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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红》蕴含的“三个真”
来源:辽宁作家网 | 作者:丛培旭  时间: 2022-09-15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涉及全国的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截至2020年11月,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800余人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在中华大地上真实发生且能够永记史册的重大事件,祖祖辈辈困扰中国人民的贫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下得以初步解决。一位哲人曾说过“好的文学作品是历史细节的生动阐述”,为了铭记脱贫攻坚这段历史,无数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不同空间维度切入这一历史事件,形成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其中,老藤撰写的长篇小说《战国红》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文学巨著,是指引人生的严肃文学的典范。

  通过反复阅读,本人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感动人、鼓舞人、启发人,正是蕴含了“三个真”:

  一是情感真切。知名作家余华曾说过“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写作的力量和源泉来自于深厚的生活根基”。文学创作思维有着特定情感取向,并直接影响文学作品写作方式和内容。通常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为文学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作家如果没有投入真情实感,是难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的。

  老藤曾经有在辽西地区工作的经历,想来对辽西地区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以朝阳为代表的辽西地区,《战国红》中的柳城、鹅冠山、喇嘛台、喇嘛眼等地名都可能确有其地,同时又有很深的指代、象征意义,可见作者创作前期贮备之丰富。书中大量运用了辽西地区方言俚语,传说故事,讲到“辽西人像战国红玛瑙,从不服软”切实抓住了部分辽西人的坚韧、朴实、认死理性格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作品注重营造矛盾冲突,抓人眼球。比如,建天一广场时的新老观念冲突,商标之战、协议之争等,为塑造人物形象、讲好故事提供必要戏剧张力,读来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事迹“真实”。小说趋向于哲学“真实”,即人名,地名,时间往往是虚构的,而故事本身是真的。这里所谓的“真实”是本质的“真实”。《战国红》这本书反映的事迹,对于一名土生土长的辽西人来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反映地区贫困落后的原因,干部精准扶贫的工作举措也是真实的。

  比如,《战国红》中的柳城村,生动反映了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懒二赌,观念守旧是柳城人民贫困的主观原因,代表人物“四大立棍”以及后来他们的转变。柳城深受“喇嘛咒”的困扰,男人鬼打墙,女人不离家,只能种谷子的贫瘠的土地,荒山秃顶、刮风如下刀的鹅冠山,高氟的地下水,残酷、恶劣生态环境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以陈放为代表的三位驻村扶贫干部在柳城开展了治赌、办书屋、建企业、打井、栽杏树、引自来水等一系列扶贫工作,在辽西当地脱贫攻坚干部事迹中也能够找到原型。

  三是立意真诚。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成功的文学作品创作灵感多来源于作家亲身经历,通过细致观察和反复思考,提炼其中蕴含的哲理意义。比如,莫言以自己在高密的生活经历,通过提炼与合理想象创作了《白狗秋千架》。有时作家会将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融入到文学作品中。《战国红》对一些地区的脱贫攻坚做法有所反思。一是脱贫攻坚中,工作协同配合问题。扶贫干部海奇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喜欢“单打独斗”,拍“脑门”决策。他动员柳城群众养猪致富,不幸“天灾”猪瘟,养猪户群众受到严重损失,间接导致了工作最后失败,遗憾地离开乡村。陈放书记、李东、彭非组成的三人扶贫小组,善于借力,多方汇聚资源,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争取支持,取得了成功。二是脱贫攻坚中,人的问题。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人。陈放书记深知这一点,他紧紧抓住了杏儿、李青等柳城本乡本土进步青年,借助汪六叔、柳奎等当地说话有分量的老人,破除“四大立棍”,用糖醋合作社、四色谷加工厂等成功案例激发群众脱贫的热情,最终取得脱贫攻坚的成功。老藤用春秋笔法,对一些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反思,充满了真诚和厚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战国红》正是这样一部巨著,书中的故事根植于辽西大地,脱胎于人民群众之中,在艰难困苦中埋头苦干,建立功业;书中的人物,就像那鹅冠山上的杏树,饱经风霜、乐观向上、屹立不倒。总而言之,《战国红》蕴含了“三个真”,是新时代辽西地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创业史”,是一部如实反映脱贫攻坚伟大历史细节的文学巨著,在当下现实题材中别具一格,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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