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村里人谁也没有祖父那般的荣耀——开春大忙季节，方圆十几里内的乡亲停了犁杖，埋首急奔于猪肠子似的土道上，赶来为他送行。

　　祖父的葬礼带着乡村气质的隆重，如今，我已不太记得姑姑们的哭泣，父亲的哀伤，我只记得，辞灵整整进行了小半夜，老亲少友们一波接一波给祖父点酒跪拜，到后来，我那个主持丧礼仪式的叔伯姨夫嗓子都喊哑了。到第三天发丧的日子，全村人随着丧葬队伍从我们家逶迤到村外，甚至很多人一直跟到几十里外的茔地，送完祖父最后一程。

　　我们家祖籍山东，太祖父一辈挑着担子闯东北，落脚辽东林区的一条山褶皱里，搭房子开荒地，始称为家。祖父辈兄弟四人，以勤劳、心慈闻名乡里。四兄弟中，祖父尤出众，脑筋灵活，擅于结交，助人诚恳不计回报。祖父年轻时就拴了大马车，隔断时间装满采购的八方四邻的线麻等土货，从村里出发，贩到百里外的南甸镇，回来再捎些村里急需的针头线脑铁镐铁铲之类，赚取利润养活全家老小。祖父做生意，不挣黑心钱，谁求着捎点什么东西，捎的就是捎的，分文不加，更不以任何借口拒绝。久了，祖父的盛名沿着他贩运的路程撒播开，一提“二哥”无人不知，连张氏的姓都省略了，就图个一家人一样的亲近。

　　后来大伯长大，和祖父一起贩土货，受祖父的言传身教，年轻轻的大伯博得好名声，只可惜大伯早亡，没能陪祖父在那条乡道上走到底。大伯的离去，使祖父仅剩我父亲一个儿子，但祖父未曾娇惯父亲，而以他宽厚温和的性格潜移默化影响着父亲，供他念书上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在东北地区成立了好多国营林场，仅我们县就批建15家，其中的东沟林场场部恰巧设在我们村里。林场始创，缺人缺物什么都缺，祖父在村里威望高，林场有什么棘手事爱找他协调，祖父从不回绝，跑前跑后帮着张罗。再后来，林场要养马车，养马是件大事，交给别人不放心，问祖父愿不愿意干。那时候家里的马车已经挑了，祖父对马的感情难舍，欣然同意，父亲也随之进林场当工人。

　　林场的马舍盖在村外西岗，一座土包铲平一部分，几间草房，不宽不窄的院子，卸了的马车撅在院子一角，搭个草棚罩着，免挨风吹雨淋。马舍的下方，是狭长的河谷，平坦处种植庄稼，两条小道丫字形岔开，分别通往另外的村子。马舍后面生长着乌黑乌黑的树林，白桦格外高挑，紫红的树梢扫着天，也有山百合、野蔷薇在那里开，引来土蜂一天到晚围着嗡嗡转。

　　祖父喂马没有人前人后，草料总是轧的手指长，拌上豆饼渣，均匀地撒在槽子里。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马儿们的午夜加餐，祖父从不怠慢，不管睡的多香，天多冷，到加料的点儿了，祖父一准起身，披上外衣，敞着怀，撮一簸箕草料走进马棚。马儿们的生物钟早形成了，精神头儿十足的立在槽子前，齐刷刷等着祖父来。等马儿吃饱，祖父再给它们饮些清水，才又回屋睡觉。迷瞪到天蒙蒙亮，又穿衣起来，轧草、扫院子，到马舍下面的小河套挑几担水，忙完一堆活儿，才锁了门回家吃饭。

　　我记得，那时候的豆饼一大块，一二十斤重，须削碎泡发再拌料。豆饼硬，祖父每次削之前，先放在灶膛门口，借着火炭的余热烤，等烤的豆饼散发出香气，搬过豆饼夹在两腿膝盖间，双手握紧刀柄，用力切下去，薄薄的一片豆饼便削下来，用清水泡软、捏碎。马儿们吃了这样的饼，一个个溜光水滑，眼神闪着亮光，走起路来雄赳赳的，蹄子扣着地面，哒哒脆响。

　　我还知道的是，那年岁豆饼金贵，寻常百姓人家用不起，祖父守在豆饼堆里，不曾拿回家一块半块，顶多就是我和哥哥姐姐们去玩儿，祖父把烤香的豆饼分给我们当零食吃。马舍的豆饼有大豆饼和花生饼两种，大豆的散发着豆香，但有点儿腥，花生饼细腻，香味儿比大豆饼浓，口感好多了。于是，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嘴里啃着香脆的花生饼，马厩里的马儿叽里咕噜嚼伴有花生饼的草料，时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我觉得它们眼神里的含义是，你为啥吃我们的食物？

　　祖父的马舍除了我们去玩耍，村里人有事没事也常去溜达，要是谁路过那里，一定绕个弯儿上去闲坐，和祖父聊一袋烟的功夫。碰上有什么想不开的，祖父开导开导，罩在头顶的那块云彩散了，拍拍屁股的灰尘，欢天喜地回家去。祖父的马舍，也是女人家诉苦的地儿，村里哪个婶子大娘在家受了男人的气，心里堵得慌，跑去跟祖父哭天抹泪，一声“二叔，那死鬼虐待我”没讲完，委屈的整个人都碎了。每逢此，祖父必先骂一句“妈巴子的，长洋了，你等我削他两撇子”，再数一堆那男人的好处，数的女人噗嗤乐出来，万事大吉。

　　其实马舍弥漫着马尿骚味，不怎么招人呆，但因祖父的缘故，村里人和林场的人都不嫌弃，把那里当成容纳精神之地。而祖父的宽仁，绝不限于为乡邻们排忧解难，过路讨饭的、讨水的，祖父一律善待，允他们进屋歇脚，吃饱喝足缓口气儿。祖父还在马舍里藏人，救了他的命。

　　文革的时代，城里乡下忙着开批斗会，村里有一个在县上工作的干部，被人揪出来左批右批，受不了凌辱，偷跑出来，又没地儿去，爬山涉水的回村。可他不敢回家，猫山上又怕追来的人抓住，不被抓住山上没食物，三天五日的挺不住，饿也饿死了。那人陷入绝境，半夜潜入祖父的马舍。祖父听见敲门声，问是谁。那人说了名字。祖父早听说他挨批斗的事情，打开门栓，放他进去，烧了水，热了剩饭给他吃。第二天，县里果然派人进村搜捕，满山遍岭的梳，影儿也没见。有人就去祖父马舍，问那逃跑的反动分子有没有来。祖父坐在门口的木墩子上，抽着烟，跟搜捕的人唠家常，唠得搜捕的人心服口服，忘了搜捕的事，走了。

　　祖父年轻时，祖母病逝，从此祖父再没续娶。他亲身体验那种落单的苦，上了岁数以后，特乐意给四村八邻的小青年保媒。祖父看人准，觉着谁家爹妈合拍，儿女有缘，必替人两头撮合，一门亲就结了。慢慢地，谁家儿子娶不上媳妇，谁家闺女没出嫁，或者儿女搞上对象家里不同意，亦或一方欢喜另一方不同意的，都去央祖父，祖父总是三说两说，成就一段姻缘。祖父保的媒多了，辈分也长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缺喊他“二爷”的招呼声。过节的时候，拎着罐头果子匣来看望他的人不间断，过年更热闹，来拜年的人从初三络绎到十五，接的礼品装满大号的红泥缸。

　　祖父凭着一心善念对待每一个人，并深深影响着整个家族。我的姑姑们重情义，早些年乡下困顿，姑姑们逮着机会就给老家的亲友送东西，吃穿用没少往回倒腾。若是老家亲友偶尔进城来办事，或登门拜访什么的，也少不了收拾大包小包的带走。几个姑姑中，三姑像极了祖父，三姑在单位的时候，没少给年轻同事解决个人问题，她还特善于做思想工作，因此被领导相中，当了党委书记。退休后，有一年三姑腿坏住院，一副热心肠征服了主治医，没等出院就认作干妈。

　　到我们这一辈，长兄完全秉承了祖父遗风，他虽非诸侯土豪，但在我们这座城里，只要一提他，没有不伸大拇指的。老家的人也凡事就想到长兄，以与长兄走动的近为荣。长兄若回老家去，从乡里到村屯，总不乏热情的问候，东家留吃饭，西家拽喝酒。长兄若在谁家吃一顿，谁家便觉得十分的有面子，成了日后和乡亲闲聊的谈资。倘谁犯了难，想找长兄又联络不上，请饭的人家便主动应承说，我帮你找，哪天哪日他还在俺家吃晌饭了呢。

　　窃以为，人心向背，不论官爵高低财富多寡，而在其言行是否深入人心。长兄对有求于己者，素来鼎力协助，哪怕落魄到山穷水尽之人，也绝不斜眼鄙视，能帮则帮，能扶则扶。当然，难免帮扶了白眼狼，甚至恩将仇报之徒，即便如此，长兄亦未稍改初衷。长兄多享美誉，但也非好好主义，事实上，他是大脾气的人，最看不惯谁端架子摆谱，有点能耐鼻孔朝天，油嘴滑舌虚头巴脑的不干实事。他最不买账的，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之类的陋习，他在我们城里，流传最广的两个故事，就是他和上级的斗争。也正因太耿直，长兄没“干上去”。

　　 我常想，人这一辈子，究竟活什么呢？死后还剩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在祖父那里找到最佳答案，勤俭、知命、正直、不耍奸计，有操守。祖父虽然大字不识，在村里连村长小组长也不是，但他的的确确是全村人的主心骨，象征着公平和真理，身后多少年仍令人怀念。他的为人处事风格，也是我们人生的教科书，教导了我们，再由我们传给我们的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