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毋庸置疑，文学中的风景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在时间中形成的社会历史性产物。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对风景的现代“装置论”阐释被广为接受，“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构起一种稳定的、貌似自然的关系。文学叙事中无论以多么自然、多么客观、多么中立出现的“风景”描绘，实际上都是与作者、与“看风景的人”的认知方式密切相关的，是经过了认知滤镜层层透视的风景。文学地理学研究进而把这种主客体间的投射关系放大到一个地域甚至整个世界。如著名文学地理学学者米歇尔·柯罗所言：“世界总是从一个主体的角度被看、被阅读、被体验和被写作，而这个主体只能存在于和世界的关联性之中：‘地理’（go）必以‘自我’（go）为前提。反之亦然。文学地理学从某种角度说，仍然是一部‘自我的地理学’……它（景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想象空间，因为它毕竟是基于一种主观上对真实世界的敏感体验。”无论是“风景”还是“地理学”景观，其中投射或灌注的都是认知关系。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而言，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现代性”这个巨型认知装置，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强行”置于其中所带来的情感结构与复杂经验。在“现代性”认知装置中，传统文学中的常见之物都改变了面目。新文学之初，古典文学中朴素恬淡、怡然自乐的田园诗文转向基调阴暗、沉重的乡土文学，“乡土生活作为一个景观是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一次带入表现领域的”，随即被放置于“他者”“被看”的视域中。“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力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

　　在“现代性”认知装置中呈现的海洋也有别于古典文学。《山海经》《淮南子》《海游记》等古典文学中，大海缥缈莫测、神秘奇幻的自然生态是神话传奇、寓言故事最佳的发生地，满足了人类对未知世界好奇与恐惧兼而有之的情感。晚清以来的社会剧变中，鸦片战争打碎了华夏一统的自我幻觉，国家和国人被迫在“现代性”世界格局中承认危机、辨识自我。此时，海洋作为一种“风景”被重新发现，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出现在文学视野中。黄遵宪《海行杂感》《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之歌》《太平洋遇雨》等诗作，放歌大海，放眼宇宙，糅合了世界局势、中国处境与大同理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绝望与希望、灭亡与生机，种种矛盾与冲突相互激荡，元气淋漓，张力十足。“海洋”在其中被赋予矛盾共同体的象征意义，喻示着古老王朝与现代世界狭路相逢的历史性时刻所承受的危机、惶恐与动荡，同时也是国门打开后与未来对话、与世界同行的勃勃生机和动力。诗作的格局与气象如“海洋”般大气磅礴，激荡人心。因此，“海洋作为一种风景被重新发现，这不仅是文化地理上的一种拟指，也在审美表达层面有着真实的意义”。

　　时代的认知装置和文化精神决定了文学中海洋书写的不同形态，但即便在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地域间的差异性也在潜移默化间塑造着文学中的海洋景观。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岸带资源，海岸线北起辽宁丹东鸭绿江入海口，南到广西防城港东兴市北仑河入海口，横跨22个纬度。但南北方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生活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作家面对海洋的态度、书写海洋的方式有着鲜明的差别。纵观现当代文学，南方地域的作家对海洋的书写和重视远胜于北方，当下文学现场的情形亦是如此。在不久前揭晓的《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中，入选的唯一文学话题是：新“南”“北”写作异军突起，现实主义文学强势回归。“北”是指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开始走向公众并逐渐经典化；“南”是指“新南方写作”概念提出，用以概括近年以华南为核心并辐射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创作实践。“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遥相呼应，成为当下令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对比“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不难发现，“新东北文学”风格硬朗、疏离、悲怆，携带着历史深处的风霜与凛冽；“新南方写作”温润、神秘、变动不居，犹如大海包容着众多异质性的生物形态。“新东北文学”的代表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都是辽宁人，但他们的作品与海洋几乎没有太多的关系，更多地关注工业转型期的动荡生活与精神波澜；而“新南方写作”有很多与海洋密切相关，如林棹《潮汐图》、林森《岛》、李师江《黄金海岸》等。基于上述几个方面，本文将从南北方对比的角度考察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书写海洋的态度，揭示如何在文学中处理人与海洋的关系。

　　二

　　辽宁是我国海岸线的北起点，辽东半岛西临渤海、东临黄海，海域大陆架面积15万平方千米；陆地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绥中县老龙头，全长2292.4千米，占中国海岸线长的12%，居中国第5位；有海洋岛屿200多个，岛岸线全长627.6千米。但无论是地域印象，还是文学的整体面貌上，辽宁给外界的“感觉”都是距离海洋比较远，或者说与海洋的关联并不十分密切。造成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辽宁以及东北的工业化时间很早。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东北是解放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辽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工业体系发达，支撑起城市及周边人群的就业生活。二是东北平原幅员辽阔，黑土资源丰富，沃野千里，历史上曾有多次从关内向东北的人口迁徙，农业是重要的社会支柱性产业。相对于海洋产业，工业和农业生产更稳定，风险性更低，因此，辽宁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与海洋密不可分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生产，没有向海洋“讨生活”的紧迫感。即便是沿海城市，如大连、锦州、营口等，都有各自相对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生产体系。渔业、养殖业以及与海洋相关的产业也并不是城市的支柱性产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工业文学和乡土文学是辽宁文学的主流，辽宁文学中也不乏与海洋相关的作品，但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系统的书写海洋生活、海洋生态的作品与传统。更确定地说，海洋没有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或主体。

　　大连作家因为地缘的优势，在作品中常写到海洋，如孙惠芬、邓刚、徐铎。他们对海洋的书写也代表了辽宁作家对海洋的处理方式。孙惠芬是土生土长的大连庄河人，她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始终聚焦城乡冲突问题，关注乡土社会的现代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秉德女人》中罕有地写到了海洋。小说主人公王乃容是一个出生于辽南小镇青堆子书香门第的女孩，偶然的机会受到丹麦传教士的影响和感召，知道了“地球上有那么多水，通过水，可以到达那么多国家”，知道了“青堆子湾的水就通着那些国家”，知道了“大船，大海”和“千里迢迢的风景”。于是，她开始在绸布上绣世界地图，也滋生了走出青堆子，“坐船去看看大海”“看看镶着宝石的星空”的梦想。但是意外地，王乃容被“二胡子”秉德劫走，命运转了很多圈后，她成了秉德的女人，成了一个传统乡村老太太，过着生儿育女的烟火生活。

　　“当‘大海’‘航船’‘远方’这样的字眼儿第一次在王乃容的世界中出现，就像在洞穴中打开一道天窗，那光立即就吸引了她。”但是在兜兜转转、磕磕绊绊后，那扇由“海洋”打开的世界大门又徐徐关上了，王乃容的梦想在强大的、超稳定的乡土社会中幻灭。《秉德女人》以一个女人的成长史书写辽南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与家族传奇，也反映出在作家的视野和理解中，在中国社会历史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依然是乡土文明和乡土社会。王乃容最终“夭折”的看世界的梦想，像一个吹起来的气球，又慢慢地瘪下去，落到地上。其中潜隐着作家对于乡土与海洋的认知态度，在青堆子/大海、中国/世界、保守/变化的二元选项中，作者选择了前者。海洋关涉的生活方式、精神隐喻，并没有成为影响作家的写作资源和认知方式，近在咫尺的海洋和海洋文化最终还是让位于土地与乡土文化。

　　另一位大连作家邓刚借助大海的汹涌无常和威力，塑造了“海碰子”这类独特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在大海面前的英勇威武。《迷人的海》中新老两个“海碰子”将海洋险恶的自然环境当作体现男子汉气概的一个条件，他们猎取海珍品的乐趣并不在于它的商品价值，而是在于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后的精神满足。他们欣赏的是“五垄刺儿”的丰满，是“翩然而下”的优美，是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充实感。小说对大海场景的精微描写和深刻的象征意蕴结合得恰到好处，整体场景和意向都配合于对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高扬，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重新肯定人的价值的时代主题相吻合。在《迷人的海》中，大海虽然具有非凡的魅力，但更多的是人类活动的衬托和“背景板”，是作为征服的对象衬托出人自身的力量和主体。大海被赋予的抽象意义远胜于与人类共存，与人类生活唇齿相依、互相影响的物质存在。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俗生活正义后，剥离了宏大抽象意义的海洋在文学中并未完成日常审美化的赋值，漫长的海岸线向外延伸出的海洋文化的自由与视野尚有待于融化为文学的精神资源。

　　三

　　福建作家李师江的《黄金海岸》、广东作家陈继明的《平安批》是近年来海洋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不同于北方作家面对海洋“犹抱琵琶半遮面”或“欲说还休”的书写态度，南方作家将海洋视为日常生活或个体生命中的“必然之物”，或与之朝夕相伴，或视之为精神图腾。《黄金海岸》和《平安批》将海洋镌刻在漫长的历史中，让咸热的海风吹拂人间烟火的角角落落。

　　《黄金海岸》以闽东海西滩涂开发为历史背景，用《清明上河图》的方式对闽东的地理地貌、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日常生活、城市发展、历史变迁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方位、精致的呈现。虽然小说塑造了众多人物，但主人公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叫作“闽东”的地方。闽东既是山海之间的一隅，又连通着海那边广阔的世界；既是东南沿海传统渔村的缩影，又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着文化的震荡与冲击。小说中那些充满地域特色的、亘古不变的风俗传统、文化传承，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通约的精神遗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独特的海洋风景。

　　不同于《秉德女人》开篇中稍纵即逝的大海所承担的“情节”意义，也不同于《迷人的海》中大海所承载的抽象意义，滩涂和大海是与闽东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也是贯穿《黄金海岸》的主线。闽东八山一水一分田，居住于此的人们必须要向大海讨生活，小说中称之为“讨海”，这是闽东海西人的日常，也塑造了闽东人对滩涂、对大海的深深的情感依赖，才有了多年来村子间争夺滩涂的冲突，才有了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大塘，如此种种的行为。

　　乡土小说中最基本的情感结构之一便是人与土地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乡土文明的一个“分类项”，也是塑造经典农民形象必备的情节之一，在《创业史》《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曾反复出现。海洋文学的要义也并非文学中出现了海洋，而是海洋构成了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根基，文学把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加以叙事化、审美化处理，才称之为海洋文学。《黄金海岸》的精髓之处在于人与海洋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围绕海洋所形成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在小说中获得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黄金海岸》让读者看到与海洋相伴的那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又看到与人类生活共存的海洋的多样形态，这也是“新南方写作”所具有的意义之一。

　　陈继明的《平安批》书写了潮汕人下南洋谋生，经营批局发展侨批业的历史。侨批是潮汕人下南洋后给家里人邮寄的家书与汇款合二为一的特殊凭证，历史上，下南洋谋生的人到达目的地后寄给家里的第一封“侨批”叫“平安批”，寓意平安。无论是番客下南洋还是批脚运送侨批，都要渡过茫茫的大海。《平安批》对海洋的认知有两点特别之处。第一点是，小说中下南洋也叫“过江”，潮汕传统中男子只有“过江”下了南洋，才算是真正成为男人，因此“过江”和海洋就具有了成人礼的仪式意义——“这些行过乌水的人，眼神里也是海，他们喜欢用海的眼光打量人”——海是察人观事之尺度。《平安批》中，主人公郑梦梅的父亲阿女一生没有“过江”下南洋，也因此在家族中备受歧视，难当大业；而郑梦梅在中年之际，经历了“过江”下南洋、异国打拼创业后，才算完成了男人精神上的蜕变和升华。这种基于海洋文化的成人仪式，鲜明地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所规定的结婚生子、独立过日子、成为好的庄稼把式的标准。所以，潮汕人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下南洋，书写了一段段传奇故事。

　　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小说中流露出的对海洋的亲近之感，以及海洋对人的情感的塑造。下南洋或运送侨批的过程要在海上航行很长时间，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番客和批脚逐渐适应了“漂”在海上的体验，反而不适应陆地生活了。郑梦梅在生活安定以后，没有“解甲归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过江”一次。“过江”已经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内化为生命必需的感受和体验，在“过江”中确认生命的意义和存在感。另一方面，“过江”和运送批脚的风险很大，海上航行生死莫测，意外事件时有发生，这也塑造了番客和批脚们安于天命、乐观无畏的生命态度。概而言之，《平安批》中海洋是影响人类生活和情感结构的核心要素，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

　　现当代文学对海洋的书写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尚未形成具有文学经典意义的表达方式，海洋文学研究也还没有形成具有文学史积累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海洋在当代文学中还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对象，“随着中国文化的当代演进，海洋正在成为文化的重点，从而成为美学的重点，因而海洋审美成为文化演进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国家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不仅要大力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产业战略，更需要海洋文化软实力做相应的支撑，“在‘国家文学’的大框架下来提倡海洋文学”，创新海洋文学的审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