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工厂生活的情感与经验塑造了李铁小说的叙事视角，使得作者以历史的、线性的、内部的视角去审视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中滋生的弊端；通过对工业“技术”的多样描写，构建起工业题材小说的职业伦理和精神内核；在“技术”权威到资本至上的权力轮转中，呈现个体命运与时代更迭的纠缠。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经验及视角的“局限”，面对现实生活的困境以及改革衍生的新问题时，作者又选择回撤到叙事的“起点”——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保守的、闭合的思想路径与文本结构，削弱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深度与批判性，也压缩了文本的认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间。

        关键词 经验；技术；叙事视角；工业题材小说

        李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小说，90年代末“小说写得有点样了”（作家语）。21世纪初的几年里，李铁集束式地拿出了《乔师傅的手艺》《冰雪荔枝》《合同制老总》《杜一民的复辟》《工厂的大门》《我们的负荷》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以国企改革及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为背景的小说，无论是人物、故事、情绪，还是美学风格、文本结构、情感倾向，都具有清晰而统一的辨识度。经由这些书写时代伤痕与社会阵痛的作品，李铁找到了与时代、历史对话的有效通路，确立并形塑了高度风格化的写作，圈画出竖立着醒目个人标签的文学园地。

　　凭借对工厂生态的熟稔，李铁通过对工业生产中“技术”的精准描写，构建起工业题材小说的职业伦理和精神内核，即工人与工厂之间通过“技术”建立的精神关联；塑造了特定“典型环境”——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计划经济渐趋衰落——中的“典型”工人阶层群像；呈现出糅合了客观平实、冷静批判与深切同情的现实主义写作基调。一方面，曾经“深扎”工厂的经历，赋予作者以历史的、线性的、内部的视角去审视和书写国企改革及计划经济转轨的“前世今生”，既深刻体察计划经济“大锅饭”积重难返的弊端以及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的制度漏洞、滋生的腐败不公以及催生的人性扭曲有着犀利的洞察，避免了同类写作中“旁观式”的立场或对改革单向度的盲目乐观。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经验及视角的“局限”，面对现实中的重重困境以及改革衍生出来的新问题，作者又选择回撤到叙事的“起点”，试图通过偶然性的因素——个体道德良知的觉醒，或“反历史”的方式——退回到计划经济“大锅饭”时代，“避重就轻”地为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从而达到叙事的完整性。但历史的车轮是无法倒退的，这种保守的、闭合的思想路径以及文本结构，不仅削弱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批判性、深刻性，也压缩了文本的认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间。不妨说，之于李铁，现实经验既是奠定其写作根基和独特性的厚土，也是亟待捅破的限制其文学高度的透明天花板。

　　一

　　毋庸置疑，李铁小说属于当代工业文学谱系中低沉喑哑的声部，而那低沉喑哑中又清晰地浮现着时代的面容与个体的悲怆。李铁几乎是执拗的，执拗地试图在处于世纪之交的国企工人群体的命运中辨析出某些历史的真相，也包含着为这个群体的历史退场“塑像”的良苦用心。于是，我们便看到一幅色调浑浊、形容悲壮、意蕴漫漶的工人阶级离散时的画像：

　　某国有大型发电厂，孙兆伟（《我们的负荷》）满眼血丝，神情严峻，带领工人通宵达旦地在调试机组，与外商的合资谈判在即，机组达到满负荷运转是合作谈判中的重要竞争筹码，也能让孙兆伟在合资后总经理位置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而他的“老朋友”葛志勇（《合同制老总》），虽然已经是合资发电厂的总经理，却夹在合资老板的利润要求与工人的利益之间左右为难，在国家利益与个人职位的博弈中亦如履薄冰。

　　中层干部的日子也没比厂级领导强到哪去。刚刚上任的工会主席赵吉（《梦想工厂》）和水班班长杜一民（《杜一民的复辟阴谋》）为下岗职工的问题而焦头烂额。赵吉的计划是筹建一个“梦想工厂”，安置被分流下岗的职工，正当准备大展拳脚时，却发现“暗礁”重重、“陷阱”连连，领导所谓的支持不过是利用“梦想工厂”的计划，将计就计处理不良资产，甩包袱。杜一民也在精心酝酿一场“复辟”。20年前，他积极建言体制改革，后来引入竞争机制调动工作积极性；企业合资提出减人降耗后，他却绞尽脑汁希望“复辟”回到“大锅饭”，保住工人的饭碗。

　　工人们也打着各自的算盘。聪明绝顶、技术过硬、对工厂生产了如指掌的刘志章（《工厂的大门》）怎么也想不到，过去都是他出题考核决定工人的去留，今天却轮到自己要通过答题考核才能免去所谓的事故“责任”，而事故的真正“责任”却并没有人去追查。更不走运的是焊工班的刘洪力（《安全简报》），勤奋、严谨、技术出众的他在一次常规生产操作中“意外”丢了性命，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现场目击者和当事人纷纷更改证词，把责任归咎于死者自身，最终安全简报和事故鉴定延续“惯例”完成——“责任者：死者本人”。至于那些像志勇、小罗等能力技术一般的普通工人，更是人心惶惶，也可以说人浮于事。

　　所以，无论是退休女工乔师傅（《乔师傅的手艺》）硬闯招待所见合资老板，还是光华厂下岗女工春兰（《花朵一样的女人》）往厂里打电话举报供应商以次充好，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多此一举。而乔师傅不但当着老板的面痛陈工厂管理弊端，还亲自带病上阵“直大轴”，[1]直至倒下。那边春兰揭发供应商的“义举”虽然让她“心里、神态都轻松了很多”，却也导致丈夫丢了工作。工人对工厂一厢情愿的忠诚与热爱，被现实狠狠地嘲弄了一番。

　　效益下滑、负债累累、内部腐败、危机四伏，是李铁这一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工厂生态；上到工厂高管、中层干部，下到普通工人，无一例外地都笼罩在惶惶不安、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情绪状态中。李铁的小说毫不犹豫地打碎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最后的一丝光环，将内忧外患中的庞然大物定格在日暮西山的历史时刻。用不算短的文字和“清明上河图”的形式，梳理李铁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意于用概括总结的方式呈现其文本的共性，而是意在指出，这些人可能是当代文学史中工人阶层最后的群像，无论是之于当代文学史，还是新中国工业发展史，这样的情状都具有转折性节点意义。毫无疑问，杜一民、乔师傅、刘志章们生不逢时，他们没有赶上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红利期”，也没有共享到自由经济所允诺的财富、权利、自由等现代化“福利”，反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转折中几乎被甩出原定的生活轨道。在这场以“现代化”名义重组的历史变革中，作为改革“阵痛”的承担者，工厂和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便具有了历史“中间物”的意味。于他们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后革命语境中，年轻的工人阶级与新生的共和国互为镜像，工人阶级是共和国对新的历史主体的荣耀性命名，工业现代化是共和国兑现革命承诺的想象性表征。工业题材文学也“天然”地具有了“先进性”的内涵，并相应地被置放于当代文学重点打造的位置。于他们之后，精神共同体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几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个体的企业员工或“打工者”，21世纪后的文学史脉络中，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题材文学也再无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这是李铁写作的现实语境，也是历史逻辑起点，更是意义所在。“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2]因此，将李铁的写作纳入现实主义之中，言说的绝非是单纯的艺术形式与技巧，而是指向作家真实的生存处境，也是他所无法选择的语言处境。

　　二

　　作为与意识形态勾连最为紧密的文学主题，当代工业文学写作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机制保持着某种同构性和同步性。题材特性、现实语境以及现实主义原则等诸多因素，使得工业题材写作难以“充分”行使文学虚构、想象力的特权（如卓别林《摩登时代》对大工业生产的冷静批判那样），而是“亦步亦趋”地追踪工业领域的现状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而非美学的或思想的角度）对此做出阐释，或对与之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诉求做出呼应，从而建立了工业题材文学“宏大叙事”的稳定模式。“十七年”文学版图中，《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以其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与工业文明的象征体系，更隐喻着新中国崭新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空间。进入“新时期”，《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改革文学作品，在发展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刻，承担了确立改革合法性，展开现代化想象空间的功能。21世纪前后，《大厂》《分享艰难》等作品，虽然已经无法像“十七年”文学、改革文学那样，发出与时代主调强烈“共振”的旋律，但“分享艰难”“从头再来”的基调无疑为新鲜出炉的诱人蛋糕——资本的崛起及利益分配机制重组——撒上了一层美丽的糖霜，也似乎维护了工人阶层站在“大厂”门槛内最后的体面。

　　工业题材小说不仅内嵌于特定时期社会政治实践的特殊结构，更受制于特定时代的话语生成机制，被现代性话语、政治话语、思想话语、道德话语等多种力量所左右制约。具体到文本中，叙事的起点是工人、工厂、工业，叙事的展开也理应真实呈现工业生产的客观现状、工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状态，剖析现实矛盾与思想症结；但叙事的终点却无法落实在工人和工厂的利益，而是配合社会政治运动的推进，回应意识形态的诉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对于工厂/工业改革具体方案、举措的描写都不免空疏，也并没有呈现出有说服力的历史远景或现实可能；但无论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大刀阔斧的改革者乔光朴、老骥伏枥的老干部郑子云，还是叙事展开的话语资源——《乔厂长上任记》依托于“时间”和“效率”的现代性话语、《沉重的翅膀》紧紧抓住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和抒情话语，却是新时期亟须重建的时代精神与重新整合的意识形态共识。《大厂》《分享艰难》看似写实的笔触实则只是把半遮半掩的现实遮羞布掀开了一条缝，露出“大厂”里“艰难”情状的冰山一角，在无力也无望的乐观期待或道德话语的“聊以自慰”中，想象性地为几乎病入膏肓的现状配置上光明的“尾巴”。这种叙事意图与文本效果之间的分裂是工业题材小说的“宿命”。

　　几乎很少有作家的写作可以溢出文学史的范畴，仅仅因为自身写作而获得意义；也几乎没有一个文本能够挣脱文学史的阐释谱系而天然地、孤立地获得意义。站在工业题材文学的历史延长线上，摆在李铁面前可资借鉴的精神遗产和文学史经验都并不开阔。但李铁在并“不美好”的计划经济体制衰落、国企内外交困的现实背景下，开辟出一脉区别于前史的写作路径和美学风格。与上述作品对比不难发现，大量关于工业“技术”的描写是李铁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所谓“技术”，既包括实际工业生产和管理的流程、环节、设备、工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包括工人所具备的，在工厂中安身立命并获得尊严、地位甚至权力的专业技能。技术专业化、专业技术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现代大工业生产区别于前现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标志；围绕“技术”所衍生的职业精神、职业伦理，以及现代工业生产中的情感结构，更是现代精神的重要一部分。这些理应是工业题材小说必然涉及的领域，但在当代工业小说中却是“稀缺”的，甚至是“缺席”的，究其原因与前述当代工业文学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承担的功能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李铁这里，工业小说“获得”了“工业之所以为工业、题材之所以为题材”的基本叙事元素；工业小说叙事从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走向遵循现代工业精神逻辑的“专业”叙事。

　　“技术”在李铁小说中承担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既是营造“现实感”、还原工业“现场”的精准细节，如《工厂的大门》中发电系统的每个环节、每个接头、每个螺丝的位置，系统中上千个阀门的名字、上万个数据；也是推动叙事前进的核心元素，如《乔师傅的手艺》中“直大轴”手艺的非凡魅力，《安全简报》中高压加热器解体时长与事故的关系；更是建构工业小说职业伦理、情感冲突的纽带，如《我们的负荷》中机组“满负荷”运转对个人荣誉与集体利益的微妙关系。李铁小说中不仅有对工厂整体经营现状、困境及症结有着冷静理性的宏观概述，更有对生产技术、流程、工艺、成本等细节的精准描写。以技术细节描写为中介，小说建立起一种独属于工人与工厂的精神关系，亦如乡土小说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知识分子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启蒙、革命的关系。乡土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类人物：勤劳、倔强、“不合群”的农民，《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盖是如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通各种农活。一个好的庄稼把式的看家本领是精通各种庄稼活，上要熟知“天”，下要通晓“地”。一手好庄稼活是独立于甚至超越于政治潮流之上的乡土社会规则，也是梁三老汉、蓝脸、孙敬贤敢于“不合群”的底气。“技术”是工人与工厂的情感中介物，正如庄稼活手艺是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中介物，思想是知识分子与世界的情感中介物。小说对生产流程、技术细节和专业知识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营造出充满工业质感的“典型环境”，更凸显出专业技术在工厂和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乔师傅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和一生的名誉也要学到“直大轴”手艺；刘志章凭借对专业知识近乎神奇的记忆，曾经无限风光；刘洪力宁可暂时不要提拔，也要在基层车间各个工种岗位上学习锻炼。“技术”是工人与工厂之间最稳定、深厚的情感纽带，是工人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工人的荣光、尊严乃至获得权力的根本所在。

　　通过对工人—技术—工厂三者微妙关系的书写，小说建立起基于现代工业职业精神与伦理的工业小说精神向度和写作路径。这是李铁小说的前半段，随着历史车轮的改弦易辙，也催生了李铁小说充满反讽意味的后半段。如果说前半段叙事生成的“隐形”背景是现代工业诞生以来的经济关系和精神结构，那么20世纪80年代和“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全面更迭，则是后半段叙事的起点。前后两段的拼接、碰撞、对比、反差，形成了极具批判深度的文本结构，也是小说最具戏剧张力和悲剧意味的所在。在后半段叙事中，荒诞的现实露出狰狞的一面，乔师傅牺牲了身体和名誉学来的“直大轴”始终没有派上用场，“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太重视工人的手艺了”，“此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经商、做官，企业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责任制，工人的饭碗被抓在管理者的手里”；[3]刘志章几次反映轴瓦工作声响异常，但始终无人重视，终于导致发生重大生产事故。在历史变革的旋涡中，“技术”一夜之间不重要了，“技术”的权威被瓦解了，作为“技术”主体的工人也不重要了，工人与工厂的情感关系松散了，甚至变异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利润数据是可以任意更改的数字。当合资方老板要求葛志勇把利润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上时，虽然这意味着工人奖金和国家利益的受损，但我们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他违抗老板的命令，毕竟他的“合同”也掌握在老板的手中。改革所承诺或期待的，至少是涉及工人阶层利益的那一部分，已经在资本面前化为乌有。乔师傅在“直大轴”的关键时刻猝然倒下，宣告了“技术”理性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资本堂而皇之地走到历史的前台。这不禁令人想到庄之蝶在车站的“一歪”。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双双“倒下”，既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墓志铭，也预示着资本权力时代的到来。而曾经自以为掌握了“技术”便是工厂“主人”的刘志章则只能迷失徘徊在工厂大门前，把一切时间都花在钻研技术上的刘洪力的命还不如一纸安全简报重要，他们毋宁说是契科夫意义上的“装在工厂里的人”，不仅丧失了历史主体性，甚至在新的历史秩序中连对话的资格也一并被剥夺了，几近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相隔十多年后，“80后”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接续了李铁小说中“未完成”，更确切地说是“不忍完成”的故事，下岗工人群体乃至他们下一代跌宕起伏的命运在一桩桩命案中展开，历史的延宕冷酷而决绝，那一代人行将老去，但文学终于还给那些年那些人一个应有的交代。

　　更荒诞的是，赵吉一门心思想建一个“梦想工厂”，实行绝对“平等”的管理，替工厂解决下岗职工问题，也解决工人的生存问题，忙乎一圈才发现，领导同意建“梦想工厂”无非是借机“转嫁”集团副总错引进的生产线。下岗工人春兰从丈夫老肖那听说了老板老王向华光厂供应的零件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想一想还蒙在鼓里的华光厂”，“尖锐的痛苦”促使春兰毅然举报了老王。在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性叙事结构中，一边是下岗工人的生存困境和一腔热血，一边是新利益阶层的结盟与移花接木般的利益置换运作。换而言之，在“效率”“效益”“资本”组织的新型意识形态和社会逻辑中，工人群体并未获得适当的位置，以精简人员、提高效益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利益也并未转化为普遍的福利，而是流入新利益阶层的口袋，从而形成更坚固的利益壁垒。不彻底的改革甚至为资本权贵的入场铺设了捷径，蒙在鼓里的不是华光厂而是春兰，她还停留在“工作了十余年”的一厢情愿中，没有机会也不可能猜测到暗度陈仓的利益置换之术。工厂改革是这场历史变革的缩影，隐喻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后的利益重组及分配机制。从“技术”权威到资本至上，李铁写出了现代工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在资本新贵面前的离散与溃败，与其说这是对工厂改革所做的残酷书写，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写作的胜利。

　　任何写作都是选择性叙事，即便所谓的全景式写作也可以辨析出全景之内与之外的界限。李铁小说对改革的不彻底、不公正，甚至是失败之处的书写，基于现实与自我经验的互证，更基于对工人群体的深切同情。这种同情心甚至造成对李铁写作的时时困扰，“逼迫”他要“想办法”安置那些曾与他朝夕相处、此刻生活无着落的工友，否则他内心难安。在同类写作中，小说发展到工厂易主，部分工人下岗，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世事无常、历史无情的文学况味便已呼之欲出，故事完全可以戛然而止，把“空白”留给读者。但李铁倔强地要一个“说法”，一个“方案”，为改革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提供一条出路。这份本不该属于文学的“责任”让李铁的写作冒着违背基本历史认知的风险，也让他的小说叙事变得暧昧、复杂、生硬，甚至破坏了文本的批判深度和统一性。

　　三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将巴尔扎克称为“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4]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创作反映了一种特殊现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5]循着恩格斯原文的表述，这段论断被概括为：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世界观）而表露出来，故称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

　　以此为据，正因对“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的写作原则的坚持，尽管李铁对改革的漏洞与不彻底有着犀利的认识与批判，但并不影响作品中对历史必然性和改革大方向的客观描述；同样，虽然他对工人下岗的艰难处境怀有深切的同情，依然如实地揭露了现存体制积重难返的弊端，以及因袭已久的顽疾。虽然李铁对传统体制下工人散漫倦怠的工作作风的描写用笔还算节制，远不及巴尔扎克对法国贵族的嘲讽来的尖刻，但当“活干得漂亮”奖金却和别人一样的多的杜一民拿出引入竞争机制的建议书，历史已经不站在工人一边，李铁所同情的工人群体已经是“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必然要遭受一场历史风暴的捶打。但此时，李铁却“犹豫”了，他知道他的工友们已经被“大锅饭”圈养了太久，经不起暴风骤雨，正如《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外面的风太大，飞不动了，最终还是回到没有一点生气的家。于是，作家李铁冒着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风险——“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冲进文本，充当了叙事者的角色，甚至不惜破坏已有的叙事逻辑和人物性格，让拿出建议书的杜一民开始实施“复辟阴谋”，退回“大锅饭”模式；让赵吉的“梦想工厂”在历经重重看似不可克服的阻碍后，还是建成了；让为了生计已经劳累不堪的春兰充当道德圣徒，不惜以丈夫老肖丢了工作为代价。

　　历史的车轮无法倒退是基本的常识。这回撤的一步，不仅偏离了小说叙事所建立的紧扣时代命脉的现实批判写作路径，更将原本已经打开的工业小说的现代精神向度大大压缩了。李铁对自己的这种解决方案也感到不那么自信，叙事的语调中充满了犹疑与不确定：

　　赵吉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如果赵吉的故事里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内容请千万不要介意，赵吉嘛，他天生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

　　我知道你会说赵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但我要说的是行得通还是行不通在这个故事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赵吉有这么一个梦想，同样重要的是赵吉毕竟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6]

　　这些叙事语句可以分明辨析出先锋文学的影子，但已全然没有先锋的自信、斩钉截铁。闪烁其词的话语修辞与其说是在为赵吉开脱，不如说是作家在为自己“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叙事动机所铺垫的某种心理暗示。

　　《梦想工厂》中，决定“梦想工厂”建成的关键是马尼丝坦白了交易内幕；《我们的负荷》中，五号机组实现达标的关键是苏丹向孙兆伟泄露了煤的内幕，而马尼丝和苏丹这么做的动机都是良心发现。换而言之，决定叙事走向作者“预定目标”的是偶然性的个体道德觉醒，而非符合现实逻辑的必然性因素。但无论是依赖马尼丝的良心发现建成了“梦想工厂”，还是苏丹关键时刻的“倒戈”帮助机组试验成功，都显得过于苍白、一厢情愿，更破坏了叙事逻辑的严密与叙事的可靠。而更真实的人性试验场是：《安全简报》中，虽然包括当事人家属、女朋友、现场见证人、工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认定刘洪力的死是一次重大事故，而非操作不当，但在个人利益诱惑下，纷纷更改了证词，“集体”证明刘洪力死于自己的操作不当，也“集体”第二次“杀死”了刘洪力；《工厂上空的雪》中，舍身堵油管葬身火海的刘刚被认定为“人为的责任事故”，妹妹刘雪查出事故“元凶”是劣质油管，但无人愿意捅破其中的利益关系，刘雪只能用“犯法”的方式阻拦油管入厂，但终究蚍蜉撼大树，哥哥的悲剧第二次上演。“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7]毋宁说，真实的同情源自叙事的可靠，源自客观的描述，而非作者过度的介入与干预。

　　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变革与思想转型催生了新的文学叙事形态，关于行将倒闭的国企和被迫卷入市场无所适从的下岗工人，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叙事路径。最早引起轰动的是1996年开始席卷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股以“现实主义”为名的文学潮流却在“回归写实”的“名头”下旋即陷入“肤浅的现实主义”[8]以及“泡沫的现实和文学”[9]等的批评声中。其后，以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问苍茫》为代表的底层写作再次聚焦下岗工人群体，但“苦难”在引发最初的叹息、愤怒后，既没有剖析国企改革的复杂局面，也没有真正触及时代变革的内核，“苦难”反而在反复的咀嚼中变得干瘪、乏味。反而是一些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精彩短篇呈现出新的叙事形态，更加耐人寻味，如东西的《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写作对比，《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师傅越来越幽默》在贴近现实的写作和直击时代的现状之时，回避了对个人“分享艰难”式的道德要求，而是以荒诞昭示荒诞，宏大愿景与残酷现实的荒诞对立形成一种反讽的张力，将平凡的个体还归平凡的生活，道出了小人物面对大时代的无力、懦弱与悲剧。

　　面对同类题材，李铁的工厂生活经验赋予其写作清晰的“工厂”特性，即始终基于工业生产实践、特性及伦理情感展开叙事，在工厂和工人的命运遭际中解析时代构型的密码。与上述作品相比，李铁的写作是“置身其中”的写作，他始终将自己视为工厂的一分子，感同身受工人群体在历史大潮中受到的冲击和震荡，从而形成了立足于工厂之内的考察个体命运、社会变革和时代更迭的“限制性”叙事视角，但也因此，将叙事视角之外的更丰富的社会现实隔离在了文本之外，如20世纪90年代与“下岗”潮并存的是波澜涌动的“下海”潮；一部分工人在因打破“铁饭碗”而为生计发愁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人千方百计想打破“铁饭碗”，等等。如此，这种“置身其中”的内视角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整体视野和思想辐射面。

　　小说选择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叙述人，同时也是小说人物：“我”，一个20年前从工厂中调走的作家。那分明是李铁本人。1980年8月12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也是改变新时期文学面目的日子。这一天，汪曾祺酝酿多日、5月写成初稿的《受戒》正式定稿，先生难抑激动，当他在文末习惯性地写好定稿日期后，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故乡高邮是老先生魂牵梦绕的梦，这个做了四十三年的梦为新时期文学补上了诗性的一课。而工厂是李铁那个永远的梦，是李铁永远念兹在兹的地方，无关时间，无论岁月，只关乎情感。李铁注定要回去看看，他早已在小说中为工厂的机器、零件，甚至声音、气息都预留了位置，也为自己预留了位置。李铁化身那个重返工厂采访的作家“我”，在记忆的长河中钩沉那个曾经叫红星机械厂，现在叫北方机械集团里的人与事。而串联起人与事的是“手艺”。小说中对“手艺”的描写在审美柔光的加持下散发着温润的光泽，时间的淬炼为叮叮当当、硬邦邦的机器注入了情感的韵味。手艺的传承、学习、磨炼、比拼是工厂文化的传统。小说在对工厂文化传统的描写中勾连起钳工大把巩凡人和他两个徒弟荆吉、西门亮的人生起伏，工厂文化传统在时代中的命运即是工厂与工人在时代中的命运。曾经作为生存之道的手艺在《手工》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手艺与人品、道德、信仰是密切相连的。如成为大把手艺固然重要，但人品也至关重要，只有手艺好人品好才有可能成为民间公认的大把；再比如，在红星机械长急需技术支援的时候，荆吉不顾现在打工老板的不高兴回厂里帮忙完成订单。人与手艺已经合为一体，手艺是精神慰藉，也是朴素的信仰。小说的结尾，西门亮在最后时刻因为直播而放弃了比赛——又一个时代滚滚而来，那场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终究没有实现。比赛的最终结果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手工》已经展开了李铁写作的新的美学可能，李铁的工厂梦也还远远没有写完。

　　注释

　　[1]“直大轴”是指“直”电厂汽轮机转子的大轴。大轴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弯曲（肉眼看不出的弯曲），因为轴的直径都在一米左右，矫正过程需要检修工人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运用热处理、吊车、盘车等协同作业。大型电厂、甚至是电力系统中，能指挥直大轴的检修工人也为数甚少。

　　[2]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3]李铁：《乔师傅的手艺》，《冰雪荔枝》，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4]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5]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6]李铁：《梦想工厂》，《点灯》，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246、283页。

　　[7]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

　　[8]王彬彬：《肤浅的现实主义》，《钟山》1997年第1期。

　　[9]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我看“现实主义冲击波”》，《北京文学》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