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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在城乡之间的“文学马拉松”
——赵晓林小说的大文本叙事结构
来源:辽宁作家网 | 作者:宋 扬  时间: 2022-05-05

​  赵晓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跑满三十年“文学马拉松”。进入本世纪10年代以来,赵晓林渐入最佳赛段,似乎已将各项指标调试到最适合自身的状态,不仅写出了一系列代表他最高水准的小说,也为他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构建了一个初具模型的大文本结构。如果我们将赵晓林的小说作为文本整体来阅读,会发现他的大文本中隐含着在乡——进城——返乡的叙事结构。

  在乡:赵小林们的乡村前史

  “在乡是指赵晓林小说人物谱系的乡村史阶段,是人物的生命来路与精神底色。具体来说,乡村小说的人物主线上总有一个身处乡村,眼光却在诗与远方的少年形象。《月路无尘》中的安好,人虽然在芦苇村,但精神世界却属于盘锦市。未来城市者的身份不仅来自安好个人的认知,也来自芦苇村其他人的期待。安好的参照系从来不在芦苇村,而是盘锦市的学生。校长亲自宣布“安好同学在盘锦团市委举办的诗文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要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写入芦苇村中学年度大事记。苏老师在留作纪念的记本上题词是“考上大学,做芦苇村最有出息的人”。《亲爱的炉长》中的赵小林“总考第一”,被同学的家长预言“将来肯定有开垦,准定是个吃皇粮的城里人”。安好、赵小林虽然名字不同,却具有相似的形象特征,我们暂且统一称他们为“赵小林们”。赵小林们在象征着城市文明的学校教育体制内成绩突出,他们的乡村经验只是城市人的前史阶段。在芦苇村人的认知中,乡村——城市不是地域上的平行结构,而是等级结构,城市显然是更高一级的进化性存在,因而赵小林们和“芦苇村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是“全村的希望”。赵小林们与芦苇村是“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总有一天会离去,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城市空间。

  为了更深入地阐释赵小林们的城市属性,我们引入另一种“在乡”的少年形象作为参照。在城乡二元结构思维下,学校学习不仅是个人智力的体现,更是一种乡村——城市的政治学。《亲爱的炉长》中的李小山没有城市教育需要的智商,却充满乡土文明孕育的智慧。李小山的美德不是通过课本知识习得的,而是来自乡土伦理的教化。宋老师对李小山的教育,从来不是城市文明腔调的说教,而是乡土教化的核心精神——人格的完善。师生关系不是含有等级制的启蒙与被启蒙,管理与被管理,而是带有浓厚乡土伦理情感的感染与引导。如果说赵小林们趋近于城市文明的召唤,那么李小山则执着于乡土文明的坚守。

进城:赵小林们的城市内卷

  从乡村离去后的赵小山们如愿以偿地背负“全村的希望”进入国家机关,成为体制内一员。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身份的转换在乡村引起的轰动效应,在叙述者心灵上掀起的波澜,表现在小说形式就是隐含的叙述者“我”忍不住越过人物,打乱叙事时间直接发声:“十多年后,也就是1995年,当我真的在城里一家不错的单位上班,看到父母和家人在芦苇村的地位陡然提升时,才明白老人家心里有一个浓浓的城市情结。”当下,一些作家创作的小说,着力表现大时代下乡村子弟进城的大起大落,赵晓林坚持挖掘乡村子弟执着的城市情结,这种抽象的城市情结具象化为公务员身份。

  作为公务员身份的赵小林们失去了芦苇村时代的光环,陷入机关狭小天地内无止无休的内卷。赵晓林身处城市——回望乡土——再反观现实的写作姿态使他有能力展开赵小林们内部世界的褶皱,窥见乡村子弟进城后精神世界的暗影。《疗心药方》中“兢兢业业的副科长”方子言,因为受科长挤得了自语症,“仿佛中了巫师的魔咒练功不得法走火入魔一样”;《细节》中的秘书周绞尽脑汁在新局长面前表现自己,依然难逃主任的算计和权力的挤压;《暗示》中的小主任在老主任和局长之间虚与委蛇,八面玲珑,却以人格的扭曲为代价,不知不觉走向尴尬与卑琐;《举手》中的爸爸在孩子面前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先进》中老甄和贾科长弦外之音的命名不由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和贾雨村,勾心斗角的机关内卷文化内涵不言而喻。赵小林们的城市内卷生命图景对“在乡”情节中芦苇村对城市及其关联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构成反讽与颠覆。赵晓林对体制内职场生态的细致描摹与对精神世界的深度掘进构成人物“返乡”的现实起点。

返乡:赵小林们的精神救赎

  割断故乡意味着人将在精神上无家可归,而自我救赎的历史经验就是返回故乡寻找生命的原点。《好字》中的柳子愚是芦苇村走出的书法家,如日中天的事业与地位使他成为赵小林们的高级形态,也是一个主动抛却文化母体,认同城市功利主义的人物。被他摔断和遗弃的镇尺象征他对乡村文化母体的割断与埋葬。钱锺书说:“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赵小林们返乡就是为身心寻找“安顿归宿”的过程,是自我的精神救赎与重建。返乡有两种类型:一是在小说情节和人物活动上,设置人物回到芦苇村,在城乡之间往返的环节,我们称之为现实返乡;二是在小说主题意蕴上,人物没有发生空间位移,却在精神上皈依生命的原点,我们称之为精神返乡。

  现实返乡是回到物质的故乡,通过风景、人物、习俗等实存形态的媒介与乡村文化发生关联与交流。《朱小民的开垦》中陶凡是芦苇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每次回芦苇村,他都要去看看朱小民”。陶凡的返乡更多地带有精神救赎的意味,这不仅因为隐藏在两人之间的秘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心理的习惯与依赖。与童年的伙伴在一起坐坐、唠唠、喝喝酒,打开“黄瓜拌芝麻,西红柿拌白糖,咸鸭蛋、蘸酱菜”这些味蕾记忆,无不让在城市里戴着面具的赵小林们获得精神上的轻松和慰藉。精神返乡主要通过凝结乡村——城市结构内涵的意象来表现。《老挂钟》里以老挂钟象征乡土的情感方式——爱情、亲情、人情。中国乡土文明以“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渗入城市的情感逻辑和精神逻辑。“我”对老挂钟从排斥、拒绝到接受、喜爱,是“我”被唤醒的乡土情结的复归,是精神寻根、情感皈依的过程。《屋顶上的幸福床》以芦苇村夏季夜晚屋顶上的床为意象,围绕核心意象叙写亲情和爱情两个场景,以习习凉风、西天晚霞、漫天繁星等景物渲染环境,书写乡村的智慧与浪漫,语淡而情浓。

  “在乡——进城——返乡结构既是赵晓林文本的形式结构,也是他的心理结构。在三十年的创作实践中,赵晓林以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两种题材的写作反复梳理着主体、乡村、城市三者之间的关系,终于架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框架。赵晓林将最温暖的乡土记忆作为栖身城市的寄托物,获取与城市对话的力量。如果我猜的不错,他在个人“文学马拉松”三十年的界碑处,将沿着乡村写作深掘的路径再出发。


  作者简介:宋扬,1982年生,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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