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感谢辽宁诗歌，确切点，是感谢诗人们的作品所创立的美学空间，令读者始终沉浸在一种祥和、稳定、执著的艺术格局之中，并将这种阅读感受抽象化为眷恋与坚守。作为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一定会与时代的脚步同行进，而不会停留在一个点位上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一些既前卫又奇特的实验品质总会注入艺术创作的主流或是被这种主流所驱散所淹没。诗歌的语言形态、表达技巧、存在方式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由变革而来的考验。重组、重构、挪用、引用、限制、转录、复制、拼贴、可视化或可声化等新世纪以来由西方衍生流传开来的诗歌传达新技法，几乎在我省诗人之中无迹可寻，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他们诗创作的主要手段，只是在零星几位诗人的作品中偶尔看到了“挪用、引用”的单薄身影。我们的大多数仍然守护着关于词语本身内涵与外延所不断更新的汉语家园。曾几何时，我们的邻居或朋友、吉林著名诗人曲有源先生在获得“鲁奖”的诗歌奖之后，独树一帜开创汉语言的“图形诗”，或“三角”或“菱形”地在各地发表不少，并有厚重的一本诗集出版。时至今日，也许诗人自己也只能以遗憾作为告别——“经历”而已。这就足以值得我们引以为诫和感到骄傲了：诗人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以柳沄、苏笑嫣为代表的中青年诗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练内功，其操持语言的践行全部化作一首首色彩纷呈的诗歌，成为内心的花朵，春天的景色，人生的盛况。
两首长诗和十八首短诗
《海燕》第一期重点刊发了丁宗皓、柳沄两位诗人的长诗。
丁宗皓的《吾儿》绵软悠长，深挚纯粹，是“丁家有儿初长成”或“未长成”的自豪与喜悦，是家族生命血缘传统的更生与传接。诗人以内敛的节制语感，把满腔的激动冷却在沉静的叙述之中，缓缓荡漾起一条知性的河流，拍打我们由惯性思维累积的“历史”堤岸，时时翻跃起思想的雪浪花。实际上，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歌往往是“为自己”而写。丁宗皓表达的就是面对新生命自己内心的状态，在向世界发声的同时，重要的也是倾听自己。诗人知道十月怀胎的磨难，知道一朝分娩的阵痛，知道襁褓入怀的细微，知道牙牙学语的蹒跚……无数感性画面释放出的信息，恰恰是谷川俊太郎强调的诗歌应该是“超越生活中喜怒哀乐的那种感动”。诗人像呵护词语一样呵护“吾儿”，又像呵护“吾儿”一样呵护词语。彼此绵情在，甘苦寸心知。《吾儿》以诗的方式开阔与深化了我们阅读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切身感受。《吾儿》后边是三首短诗，即《按照父亲的方向衰老》《写诗吧》《雪地行走的方式》，我把它们看作长诗《吾儿》的三条经典性注释。⒈“生命是贯通的/父亲血管在上游/我在下游//我的下游还有一个人” ……⒉在“人初性善”的儿子面前，“今夜我要流出很多很多的泪水/我要用它们洗洗/心头的尘垢”。儿童与成人世界的泾渭之分。⒊“在雪中飞着的人/已经鸟一样盘旋在上空”。大雪是“吾儿”的出生背景，如此道来——热切的期望正在蓝天上冉冉闪烁。由此，诗人才骄傲炫耀起一面个人与民族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鲜艳旗帜：从黄河“踩着一枝芦苇而来的吾儿/和我一个国/一个家了”。
柳沄的《完整的碎片》是长诗，是因为“完整”，人的思想与情感全程模拟记录；编者标示组诗，是因为“碎片”，“人”的瞬间思绪定格。其实，无论是长诗还是组诗，《完整的碎片》都是诗人内心生活的智慧结晶，都是诗人灵魂所到之处的强烈反弹，都是诗人精神操守的点睛之笔。按照作者的谋篇，可以把这“二十二”小节当作“二十二”章“散文诗”来写，写成泰戈尔，写成纪伯伦，写成鲁迅。可是，果真如此，诗的节奏感没了，内在旋律打了折扣……诗的节奏韵致也是精神强度，其他文体无法取代。同时，诗的暗喻和转喻意象一旦改变环境会廉价得很，而散文的枝蔓会乘虚而入，生发出一些几度重复的主旨。散文与诗有相通之处，但相违之处更多，无论二者谁嫁接谁，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方向。“散文诗”能够存在，得益于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与无以伦比的净化、衔接和组合能力。《完整的碎片》洒脱而惬意，于生活与自然的平静处捕捉到生命与人性的疼痛点、闪光点，一切都在不经意间，越过哲理视阈而进入精神高地。像“善良的羊加上善良的草”，才有草原的模样；像生活“跟锡壶一样/很容易被烫热/也更容易变凉”；像“我和自己/有些不一样/像平静和故作平静/那么不一样” ……这通达的表述才有汉语言的精致或精髓所在，这平凡的呈现方是汉语言的深刻或深邃所在。有理由把这首或这组诗视为人性解析的“小百科”，诚然，人性的是非曲直怕是“千科”也难以穷尽，但是，柳沄毕竟能以自己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阅览生命个体社会群体残缺与完整的当代窗口。
长诗抑或是史诗的雏形，能否成为史诗，需要同时代甚至跨时代的考量。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诗人，总是要用几首或多首长诗来证明自己，不仅仅是遣词造句的语言工力意象择取结构布局等技术层面问题，也体现在历史发掘现实掌控文化定位思想凸现的软件实力上。在这个需要史诗而难以产生史诗的数字化时代，几乎一切都和速度有关，而“快”真的快成为诗歌创作的敌人了。耐得住单调，受得了孤独，忍得起煎熬，放得下失败，经得住时间，向急功近利的欲望和表达不断告别，向肤浅重复的思维和意识形态不断告别。我们已经在创作长诗、组诗的行列中，我们也一定能在创作史诗的构想中实现自己。
《诗刊》一月号上半月刊和二月号下半月刊发表了我省十三位诗人的十八首短诗佳作，即：丛黎明的《苍凉》《一个朋友离开了这个城市》《一个阴影》，黄文科的《山海关》《与二哥通话》，依米妮子的《我的身体里有很多种爱》，左岸的《冬日朝阳》，宫白云的《让我们写诗去》，玉上烟的《蚯蚓》，江安东的《黑夜之歌》，翟营文的《竹林的风很瘦》，大连点点的《一根刺》，西征的《高粱地那边》，刁立欣的《人间消息》，李见心的《瀑布》，王剑波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有来历的》，马红线的《指上月光》，万一波的《麦客》。
诗歌的能量与散文相比无论是艺术情境还是思想指向，是“以一当十”，或者“以一顶百”的，前者能在瞬间点燃或引爆读者的情绪智囊体，后者也许需要几万字几十万字。上述短诗，或许还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但一定是他们内心生活的精神速写，一定是他们艺术历程的生命镜像。
《苍凉》的思想顿悟，《一个朋友离开了这个城市》的情感缺失，《一个阴影》的自我分裂，《山海关》的民族之声，《与二哥通话》的现实欢乐，《我的身体里有很多爱》的欲望绽放，《冬日朝阳》的“自然”忏悔，《让我们写诗去》的灵魂走向，《蚯蚓》的生命观照，《黑夜之歌》的人间秩序，《竹林的风很瘦》的文化品相，《一根刺》的社会标本，《高粱地那边》的故乡留白，《人间消息》的季节戕害，《瀑布》的个性决绝，《每一片叶子都是有来历的》道德怜悯，《指上月光》的记忆渗透，《麦客》的悲剧路程……诗人们的语言姿态摇曳多姿，让自然界的一切有了思想的踪迹和人性的冷暖。
十六组诗和一位获奖诗人
李皓《无法收场》（《诗潮》第一期）、《植物志》（《星星》第一期）；宋晓杰：《无一不是向死的命运》（《山花》第一期）；贾玉普：《无法放下》（《鸭绿江》第一期；郭金龙：《在山顶看海》（《诗歌月刊》第一、二期合刊）；柳沄：《靠海的房子》（《诗刊》二月号上半月刊）、《打雷了》（《诗潮》第二期）；微雨含烟：《某一天正在发生》（《诗选刊》第二期）；红娃：《午夜两点醒来的人》（《诗刊》二月号下半月刊）；冯金彦：《泥土之上》（《诗潮》第二期）；王文军：《风吹草低》（《延河》第二期）；胡世远：《沉默与自由》（《星星》第二期）；刘敏：《牡丹》（《鸭绿江》第二期）；蓝花伞：《辽河湿地的风》（《绿风》第二期）；颜梅玖：《隐匿》（《鸭绿江》第三期）；娜仁琪琪格：《轻轻荡漾的时光》（《民族文学》第三期）。
读一首诗或一组优秀的诗，“总有某些令人激动的东西”，读者“遇到的不仅是有趣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必然性”（布罗茨基语）。语言的“必然性”是衡量诗人作品优劣高下的重要条件。人性点说，做到语言的“合理性”已经不易；严酷点说，做到语言的“必然性”当属凤毛麟角。什么是“必然性”？唯一的，舍我其谁。“必然性”显然是典范或大师的尺度，诗人们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柳沄组诗中的《夜里九点钟》，是母亲去世的时刻，“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谁将五十六岁的我/视作孩子”——是“必然性”——平静中的痛苦持久并深彻骨髓；《比如鸡毛》的生存，“至于灵魂/跟窗外那只/飘荡在半空中的塑料袋/没什么两样/也是一次性的”——是“必然性”——比拟的常态化惊心动魄；《三个细节》写烟雾缭绕中的“我”，起身把烟蒂倒进垃圾桶，“那一瞬间，感觉/像是在倒掉一小撮/时间的骨灰”——是“必然性”——自杀或他杀的叠印影像豁然入目。
李皓组诗中的《山枣》写了吃的过程，“那坚硬的圆圆的枣核/让我轻易地就软了下来”——是“必然性”——硬物与舌头，侵入与投降：两个生命之间的细节对比；《或者石榴》是枝头上的成熟，“它的肚子里总是隐匿着/无数块石头”——是“必然性”——暗藏杀机的人或时代。《雨夜纪事》遭遇“黑车”令诗人感慨不已。“幸运的黑车是一个必然的隐喻/它给了我又一次/冲破黑暗的机会和勇气”——是“必然性”——情之所至，黎明已现，一语双关。
宋晓杰语言的“必然性”是当下生活的一具具浮雕，栩栩如生的表情之下是难以撼动的命运之轮。客观在充满诱惑的同时充满病态，呼吸于不畅的同时愈发急促，人与物在女性词语的拿捏中再现着神经质一样的变数与敏感，不确定性与负重感于字里行间穿堂而过，不乏高唱低吟，不乏朝花夕拾，是不绝于缕的灵魂道白。死亡成为朝向，不论肉体，不论精神，哲学的意蕴漫天而来。
贾玉普的组诗，有人与土地血肉组合的哲学考察，更有人与社会生态的品质洞悉。“踩着一头猪的/肩膀”“理直气壮地/这么多年”（《早市》）、“屋檐下有一块铁/每一次雨点落到上面/都要喊一声‘疼’”（《铁》），喜剧色彩背后拥挤的何止是愚昧浅薄陋习的喘息之声，毁灭它方有良知发现的可能以及无端伤害带来的莫名痛苦。“失去虎豹豺狼”，人类“该如何撕咬自己”（《菩提》）“忽然发现，这世上最无耻的痛苦/是燃烧自己，无法让自己/成为灰烬”（《回头》）……无须另行解释，语言的“必然性”脱口而出。
颜梅玖组诗是对具象现实的涵盖，《秩序》由鸟启悟“必然性”：“我相信翅膀一定划破了空气/时间在走动，但空气又迅速恢复了常态”。飞翔的生命都无力改变固有状态，自然界的其他何尝不是如此？传统的坚硬和愈合能力可见一斑。在《偶遇》中，“仅有一日花期”的忘忧草成为被抒情的主人公，“她在默默地聆听自己的世界/仿佛死亡并不存在”，其“必然性”宣示丰富性，人性空间硕大。乐观：“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不幸：如同人，明知终点将至，仍以最后的疯狂掠夺阳光掠夺雨水掠夺空气，就像贪婪掠夺财富掠夺女色掠夺正义。
刘敏组诗的“必然性”恰恰是情绪集聚的多重能量，客观景物成为诗人的生命对应体。“月光”——这只“途经此地的候鸟/抖落的倦羽”，累了。诗人把人生阶段性感悟织就在一幅淡淡忧伤的画图里。“绵绵秋雨隔着玻璃打量/空木椅上灵魂的余温”——记忆使得流逝的青春复活，哪怕是一点点，也能温暖现在。诗的真实往往把经历的疼痛与伤口细细品味抚摩、透视拍照，乃至放大变形 ……成为人类情感的共同体验。《小酒馆》《秋凉》《大雨中》《漩涡》《秋色》所串联的人生四季心结，又何尝不是我们心灵或命运的一隅呢？
微雨含烟组诗的“必然性”显露在日常生活的正面或侧面，“当我们习惯沉默，就像水/经历冬日的冻结，澎湃的高潮”（《中年时光》），明喻和暗喻相互契合，各种形态都是生命的可能。《敲玻璃的人》是旅途光景，同一个座位，旧人下车，新人上车——“代替你的气味，方向，坐进他自己的身体里/并将旅行带向精神与物质的生活，迅疾而又平稳”。总是在不知不觉毫不设防的语境里，完成个人周而复始、岁月周而复始的情感循环。历史、人性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
王文军组诗离开了熟悉的“凌河岸边”题材，笔端展开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其“必然性”是一见钟情的“陌生化”。“夜色侵袭整个草原/我们坐成两截木桩/不交换苦难，不指明真相/沉默让我们如此完整”（《沉默让我们如此完整》）。以静谧替代内心的波澜，“于无声处听惊雷”，草原的内涵尽在不言中。“空荡荡的天空/被一只鹰的孤独填满”（《一只鹰》）大与小、重与轻，静止与游动、理智与情感等两难境地，在一只鹰的翅膀上，得到了高位宣泄。
红娃组诗笔墨酣畅淋漓，劲道古朴，每一首的主体意象都汇聚着诸多思与行的色彩。无论是雪地的马、五月的桂花，还是郊外的蒿草、午夜的灯光……洁白、橙黄、浅绿、明亮，无一不是热切匆忙的奔波身影，以自己的泼洒话语，画出物质生活给予现代人精神重压的累累创伤。
冯金彦组诗是剥去外在躯壳还原事物本质内核的一次次命名，庄稼，“是从草中走出的”——伟大出自民间绝不仅仅是演绎传说；“同羊打交道几十年了/至今 我们也从不称呼对方兄弟”——善良与善良有时也不能为伍，不属一个品系。在诗人看来，泥土上下的花与根永远是命运共同体的世袭传承，故乡永远会把游子浇灌成梨花的微笑。
娜仁琪琪格组诗的情感重心依然留步在山水之间，词语开阔，意象浩远，以一种心灵的包容感和坦荡度与视野中的自然景物对话，满腹心事，一腔赤城，包括苦楚与孤独，包括感伤与颤栗，包括暖意与清醒。“轻轻荡漾的时光”——是诗人的心理时间，约定俗成，浑然天成。
郭金龙组诗的“必然性”仍然稳定在现实的福祉与内心洋溢的浪漫气质上，山峰与海洋，云影与清风，都在诗人的笔端涌现着新鲜的生命力度，如阳光，以一种生活的暖意驱赶着人性的阴影。
胡世远组诗的“必然性”已然从以往故乡与人情的朴素书写中转换为智性的写作，或者有哲学的品格入境。尽管诗人笔下开放的依旧是花，站立的依旧是人，蔓延的依旧是风。
蓝花伞组诗的语言“必然性”是“辽河湿地的风”，让飞鸟的清歌唱晚，让芦苇的曼舞写意，让花朵的芳香永驻长空，让小草的根以坚强的口吻告诉大地。
实现诗歌语言“必然性”的通道也许有多条，最重要的一条或许是在主客观的矛盾搏斗中求得升华，不仅仅是与词的搏斗、与思想的搏斗，一个我与多个我、一个人与多维世界的冲突形成了内心的波峰浪谷。对于诗人来说，当肉体处在无奈之时，艺术抵抗的最佳方式是一曲又一曲的歌吟，像我们刘川的《打狗棒》《拯救火车》。内心的白热化程度越高，语言的爆发力冲击力会越强。诗人博根在引用诗人里尔克诗句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上写道：“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正因为如此，诗歌发出的声音才分外宝贵。
韩春燕获“2014《现代青年》年度十佳诗人”奖，是读者对这位学者型新锐诗人的喜爱和肯定。玉上烟、娜仁琪琪格等也获过这个奖。评论家雁西颁布的评语是，“韩春燕的诗歌就像诗的标题写在有意无意之间，反而呈现了一种当下的真实，无须记忆，只须出发和站在光芒之中。”韩春燕的文学履历始于小说创作，尔后研究当代文学，近年才起笔诗歌。按照艺术青春的意识流，一般说来，是先写诗歌后写小说，比如贾平凹，比如陈应松，比如阿来，比如刁斗。韩春燕朝多数的反方向走，其姿态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高起点上，一览众山，逆风而行，高处不惧寒。纵观诗人发表在《诗潮》《芳草》《鸭绿江》《现代青年》等刊的一些作品，韩春燕于豁达、多义的语句之间所建树的理性思维程序，已融入中西方诗歌发展的世界性语感的脉动之中，的确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目前自然生态及人文环境的深切忧虑，以深刻觉悟的精神轰响，频频敲击读者灵魂纵深处的门扉，油然送进去一股清澈澄明激烈之风。《现代青年》的年度“十佳诗人”奖，是瞄准有发展前景的诗人才递出荣誉的，无非是请诗人的脚步快一些，走出更远。
一本译诗集和七卷女性诗歌丛刊
评论家、散文家的文化身份遮蔽了海涛作为翻译家的智慧和才华，所以当译诗集《北方船》见诸于读者之时，有些人感到惊诧，难免“羡慕嫉妒恨”。可打开海涛的博客“贝加尔海”即能发现，翻译诗歌，海涛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路了，不过是没有集中，没有编辑，没有出版。
翻译难，翻译诗歌尤其难。无论是严复“信达雅”的最初要求，还是苏珊•桑塔格说明的翻译作为“解释、改编、改进”的三个概念，或是王家新“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求张力”的体悟，无非都是个人主张，普及推广很难，作品、语言、人的差异性实在太大。当英语变成汉语，况且不是散文语言而是诗歌语言，在不丢失母语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原作的一些东西必定死亡，译作的一些东西必然诞生，各自的比例究竟能占有多少，全凭翻译者的双语经验和悟性了。
因此，《北方船》能把欧美六十七位诗人的八十五首诗歌完整地翻译出来，包括从英译本转译的俄罗斯白银时代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三位巨匠的十首作品，的确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每位诗人的风格、所处时代以及各自的文化境遇不同，作品包含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意象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而能把众多不同统辖在当代汉语的诗歌语境之中，显示出海涛得心应手的操控能力。《北方船》开创了我省诗歌翻译的先河，一人翻译多位经典诗人的作品集出版是首例；一经问世，即得到精通双语的学者陈晓明和诗人王家新的专题褒奖也是首例。
海涛的定力在于，熟稔现当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熟稔现当代欧美诗歌与中国诗歌的差异性。西方重理智，东方偏感觉；西方善思辨，东方常委婉；西方多激情，东方能含蓄。虽然海涛二十五年前在大帅府东南侧的东煤宾馆曾写过一首“小桥流水”，但他性情属于诗人创作不是诗人，这就解脱了诗人翻译诗人只能是相互伤害的魔咒，如同布罗茨基提示的翻译诗歌最好是与诗人风格不同的文体家来完成一样。海涛当仁不让，以一种文化自信贡献出自己英译汉的诗歌文本，在抽象与具象中维系语言的弹性，在古典与现代中融汇思想的声音。化繁复为简洁，化飘逸为下坠，化个人经验为生命认同，化时代迥异为典型共鸣。
怀念我们的读书时光，不乏在采集“他山之石”的路线留有的遗憾或局促。郭沫若译《浮士德》由于热烈失去了内在精神；冰心译泰戈尔由于严谨少了开阔视界；徐志摩译拜伦、雪莱由于浪漫近似于一己的情感发挥；飞白译马雅可夫斯基由于意识形态，硝烟遮掩了幽默；北岛译《北欧诗选》由于“生活在别处”，译作像积木，有色彩又整齐，只是欠缺相互间的粘连……即便是在现在，在茨维塔耶娃诗歌的苏杭与王家新的两个中译本面前，读者愿意选择前者，因为它与茨维塔耶娃的遭遇或同时代人的回忆一脉相承，更临近苦难的本源。在李笠、董继平和马悦然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三个中译本面前，读者当然喜欢前两者，马悦然作为汉学家的汉语诗歌表达还停留在日本俳句的水平上。海涛在记取整合前辈或同代人翻译经验的涉猎中，确定了自己硬朗、明晰、睿智的翻译立场。
把海涛译的毕晓普《地图》《海湾》《六节诗》与包慧怡译的同题三首比较，豁然间知晓海涛的工力。包慧怡是旅美新生代女学者，专向翻译英美诗歌，对普拉斯和毕晓普多有建树。海涛的译文并不逊色，特别是在节奏感与情境的贯通上，更符合汉语习惯。把海涛译的梅斯菲尔德的《海之恋》与陈维杭译的同一首比较，后者把题目译作了《恋海热》，不是过于直接即是过于间接，文字表面的亲密实则是一种疏离。读罢正文，进行切题定位，或句法或语态，哪个离诗更近？明眼自见分晓。把海涛译的朗费罗的《箭与歌》与黄杲炘译的《箭和歌》比较，“与”、“和”作为连词，把“箭”把“歌”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组并列关系，没问题；关键在于后者译文只有三小节，海涛译文是四小节，每小节都是四行，两人相同。显然，四小节与“箭与歌”的并列方式更吻合更对称，从逻辑关系上也是主题深化到位的必然性。把海涛译的叶芝《当你老了》同袁可嘉、裘小龙的各自译文比较，平分秋色不便说，各立潮头自成趣。爱情更在于生命晚年焕发出的火焰。海涛的精神向度足以震撼世相人心。忽然想起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在北京申奥演唱会曾经一起唱响的《我的太阳》与《世界旋律》，《当你老了》的三个中译本，是袁可嘉、裘小龙、海涛三个声部的激情演唱。
翻译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精神化”的过程，在《北方船》的译作中，读不出颓废，读不出放浪，哪怕原作者有颓废、放浪的嫌疑；读不出狂妄，读不出欺凌，哪怕原作者有狂妄、欺凌的历史；读不出虚伪，读不出贪婪，哪怕原作者有虚伪、贪婪的欲念……《北方船》的正向能量是善良、美好，是怜悯、同情，是平等、自由，是变革、拯救……即便有焦灼有孤独，也是因为爱，因为理想；即便有憔悴有苍老，也是因为痛，因为岁月……《北方船》是普世文明诗歌书写的风花雪月江山美人，《北方船》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洒落在海涛手上心上的一片光辉。难以计数的外国优秀诗歌给了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成长以全面的营养，中国诗歌才得以现在的风貌长在千百万读者的心田上，长在墨迹飘香的斑白书页里，长在世界文学的蓊郁雨林中……这便是《北方船》的“航行”片段或《北方船》“航行”带来的涛声回响。
《诗歌风赏》是一本大型女性诗歌丛刊，娜仁琪琪格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屈指历数回溯，至今已经正式出刊了七卷本，即“大地花开”、“芬芳无边”、“歌声起伏”、“风荷蔬香”、“散文诗汇”、“万壑清音”、“青春诗汇”。从创刊的那一天开始，即对我省的诗歌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我省的女诗人们又多了一方作品的发表园地。悉心翻阅别有设计印装风度的《诗歌风赏》，品鉴我省诗人的名篇佳作，的确如数家珍：林雪、玉上烟、苏笑嫣、菁菁、川美、李见心、梅笛、李轻松、萨仁图娅、夏雨、苏兰朵、雷子、微雨含烟、依米妮子、离原、海默、宫白云、李学英、杨庆华……凡我省创作成就显著的女诗人，都有其名字印在目录，包括几位崭露头角的新人。
《诗歌风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位和风格，初具规模，初具影响，且在海内外也出现了一批“粉丝”。娜仁琪琪格在写诗的同时编刊，两架马车齐驱，既是相得益彰，比翼双飞，又是各受影响，彼此挂念。人没有分身术，生活中有泾渭河、有分水岭，大脑里可都是鱼龙混杂的“万花筒”，过滤，平衡，摆脱，《诗歌风赏》正是在解决了一个个矛盾的日常生活中，才有今天的壮丽。
尾 声
诗人的每一首好诗，一首给予时代与人性诸多关怀的好诗，真的是发生在自身创作进程的“精神事件”。如此“精神事件”发生频率越高，诗人写出好作品的数量就越多。诚然，这一次“精神事件”要与上一次“精神事件”有所区别，有质的提升质的飞跃，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我们注重心灵史强于文学史所留下的诗，即是强调诗一定是鲜活的艺术生命体。一个伟大或优秀诗人的文学史，即是不断向一个个生命体告别，继而又向一个个新的生命体聚会的情感透析历程。没有告别，何谈聚会？正是在如此往复的告别与聚会的心灵史的展示中，一首首诗歌脱颖而出，直至脍炙人口，直至天下流传，直至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的领奖台上，站立着一位或者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诗人的东方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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