可贵。李霞的爱情诗，不同于闻捷、不同于林子，不同于费特、不同于蒂斯代尔，有着当下生活的直接性。诗人在精神拥有的同时，并不排除人的物质性粘连，因而就更具有人性的纵深感，也蕴含着完备的时代质量，无疑是诗人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线文本。
对于细节，柳沄的完成顺水推舟天衣无缝。“山里的月亮与城里的月亮/竟然这么不一样/就像初次见到与经常见到/那么不一样”（《夜宿五峰村》，《诗选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平凡中的伟大才真的伟大，普通中的深刻才格外深刻。柳沄以说话的语气节奏，让细节的储存量几乎接近饱和。山里空气洁净，鸟语花香；城里空气浑浊，心灰意懒。山里是工作之外，神清气爽；城里是忙碌之中，头昏脑胀；山里是城里的根，城里的魂；城里是山里的壳，山里的影；初次见到山里的月亮，新奇，一见钟情；总是见到城里的月亮，陈旧，审美疲劳……喜新厌旧。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景因情异，思因心动。柳沄的细节是人性的坦诚人生的经验，有普遍意义，不分山里人还是城里人。
布罗茨基曾经指出，阿赫玛托娃的诗之所感人，能够成为白银时代的高峰，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她的诗作几乎每一行都有细节。遗憾的是，我们的翻译家却每每不能将其完整地翻译出来，他们丢失的或许正是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生命部分。
第三把火：信念的支点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九日，身患重病的三十七岁的兰波对陪护在自己身边的姐姐说：“已经是秋天了。是离开的季节。走吧，我需要太阳。太阳会治愈我。”第二天，诗人阖然长逝。即使兰波这样“分裂型”的法国诗人，在生命的垂危时刻，也不放弃心中唯一能够闪现的火花——“太阳会治愈我”的信念。
信念是长在诗行里的参天大树，绿叶婆娑，呈隐形性，你望不见它，它却能庇护你，提升你，为诗歌强筋壮骨，为诗歌顶天立地。
宁明的《梦寻焦裕禄》（《诗刊》十月号）与其说是对往事的回顾，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警醒。诗人感情的饱满度和与当下的对比度以及百姓对父母官的渴望度骨肉相连，焦裕禄已经成为几代共产党人奉献与牺牲精神的代名词。“我活着没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嘱托战友把自己埋在沙地的临终遗言，靠的就是改变兰考贫穷面貌为百姓造福的坚定信念。宁明正是把这种信念融会在诗篇的字里行间，以一种内心的真诚令生命的贪赃枉法伪善虚度无地自容。“又红又专”现在几乎无人提及了，但是对所有的官员来说，我真希望他们能够“又红又专”，“红”就是看他们想不想为老百姓办事，“专”就是看他们能不能为老百姓把事办成！“梦寻”两个指向多像一双双眼睛的热泪长流，一行是从梦里才能够见到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一行是从梦里才能见到官员能像焦裕禄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热切祈盼《梦寻焦裕禄》不再作为“中国梦”里百姓们最想实现的部分，而是现实无数可感可知可闻可见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常态生活。
也许是编辑职业所致，微雨含烟长诗《一生热爱的虚词》（《中国诗歌》第十期）还没来得及细读，我眼前便出现“最、在、和、着、了、过”等虚词，它们像是一群欢笑中的孩子，手舞足蹈，让我暂时忘却诗人作品表现出的浓重生命怀想和自省意识。虚词对情感的内外活动有强化补充作用，也能给予事物时空的界定。人生的章节既然掀过，便是记忆的往事。诗人不断更新的意象引申以及错落的语言触角，正把经历分化成一段段充满酸甜苦辣的命运格局，通身打下欢乐与痛苦的烙印，拒绝犹疑，拒绝彷徨，字句昭示的是“走自己之路”的主权。记得瓦莱里说过“诗歌是一种感叹词的发展”，微雨含烟强调的就是内心的刚强，在以往坚持的基础上持续提高，让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不以一个固定的模式展示，而是敞开多通道多样式的宣泄出口，只要词语能够抵达的地方，就有文化审视的回溯。微雨含烟的另一首长诗《新音乐生活》（《诗刊》十一月号下半月版）仍然有着语言迷宫式的布局，意象的旨意并不清晰，给了情感多种可能和留下了人性的许多空隙，因为音乐能波及生命每个触点，时间里的迥异事件有它各自的位置。全诗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聆听中沉醉，自己“不知身在何处”，忘却伤口；二是寻找中回归，童年闪过，青春闪过，内心被单纯美好填满，忘却现实；三是停顿后醒悟，才晓得音乐是“喃喃低语的固执”，说服自己“如恒星般的坚持”，忘却昨天。“新音乐生活”的不现实性其实在诗中早见端倪，只是人生的假定；如果说有，那也是暂时的间断的片面的内心生活。CD、MP3、收录放机、手机等流淌出来的音乐，完全是一种形式生活，与身心全部占有相去甚远。然而，诗是音乐性的思想，诗人才是音乐的真正播放者。从这个角度出发，读者享受的才是微雨含烟创造的“新音乐生活”。
奥登在评价叶芝时曾说过一段话：“小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不是看谁写出来的诗好看。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小诗人的作品单独拿出来，比大诗人的要完美得多，但大诗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他总是持续地发展自己，一旦他学会了一种类型的诗歌写作，他立刻转向了其他方向，去寻找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或两者同时进行，有时实验会失败。”不是说微雨含烟已进入了大诗人行列，她只是改变从前的创作路数，朝发散性的路径拓展，至于诗人的大与小，料想她不会太在意，再说了大、小诗人也不是自己想当就当的事儿。于此引用奥登的话，是想给诗人们提个醒，把握好自己的重心与航向。
苏笑嫣的组诗《一池绿潭 前世与今生》（《诗潮》第十期），王妍丁的组诗《别让我虚构》（《海燕》第十二期），东来的长诗《将军，视野之上的头颅》，万一波的组诗《四月的惶惑》（《鸭绿江》第十二期），姜春浩的组诗《雪之上》（《中国诗人》第四期），李晓泉的《小提琴》（《中国诗歌》第十期），黑眼睛的《梦的笔记》《向北去》（《诗选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点点的组诗《昙花一现》（《鸭绿江》第十二期）等，都在自己的心灵陈述中，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感知与体验，寄托着对人类命运人性健康的共同关怀，表达了生命向美向善的理想信念，为诗歌的精神旗帜增添了新的色彩。
在叶芝时代，这位爱尔兰诗人就说过：“我们胆怯，唯唯诺诺，空虚，急躁/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可以依靠。”在此，也许我缺少信心谈及信仰，只是说到了信念。我总觉得对有的诗人来说，信仰显得奢侈一些，有信念就足够用了。信念或许有时间性，而信仰则是永久性的，需要穷其毕生甚至世代薪火相传。一旦诗人擎起信仰的火炬，其作品的艺术之光会更加夺目，更加遥远。
火若形成烈焰，需要火种，需要燃料，而燃料必须要达到着火点。对于诗歌来说，火种即是直觉的灵光一现，燃料则是被表述事物于内心积淀而成的情感所托付的词语意象。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晚，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一位文艺工作者随手写下几行诗：“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后经作曲家谱曲，由田震、那英等歌手多方传唱，深入人心。可是，几乎无人知晓，这首诗、这首歌，是献给胡耀邦同志的。原来，这位文艺工作者是当晚在列车上突然听到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晴天霹雳，他强忍悲痛，一挥而就吐露出自己、当然也是人民的心声，以比喻概括的平凡性献给那个特殊年代的朴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者之所以能够在八九分钟内完成，凭藉的就是胡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中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坚持真理心系百姓的为人民服务的不朽业绩，凭藉的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及亲属数十年仍在湖南乡下当农民的普通劳动者身份，凭藉的就是胡耀邦同志日理万机的百忙状态仍然能够向漓江出版社索购刘硕良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整套代表作品的学习细节……无数次感动，无数次心仪，只化作几行诗，字字句句都是爱与敬佩，简洁代表人民代表本色从民间举起了伟大与崇高。
大火过后，即是思索，即是站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人的冷静。“我们不再梦想烈火而净化，而是通过寒冷而陶冶。在我们这个风俗已经热带化的时代，我们梦想着结晶和冷冻的形式”（让•波德里亚：《冷记忆》）。其实不再是梦想了，波德里亚三十年前的提示话语早已在今天得到一遍遍印证，世界上不乏有识男女已经开始冷冻精子冷冻卵子了，用以延续和保存生命，尽管为数不多。很热，过热，太热，的确不利于生命存在。就像我们的地球一样，气候变暖反而使它临近末日终点的时间越来越短。生活充满悖论，艺术也充满悖论，而悖论中的诗歌体现出了当代性的复合气质，体现出了含混性的精神向度，体现出了生命体的两难选择。面对众多的演出、评奖、艺术节、研讨会、书市展销、字画收藏、民间寻宝、街头演唱……文化表层的高度膨胀之后，一定是文化深层次的萎缩。诗歌，有必要站在所有热潮的对面，而不去做浅相的火焰，不扑自灭……冷却之后，理智点燃的艺术之火，燃烧起来才有高潮点，才有彻底度，才有精神源，才不止于“三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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