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体会的那样，散文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写作形式，它表面看似乎很随意，但在内在品质上却有着很高的要求，比如虚与实的关系，比如语言与情感之间的张力，比如形散与神聚之间的协调，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在写作实践中应当反复琢磨的问题。本季度的散文给我们提供了上述反思的例证。
虚实相生的意境格调。散文是自由抒发作家主体情思的最佳载体，“形散神聚”道出了散文核心的审美特质。“形散”要散得开，否则主体情思就释放不出来，但行文过于发散，整个作品又会失之于轻浮。刘文艳发表在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上的散文《《绿柳情思》是一篇将描写主体的虚幻之美与生动的写实描述融会贯通之作，它以行云流水的笔触成功地把抒情的浪漫情思焊接在作者对辽西柳树形象韵味十足的绵密的追忆的根部。作品的每个段落，都像另起一行的诗歌段落，每个段落发掘一层新的意蕴。柳是报春来的使者；柳是儿时的乐园；柳在夏秋季节具有不同的韵致；柳是诚信的记忆，爱情的见证，更是与乡土情怀、文学梦想紧密相连的深切体验。作者成功地解决了在写实的段落中容易造成的过于泥实的矛盾，如她回忆儿时祖居门前的大树，“树干上分开了三个杈，那三个树杈的衔接处，犹如一个宝座”，柳枝的衔接处犹如宝座这一比喻，不是来自一时的功夫，它源于绵密深切的家乡记忆触动了作者陈年老酒般审美的情思，珍稀的回忆自然地带出了如同“宝座”般高高在上的华美形象，它是久违记忆的情感升华，是浪漫情愫的岁月皈依。作者不满足于把辽西柳树放在记忆的远景深处，她更把柳树的耐力和坚忍性格带进自我的生活，她把“柳”字嵌入到女儿的名字里，把文学之梦的开端与杨柳相连，这已经不是某种意外的偶合，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选择，她已经把一种精神传承到自己的血脉中。刘文艳发表在2015年4月6日《人民日报》的散文《山花》描写的是一位特殊的帮扶对象，她做过直肠癌、盆腔癌晚期手术，可这位身患绝症的妇女，她的整个精神面貌完全不像她所遭遇的那样，她没有一点的沮丧，而是满有希望与乐观。她坚持每天打草绳，为家里拖欠别人的钱财而还债，而且还帮助村里其它躺在病榻上的老人。作品开篇以毛泽东诗词名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所营造的美丽情境，虚实呼应地渲染人物氛围，表达了一种不被任何艰难所挫败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以真实复杂的情感解读人物。邵永胜发表在《鸭绿江》2015年第8期的散文《父亲的状态》全面回忆了父亲的一生。它以真挚甚至让人心酸的口吻，不疾不徐的语速，一个看遍人间辛酸苦辣的男人视角详致回溯了父亲所走过的人生历程。作品开篇即散发出浓厚的思念之情，父亲的坟地长满了蒿子和野草，作者想到父亲特别喜欢清爽，打算清理一下周围的环境，用火烧既快又方便，但作者担心火会烤着父亲，烟会呛着父亲，于是采取最笨的方式，弯腰去薅草，“手被草勒出了口子，渗着血丝”，但作者仿佛觉得这是自己和父亲对话的特殊方式——“此刻，父亲希望他的儿子就是这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这种尽心尽意的爱的状态。这是与父亲的状态相呼应的，作者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回应父亲的过往，也作为开启父亲整个一生的引子。作者善于挖掘并利用人物自身的性格矛盾，构建人物的心理深度——父亲虽然表面看不爱和子女之间说话，但是却非常喜欢给儿女们写信，父亲没有按照孩子们期望的方式表达爱，但他所做的一切无不包含着深挚的爱。作者选材考究，有意避开与同类题材作品的雷同，而且注重以细节刻画人物性格，节制简约的语言与深沉厚重的情感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揭示出父爱的深沉、执着和伟大，这个形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作者从原生家庭的角度深入解读父亲的性格成因，使我的父亲成为独有的“这一个”。如果作品仅止于刻画“这一个”父亲的形象，就丧失了这篇散文目前的厚度。作者还站在今天的文化观念角度，逐层解读父亲的多面性格。作者怀着一种爱与痛杂糅的情感，展示了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落寂缺失的一面——由于文化观念的障碍，父亲在母亲和儿女那里都无法找到一条沟通的渠道，他唯有在集体生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和位置。墙上迟迟不肯摘下的奖状，春节期间的救火训练——肯定中带着无奈，否定中带着怜悯，作者把那个年代以集体为寄托的一代人的性格，借助父亲的“这一个”个案生动地凸显了出来——不善言辞，极其自尊，重感情，孝敬，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辱感，肯于自我牺牲，但他们也为了集体牺牲掉了家人的幸福。这篇散文是近年来笔者读过的少有的亲情散文的佳作，它为中国文学“父亲”的画廊里又矗立了一尊难忘的人物塑像。
高海涛发表在2015年第7期《海燕》的散文《三姐九歌》是一篇悼念三姐的抒情人物散文。作品的前半部分重点描写三姐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和对年幼的弟弟人生的估价、预言和积极的推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浓彩重墨的动人笔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年轻姑娘的青春上升期与时代的激情相融合的命运。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朴素的青春还是展现了自然可爱的本性，这从三姐喜欢唱那些富于人生情调的歌曲并组织村里的女孩在一起刺绣的细节中透视了出来。这里，三姐的形象线索更多通过对弟弟的恩泽帮助得以体现。当村里的孩子嘲笑弟弟过于发达的额头时，姐姐却把弟弟这一生理特征与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的额头联系在一起，给弟弟以自信的暗示；当弟弟因为偷看郭沫若翻译的屈原辞赋被校方发现马上要组织批判时，又是三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弟弟进行抗辩；三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弟弟送去当兵，又在弟弟复员重新回到乡下的时候，大胆预言弟弟有一天能考上大学——三姐在弟弟的人生中一直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她是弟弟人生成长途中积极的助力。作者在回顾三姐前半生的同时，不时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在熠熠光华的中外人物画廊中寻访三姐的类比者，他在爱尔兰诗人叶芝所终生追求和爱慕的革命者莫德.冈身上捕捉到了三姐的影子，他把三姐比作爱尔兰女子的中国辽西乡村版，作者用这种未必恰当的升华方式表达自己对三姐青春韶华时光的敬意。与这一比附相呼应的一笔是作者对晚年三姐忧郁症的解读——“只有曾经高贵成性的人，后来才会变得忧伤成性。”这是对三姐刚强性格的一种破译，他把三姐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本季度人物散文较为集中而风采各异，叶雪松发表在2015年6期《鹿鸣》散文《鞋》以深情而克制的笔触，回溯了一段二十二年前的情感经历，作者借助女孩子为男友缝制布鞋过程中又悲又喜的情绪变化，为我们描画出一个楚楚动人的山村女子率真而纯情的可爱形象。整个作品的格调忧而不伤，散发着时光流逝的韵味。韩春荣发表在2015年第5期《辽河》的散文《手背上的花朵》通篇由密集的农事劳作的细节构成，充满了浓郁的乡野味道。
借助玄想形式展开思绪。白昼里人们不需要灯，灯的存在是以黑暗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人对这个黑暗中的光明出口抱有感激和渴望。张大威发表在《芒种》2015年第9期（半月刊）散文《灯》分别从记忆、阅读和现实的经验角度，展现了作者身处黑夜之时对一线光明的期盼和寄托。作者开篇以幻想的形式，描述了一幅漫无边际的黑暗对一盏灯的剿杀场面。为了把这种现实的追杀与形而上的联想相并行，作者有意识地模糊了对黑夜的明确指向，而用抽象的“黑”字代替，以期在读者那里调动起起更丰富的感受。“黑从四面八方漫上来，将那盏可能的灯完全溶解”，“你跑，黑就围着你跑，它在你的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像铁桶一样围着你跑。”作者用液体状或是铁桶等诸如此类的感受力极强的语言，把黑夜对人的窒息感、压迫感和人对黑暗的恐惧精妙地传达了出来。在做了如此的铺垫之后，灯光的出现就有了为迷途者照亮归途的拯救的涵义。作者往往从普泛化的意象铺排开始，然后突然将读者拉进一个扎实的记忆段落。虚虚实实，使诗意与现实融成一片。而且作者随时机智地把回忆中的典型场景点化成一个诗意的普适象征，如除夕之夜两个农村女孩手举灯笼为小路上的陌生男子照明，作者就借此发出这样的感叹：“谁的一生都会有无数次从别人高举的灯笼下走过”，把人间的相助化为一种润物无声的感恩情怀。万一波发表在2015年第5期《鸭绿江》的散文《废墟上的旧时光》以古雅顿挫的笔致，记述作者探访辽河两岸历史踪迹，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几则片断。作品区别于一般性的游记散文，每每以单刀直入的描写把读者带入历史的情境当中，具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原昌的散文《假如明天离世，今天该干什么》是他最近出版的文集《前事不忘》中的一篇，因为见识了太多英年早逝的例子，所以作者有感于生命的脆弱而发出了上面被世人常常忽略的诘问，这个诘问无疑是给生命带来了凝重的份量，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当下来去匆匆的日常生活。作者以真切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孤身漂流在海上时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特殊感受，当时每一个心境的变化都被作者如实记录下来，使人禁不住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因为有了前面出生入死的经历，所以作者才如后面他所记述的那样表现出积极而豁达的人生态度和行动。
本季度散文不足之处是有的作者对散文之“散”有充分的理解，前半部分写得从容精致，后半部分的描写粗枝大叶，过于拖沓、平滑，缺乏写作的方向感。总之，和小说、诗歌一样，散文同样是一门需要严肃对待的写作艺术，它要求我们不断总结写作经验，瞄准那些优秀的散文模本，在写作上寻求更大的突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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