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水稻,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亘古流长。上古,神农尝百草,驯化了野生稻种,为古代先民们培育了水稻,繁育和壮大了华夏民族。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稻字,由簸箕、扬糠、舂米三个动作组成。
关于水稻的起源,争论很多。西方学者始终认为,水稻的两个亚种——细而长的籼稻和短而圆的粳稻,分别来源于印度和日本。上个世纪初,丁颖根据古籍记载,以考古发现一万年前的栽培稻为依据,以稻壳中稳定存在的植硅体为解码,从社会学和生物遗传学两个角度,论证了稻作文化在中国的系统演变,验证了种源关系,从学术上确立了水稻起源于中国野生稻。经过驯化的中国稻种,向东传入日本,向南传入东南亚,转道印度,最终传遍全世界。
从此,争论按下了暂停键。
夏商周诸朝乃至秦汉,稻米为奢侈品,只是少部分人群食用。毕竟,水稻种植,需精耕细作,下种那一刻,一场漫长的守护便开始了。草比稻子长得快,除草一刻不能停,否则前功尽弃;稻秧比公主还娇贵,热了凉了病了,处处小心,一时不慎,枯了,颗粒无收。
这种娇贵的粮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一般农户所能承担。
及至两宋,越南占城稻反哺回中国,我国首次开始双季稻播种,娇贵的情形才有所改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方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所谓的“两湖熟、天下足”,是指明朝中叶以后,长江中游的湖荡洲滩,被大面积围垦成农田,稻谷产量剧增。而满足天下需求,象征则大于实际,否则大明王朝不会亡于饥饿。
事实上,人类从诞生那天起,饥饿就如影随形。翻阅人类史,饿肚子才是常态,吃饱饭反而是特殊时期。时至今日,全球的饥饿程度仍然高得惊人。《全球粮食危机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有53个国家1.93亿人陷入了粮食危机,比2020年达到的高点,又增加了近4000万人。
我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属于国际粮食的采购方,并无足够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说到了人民的心坎上。
14亿人口,不能指望别人养活。端牢饭碗,科技第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虽说我们种植水稻有万年历史,大多数进步,都在改进耕作方式和扩大耕种面积,亩产始终徘徊在二、三百斤。辛亥革命后,西方科技成果不断传入,我国才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水稻科研活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稻科学才真正地发展起来,中国水稻科学家的不同谱系的创始人,相继出现。最典型的是我国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丁颖,他按照水稻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把全国划出六大稻作区,并将中国水稻定名为“籼亚种”和“粳亚种”。继丁颖之后,我国水稻又形成了杨守仁谱系、杨开渠谱系。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谱系又脱颖而出。
四大谱系中,最显著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攻南方籼稻;另一个是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主攻北方粳稻。两位中国水稻之父,在20世纪后半叶,分别完成了三次“水稻革命”。时至今日,中国的杂交稻和超级稻,每年增加的产量,足可以多养活一亿多人口,对全球减少饥饿,作出了卓越贡献。
对于袁隆平先生,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的主人公杨守仁先生,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十分陌生。可是,当我们捧起饭碗,吃起鲜香黏糯的“东北大米”,您会想到谁?有谁能知道,好吃的“东北大米”从哪里来的?
正是杨守仁先生带领着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生生地改写为“东北熟,天下足”,让“东北大米”带着黏糯的稻花香气,充盈进全国亿万苍生的饭碗,让东北水稻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他们和袁隆平等科学家一道,毕尽一生之力,稻济天下苍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稻路”。
成长的磨砺
1912年3月5日,杨守仁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陆家村。从懂事起,他便分担起这个穷困家庭的压力,帮助父亲插秧、收割,农闲时,才有机会读几天私塾,在水牛背上背熟了《四书》《五经》。在舅舅的资助下,仅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小学,考入江苏省第一中学初中部。小学的恩师周晓春拿出自己的薪金,鼎力资助杨守仁读完初中。为了节省学费,1928年杨守仁考入了本校高中部的师范科,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到南京民众夜校兼课,教失学的底层百姓,让他很早地了解到了旧中国的复杂与黑暗,体验到民众活着的艰难,促使他更早地认知社会。
师范科毕业后,杨守仁留校,在附属小学担任教师。他白天工作,晚上一心向学,自学师范没有学过的高中课程。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攒足了一年的学费,毅然报考了最难考的浙江大学。他羡慕那里的学风,崇尚那里的教授。
在选择专业时,杨守仁几乎没有犹豫,浙大农学院,从记事起,他就看到父亲不停地劳作,听到父亲不断地告诫他,一粥一饭当思不易,学好农业,用科学的方式,解救千千万万个父亲那样的农民,让他们不再累死累活,也能吃上饱饭。
天遂人愿。1933年9月,杨守仁迈进了国立浙江大学的大门,就读于农学院农艺系。
那一届浙大的农学院总共招生57名学生,和同学们相比,杨守仁年龄偏大。毕竟是放牛娃出身,小学和初中都是断断续续念下来的,高中读的又是师范,再聪明,基础薄,也是客观现实。
最难过的是英语关,大学课程都是英文的原本,语言关过不去,所有的课程都听不懂。而他最差的一科,偏偏是英语,从小没有英语的语言环境,基础打得不牢固。浙大实行的是严格的淘汰制,入学不容易,毕业更不容易,英语跟不上,时刻面临着被淘汰。
毕竟从小就在苦难中磨炼过来的,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在繁重的学业面前,刻苦攻读,须臾不敢耽搁,尤其是满篇都是专业术语的英文。尽管杭州离他的家乡并不遥远,可四年的大学,他从未回家休过寒暑假,一味地寒窗苦读,居然没有体验到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时,电影业刚刚兴起,看电影,是学生中最时髦的事情,不管谁来怂恿,也不管谁来请客,从未打动过他,他没登过电影院的门。
杨守仁和别人不同,别人上学靠父母,他是自己供自己上大学,大一时还勉强,毕竟有工作一年积攒下来的钱,大二就得靠奖学金了,没有奖学金,即使每科都过关了,他也难熬到毕业,所以,他必须把每一科学到极致。
大三的时候,杨守仁接二连三地迎来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先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就任浙大的校长,接着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担任技正一职的卢守耕博士入盟浙大,被聘为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
卢先生醉心于水稻种子的收集,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水稻品种,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收集过来。他的水稻培育基地,就在杨守仁家乡一带,就职浙大时,已培育水稻单穗一万多个。这些都是育种的材料,用于比较鉴别,看哪些品种适合广泛育种。
杨守仁从小插秧,对水稻有着天然的感情,学生中也只有他有过多年水稻种植经验,卢先生到来,仿佛是天赐给他的,让他参破水稻的天机。锦上添花的是,植物栽培学家徐天锡也入盟浙大,成为农艺系的教授,直接辅导他。他和徐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并一直保持了三十余年。
越来越多的归国教授加盟浙大,使浙大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有竺可桢校长的鼓励,有这些名家教授悉心辅导,杨守仁如虎添翼,这一年,他获得了浙大品学兼优的甲种奖学金。
浙大是包容的,名家荟萃,各施所长。同时,浙大也是苛刻的,等到杨守仁拿到学士学位的毕业证时,57名同学,只剩下19名了,而杨守仁却是唯一的甲等毕业生。
由于学业特殊优异,1937年7月1日,他被中央农业实验所录用,任稻作系的助理员。刚毕业就一步到位,站在科研的制高点上,掌控全国的水稻生产情况,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稻作系主任叫赵连芳,杨守仁一到任,就被他直接领导,开展研究工作。赵连芳一直主持着水稻生理、遗传、杂交育种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水稻遗传育种研究的先驱,当时我国稻作学界有“南丁(丁颖)北赵(赵连芳)”的美称。他是幸运的,从读大学到入职,辅导他的,全是当时中国水稻界的顶尖人物。也许这就是天道酬勤,对他寒窗苦读的回报。
到中农所没几天,“七七事变”爆发,杨守仁被赵连芳紧急派出,赶往湖南,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走在半路上,他才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他的家乡就在日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刚参加工作,就奉命出差,去独当一面,这成了他终生未解之谜,除了信任,赵主任是不是有意让他躲避战火?
怀着“解天下民生之忧”的使命,杨守仁善于沟通,勤勉工作,努力推进湘米改进,屡获嘉许。嗣后,他兼任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衡阳稻场主任,负责“南特号”的繁殖和推广。“南特号”是早籼稻,最早在江西培育成功,在全国优秀的稻种比较中,表现最突出,其茎秆粗硬,根系发达,适应性广,产量高,抗病性强,特别适宜湖南的土壤和气候。
本来是出差到的湖南,没想到落地生根了,因为整个中农所跟随在杨守仁的身后,集体“出差”,搬迁至长沙。原因是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开始了大撤退。中农所随着大撤退,整体搬迁,来到了长沙。
1937年12月中旬,传来了坏消息,南京沦陷,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随即,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原,肆意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徐州会战,国军失败,战火迅速烧向武汉,长沙成了抗日前线。中农所只好继续“出差”,西迁至四川。
因为割舍不掉水稻良种“南特号”,杨守仁留在了长沙。这批种子,总共有两千斤,是赵连芳主任从江西调来的,冒着战火,好不容易抵达长沙,第二年春天,即将在湖南广泛育种。如果因为恐惧战争,自己一走了之,就没人能推广良种了,他能跟着中农所,进入四川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可湖南的稻农能跟着一起走吗?前方的将士正在用鲜血捍卫国土,他相信自己能等到“南特号”丰收的时刻。
将士们的鲜血换来了时间,1938年早春,“南特号”在杨守仁的指导下,播种、育苗、插秧,在湖南的土地争分夺秒地生长了一百零几天,迅速地成熟了,他收获了大量的良种。
10月下旬,武汉沦陷,次月中旬,长沙大火,五万余房屋全毁,大批灾民无家可归。杨守仁侥幸逃过一劫,因保护得当,收获的稻种完好无损,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一把大火,却把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烧得仅幸存12家半。看着一堆堆烧焦了的粮食,杨守仁心疼至极,一粥一饭他都格外珍惜,成吨成吨的粮食就这样化为灰烬,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粮食储存一下子减少了这么多,粮价肯定暴涨,不知有多少百姓要忍饥挨饿。没有别的办法,普及“南特号”,提高明年早稻的产量,是唯一的补救措施。日军离长沙越来越近,长沙陷入战火已不可避免,就像鸡蛋不能放进一个篮子,种子集中存放,一旦遭遇战火,就会损失殆尽。最好的办法,分散保管,杨守仁决定,提前把“南特号”良种发给稻农。
妥善地分发完种子,处理完一些事务,杨守仁也该撤离长沙了,他带着两大箱单据,随着逃难的人流,赶往湘西的沅陵,交账的时候,改进所以推广人员全部遣散了为由,拒绝报销已发的工资。他没时间耗在沅陵,索性向别人借钱,全部由他一人赔付。逆着逃难的人流,他星夜赶往衡阳。
回到衡阳时,赶上了晚稻收割,正好验证他推广双季稻的成果,杨守仁没有急着解散稻场员工。此时,长沙会战正酣,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就是守住了西南各省的门户。
对于杨守仁来说,长沙打烂了,衡阳就是谷仓,收获的稻子,就是军粮,他要征集更多的粮食,支援抗日的将士。直到1939年底,他料理完善后,才遣散了最后的职工,只身赶往四川,给“出差”交上最终的答卷。
从长沙沿长江坐渡轮去四川,已经不可能了,到处都是战场,长江航道断了。他只好取道广西,经桂林、柳州,再折向贵阳,抵达重庆时,走了个大大的V字形。一路上,他风餐露宿,跋涉在险山恶水间,途经麻风病和瘟疫区,几次大难不死。好在与难民为伴,他才逃过劫难,千里之行让他备尝人民的颠沛流离之苦。
好不容易抵达重庆,找到设在北碚的中农所,向赵连芳报到。可此时的赵连芳却在成都的四川工作站,兼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杨守仁只好再次跋涉到了成都,见赵连芳之前,他把头发梳得非常得体,不能让主任看出他一路坎坷,满身风尘。赵连芳抱着杨守仁的肩头,失声痛哭,庆幸他的得力干将能平安无事。
到达成都,还没歇过脚,杨守仁马不停蹄地接受了新任务,奉命去川南,用衡阳稻场的经验,到川南继续进行稻作试验,推广双季稻。
川南春来早,过了1940年元旦,马上就要备耕了,再不抓紧,就错过了农时。杨守仁急着赶到了省稻麦场的泸县分场,即刻筹备种植“南特号”早籼稻。那时,整个四川还没有推广早晚连作稻,如果能在泸县试验成功,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杨守仁干脆把自己变成农民,从育秧开始,就蹲守在田里,按照他在湖南积累的笔记,逐日对照泸县与衡阳两地的气温和土壤等条件,摸索栽培经验。就这样日复一日,在泸县分场摸爬滚打了三个多月,眼见得“南特号”插秧入田、分蘖成长、抽穗扬花,肥硕的稻穗垂下来,一片金黄时,他总算放下心来,苍天眷顾四川,早稻丰收在望了。
接下来,播种晚稻品种“浙场9号”,收割了早稻,刚到芒种时节,晚稻又绿茵茵地长在了水田里,没过两个月,喜人的长势就追上了周边农户的一季稻,秋收时虽然晚了些,产量却实打实地相差无几。
早晚稻连作实验,一举成功,谁都能看得到,白赚了一季早稻。事实证明,四川也能种双季稻。杨守仁欢喜异常,用不了多久,四川紧张的粮食供应,就能得到缓解。
走江湖
每年多收一茬,摆在眼前,谁不羡慕。1941年“南特号”在四川迅速推广,夏天到来时,连作稻、间作稻、混作稻,第二季粮食又广泛地播种下来。杨守仁更忙碌了,他“三上梁山,四去桃源,漂八百里洞庭”,进行技术推广。
梁山不是《水浒》里的水泊梁山,是四川宜宾的梁山,这里不同于泸县,到处是山地,而水源却很充沛,正好研究水稻在山地的生长状况。桃源却真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桃源,在湖南常德,然而,那里已经不是世外桃源了。随着日军的逼近,随时有可能成为战场。
三上梁山,仅仅是辛苦,而四去桃源,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桃源与长沙已经很近了,国军主力与日军在那里犬牙交错,到处能看到爆炸后留下的惨状。杨守仁备尝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苦。漂八百里洞庭,很容易理解了,洞庭湖沿岸,是重要的水稻种植区。
越是国难当头,粮食越是珍贵,哪怕头上顶着日军的飞机,也阻挡不住杨守仁奔向桃源、奔向洞庭。毕竟稻农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了能让大家懂,他编写了两本实用的小册子,《如何栽〈两季〉谷》《旱年栽稻法纲要》,沿着长江,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水稻技术人员从中看出的是学问,识字的农民看到的是方法。
三年的时间,杨守仁主持了西南五省的水稻良种的区域试验,重点放在长江流域。从宜宾到重庆再入湘北,沿着长江一线,他马不停蹄,边育种,边推广,直至夏季到来时,长江两岸的水田,不再是一片青翠,而是金黄片片。
最年轻的杨守仁,用最大的付出,贡献了最多的稻米,努力让前线的将士吃饱。
1943年秋,常德保卫战即将打响,赵连芳害怕他的爱将杨守仁陷于战火,才把他召回重庆的北碚。到了中农所工作了六年,杨守仁总算有了稳定的生活,可以坐下来搞研究了。
有人问他,搞栽培推广,耽误了研究学问。他很有意思地回答,想要搞育种,必须要有良好的栽培基础,优良的栽培方法和技术对育种十分重要,水稻是三分种七分培,所以要搞好栽培才能谈育种,搞栽培要先“走江湖”。杨守仁是确确实实的走江湖,水稻的种植地,就在江湖的旁边,不“走江湖”,怎能懂得水稻?
从此,“走江湖”,成了杨守仁研究水稻的别称,并成为他一生坚持的方向,时刻教导着他的学生。
回到北碚,杨守仁埋头研究,写出了《我国两季稻的种类及分布》等著作,对以后近三十年我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大规模扩种双季稻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措施,这些实实在在的可靠经验,就是他早年“走江湖”的结晶。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的局势已经明朗,最终战胜日军,没有了悬念。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台湾,已经是大势所趋,如何接收,需要先行办班培训。当然,农业接收也是其中之一。
杨守仁被选中,参加了“中央训练团”的“台湾班”,推荐他的是浙大导师卢守耕。卢守耕考察过台湾农业,编印了《台湾之农业》一书。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割去,两岸相隔,整整五十年了,很多大陆人士,并不了解台湾的农业。所以,接收台湾的农业机构,卢守耕是最佳人选,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负责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杨守仁开始了新旅程,跟随导师卢守耕,乘上重庆的轮船,顺着长江,一路东下,紧锣密鼓地赶往台湾,协助卢守耕先生接管台湾的糖业试验所。卢先生到任台湾,第一个要做的是恢复台湾农业的多样性,恢复从前的甘蔗种植。
等到卢先生的工作按部就班了,就把杨守仁放出去,独立开展工作,兼任台湾农业试验所嘉义支所的所长。
嘉义县位于台湾的中南部,西临台湾海峡,东接阿里山,北回归线横穿而过。境内的嘉南平原,是台湾最大的平原,土地也最为肥沃,是著名的稻米之乡。导师真是善解人意,放弃自己所擅长的稻作,转为对糖业的研究和推广,而让他的得意门生杨守仁继续发挥特长,潜心研究水稻。
站在这条太阳光直射在地球最北的界线上,四季已经不再分明,全年的大部分时间,要忍受着暑热和太阳的炙烤。杨守仁戴着斗笠,每天都守在稻田里,观察着水稻的叶片,哪怕有些许的不同,他都会仔细地研究一番,直至弄明白原因。
侵略台湾的日本人不喜欢吃松散的籼米,更偏爱黏糯的粳米,可台湾偏偏不产粳稻。日本人引种本土的粳稻,然而台湾是热带,与日本自然环境不同,连续开发十几年,竟毫无收获。
后来有位日本农学家,在嘉义县用日本稻与台湾稻的混种与采种,培育出了新型粳稻,命名为“蓬莱稻”,口感超过了日本本土,称为御用贡米,只供日本皇族食用。在嘉义杨守仁认识了这位不肯遣返回日本,留在台湾,继续他的水稻事业的农学家。
杨守仁一直研究的是籼稻,中国的粳稻,主要在东北,由于被日本占领,他没有机会接触。与日本农学家交流,得到不少启发,从此,对粳稻的研究便一发而不可收。
这个太阳能垂直照射的地方,阴影会在正午消失,杨守仁一扫战争给他带来的阴霾,迎来了自己生命中最灿烂的阳光。事业上,他有了籼粳稻对比的研究;情感上,他有了归属,一位漂亮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微胖白净的姑娘名叫荆荷珍,生着大眼睛,双眼皮,鹅蛋圆的脸,一说话就露出笑容,一排雪白牙,更透露出她的干净,两个人一见面,就觉得有夫妻相,感情也像嘉义热带地区,迅速升温。
1945年底,是嘉义最舒适的季节,清爽宜人,33岁的杨守仁结束了大龄单身的日子,和美丽温柔而又善良的姑娘荆荷珍结婚了。从此三十多年,夫妻情深,相濡以沫,渡过了生命中的一道道坎坷。
新婚后,善解人意的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杨守仁腾出全部精力,一心一意地投入嘉义的粳稻研究。嘉义不像台北,没有冬季,但水稻需要两个月的休耕期,杨守仁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边进行水稻考种,边撰写文章。
时间飞逝,很快到了1946年的早稻插秧时节。“蓬莱稻”虽然口感好,但有个致命的缺欠,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越容易引发稻瘟病,日本农学家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解决稻瘟病的问题,每年或轻或重,均有发生,损失至巨。
杨守仁接收嘉义支所后,眼睛就盯在了稻瘟病方面,查找病因,寻找和发现能够抵抗稻瘟病的植株。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遍布稻瘟病“蓬莱稻”中,找到了没被感染的植株。通过日日夜夜的仔细观察,经验丰富的杨守仁,很快弄明白了其中的奥秘,这些植株,在自然状态下,偶然与台湾本地的籼稻杂交,而产生的植株,抗病性来源于台湾本地籼稻的遗传基因。
这可是天大的发现,杨守仁像呵护自己的孩子,精心地培育这些植株,让它们成为新一代的种子。
第二年早稻播种的季节,杨守仁小心翼翼地将培育出的种子播下,从发芽到出苗,从插秧到分蘖,他像只孵蛋的母鸡,呵护在稻田旁,兢兢业业,时刻不离。直至稻秧抽穗结出黄灿灿的稻粒,他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从最初的秧苗,到最终结出沉甸甸的稻穗,稻瘟病居然秋毫无犯。而与试验田近在咫尺的“台中65号”,竟由于严重感病,一片一片的稻田,整株整株地烂掉。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稻作栽培的历史上,高温高湿的海岛上,不见稻瘟病,这是水稻栽培史上的首例,杨守仁兴奋异常。
导师卢守耕亲赴嘉义,肯定了杨守仁研究成果,称经人工杂交,合成的新品种,对稻瘟病具有显著的抵抗性,亲笔写下了鉴定书:“在同一试验中,其相邻之‘台中65号’发病甚烈,而该品种之穗依然呈美丽之金黄,毫无病瑕。鄙人于六月亲眼目观,叹为奇迹,愿为书而志证。”
这是台湾光复后,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培育出的新稻种,为中国人长了志气,特别有意义,被命名为“光复1号”,以此纪念台湾重归中国的领土,也是对杨守仁在抗战期间历经八年的颠沛、矢志不渝爱国情怀的褒扬。
在美国穿中山装
194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要派一批留美公费生,任农林部技监的赵连芳想到了培育出“光复1号”的杨守仁,让他到上海参加考试。
杨守仁最不怕的就是考试,他知识扎实,学问广博,研究成果又格外显著,很难遇到难倒他的试题,最难得的是他的英语基本功,读浙大时打得格外扎实,不存在语言障碍,顺利地通过了公派美国考试。
赵连芳特别高兴,他决定,送杨守仁到自己美国的母校。
回到台湾,等到了年底,入学通知到达了,杨守仁带着妻子、岳母、刚一岁的女儿,一起启程,远赴大洋彼岸,到达了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出发时,台湾的嘉义微风和煦,凉爽宜人,而威斯康星正是隆冬季节,气温零下十几度。
杨守仁没离开过温暖的江南,几乎没怎么见过雪,这是他有生以来35年中,从未经历过的寒冷,不过,他心里很温暖,毕竟,他完成与世界接轨的旅程。
在威斯康星大学,杨守仁师从生物学家J.H.Torrie教授,导师特别喜欢他的聪明与勤奋,也是悉心辅导,师生之间交流得特别畅快。仅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全部硕士课程,所学课程全部为A(92分以上),获得了这座世界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这在他们建校史中,也不多见。而奇迹偏偏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中,杨守仁和推荐他上威斯康星大学的赵连芳一样,都是一年修完两年的课程。
那时,中国留学生普遍学业优秀,归根到底出自民族自尊心,被人欺凌久了,中国人的形象大大受损,作为学生,唯一能为中国人争气的方式,就是优异的成绩。
杨守仁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他的衣着打扮,尽管喝着洋墨水了,杨守仁始终有一个坚守,不是迫不得已的特殊要求,绝不穿西装。所以,他一生中穿西装的照片,少得可怜,除非是办理出国护照等特殊情况,要求必须穿西装,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那三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有个活动的奇特风景,便是穿中山装的杨守仁。
在美国学习期间,杨守仁虽然善于学习,勤奋钻研,但不是书呆子。国内十年的奔波,他在增长学问与经验的同时,也学会了与人打交道,在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科学家中,他属于活跃分子。
比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专程到麻省理工学院拜访过钱学森教授,两个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留美三年间,杨守仁的学习范围不再局限于考试,而拓展学习宽度和深度。他边学习、边思考,还在课余反复实践。毕竟,他在国内“走江湖”跑了十年,有过大量的田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出真知,他敢于质疑,也不迷信于权威,向世界生物统计学界的鼻祖威耶茨的计算公式发出了挑战。
他认为,威耶茨的近代“田间试验设计随机区组设计所得”的计算公式过于烦琐,存在记忆难度大,对照品种与其他品种之间比较不够精确,计算容易出错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杨守仁研究出了“田间试验缺区估算的新方法”,新公式简而易行,比威耶茨的传统公式易记易算,提高了对照品种与其他品种间试验精确度。
新公式耳目一新,得到了他的导师J.H.Torrie博士的赞赏,立即聘杨守仁为生物统计学的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邀请他在农艺系作专门学术报告,还将他的公式命名为“杨氏公式”(Yang’sformula),纳入该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新内容。
杨守仁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刚刚读过的教材,就有了修订本,选入了他的公式。自然,他也成为新一届研究生的指导老师,理所当然地讲授起自己发明的公式。
三十年过后,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在讲授生物统计学时,用的还是“杨氏公式”,有些中国留学生,熟练地运用着公式,还不知道发明人是中国人。对于知识大爆炸的20世纪中后期,一条公式三十年不变,难能可贵。哪怕是计算机广泛使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师生编写了程序,用现代计算机来研究,也不如“杨氏公式”简便。
1951年1月,已近不惑之年的杨守仁,获得了博士学位。恩师J.H.Torrie教授给杨守仁提供优渥的学术环境,开出了优厚的待遇,恳请他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杨守仁给恩师讲了一个故事,说中国汉代时有个大文人司马相如,不留恋当时梁孝王刘武奢侈之极的梁园,发自肺腑地说出了“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道理。J.H.Torrie教授终于明白了学生的志向,虽说是人才难得,百般留恋,却不再强求。
科学可以无国界,“杨氏公式”可以是人类的财富,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杨守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祖国大陆。
那时,中美之间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还处于战争状态,杨守仁回国之途的艰难,可想而知。更何况,二战之后,美国的战略是在全世界收拢人才,据为己有,不能为别国所用,尤其是敌对的国家。钱学森就是因为想回到祖国大陆,被美国官员拦在港口,投进了监狱。
杨守仁的名气仅限于农学界,没有钱学森那样有影响。然而,他毕竟获得了博士学位,属于美国政府严控的范畴。机灵的杨守仁没有刻板地说回中国大陆,而是绕道前往香港,暗自曲线回国,所以,才顺利地登上了轮船。
告别威斯康星州时,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结上了厚厚的冰,杨守仁百感交集,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中国不是饱受战争的创伤,粮食供应像美国一样充裕,他或许就选择留下。毕竟,这里的大学,学术氛围特别好,科研条件也特别优越,后来,威斯康星大学出现了二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百废待兴的祖国更需要他。
经过近一个月的航程,1951年2月,轮船抵达了中国海域。杨守仁早已脱下了厚厚的棉衣,站在甲板上,享受着舒适而又温暖的海风,他感受到了久违了的亲切,毕竟他就要抵达祖国的怀抱了。
在香港码头靠岸时,杨守仁一家人收拾行囊,正准备下船,看到了码头上飘扬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打出了长长的条幅,欢迎回来的留学生和华侨。他带着全家,立刻从甲板返回客舱,拒绝上岸,留在了船上。他担心上了岸,就身不由己了,被绑架到台湾,就有违了初衷。
轮船在香港的公海滞留了三天,杨守仁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随着轮船返回美国,再经别的渠道,返回祖国。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他看到了挂有五星红旗的小船。小船越过重重封锁,驶到公海,来接海外华侨。穿了三年中山装的杨守仁,顿时热泪盈眶,祖国终于派人来接他们了,他马上就要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