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姐姐一起收拾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小钱包，软皮面，半个手掌大小，已经有了龟裂的纹路。打开钱包，里面的夹层里有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父亲的家庭住址和我们姐妹四人的电话号码，看笔迹，这还是我写的呢。钱包里还有几张折叠得皱皱巴巴的卫生纸，往卫生纸下面一掏，掏出来十多个硬币以及三张十元、两张一百元的纸币。

　　随身带着钱包，钱包里还总是要有零花钱，是父亲从60多岁之后才养成的习惯。

　　父亲年轻时是工厂里的卡车司机，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也就十多块钱，这十多块要养活我们一大家子，着实是捉襟见肘。我出生时是1969年，家里添了一张嘴，日子更是难上加难。到1970年代初期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为父亲是城市户口，所以每月会分到一些限量的粮票、油票、布票和肉票，而母亲是农村户口，我们姐妹四人出生后，按照当时的户籍管理规定户口也都随了母亲，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些待遇。但是即使有票，没有钱的时候，也买不起这些供应品。而且那时候家家户户以能吃饱饭为最大目标，一分钱都要掰成八瓣来花，谁的口袋里都没有可随意支配的零用钱，更别说随身带着钱包了。我的父亲每天下班空带着一身柴油味回家，面对我们姐妹四人眼巴巴、翘首以待的小目光，总是无奈地摸摸我们的小脑袋瓜。他那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啥时候我的口袋里能有零花钱呢，有了钱，我可得给我姑娘买好吃的！姑娘，说，你们最想吃啥，等爸有钱了，都给你们买回来。”我和姐姐们就开始各种脑补，争着抢着告诉他，想吃这个，想吃那个的。从那时候起，我们都盼望着父亲的愿望能早日实现，兜里有钱包，钱包里有许多的零用钱。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北的农村逐步实现了包产到户。因母亲和我们姐妹都是农业户口，我们家分到了一亩多地，我们在地里种上了玉米、还有时令蔬菜，从春天到秋天的日常生活用菜基本得到了满足。到了秋天，父亲和母亲将收获的玉米一部分卖点钱，一部分整整齐齐码到粮仓里储备起来，留待冬天碾成大苞米碴或者玉米面吃。还记得寒风呼啸的冬天里，二姐用搅的细玉米面里掺上些碎白菜叶子做了一锅稀糊糊的面糊糊，我们吃得那个香啊！父亲和母亲还在院子里养了一些鸡、鸭、鹅，这样下的蛋既能卖点钱，也能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那时候，我们姐妹四人坐上饭桌，最盼望的事就是能看见母亲端出一盘黄灿灿、香喷喷的炒鸡蛋。后来，城里有一些人开始流行用钱包。用钱包装钱，渐渐成为了一种很时髦的行为。父亲看见了，有一回下班回家和母亲饭后闲聊时，就说起了这事，他充满无限憧憬地说：“啥时候我也能用钱包装钱呢，啥时候我的钱包里也能有很多零花钱呢，到时候咱姑娘想吃啥，咱就可以给她们买啥，那得多牛气！”

　　这话，就被我母亲记住了。有一回母亲去赶集，卖了好不容易攒起来的20个鸡蛋，然后用卖鸡蛋的钱去买了一两黑色的细毛线和几根红毛线。回来后母亲跟着巧手的邻居刘婶学了好几天，终于学会了织钱包的针法。她用了两天的时间给父亲织出了一个小钱包，钱包里面又用碎花布做了一个衬里。最巧的是钱包从后身直接织出一个扣盖，扣盖处还织出一个红五星的图案，在前身和扣盖重合的地方钉上两颗纽襻，啪一扣，严丝合缝地。母亲在织好的钱包里放上两元钱，递给父亲，说：“咱家现在也能吃饱饭了，你就将就着用这个钱包吧，虽然比不上人家用的，但好歹也是钱包。给你放点零花钱，可别乱花了。这钱都得用到正地方的。”父亲兴高采烈地接过来，说：“哎呀，我的好媳妇，你这钱包做得可怪好看的，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钱包，我还能不精贵着点！放心吧。”

　　父亲高高兴兴揣着这个钱包去上班。中午午休时，父亲脱了衣服去洗胳膊，钱包一不小心就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被他们一个班的同事看见了。其他同事也一窝蜂地过来看，都哄笑着打趣道：“哎呀，王师傅，你这钱包可太别致了，里面装了多少钱啊？王师傅，你这钱包好看是好看，但是怎么看都像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这也太矫情了吧。”父亲当时脸就挂不住了，下班回家就把这个钱包交给我母亲，任母亲如何劝说也不用了。这之后的很长时间，父亲就一直将零用钱放在他劳动服上衣的口袋里，母亲不需要他买东西时，父亲就一分钱也不揣。母亲那时候曾和我们说过：“你爸啊，这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一样是车，一样是钱包。车啊咱家这辈子是想都不用想，那是肯定买不起了。钱包呢，等咱家有富裕钱了，就一定要给你爸置办一个像样的，让他和那些城里人一样，神气神气！”

　　这话说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给二姐安排工作，父亲忍痛在第一波内退浪潮下办理了内退手续，让二姐接了班。可没过多久，父亲所在的工厂开不出工资来。那时候，我和三姐又相继考上了大学，学费、生活费像一座山压在了父亲肩头。被掏空了口袋的父亲就去给私人开大货车，没黑没白地跑长途，回来后就将挣来的钱悉数全交给母亲，自己只留下吃饭钱。那时候的父亲又黑又瘦，一阵风都好像能把他刮倒。母亲心疼他，背后总是偷偷抹眼泪，和我们叨咕：“你爸啊，太累了，也不知道你爸的工资，啥时候能补发下来。看来这给你爸买钱包的事啊，猴年马月也没有指望了。”

　　后来，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完善和稳定，父亲这样的内退人员每月能领到90多块钱的生活费，加上跑长途挣到的钱，我们家一点一点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直到父亲60岁正式退休，我们四姐妹也都陆续毕了业成了家，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得以缓解。那时候，父亲的退休金能有300多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月月有稳定的收入，对于父母来说，已是极大的满足。

　　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咱俩去逛逛街吧，看有便宜的小钱包，咱也买一个，咱一辈子没用过钱包，真心羡慕那些买东西时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的人咧，真是神气，咱现在也有了固定收入，走，买一个去！”母亲斜挑了父亲一眼：“那我当时给你织的钱包，你又不用！”父亲说：“快别说你那个钱包了，当时都被人笑话坏了。”母亲逗他：“那个钱包我可还留着呢，你要是现在用，我这就给你找出来，”父亲一扬眉：“你的心意，俺领了，那个就留着做纪念品吧，等咱外孙子大了，让小娃娃看看。让他知道她外婆还有这手艺，咱呢，还是买个现成的吧，让我也神气一回，回来和街坊邻居显摆显摆。”母亲笑道：“我逗你咧，走，咱买钱包去。”父亲和母亲在街上的商店里逛来逛去，左挑右选，在经过货比三家、再三地讨价还价后，终于买回了这个黑色的、半个巴掌大的小钱包。

　　钱包刚买回来时，母亲每次给父亲的钱包里，也就装个十块、八块的买菜钱。后来，随着父亲退休金的年年上涨，到父亲70岁时，父亲的退休金已能开过2000元了。父亲可高兴了，他逢人就说：“哎呀，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以前哪能想到有一天我的工资也能过2000元了，这搁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从那以后，父亲就向母亲提出要求，钱包里不管啥时候都要有两百元钱。母亲说他是显摆，父亲说：“不管咋地，反正钱包里有钱，我这心里就总觉得乐呵、踏实！”

　　这个习惯，就这样一直保留了下来，父亲的钱包里无论啥时候总是会被母亲放上两百元钱。我们姐妹们给他俩的零花钱，每一次也都要先过过父亲的手，让他数一数有多少钱。虽然最后所有的钱还是要交给母亲保管，但是父亲非常享受数钱的过程。我们做儿女的，也愿意让他高兴，每次回家都给父亲拿钱。老父亲有时候会矜持着推让：“哎呀，不用给我们钱了，我现在退休金都涨到3000多块了，我和你妈完全够花，你们过得好就行了，不用给我们钱，你看，我的钱包里还有这么多钱呢！”然后老父亲就会把他的小钱包拿出来，向我们显摆他那里面的资产。

　　我们总是笑着说：“爸，你现在可真有钱啊，那快数数我给你拿来的钱，看看有多少！”父亲听我们这么说，就会得意地把他的小钱包仔细收起来，然后坐下来开始数钱。父亲从接过钱的那一刻起，嘴角就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那笑一点一点地溢出来，收都收不拢。数完了，眉开眼笑的老父亲又把钱一张张铺到床上，端详着，摸了这张再摸摸那张，那表情，就像在俯瞰着他的王国，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满足和幸福。

　　如今，我再次看到这个小钱包，仿佛又看见他老人家笑眯眯数钱的画面，一遍一遍，不厌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