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一部书，都有其写作的历史背景和语言架构。

　　毫无疑问，作为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大连经济开发区，对于于永铎来说既有无法割舍的故乡情结，又有希望其快速发展的期许。《蓝湾之上》尊崇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史实，以大连湾人文地理为着眼点，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之变，进而体现人们思想观念之变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这部小说从其创作的主题上看，更富有人性与思考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思想与生命的阵痛，波及与影响也是空前的，而这段历史在文学艺术的表现方面，仍不尽人意，还需理性的审视和系统完备的整理。回忆改革开放历史的任务，重重地落在了于永铎这样当代作家的肩上。

　　于永铎满含对生命的关怀和对蓝湾的关注，以其理性创作态度和个性写作方式，尝试对历史做一个精彩的剪辑，将隐蔽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以小说的样式展现给读者。从于永铎小说自序中可见，作者对于世代居住的“马桥子村”，即大连经济开发区所在地，有着千回百转的留恋。作者以个人经历为写作蓝本，以人文交错、言说平民百姓为核心，带有自传体小说性质又跳出自我的文字表述，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的创作路径。小说语言真诚灵性，似乎更近于写实和非虚构，透着平凡的厚重、平淡的隽永，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恢弘图景。

　　一、善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弘扬从善如流

　　人物形象的描写是小说写作各要素的重中之重。尽管于永铎在自序中表示：“《蓝湾之上》是一部‘成长’小说，记录了‘我’的成长，声明一下‘我’完全是虚构的，我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或者情节是真实的，连一个影子都不会有”^［1］，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就于永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来讲，无论是有名有姓的李海亮、杨旭、萧广大、萧丽萍、张大强等，还是用表舅、小燕儿、镇领导、三叔等称谓来替代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影子。这与“我只需要一个合理的逻辑，这个逻辑与人物的命运有关即可”不矛盾，通过这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映客观世界，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

　　1.运用“白描”手法。从古至今小说写作的“白描”手法司空见惯，它要求作家用简略的笔墨，不加任何修饰，描摹人物的特征，不需要烘托渲染，写实地推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和景致。在于永铎的笔下，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落笔朴实自然。这是于永铎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人物的刻画顺其自然、一层层由表及里地剥开人的本性。第二章《1982年夏天的一桩悬案》描写大姐萧丽萍的直性子：“大姐继续纠缠着表舅，甚至抱着表舅的胳膊，就差把自己当成饺子塞到表舅的嘴里。”写萧丽芬的爱美惹风骚：“萧丽芬打扮得越来越出格的时候，身边的男人就越聚越多，苍蝇聚粪堆儿一样。”“萧丽芬的身子又拧成了麻花样，手里捏着大辫子，朝海亮笑。”凡此种种，把人物惟妙惟肖地写活。第三章《海上小调绵长》表现李海亮的果敢沉稳老练：“卷烟的时候，海亮松开了大橹，靠一只脚有节奏地蹬着绷绳。大橹犹如被一双无形的手把持着，依然有节奏地摇动。”从这样比比皆是的精彩白描手法，反映出这部小说对文字的考究与锤炼。有时仅寥寥几笔，便使人物神情活灵活现。于永铎紧紧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发展变化的特点来写，从而达到以形传神、写出正义、写出真善美、写出人物灵魂的效果。这种手法的运用，在于永铎的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

　　2.讲究个性化语言。对一些民俗的东西，包括对一些方言的采撷运用，都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读于永铎的这部小说，首先打动人们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个性的叙述语言。尤其人物的出场对白，都有着强烈的语言本体意识。如第三章中的一段，很有生活情趣：

　　二姐就是这样冒失，她经常毫无征兆地把人得罪了。爹疼二姐，爹疼人的方式很简单：奖赏一碗荷包蛋。爹让小燕儿给二姐做荷包蛋，还叮嘱着：“别让那三个小鬼儿看见了。”萧丽芬赌气，发誓一辈子也不吃荷包蛋。

　　大姐说，女人不吃荷包蛋吃什么？

　　萧丽芬说，我死也不嫁人，我死也不生孩子。

　　大姐说，你趁早去死吧。

　　萧丽芬说，我托梦吓唬你。

　　平民化的语言，超乎了那些规范性的、正襟危坐的文字，很接地气，充盈着个体丰富的生命感受和审美情调。这种语言的个性化把握，具有戏剧舞台对白的特色，仿佛用声音来刻画人物形象，读起来很容易产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

　　事实上，于永铎和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一样，始终以一种清醒的语言意识进行着小说的创作。他试图梳理一些个人小说写作的经验，从个性化语言的角度来总结自己的一些写作特点，特别是人物对话，精警凝练、流畅细腻和平实幽默。注重感觉体验是于永铎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淡化了某些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和原则，有意识或者说有美学目的地打造和构建自己的习惯性语言，形成小说的个性书写风格，既防止小说语言随意性的遣用，又形成小说的独特个性、创新风格和审美特色，以期达到语言内容与表现形式的深度融合。

　　于永铎小说人物语言个性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描写人物生活背景和人物脾气秉性方面。比如第五章《虚构一次海难》中的一段：

　　李全义要求每条船都要备好两盘网，还要有一盘钓鱼线。每盘网都要织好，网眼大了不行，网眼小了也不行。李全义要亲自检查，发现有糊弄的，轻则一顿拳脚，重则两顿拳脚。船上的渔民都怕他，背后都骂他“李海贼”。

　　不难看出，这样的语言紧扣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阶层的特征，紧扣人物说话时的语言环境，以其高超的虚构能力和想象能力，附之以善良纯朴和本真，形成精细独特的描绘和表达效果。

　　3.坚持雅俗共赏。于永铎这部小说有两条叙事主线：一条是蓝湾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条是生命、生存、生活与爱情的交相呼应。前者带来了渔村的转型、蓝湾的变迁，预示发展的不可阻挡；后者围绕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情感经历，反映现实生活，两者合为一体编织出一场变革大背景下的百姓生活图景。其中人物的性格、年龄、出身、经历，甚至文化修养、身份地位以及气质、人物的思想感情、说话方式语调、习惯用语和说话的神态等，如在眼前，栩栩如生。于永铎把思想和语言两者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有对口语的自然状态的经营，也有对市井情境、监狱生活、男女之事的描摹调侃，能够介入也能够跳出，集诙谐与流畅、感受与想象、幻觉与现实于一体。比如第九章《有关女儿的第二种诠释》中的一段：

　　这是海亮第二次见到一丝不挂的女人，在此之前，他还以为这样的胴体就是一条蛇。海亮对蛇的审美定义简单得就剩下“一丝不挂”。

　　海亮问，你在干什么？

　　女人说，我在跟你睡觉。

　　海亮说，我不想睡觉。

　　海亮的脸下面有一个炉子，熊熊的炉火升腾者，炙烤着他的脸。海亮的眼睛开始发烫，海亮的眼睛里一定也有一个炉子。火苗舔着他的脸，舔着他的眼睛。女人试探着抚摸海亮。女人的手像冰块一样，摸到脸，脸就凉快了……

　　这一段写出了欲望、人性和道德良知之间的较量。任何小说语言脱离思想也就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凡是思想能达到的境界，语言都能直接充分地把它表现出来。于永铎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不单纯是信息的载体，而是经过了苦心的艺术加工，对生活和生命有着独特和冷峻的思考，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内涵，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不可否认，很大一部分当代作家有着较为自觉的民间意识、底层意识，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思想和命运，都在极尽所能地反映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和自我救赎的艰难事实。于永铎深谙其道，把握了人物因为生存的艰辛所释放出的复杂心态，包括对一些扭曲心态、犯罪心理的描写，生动而细致地写出了马桥村村里村外人们的一种焦躁和无所适从的心理。

　　二、合理设计故事情节烘托作品主题，弘扬人间正义

　　小说故事情节往往与其创作主题有密切的关系，好的小说故事情节对于表现人物性格、渲染气氛、上下衔接和突出小说的叙事方向都是大有帮助的。

　　1.时光定位。于永铎选择“改革开放在蓝湾”这个主题，具有一定难度。这样的大主题，如果不聚焦一个故事发生地很可能漫无边际，如果不用具体人和事来体现也很可能空泛。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从细枝末节的角度来反映宏观历史的深度，于永铎以时光定位的方式创设了小说的故事背景，在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生命中总有一个或者两个可有可无的瞬间，在黑暗中画出一道闪亮的弧线，这道弧线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穿梭。”似乎从哲学的角度阐述某种因果关系或已经发生的故事，以此推演出：“回溯到1982年，蓝湾沿岸的旱情已经持续了一个春天，阳光每天都像彩虹般耀眼，许多人因此得了眼病。”这样一语双关的开始，导出历史原因、社会背景和写作意义。这种时光定位，就像一条线上的一个点，往前看是回忆，往后看就是现实或正在发生的故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改革开放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也为小说情节的展开做了很好的铺垫。

　　2.巧设伏笔。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三十一章结束，于永铎文字的“包袱”接连不断，这些前因或伏笔，经由人物和事情的转换，总是把思想或楔子隐藏在情节之中，这样一环套一环，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的叙述，使得整个故事合理紧凑。因为表舅的影响，“萧丽芬不要当草，她要当大树，当一棵参天大树。”“大树可以活上五百年，小草只能活短暂的一秋。”在第十八章《胜利是失败的孙子》中，萧丽萍为了摆脱校长的纠缠，结束自己民办教师生涯：“后来，萧丽萍跟儿子鹏飞、女儿美美都提起过尊严的问题，她还着重地点出‘跳崖换取尊严’这个不恰当的比喻，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小说的结尾，儿子崔鹏飞为了尊严，用军刺刺向二姨，在警察抓捕中跳崖打下伏笔，以此梳理出一条条写作的暗线，悄无声息地推动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延伸。

　　3.修辞运用。于永铎这部小说以多方位的视角书写，在比喻、夸张、借代、比拟等手法运用方面，既有小说人物个人的困惑与委屈，也有蓝湾发展的喜悦与自豪，通篇语言风格在诙谐风趣中带着朴素正直，轻盈明快中带着智者的点拨，使得小说亲切质朴，直奔主题，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在第二十章《我是谁的谁？》中，狱警郭志强想镇住李海亮，让李海亮把一块起码有五十斤中的石头从大粪池里捞出来，差点让李海亮出不来闹出人命。后来监狱长问郭志强到底李海亮怎么掉下去的，“监狱长双手抱着肩膀，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监狱长的脚踩在郭志强的心尖上，郭志强疼得浑身冒汗，他一口大气不敢喘。”这样的叙述，尽量不用专有名词、成语、形容词等，实际上力图避免文字对事物质感的遮蔽，用形象化的语言把事物的本质特征夸大，增强了语言的趣味。还如，在第十八章《胜利是失败的孙子》中，萧丽萍结束民办教师生涯，后悔自己的一段工作和情感经历“萧丽萍就觉得自己被该死的时间出卖了，或者一直就是时间的人质。时间就是王八蛋，就是一个大骗子。她好端端的一个小姑娘，居然被时间牵着，走到了如今这样无助的境地。”这样丰富多彩的修辞运用，俯拾皆是，加之个性的措辞方式，使小说的语言新颖亲切，端庄而不做作，优美而不浮华，自然而不平淡，成为其小说语言的特色之一。

　　4.细节刻画。于永铎确信，人物的性格体现在每一个故事当中，把握宏大的历史小说题材，更需要编织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故事。这部小说细节的刻画主要体现在小说环境、人物心理和故事情节描述的真切细腻，使读者有现场感、目击感。比如在第十三章《远了又近》中的一段：

　　退潮的时候，眼见海水里有拇指粗的水眼儿，那就是蛏子窝。蛏子窝一般都有两个眼儿，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斜的，斜的是逃生道儿。钓蛏子的人得用锋利的铁丝钩朝斜眼儿里捅，必须要快，闪电一样，扎上了，随手一提，蛏子就被拽了出来。慢一点儿，蛏子就从另外一个眼儿跑了。

　　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最是日常的生活图景。如此，于永铎小说中的事情和人物，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可以说，于永铎集中了头脑中蓝湾发生的事件，并且进行了故事的缩减和升华，以细腻、微妙的表达，让小说有血有肉。

　　三、力求用宽大仁厚与世界交流，抒发人间大爱

　　渴望温情，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的本性。于永铎这部小说与大连经济开发区血肉相连，把大连改革开放的一段记忆重新激活，以此折射着耀眼的艺术之光。于永铎信奉温情的力量，执着地表现人性的温馨与美丽，饱含着一种宽大仁厚的心怀。同时，于永铎也在不失时机地运用批判的力量，把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的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渗透到故事当中。

　　1.表达了追求真善美的一贯审美需求。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人们自古以来不变的情愫，并以一种普世的价值超然存在。尽管自然、人类和社会一直在发展变化，但这种主流的、一贯的审美要求不会改变。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思想解放的意识不断觉醒，与此同时个人财富的增加也使得极少部分人的欲望不断膨胀，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开始蔓延，表现在审美物质化、娱乐至死、商品化等等，动摇着真善美的初衷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此，于永铎有着深刻的思考，从蓝湾人们的生活中发掘着自然之美、人性之美、劳动之美，在平凡生活中找到了闪光点。

　　全书贯穿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即使是揭示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针砭时弊时也一直恪守着这一基本的审美原则。于永铎这种对美的追求，接近时代核心、贴近时代脉搏、靠近灵魂和心灵。于永铎还适度地引用了一些诗歌，改变着文体的界限，活跃着小说叙述方式。于永铎坦言：“在本部书创作中，我努力驾驭诗意的语言，犹如一条舢板穿梭在平静的海上。这是我的一次尝试，不同以往的小说创作。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把文字分行来读，我想这就是一部长诗……”

　　于永铎挥动色彩之笔精心描绘着散发出浓郁大连民俗风情气息的海边风情，抒发着他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这部小说还通过故事情节演绎和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描述来传递价值、传递审美。透过这部小说对大海的描绘，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和谐和优美，看到了承载着历史发展重任的蓝湾的奔腾和绚丽。对景物描写的文字也很洗练优美，“海味”十足，同样“精”而“得体”。这其中，有为人物活动创设的景物，暗示故事发生的时代特征、渲染故事推进的情境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或特定情形下的特定心理。第二章为了表现李海亮的耿直，写到的人和景物独具特色：“对海亮来说，强行抓萧家的姐妹，别说是警察，即便是海龙王也不可以。海亮加快了摇橹的频率，舢板像一条犁杖一样在海上画出一道白印。”如此，于永铎的景物描写，仿佛毫不经意但恰如其分、水到渠成，烘托了氛围，感染了读者。这种借景生情、借景抒情叙述方式，新鲜有味，具有内涵多义、富有弹性特点，围绕着蓝湾的变化表现了人的微妙、复杂，甚至奇妙的感受。

　　2.写出了情爱对于人性的检验与人品的鉴证。每一个特定时代，都会有产生不同的情感经历的烙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于永铎笔下的蓝湾是高高在上的，具有灵性与血肉，被赋予了一定性格，成为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地域背景。一方面，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包含着浓厚的精神内涵，让蓝湾成为精神安憩的家园；另一方面感悟人生，凭借小说的细腻柔美，对蓝湾社会做了一次文字的提取。小说围绕着人物与情感叙事的主线，将青春之恋与人生之路相勾连，写出了情爱对于人性的检验与人品的鉴证。

　　这部小说，从始至终表现着蓝湾之上的情爱。中学美术老师出身的表舅在那个年代，因为未婚妻离家出走，气得发抖，“画笔触到了领袖的脸上，领袖的脸就像花一样绽放了”，导致被关押，未婚妻“她只是去寻访了一个思念的人”“出去转了一圈就能让好端端的人变傻”，这样的爱恋与“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联系起来，进而影响到萧家姐妹今后的日子；杨旭与萧丽芳的初恋，从看电影到上太平崖，在亲热中遭遇高福重的调戏，在冲突中高福重被杨旭用炸鱼瓶炸死，杨旭被民警张大强追捕；上学时的萧丽萍就受到几位男同学写情书的求爱，直至后来崔宏伟通过马桥子小学的父亲为她争取到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二人逐渐走到了一起，等等。爱恋及爱情虽然是发生在男女双方之间的情感行为，但因其表现和其过程都包含了对于情感、对于信义、对于理想、对于生活的本原性理念与综合性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实这是一个对人的本性与品质的最大考量与最好检验。在李海亮等人错综的恋爱纠葛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置身其中的人的各种表现，还应看到物是人非的现实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恋的变化以及主导着他们的恋爱方式的人格与人品的展现。

　　李海亮在生活道路上的波折与恋爱上的波折也是同步进行的，在李家与萧家的渔家人的交往中，李海亮是萧丽萍、萧丽芳喜爱的对象。正是因为这样的双重关系，让李海亮的爱情和他的生活经历一样一波三折。爱恋的“五味杂陈”的内蕴，显然使小说人物形象、性格分外鲜明，性情也别具分量。第二十五章《谁是谁的我？》结尾写出了李海亮的道德观和爱情观：

　　刘雪琴说，当下的现实就是做什么都不要有所顾虑……刘雪琴说，商品社会里没有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这句话让海亮突然醒悟，也突然产生了警觉。他的眼前也不再是高耸的乳房，他的眼前也不再是芳香的粽子。

　　这表现了李海亮良心未泯，一场社会变革搅动了不同男女的人生爱恋，也像一面光鲜亮丽的鉴镜，照出了不同人等的本相与本性。让美丽死去，是文学悲剧创作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而于永铎却在他的小说中，让美丽在快乐、焦灼、痛苦、无奈中活着。由此看来，于永铎小说的基调有些沉重，小说中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带着一种困顿的悲哀。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负以及思想方面的压抑，他们既要面对生存与人性之间的现实矛盾，还要面对情感、信义和理想，以及生活本原性理念与综合性追求的本性拷问。在这部小说中不难看到，错综复杂的纠葛中不只是置身于其中的具象，更为深刻的是这些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打着深刻历史烙印的爱恋。同样，这也是对人的灵魂进行的一次严肃的考量与审判，将人性的书写作为小说的重要视点和特殊角度。

　　3.用哲学思考和逻辑思维给人们以生活与生命的启示。于永铎这部小说对自然社会家庭和人性进行了全方位观照，肯定了标志着改革开放以后大连经济开发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的“转型”，直抒胸臆地写出蓝湾土地上人们生活节奏的改变，围绕自由与禁锢、伤痛与成功、创业与改变，针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特别是波澜起伏的爱情，记录了人性扭曲的变异过程。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辨的逻辑思维的过程。

　　一篇成功的小说不仅有哲学思考，还有深层次的逻辑思维。应当把握深刻的生命思考，即人应始终充满希望，并不断努力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勇敢与命运抗争，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个人存在价值；而逻辑思维是小说情节缜密、无懈可击、经久耐看的关键。于永铎这部小说的可喜之处还在于他的小说关注的是哲学，其中的核心就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整部小说围绕1982年这个时间节点展开，但没有陷入今后的哪年哪月，而是以各个人物的出现表现情感交织，陈述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更迭。也就是说在追逐真诚、善良、美好的前提下，打破线性叙述结构，“运用模块的方式将主人公的爱情、事业与时代的进步结合起来”。如果按照传统说法，把于永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分成好中差，那么以李海亮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成为时代的主流，在传统与守旧、自由与禁锢、自律与盲从的选择中，重塑自我，获得事业的成功。在于永铎的哲学词典里，人生的修行历练是必要的，运用哲学的思考和逻辑思维，也是必要的。这使我们看到了于永铎小说哲学的光亮和悖论，看到了人性虽非轻易描述却应是作家选择与把握的基调。

　　于永铎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的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始终坚持着对智性的书写与剖析，呈现出在人性领域认识的缜密思考，它反映着作家理性写作的逐步拓展和深入把握。从对哲学浅层次的感性体验，到对哲学初步的感悟式认识，再到对逻辑思维的深层的把握，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于永铎似乎一直把时间的问题看得很重，在小说序言和一些章节中不止一次追问“时间与人是什么关系？”于永铎以个体人生为剖析对象，以自然人性为剖析视角，以日常消解为剖析方式，对人性达到了本真的认识。这样对改革大潮和生命的独特书写与剖析是以其执着的民间立场为立足点的。这种民间立场源于对改革开放历史宏大叙事的有意识梳理，是作家有意保有的个人冷静立场，并在此之上建立了独特的小说观和小说实践。

　　在对生活与生命的审视中，于永铎突出强调个体对自我的寻找与发现，对自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追寻，通过蓝湾为我们寻找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群年轻人与蓝湾的浪漫史、一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一个具体化的蓝湾世界，还有人类接近自然并与自然融合的永恒不变的希望及愿望。同时，也对市场经济下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及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审视和批判，并对人性作了真实的书写与剖析，以期使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于永铎这一带有浓郁哲学意蕴的写作笔法，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这种书写与剖析基于蓝湾最广泛的个体心灵，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

　　当然，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表述和中心思想突出的不是自我的感受和表达，更多的是对人与社会变革，对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联系进行思考和探索。在笔者看来，就叙写的笔法来讲，一方面于永铎这部小说更像散文体的逻辑叙事小说，除了诗化语言，散文的特征也比较明显，写个人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有形散神聚、意境深邃和语言优美的文采，以小说手法大篇幅地构建出回归自然的哲学寓意。另一方面小说关注的是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心灵，此种意义上的哲学，必然是饱含社会良心和宽大仁厚心怀的成分，怀揣道义、仗义行侠，为蓝湾社会的问题和不平而抗争，为追求完美世界和独立自我而歌唱。诚如上述所言，于永铎小说文体意义更在于用最自由的叙事性的文字形式，浸透自己的全部感情，没有受真人真事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空间的约束，在文中直叙作者的感情和见解。这种基于哲学思考和逻辑思维的写作，关键在于对读者心理的把握，使哲学与逻辑的内涵更加宽广和深阔。

　　四、结语

　　在热闹非凡、流派纷呈的当代小说界，于永铎从来就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

　　于永铎风格鲜明的小说，本身就自成一派。于永铎扎根于大连经济开发区这片热土，用小说创作，将情怀、文字与这个时代建立关系，尽管他的小说文字还有需要推敲和商榷的地方，但至少不是空洞和乏味的，而是有感而发。我们也要承认，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趁热打铁，写出来的作品会更真实，离这个时代会更近。

　　大连，是一个由多个意象符号组成的城市。前卫、时尚、文雅，都是这些符号相互独立又有内在关联的支撑体。大连又是一个宏大的文化景观，星海广场、星海大桥、城市风貌、军港等都是这里的文化元素。大连还是文人荟萃的艺术重地，那些写尽山川大地风土人情的壮美文字，已成为大连地理意义上极具色彩的篇什。于永铎这部小说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而语言上的成就、修辞上的造诣，形成了他自己小说叙述的基本美学风格，别有韵味。这些使得于永铎小说具有十分耐读的艺术品格。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于永铎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大连经济开发区改革开放的故事，倒不如说是对真诚、善良和美好的回忆，对心灵的守望和救赎。由此，笔者以为，于永铎的这部小说有望成为纪念大连改革开放的一部经典。

　　【作者简介】

　　刘亚明：辽宁省盘锦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盘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