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辽河渡：1931—1945》^［1］是作家杨春风历时7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文本的叙事时间跨度很大，作家巧妙地处理了小说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或是压缩文本时间，或是以一点向外辐射，将14年的历史呈现出来。小说以地处辽河口的田庄台为文学地理空间，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者勾勒出田庄台田、张、庄、林四大家族以及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不同于传统的类似题材小说，作家杨春风以“史”为根，由风俗入史，展现了辽河口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以“市”为本，描绘商业素来发达的辽河古埠的沉浮变化；以“情”入文，打破日常生活形态叙事，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文本以“史”“市”“情”交织融为一体，呈现特殊时期的民族集体记忆。

　　一、“史”——地域、历史

　　独特的地域空间建构并不是作家杨春风的虚构，这部小说的空间性确定了小说独一无二的现实地域性，而小说的地域性又反映出历史性。地域影响着作家的实践活动，作家生活在某个地域空间里，那么其文学活动，无论是表达的主题还是表现的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文化气息。在特定文化中，富有地域色彩的地缘文化和民族文化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风格。

　　作家杨春风在叙述田庄台14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地域文化与历史样貌是通过大量的风景、风俗人情描写展现给读者的。从辽河口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到衣着用度、家居陈设，再从饮食风味到日常生活皆跃然纸上。辽河口的文化元素与符号也无所不涉，如码头饭馆那油汪汪、鲜灵灵的水煎包，街头叫卖的羊肉馅三条腿大蒸饺，石老炉的家常午饭烀土豆、蒸茄子、碎肉酱及外带小葱生菜等蘸酱菜……这一切为我们呈现了具有辽河口地域特色的饮食风俗，体现了辽河口地区的市井风情。工程结束后为匠人们摆庆功宴，田焕章六十六寿宴的八荤四素十二道菜以及带有象征意义的寿桃和寿鱼，二界沟地秧歌和上口子高跷表演，为预知明年月份干旱而进行的“豆占”，都展现了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同时，小说还运用了大量极其生活化的方言土语，“啥”“支棱”等原生态方言，凸显出历代先人传承下地方语言形成的历史性。可以说，作家杨春风的《辽河渡：1931—1945》是一座辽河历史的文化展馆，当然，这与作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家杨春风在创作该小说时，收集了大量与辽河航运相关的资料，并采访了田庄台的很多老人，对这个极具个性的古镇产生了极深印象。同时，杨春风又用大半年时间走访了盘锦市的每个乡镇及重点村屯，从近200位老人那里了解了当地人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在采访过程中，作家杨春风逐渐了解了人们在抗战期间的生存片段。这些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相对稳定性和绝对流动性的地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特定的文化内涵，特定的历史地域空间影响着文学的审美风格，并且塑造、制约着写作主体。因此，这部小说呈现出一定的历史性、地域性就不足为奇了。

　　如何将现实的历史进行文学的书写，这是作家需要考虑且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实的历史无法重新来过，而当作家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进行理解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角度与方式，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的机会，因为历史提供给每个人的机会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历史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后人、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可以去阐释历史，因为阐释历史是每个人的权力。对于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如何融入历史、历史在文本之中如何呈现就显得十分重要。真正的历史是一个由现实真实、价值观所构成的话语体系，而文学对历史的书写是具有很大的话语空间的，也更能考验一部小说的成败。作家杨春风由风俗入史，将辽河口地区的地域文化、市井人情呈现出来，在地域文化与历史的双向互动中谱写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小说《辽河渡：1931—1945》蕴含着作家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同时也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学审美特质。

　　二、“市”——古镇、商业

　　“坐落于辽河右岸的田庄台东边是河，东南还是河。在此地形发育繁衍数百年的田庄台，却未致混沌散乱。实际上作为一个商业素来发达的辽河古埠，它早已形成了按部就班的显著气质。”田庄台的商业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四大家族中田家的船房、商铺，还是张家的碱铺，及至普通百姓的生活都展现出浓厚的商业气息；无论是田九洲坚持造船的坚毅品性、何小手做生意的诚信经营，还是石老炉悬壶济世的妙手仁心，这种商业品行在杨春风的小说中展露无遗，文本中的经商营商文化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作家杨春风以此为切入点，展现田庄台的浮沉变化。

　　有“商”，便有人气。作家杨春风一改抗战题材小说“英雄式”“史诗般”的传统叙事模式，巧妙地将历史时间、叙事时间与小说的人物行动时间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时间背景下的田庄台的历史片段，这种历史片段不是碎片化的，而是显现出一种连续性的、连惯性的特质。各个阶段的故事发展无不体现着田庄台的商业性质，正如小说中写道：“田庄台是一个天生的商业古镇，镇子里的每一方空气都含蕴着尊重成功商人的基因。”在这里，作家隐去了我们熟悉的抗争、苦难，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描绘日本殖民者实行所谓的“协和会”创建、配给制推行、金属纳献、经济管制等一系列带有商业性质的事件来展现伪满时期田庄台人的生存状态。小说在宏大的历史时间背景下，以古镇的商业性为切入点，展现每个人走过的生命轨迹，作家让他们在各自的时间里完成品性的塑造。无论是四大家族中田九洲执著插船、开办编织厂、贩卖河蟹，林开元被抄家、开办“同顺会局”，“大败家”庄允从败家到经营茶园、办造纸厂，还是码头饭馆祖传的水煎包中，苞米面越掺越多、蛤蜊肉越放越少以及普通百姓为了生存割芦苇而失去生命等情节设置，都是通过一个个商业事件来表现个人命运的沉浮和田庄台的历史变迁。

　　作家杨春风以商业发达的辽河古镇为历史缩影，从古镇商业性质的角度出发，以经商营商文化串联事件发展，安排故事情节，描绘了繁衍数百年的田庄台在日本殖民者到来以后，人们的生活由安稳到动荡不安；古镇的物资由充盈到匮乏；田庄台的特性也由从容、有序到散乱、慌急。作家正是从商业性的角度出发，揭示出田庄台性格的悲剧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暴政所造成的。可以说，小说以“市”为本，描绘了田庄台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沉浮变迁。

　　三、“情”——民族、情感

　　作家杨春风面对14年的抗战题材选择了书写平凡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下的生存状态。相对于英雄的事迹，芸芸众生的谋求生存是那个年代更为引人注目的存在。小说《辽河渡：1931—1945》中没有英雄，但每个生存在田庄台的农民又都是英雄，每个人物都是丰富而立体的，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与民族大义。

　　作家塑造了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刻有作家的情感印记，无论是快意恩仇的好汉，还是游手好闲的市井小人物，作家的赞颂与批判或潜性或隐性地融于小说人物性格之中、行为之上。小说中的田九洲是作家刻意突出的英雄，但与我们熟知的英雄人物形象不同，我们看不到那种轰轰烈烈的英雄行为与事迹，他的一生也并非如他的名字喻义“要收复九洲、坚决斗争”般壮烈。他的商业思维贯穿在人生轨迹之中，不同于父亲田焕章的激烈抵抗，当小老红劝他想办法拖延运送国宝的船队时，他说道：“代表哪方都是无趣，人伦世道都败坏尽了，留点东西又有屁用。”他执著于插船，要恢复义和源船房的原有规模，重新拥有39条船的传统运力，体现出他想要恢复家族以往繁荣的雄心壮志。但先是因为老掌作回乡奔丧没能及时返回，临时请来的掌作能力不足，使9条船的备料只插出8条船来；后又因为码头失火，8条新船被烧得七零八落，还被留诗一首：“田台田收田九洲，没家没国没恩仇。今个收到大礼包，看你脸上羞不羞！”通过这几件事可以发现，尽管田九洲“牵旗受降”，但也只是为了集聚力量集中攻破，避免大规模牺牲。尽管他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但并不是不择手段，他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者塑造此类人物的态度看似不温不火，实则在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群中展露平凡人物的不平凡。

　　而小说人物张九爷又是一个特殊的思想被启蒙的代表。张九爷起初向学生们宣讲尊君善邻之类的伦理意识，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思想，而后被田焕章“唤醒”，最后在课堂上讲出“我们是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痛快。作者为平凡琐碎的日常叙事增添了一抹反抗之光，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其对侵略者的痛恨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面对甲午末战主张抵抗的田焕章给镇子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他永诀了做人的尊严，承受着良心的责备。当40年后，他随关老爷一起再度走出家门，走上街头，依然用民调唱出了抗争的强音“不除日害誓不休，救民水火肃乾坤”，反抗的决心与信念一直没有消逝。但面对山本稻直时，他却怎么也出不了声，无力支配自己，终没有说出一句话，只是将一口鲜血喷出。抵抗与死亡，在作者看来是相生相克的，没有死亡就没有抵抗的胜利，没有抵抗就只有苟且偷生。基于此，田焕章一口鲜血喷出，这是小说人物的爱国情感流露，更是作者暗藏在心灵深处的抵抗。

　　纵观小说《辽河渡：1931—1945》，作家以商业发达的辽河古镇田庄台作为历史缩影，以“史”为根，以“市”为本，以“情”入文，呈现了历史的深度，透析了古镇的发展，唤醒了东北人民的集体记忆。面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家抓住了辽河百姓的艰苦生存状态，描绘了普通群众为求生存付出的代价以及观念的转变、民族意识的觉醒。作者曾说，《辽河渡》的“渡”是一场渡劫。而在这场渡劫中，“渡”出了人们的真性情，“渡”出了辽河不可磨灭的历史，也“渡”出了作家的真挚情感。

　　【作者简介】

　　李张建：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副院长。

　　刘德瑜：渤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