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坛来说，滕贞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说熟悉，是因为他早在1978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80年代曾创作了一大批与改革紧密相连的小说，短篇小说《远东第一犬》获首届东北文学奖，堪称文坛老将；但又因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思想宣传和纪检工作，似乎游离于文坛边缘。但是多年来，滕贞甫始终没有忘记文学初心，文学是他情感的港湾，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鼓掌》《腊头驿》《儒学笔记》等作品。进入新时代以来，他的创作开始侧重生态，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在滕贞甫看来，长篇小说需要积累和沉淀，是一个写作工程；短篇小说需要才气和敏感的嗅觉，而随笔则是思想火花断断续续地绽放，需要机智的文学语言。最近，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滕贞甫的新长篇《战国红》，是一部全景式描绘乡村精准脱贫工作的画卷。作品以辽西贫困村柳城村为背景，塑造了扶贫干部村书记陈放、农村进步青年杏儿等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表示，《战国红》是表现新时代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主旋律题材与文艺精品创作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忙碌的行政工作不可能保证有大块时间专司写作，更不可能佳作连连、著作等身，我的写作就如同时代大潮中的一个音符，浩瀚的生活是我的创作之源，忠实地记录历史是我的责任。”滕贞甫说，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努力在做一个干预生活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在1983年就开始写作，早期的创作是什么状态？

滕贞甫：1975年，我还上小学，读到了浩然的《西沙儿女》，由此爱上了云飞浪卷的西沙，爱上了魅力无穷的文学。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在朦胧诗弥漫文坛的80年代初，我开始在大学里写诗歌和散文，并没有涉足小说。

中华读书报：《战国红》融入了您两次扶贫工作的切身体会。听说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并非一味的支持。是什么动力支撑着完成这部作品？

滕贞甫：没有近距离接触扶贫工作的作家或许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这是因为隔阂导致的陌生感。其实，抛开其他问题不谈，单就让贫困人口脱贫过上小康生活这个愿望和目标来说，没人能否定，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说的善事，文人之笔，抑恶扬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扶贫一线工作过的作家，不为这些做善事的人们画像、立传，会心中有愧，因为这些扶贫干部在贫困地区所付出的辛苦、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无法预料的，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滕贞甫：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塑造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当下的贫困乡村，已经不是李双双、刘巧珍时代的乡村，互联网消弭了闭塞，梦想不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把新时代农村新人写活、立住，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众所周知，乡村文明面临挑战，乡村凋敝触目惊心，这种情形下写一个眷顾并留在乡村的女孩子，颇有点逆水行舟的艰苦，需要篙长帆满，定力不减。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滕贞甫：理想，是想象力的落脚点。作家是靠想象力来写作的，我也不例外，作家在写某种不可能时，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构建世界。我的创作充满了理想主义，我对未来和世界充满美好的预期，保持愉悦，永不失望，笔不蘸污泥浊水，画不可恶紫夺朱。

中华读书报：杏儿和李青，被称为“柳城双璧”，这两个女孩聪明善良冰清玉洁，一个富有才华能够写诗，一个出污泥而不染，有经营头脑。尤其是杏儿，对海奇的思念写得含蓄、羞涩、纯洁又刻骨铭心。这两位女性身上集中呈现了中国女性的所有优点，能谈谈您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的体会吗？

滕贞甫：孟繁华先生有个观点，把女人写活了，小说就立住了。我赞同这个观点，一部文学作品，最让人难忘的往往是女性形象，《红楼梦》中妙玉笔墨并不多，但读后会令人产生无尽联想。我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写满，留下充足的空间。我在《刀兵过》中写止玉是这样，在《腊头驿》中写朱成碧是这样，《战国红》中的杏儿、李青也是这样，读者心中自有五颜六色，如何成画，就靠自己的感悟了。我认为写女性的爱情还是含蓄一点有味道，太恣肆了让相当一部分读者受不了，中和之美，美美与共，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不能不考虑。

中华读书报：传说中的红衣喇嘛离开柳城村时留下了一个魔咒，这魔咒让柳城穷困潦倒了三百年。小说围绕如何破咒展开叙述，“魔咒”在小说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既可以层层推进叙事的节奏，也有悬念的意味，同时又为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对于“魔咒”好像也有不同的看法？

滕贞甫：“魔咒”并不迷信，我国很多地区的贫困是源于生态，而生态中水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小说中没有涉及宗教，红衣喇嘛的“魔咒”也是生态之咒，红衣喇嘛因为阻止砍伐麻栎树被抓走，从此下落不明，柳城因为生态严重破坏，变得干旱贫瘠，这是符合自然逻辑的，没有任何迷信色彩。假如鹅冠山树木葱茏、蛤蜊河水不干，柳城村民就不会因为饮用喇嘛眼井水而氟中毒，女人也就不会患腿疾。喇嘛咒只是预测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的一种结果，不幸的是这一结果变成了现实。驻村干部绿化了荒山、引进了自来水，等于找到了破咒的密码，柳城自此走出了三百年梦魇。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没有扶贫经验的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只有走马观花的体验生活也写不出来。这是一部真正深入生活的心血之作，而且小说中融入了总结出来的各种扶贫工作经验，比如“实打实，心换心”，不仅对于文学界、对于政府工作也非常有价值。但是也有难处，一不留神就可能写成非虚构。所以想问问您，在处理实的经验和虚构方面，您是如何把握分寸的，有何独到的经验？

滕贞甫：《战国红》中所有的矛盾冲突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我在创作时力求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如果写假了，驻村干部们一看就会知道，这就消解了作品的感染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就说督察组检查扶贫那一段，现实工作中很多单位都遇到过这种困惑，所以杏儿才说，检验爱情的标准不能只看情书，情书写得再好，一点实际行动没有怎么行？关键要看实际。督察组过于看重材料的规范，不是A4纸打印扣分，手写的会议记录扣分，记录中有个别错别字也扣分，这样的督查结果挫伤了扶贫干部的积极性。可以说，我在创作中不回避矛盾，敢于触及矛盾，把扶贫工作真实的场景奉献给读者，让读者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中华读书报：小说结构很讲究，尤其“一波三折”一章，把扶贫过程中来自消防、林业检查等遭遇和尴尬也呈现出来——您很在意小说的叙事技巧？而且能把创作艺术和实际生活结合得天衣无缝。

滕贞甫：其实，小说最高妙的技巧是看不出来的技巧，看出来了，说明巧而不妙。小说构思当然要缜密，但叙述起来最好是朴实自然，像溪水自然流淌，一部作品，开卷读起来轻松，掩卷想起来沉重，这是我追求的一种写作风格。我个人不太接受花哨的和模仿译介文字的写作，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那样写，文学的百花园应该百花齐放，哪怕是颇有争议的彼岸花、狼毒花，也应该允许人家绽放。

中华读书报：陈放爷爷临死前交给陈放平安扣，并对陈放说：“辽西不富，死不瞑目。”而陈放临终前，又将平安扣交给了杏儿，这种传承以及“不忘初心”的崇高理念，也非常巧妙的融入叙事；作品不仅写了驻村干部的作用，也写了本村干部的作用，最后杏儿也成长起来。为什么会有如此独具匠心的构思？

滕贞甫：我在产生写扶贫题材冲动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战国红，而且在写作中战国红三个字总是映照在脑海里。文学切忌说教，它应该以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情感，我细数过辽西许多特产，唯感战国红最能入眼、入心，我对这种玛瑙有种一见倾心的感觉，我知道，有了战国红，小说的龙骨有了，在这条龙骨上造就的船，一定能行稳致远。可以说，是战国红成就了这部小说，它像“初心”一样不可替代。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插入的一些诗歌，都是您创作的吧？朴实隽秀、符合人物性格。您能谈谈诗歌创作方面的体会吗？这些诗歌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滕贞甫：我在四十年写作生涯中头一个十年主要是写诗，小说中杏儿写的诗要符合她的身份、性格和思想，所以我在写作这些诗时是花了一些脑力的。让杏儿写诗，是受了西部一个放羊老农写诗的启发，那位五十多的羊倌一直坚持写诗，并在《诗刊》上发表，这说明，诗歌不是骚人墨客的专利，底层的小人物也有梦想，诗本身决不嫌贫爱富。

中华读书报：“战国红”在小说中有何寓意？

滕贞甫：战国红是一个象征，代表着吉祥、梦想和富裕，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陈放爷爷心里，战国红是一种责任和托付，在海奇心里，战国红是一种情感期许，在刘秀心里，战国红是美好的爱情，总之，感谢辽西出产了战国红，它让我这部作品拥有了灵魂。

中华读书报：小说结尾，必须要写陈放去世吗？特别悲壮。能感觉到您希望体现扶贫工作的艰辛，但是必须要这么处理结尾吗？

滕贞甫：我也不希望陈放牺牲，写他下葬砾石岗我是眼含热泪在敲击键盘。但我很清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牺牲在扶贫一线的干部多达百余人，他们就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陈放，陈放的牺牲，与“血化碧”的典故相呼应，苌弘三年鲜血化碧是忠臣义士，陈放生命换来战国红昭示家国大爱，很抱歉，我也只能忍痛这样结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