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锢”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词，对于小说家来说禁锢意味着守规矩、约束自己，把小说写得足够“小”，小到“可知”，对作品中的世界掌握有度；要深入地挖掘生活，不断找出新的见解、新的价值和意义，与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对话；珍视某些准则并兼顾创新，抱着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构建故事……小说家总是显得比诗人更加婆婆妈妈。 

独角戏：打破对话的禁锢
　　

　　短篇小说被“禁锢”在字数里，小说家“忍受”着这一规则，乐此不疲地寻找表现广阔、复杂世界的方法，越是对艺术的完美有着高度敏感和追求的作家，越是珍视短篇的技术含量和艺术价值，在这里“禁锢”意味着更多“超越”的存在——更精简的语言，更巧妙的结构，更独特的视角，更深邃的主题。帕斯卡尔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长而无当的书信，然后在信尾深表歉意，说他没有时间写一封短信。与帕斯卡尔一样，短篇小说家认为简约才是关键，简明扼要反而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女真《大阪媳妇沈阳妹》和常君《包场电影》这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独角戏”的手法，即全文几乎只有一个人的对白，另一个人的对白 “潜伏”在读者的合理想象中。这样的表达并不影响阅读的节奏，反而感觉新鲜。

　　《大阪媳妇沈阳妹》不仅仅是去除了繁冗的提问，缩减了篇幅，其价值还体现在传达作者更深刻的思考，正如作者在文末交代的，它表现了一种“陌生的安全感”。故事主要发生在飞机旅途短短的两小时内，起因只是大阪媳妇与作者既是邻座又碰巧是老乡，大阪媳妇的“健谈”促成了长达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交流”。作者的对白每句不超过十几个字，而大阪媳妇却喋喋不休。直到话题变得越来越隐秘，这位“家乡妹子”面对一个并不熟识、更谈不上信任的陌生人，毫无皆备地述说自己的婚姻、爱情，“婚姻不就是伴儿吗？我老公半夜回来了，偶尔身上有别的味，酒味、香水味、女人味，我不管他。他不是回来了吗？他没说过要离婚，就说明还想跟我过下去。女人得学会过自己的日子。出去旅游啊，去看画展啊，学插花、茶道啊，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喝酒嘛……他不高兴了，就不说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一个月不跟我说话。他跟我冷暴力，敢一句话不说，其实是骨子里强大。”她像说别人的故事一样讲述她是如何面对丈夫的无视以及背叛，如何忍受丈夫的冷暴力，至此小说展现了作者隐藏的用意——一种孤独的表达。文字间渗透寒意，那个仅仅有点健谈的女人被深化为一个背井离乡、缺少温暖和爱的女人。

　　《包场电影》也是两个人的戏，只是被更彻底地写成了一个人的对白，这位“老头子”的健谈指数绝不亚于那位大阪媳妇，最长的一段一千五百字。不同的是《包场电影》字里行间揉着情义，“老太婆”是无声的，却最甜蜜，只出一张笑脸就可以。另外，《包场电影》让人发笑，却只觉得“老头子”太过可爱，常君为一对乡下老夫妻设置了“包场电影”这种时髦的示爱法，算是一种颇为巧妙的突破。小说家在构思的时候真的要费劲心机，如果《包场电影》讲述的是一对年轻人的恋爱，恐怕远不及这对老夫妻来得感人，没准还被批“拜金”。常君很擅长抓住时代的新鲜气息，表达充满生活质感的温情。好的小说家懂得如何从最少的事件中挤出生命力，仅仅一场电影的工夫，就演绎了老夫妻长达数十年的爱。

纸枷锁：禁锢中的自我异化
 

　　“纸枷锁”意象来自电影《梅兰芳》，梅兰芳的大伯带着纸枷锁走向刑场，“纸枷锁”成为梅兰芳心里的一个阴影，致使他总是害怕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想秉承他大伯的遗志，小心翼翼地唱戏……“可这梅样的精神、兰一样的芬芳也恰恰因这纸枷锁的禁锢而成就，梅兰芳就是要在不自由中争自由，还要在这有限的自由开出最炫目的花”。

　　更多的时候，纸枷锁使人愚钝，使人沉迷，使人的精神腐朽。冯璇《柳树节》中“气派的赵家小楼”便是“纸枷锁”一般的意象。主人公乌布里把现实关在小楼的门外，却怎么也赶不走屋子里的现实和孤独。乌布里天天伴着甄环的命运或哭或笑，看了多少遍，虽然腻歪，也还是看。再没事就锈十字绣，满屋子都是她的杰作。乌布里过去可不是这样，冷清的童年让乌布里知道，活着不能受气更不能受欺负。小的时候她就瞧不上玛在额娘走后不久便领回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二十岁那年玛迎娶了花枝招展的后娘，对她更是爱搭不理。她想在冷漠的爹的心上也插把刀子，便愤然嫁给镇上一霸赵进财，“当看到玛捶胸顿足的样子，她觉得很痛快。仿佛给自己的童年报了仇，给死去的额娘报了仇”。她本来只想给玛添堵，谁知嫁入了赵家的她那叫个舒坦。安逸驯服了她倔强的心，她觉得她的一生这样就可以了。十几年过去，丈夫进城当了包工头，儿子也跟着去了，气派的小楼里只剩她，她的生活又变得冷冷清清了。可现在的她没了脾气，却有了架子，即便买个水果也得穿上貂皮大衣向邻里乡亲展示她的“尊贵”。一次偶然，她发现三宝媳妇那个气派的手机竟然是自己丈夫给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在她的心头，可此时的她已没有揭开真相的勇气，也没了挣扎的力气。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逃”吧，让一切不如意像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个曾经像野马一样倔强的乌布里。

　　现实中，亲情、责任、欲望也是一道纸枷锁。苏兰朵擅长捕捉城市角落那些落寞、疲惫的身影，文字让人动容。《梦中的婚礼》是由“我”讲述两个女孩的故事，虽然是两个女孩却仿似一个，一个在镜中，一个在镜前。小说中没有很清楚地说明小惠的家庭环境，却反复交代欣困窘的家境。小说中，欣无疑是苏兰朵倾注笔力去描写的主人公，在兰酒吧弹琴时的欣最喜欢两支曲子，一支是王菲的《我愿意》，一支是《梦中的婚礼》。那时她的表情虽然刻板，却能从琴声听到心声，可有一天她消失，传言是她跟老板好被老板娘发现了；几年后“我”在家俬城与欣偶遇，她不再弹琴了，虽然面色憔悴，却热情依旧，一副精干的样子。可等我再去找她，她又离开了，店员说“欣姐”跟老板好几年了，老板答应欣姐离婚，可不久前老板娘竟然又怀孕了。再次与“欣”偶遇是在一个七拐八拐、乌烟瘴气的歌厅，沙发上坐满了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我”看到了一个酷似欣的“疲惫的侧影”，但我最终没有去确认，“在心中对自己说，那个人一定不是她”。三个主要的场景，欣的两次离开，一次她放弃了心爱的钢琴，一次她放弃了梦中的幸福，随着场景的不停变换，欣的境遇愈加糟糕。或许欣的悲剧源自于她的思维已经被囚禁，她期待借助婚姻将自己从悲惨的生活困境中解救出来，却不相信爱情可以具有同样的力量。她一次次遭到男人的背叛，其实她才是那个最初的背叛者。欣弹奏的《梦中的婚礼》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过一首钢琴曲，法文原名为“MARIAGE D'AMOUR”，直译过来是“基于爱情的婚姻”。小说中的欣应该很憧憬有一个基于爱情的婚礼，但现实中的她却做了不同的选择，这不禁让我们反思是什么把一个女子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又是否有什么能够阻止下一个欣一般的悲剧。

　　

“套中人” 的长恨歌

　　

　　短篇小说中造成矛盾冲突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喜与悲的矛盾冲突最容易引发读者共鸣。人只要活着，总有一些麻烦突如其来，也会有一些难事入地无门，命运一旦和一个人开玩笑，就仿佛在那人的脖子上套了根绳子。小说悲剧主人公的命运看似掌握在作家手中，实际是人物的性格所致，他们活在作品中，从追寻到幻灭，从希望到绝望，人生的起点是作家为他设置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结局却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海东升《出道》的主人公是个师大毕业分配到县中学的老师，人本分、没野心，只想有吃有喝，再有个不错的女人一起过小日子。这对一个1985年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追求。可命运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一个蛮不讲理的伙夫杨伟明硬说他偷了食堂的荤油，结果俩人大打出手，闹得学校乌烟瘴气。可只有人拉架，没人站出来替他澄清。正当他觉得憋屈，学校的老白替他出头了。接下来这个被“搭救”的小青年便被牵着鼻子走，娶了老白的女儿。几年后，老白的女儿扔下了他和儿子去了深圳，之后便杳无音信。当他再次与那个改变命运的杨伟明相遇后，才得知当年正是老白设的局，花钱雇杨伟明冤枉他，因为他女儿相中了他。这篇小说看似一场闹剧，却是一则寓言。小说的主人公觉得是被人算计才落得个悲剧收场，实际打更的老赖头道出了悲剧的真正源头——“贪念”。如若当初他不占公家便宜拿了食堂的大碗，就不会被冤枉，如果他不接受老白女儿的投怀送抱，也就不会被逼婚。

　　晓寒的《狗剩》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故事。作家将目光落在受苦受难的大众身上，真正走进了一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狗剩参加革命只是为了吃顿肉，可见他对于战争的理解足够蒙昧。当他眼见自己的母亲被日本人活活烧死，自己的媳妇被日本人蹂躏，他才真正举起刀去和日本人战斗，但这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复仇，而非民族大义。晓寒将笔触聚焦在“寻常百姓”身上，刻意让狗剩没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就憋憋屈屈地惨死，从而烘衬了战争的残酷，引发人们对“战争与人”的思考。如果没有战争，狗剩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人抓他去当兵，更没有人杀他的娘，欺辱他的媳妇。

　　

边缘意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边缘”一词见于地理学，社会学后来借用它描述人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或地位。“边缘人”便是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绝不会完全渗透与融和在一起。“边缘意象”即在文化传承与变迁的过程中，一种挣脱现实的禁锢，却又无法完全融入理想的混沌状态。

　　周建新的《蔑梁父子》是一篇厚重的小说，饱含了作者对于当下宗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诸多思考。“祠堂”作为一个意象，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新文化运动中它式落后保守的东西，后来又是作家眼中的“乡土中国”，昏暗阴森，却如铁罩一般冷酷强大地屹立。进入新社会，步入新世纪，宗族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作为宗族文化符号的祠堂彻底边缘化了。梁传宝不想像父亲一样困在山旮旯里，守着一个剩残垣断壁的大坟过一辈子，他想进城挣大钱，所以干啥事都漫不经心，就是故意跟父亲梁古仓对着干。无奈之下，梁古仓决定让他到城里碰碰壁。梁传宝进城一年就赔进去二十万，扔下一堆烂摊子却还是不肯回去守坟。故事的结尾，梁传宝戏剧性地成了明星，带着车队、美女和省里来给梁家重修昭忠祠的人回来了，但连个团圆饭都没在家吃，又远远地消失了。小说对宗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有多重观察和思考，我们深深地被梁古仓感动。他向我们阐述宗族文化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于外力，而取决于内在。他并非没有本事到城里打拼，他也并非没有文化，他是希望子孙不要忘了国耻和家恨。梁传宝在面临新的世界秩序与关系的过程开始重构自身的生命力。他坚决不守坟，甚至在摆脱了“守坟”束缚后走向了近乎疯癫的物欲主义，这并不值得我们赞扬，但那个隐喻着宗族文化之魂的“白狐”一直跟随着他。正如梁古仓在最后说的，“走就走吧，有白狐在，儿子就不会忘本”。自此小说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摆脱思想意识阴影的束缚，尊重每个人的生存体验。

　　李厘的《罗家早市》关注到了“新市民”这样一个群体。小说通过主人公大桂从一个进城打工族成为新市民的奋斗史，阐释“新市民”群体是如何面对变化的——接触、交流并涵化。大桂第一次进城，是跟着五姨到她的包子铺打工。这源自于大桂太喜欢城里。包了五六年的包子，大桂出去单干了，在学校门口做起了灌饼摊。她这才发现，“给自己干活，就可以活得像城里人”。接着大桂心思又变了，历经波折大桂买房了，虽然只交了10万首付，剩下的都是贷款，但她和她的女儿正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她在身份上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但却似乎还没完全融入这个城市。“罗家早市”作为标题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隐喻着新市民的诸多尴尬。大桂住的是陵北小区那三十几年楼龄的旧房，但谁要是问大桂，你家住哪，她不说陵北小区，她说住罗家早市。她依旧像乡下人那样惧怕城市人异样的眼光。但她又已经逐渐适应城市，“过去，大桂喜欢牡丹芍药那样的大丽花，觉得那样大朵大朵艳红艳粉的才叫花。这几年，看惯了这些不打眼的花和树，明白了什么叫雅。”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过一个古老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小说中的故事是人的日常生活的缩影与艺术再现，小说家的答卷就是知微见著，阐述世界上有关人的真诚、虚伪、欢悦、痛苦……从而引发质疑和思考，探索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重新认知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作家来说，禁锢也并非丑，也是一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