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曾是苏波战争中的一位战地记者，跟随布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同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为争夺领土而战。《骑兵军》是根据巴别尔的战地日记写成的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共13万字（漓江出版社，戴骢译）。从字数上打量，它瘦削、单弱，在手中掂掂，轻而又轻，真让人担忧，这种文本连同它产生的重影，会不会如一枚缺乏厚度的叶片，在平缓甚至是平庸的气流中飞过，滑痕淡淡或者根本没有滑痕，飞过去也就飞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读者还是原来的读者。而战争呢，仍然原封不动地待在过往的岁月里，由于打开的方式不够正确，读者没有进入“战争”，战争也没有进入读者。于是读者的目光旋即移往他处。毕竟，承担是需要一定容量的。大海承担的是万顷波涛，而蹄盎只能承担点滴之水。

　　可当我读完《骑兵军》之后，未读前的可笑担忧全部消散。这本小说集薄得像刀，厚得像海。从字数上讲，它是蹄盎，从内容上讲它是大海。作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读者（不只在中国，《骑兵军》在有译本的诸多国家中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译序），凭什么会一致认同巴别尔的这本薄薄的小说集呢？我想除了它高超的艺术特点外，主要还是因为这本小说集像手术刀那样光亮、寒凛、逼视、不可软化、不可引诱，直指战争的本质——邪恶、歹毒、嗜血、撕裂、折磨、苦难……战争从来不是——以后也不会是——纯净的人性之火，它是阴沉的魔鬼之火。它是失明的镜子，瞎掉的眼睛，在它的“目光”中，万物皆不得留存，一切都值得毁灭，一切都必须毁灭，包括不断发动战争的人类，也包括战争自身不断疯狂滚动的轮子。因此这本薄薄的小书，成为了战争文学永久在场的文本，被后人永不停息地阅读。

　　《家书》一篇会使阅读者失脚跌入浓黑，看不到一点光亮，不能突围，因为没有突围之路。生命在这里都毁灭了，突围又能去往何方？突围已经毫无意义。

　　《家书》是一个身在布琼尼领导的红色骑兵军中的小战士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以求“我”（《骑兵军》中的各篇小说皆以第一人称方式写就）代写“家书”的形式，讲述了在这场战争中，父与子相残相杀的阴冷、残暴、灭绝人性，沉重得像将死之人最后一滴眼泪的故事。诡谲的是男孩在讲述时的语调极端的平稳，平稳得如良好的心跳，如无风的池塘，如四平八稳的一盘磨。语调的节奏完全将战争与杀戮当成了日常，当战争与杀戮已成为日常，血的流淌与激溅，能让亲人追忆时娓娓道来，这多么令人胆战心惊。

　　男孩和他的两个哥哥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谢苗•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与他们的父亲老库尔丘科夫都卷入了这场战争，不幸的是他们属于不同的阵营。在旧制度下当过警官的父亲属于白方——邓尼金的部队，三个儿子则属于红方——布琼尼的部队。因此，他们彼此像疯狂的鹰隼紧盯猎物一样紧盯着对方，如果碰上了，他们的利爪与尖喙会毫不怜惜地伸向对方，将其肢解、撕碎，最后血尽命亡。亲情、爱、血缘，被战争的毒火统统烧成灰烬，人成了只会杀戮的阴沉沉的机器、魔鬼、禽兽。

　　嗜血的狂欢开始了，男孩在信中这样告诉母亲：

　　

　　在本信的这一段，我急着要跟您谈谈爹的事，谈谈一年前他老人家怎样杀死了我哥哥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我们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旅向罗斯托夫市发起进攻时，部队叛变了。当时爹在邓尼金部队里当连长。有人见到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身上挂满勋章，跟在旧制度下一样。由于那次叛变，我们全都成了俘虏。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叫爹发现了。爹就动手宰割费奥多尔哥哥，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一刀割，直到天黑，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断气。

　　

　　“一刀一刀割，直到天黑。”，人在宰杀牲畜时，也会采取一刀毙命的方式，不会让它们经受“一刀一刀割”的地狱之火般的刮舔，而这个父亲却这样一刀一刀地零剐了他的亲生儿子——完全是非人类的残暴。战争的爪子就这样抓取人，捏碎人。战争当然不是这些库尔丘科夫们发动的，战争是大人物们发动的，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规则吃掉。战争史及一切其他历史都是这样子的。你能奈何？

　　男孩耳闻了哥哥忍受噬骨疼痛时发出的嚎叫，目睹了哥哥壮硕圆润的青春躯体怎样变成一条条碎肉，一块块烂皮，一滩滩血水，而那个像魔鬼一样“吃”掉亲儿子的人，正是他们的父亲，给了他们生命的人，一个完整家庭可依靠的人。

　　战争将一切都撕裂了，包括肉体，包括灵魂，包括伦理，包括正常思维。

　　男孩在父亲处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的父亲当然也要一条一条地割碎了他。所幸的是他逃脱了，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时，他的二哥谢苗•季莫菲伊奇已经当上了骑兵军中的团长，为了给大哥费奥多尔报仇，他开始追踪他的父亲，猎物终于入了樊笼，他捕获了他的父亲。此时，手软是不必的，感伤是不必的，温情是不必的，而又一次“宰割”是必须的。当然二儿子处死父亲的方式不是用刀子割，而是用鞭子抽。“谢苗•季莫菲伊奇终于抓到了爹，一抓到便用鞭子抽他。”抽，抽，抽，儿子手中的鞭子化为嘶嘶鸣叫的长蛇，在老库尔丘科夫的肉体上进行第二次噬血狂欢。最后父亲是怎么死的，是否被二儿子手中的鞭子抽成一只血陀螺，还是抽成一堆血肉模糊的不明物，男孩没有说，因为作者把男孩支出了院子，父亲断气时，他不在场。作者不愿男孩目睹父亲断气时的情景，他要给男孩的心留下一丝怜悯。然而，没有怜悯，写完家书后，当“我问那孩子，你父亲凶吗？”“‘我的父亲是条恶狗。’他忧伤地说。”

　　战争中的父与子，双双像狗一样地死去了，父与子谁是赢家？不，这里没有赢家。这是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吗？不，这是个互相毁灭的故事。

　　《我的第一只鹅》则描写了“我”怎样以“恶”的方式，下滑入一个“恶”的小团体，融入一个“恶”的小团体，从而获得可怜的认同与尊严，以及我同流合污后良心上的自责滴血与忧伤。

　　“我”被调到六师师部去，六师师长知道我“是彼得堡大学的法学副博士”后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原来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来，大声说，‘还架着整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我们这儿专整戴眼镜的。’”设营员在送我去连队找下处时，面带歉意微笑着对我说：“‘我们这儿专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功劳再大的人在这儿也会气得肺部炸裂。您呀，给娘们点颜色看看，哪怕是最本分的娘们，那就能取得战士们的好感……”

　　善良在一切扭曲异质的环境下，都不是通行证，而恶却成了一种通行证，一种被认可的纹身，一种一致性的象征。如果不是战争，那些普通的士兵们会变得这么恶吗？可惜我还没有学会恶，当设营员把我推进一所院场的几个哥萨克骑兵中间时，“我举起手来向哥萨克们敬礼。一个畜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过身来，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零零号大炮’，一个年纪较大的哥萨克朝他喊道，放声笑了起来。”“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得一地的手稿和几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场的另一边。” 而哥萨克们则坐在行军灶台旁，准备吃锅里煮着的香喷喷的猪肉。

　　小圈子——几个哥萨克骑兵——用委琐粗劣的手段无情地排斥了我，我怎样找到一个进入小圈子的孔隙呢？营设员已经给我指明了道路：“给娘们点颜色看看……”弱者的脚只能去踩路边更弱的草，女人，尤其是战争中的女人，比草还草，她们活着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练习脚劲，供人践踏的。

　　我开始行动了，朝正在门廊下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女掌柜的，”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双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一提吃的事儿，我宁愿上吊。”

　　“他妈的，”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婆子就是当胸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朴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边的眼镜闪着光，她拿起鹅，兜在围裙里，向厨房走去。

　　

　　我的考试通过了，我拿到了通行证。不是爱的丰满使人互相仰慕，不是爱的涓流使人互相融合。是阴暗，是残忍，在互相点头，彼此认亲。“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哥萨克对他点赞，他们接纳了我，我们皆大欢喜地坐在灶台旁一起吃猪肉，喝肉汤。“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战争像酸雨一样在一点一滴地销蚀着人们的心灵，战争过后，有多少废墟留在寂寞的山岗，荒凉的滩涂，残破的城市，孤零的村庄。而更顽固更死寂的废墟则留在了人们的心灵中，留在了人类的精神史上，伤痕永不弥合，疼痛纠咬神经，尘埃封盖不住，遗忘亦是假象，时间对此毫无作为。

　　《骑兵军》共收短篇小说36篇，篇什短小得令人吃惊，名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占大32开纸两页半，《科齐纳的墓葬地》仅占一页。然而短小的篇什，却有无限的内宇宙，走进去，似见风暴扫过天空，铁骑踏过大地，人在阴郁地哭泣，血在无谓地流淌，生命瞬间碎裂，人无可把握，因为什么也把握不住，战争使人畸形、变态、邪恶……《盐》，讲述了一个倒卖私盐的女人——背袋贩子——将盐包裹成了婴儿状，因为是一位哺乳期的母亲，她被允许坐上了骑兵军开往前方的军用列车，骑兵们发现了婴儿不是婴儿而是盐，当时允许她上车的士兵巴尔马绍夫立即把她抛下了飞驰的列车，但女人并未摔死，这让士兵们非常愤怒和不乐意，她为什么没摔死？这不对劲儿。于是巴尔马绍夫顺应民意，在她的身后补上致命一枪，女人倒下了，鲜红的血在她身边小蛇一样蜿蜒，士兵们的心都感到熨帖，情绪相当稳定。女人根本罪不致死，不就是一点点可怜的盐吗，战争中陷入极度贫困衣食无着一无所有的老百姓，也有权利伸出已近枯萎的舌头舔几口盐。可在白骨叠着白骨，断肢、头颅、干尸填满沟壑的大地上，谁死都是合理的，开枪的人良心上没有任何愧疚，死去的人也不要怨怼。否则，那些干尸怎么说？那些头颅怎么说——我的血已经流尽，你凭什么不流血？战争本来就是荒谬的，你子虚乌有地追求什么合理性呢？

　　而《吻》又格外令人感伤，这是小说集中唯一一篇写男女纯洁情爱故事的。“我”与托米林娜的欢好，仓促而甜蜜，但战争中的男女结合脆若游丝，我不敢放下一个承诺，死神是不允许承诺的，承诺应该发生在一种平稳的秩序中，战争中的男女之情，火花飞起，火花熄灭，没有继续燃烧的途径。活着是偶然，情爱更是偶然。今夜就是今夜，一切都放在这里好了。天色已经破晓，炮声已经响起，情丝就此断裂。当托米林娜将冰凉的手伸给我时，一切戛然而止。人类的正常情感，在战争中就是赘疣，只有苦难才是一条永远泅渡不完的河。

　　《骑兵军》是一部天才之作，它呈现出战争文学的别样面孔，它将战争的“尖锐痛处”用凝练如诗的笔法全部告诉了我们，它没有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却将战争的深层内质全部裸露。

　　天才必定与厄运相连，《骑兵军》的取材，让人有一种高高壁立在悬崖边上的危险之感。历史总是言不由衷地说，它允许被自由取材，但在极权制国家里，这种取材必须按照统治者事先制定好的规则去取，然后再按照他们打制好的框子、抑或是桎梏的模样来加工，他们大都会加工出一尊尊光芒四射，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斑点，只有正面没有背面的雕像。统治者说历史长这样就长这样，这是不容置喙的。如此，极权制的手掌便抹去了其他材料，致使其他材料沦为尘埃，陷入沉默与荒芜。而这种“沉默与荒芜”往往是一大块有血有肉生动复杂的富矿般的存在，它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惊异地表现出战争肌理的的细密纹路，呈现出战争的疯狂、蜕变与恶变，呈现出战争怎样摧毁了人、人心、人性，怎样摧毁了家园、土地、山河。它比那些单纯描写战争正面雕像的小说，更深入骨髓地告诉人们，战争究竟长什么样。对于一个读者，它也会比那些描写战争正面雕像的小说更让人痛恨战争，渴望安宁与和平。虽然我们心里也明明白白知道，人类存在一天，战争就会存在一天。福柯在引用尼采的观点时说：“一个种属（动物或人）的出现和巩固得益于‘同各种持续不变的恶劣环境的长期搏斗。’”“长期搏斗”，对于人类来说主要是战争，这个“长期”有多长，无解。

　　巴别尔《骑兵军》所取的材料，为统治者所厌恶，1940年巴别尔被苏联内务部秘密处死在监狱里，终年47岁。

　　掩卷沉思，由衷地敬佩巴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