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一词在祖父心中是那么让人羡慕，简直神圣得令人高山仰止。一邻居写得一笔好字，祖上是前清秀才，每每念起，祖父都会万分感慨地说，人家是书香世家啊！前街一木匠，打得一手好家俱，他也会说，人家是匠人世家啊。祖母却常常不给面子：“那你是什么世家？讨饭世家？！长工世家？！”每到这时，祖父便神色黯然，悻悻而去。直到儿女孙辈长大，祖父便不再受祖母的奚落：他会拍着胸脯大声说：“我是党员世家。”

　　其实，祖母说的是对的。祖父自幼家境贫寒，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童年时给地主放牛，成年后靠给人做长工为生，吃不饱穿不暖，直到全国解放分得了房子和土地，一家人才有了栖身之所，过上了吃饱穿暖儿女读书的幸福生活。

　　祖父对共产党的感激是浸透骨髓的。当年的东北，有一段解放军和国民党“拉锯”时期，在乡村农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的时候，祖父便毫不迟疑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以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感到自豪和骄傲。

　　祖父去世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时光的流水不但没有冲淡人们的记忆，反而把他生前的琐事涤荡得愈加清晰明澈起来。每每回到故乡常听街邻老人念起祖父，谈及他生前一件件与人为善的往事。末了，他们会摹仿祖父的语调说上一句祖父生前的口头禅：“俺是党员。”

　　是的，祖父是党员。因为他是党员，所以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便有了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因为他是党员，所以这不同之处就变得理所当然。

　　童年时每年的三十，其他伙伴会合家吃上一顿渴盼已久的年夜饭，而我们姐弟一定被叫到祖父家同请来的大队支书、学校的老“贫协”一起吃“忆苦思甜”饭。在一桌炒菜和饺子中间放上一盆糠窝头、一盆萝卜英子汤。祖父会逼着我们吃一个窝头、喝一碗汤，然后端起酒杯讲他给地主放牛的童年。最后热泪横流地要我们跪在毛主席像前发誓：听毛主席话、跟党走。我想我对党的认识大概始于那时祖父情真意切的教诲吧。

　　祖父没上过学，只在扫盲班里学过几年字，却能背诵“老三篇”。他不看小说，不看“唱本”，专看报上的红头文件。每当他捧起报纸，我便和弟弟伸舌头：玩不成了！然后我们坐在祖父身边，学着祖父的声音背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这时祖父会把他那本爱如珍宝的带着许多插图的《新华字典》赏给我们看，当然是有条件的。当时我们不解地问他：“爷爷不当官，不给别人开会，学文件干什么？”这时，爷爷会自豪地说：“俺是党员。”

　　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时，两户农民为一块近地争得不可开交。当时已是七十五岁的祖父走上前去：“别争了，把远地换给咱家。”望着周围发愣的乡亲，祖父掷地有声地说：“俺是党员。”

　　其实让祖父挺直腰杆说话硬气的还有他的儿女，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姑姑是我们村第一任妇女主任，也是我们村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她十几岁和祖父一起进扫盲班，不到二十岁就能带领全村妇女学习文件参加劳动。姑姑性情温和，乡邻婆媳妯娌间的大小矛盾都能在她和风细雨的娓娓述说中雪释冰消。后来，姑姑嫁到了城里，在一家五金公司做支部书记。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遇到事情了还常常去城里找她，有的要出嫁想买紧俏的商品，有的心有郁结解不开……不管谁找到她，她都会满面春风地接待，竭尽所能地帮忙。每次回娘家，遇到老老少少总要跟人聊上几句，询问人家生活，打听老人孩子，从村口走到奶奶家不到二里地，她两个小时也走不完。村里人都说，姑姑是城里人了，却一点儿城里人的架子也没有，她还是我们的妇女主任。

　　我的叔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兵入伍，驰骋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叔叔能写擅画，拉得一手好二胡，入伍第二年就做了团里的文书，并在部队入了党。那时，常有公社的人敲锣打鼓地走进村里来给奶奶家送喜报。“五好战士”“学习标兵”“立功喜报”等各种花花绿绿的奖状帖满了山墙。他身着戎装骑马抗枪的照片不知迷倒了多少乡村姑娘。她们常找各种借口走进奶奶家为一睹叔叔的雄姿。那时的祖父眼角眉梢都是笑，逢人便说，我家又出了一个共产党员。

　　叔叔有一箱子图书，在我能够阅读的时候，叔叔便常把他的藏书推荐给我。《红岩》《艳阳天》《激战无名川》《大刀记》……一个又一个英雄的共产党员形象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不能否认，祖父对党的赤诚浸润着我，父辈们对党的热爱感染着我，还有自幼所受的教育，让我从心底对党组织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向往。我愿像我的姑姑叔叔那样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人。

　　毕业进了工厂，我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到一年，我就向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写申请书的时候，我的手是擅抖的，心跳是加速的。我感觉自己在做一件无比神圣的事业。入党宣誓的时候，我想起了《闪闪的红星》里的冬子妈；想起了《党的女儿》里的马玉梅。我眼里浸着泪水感觉自己走进了神圣的殿堂。从那时起，我便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而是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祖父的时候，祖父喜极而泣，不断对母亲说：“快去买菜买酒买肉，我们全家要好好庆贺庆贺，我们家第三代又出来个共产党员！”

　　八六年初冬，祖父病危，一家人忙着料理后事。回光返照之际，母亲在祖父的床前，和他一起检视早已备好的寿衣：衣裤鞋袜，样样齐全，都是母亲的针黹，却只少了一条盖在最上面的“驮龙被”，按当地的风俗，那一定是明黄缎子绣上二龙吸珠图案的。“马上到‘寿衣庄’买一条现成的吧，现做怕是来不及了。”母亲不无遗憾地说。祖父摇摇手，指了指床头的木匣——那是他谁也不能动的宝贝。

　　母亲打开木匣，拿出一个规规整整的布包，里面包着一面很旧的党旗——家织的土布，锅灶煮染的大红，油漆刷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已经斑驳，边缘也不清晰。“就用它吧!”祖父的语气异常坚定。母亲愣往了，说：“又不是什么大官，咱老百姓，盖这个干什么？”祖父用双手轻轻抚摸着党旗，坦然地笑了：“俺是党员。这是俺宣誓时的党旗啊！”

　　祖父安祥地故去了。母亲听从了祖父的嘱咐，把那面老旧的党旗盖在了他身上。为了不使乡邻说三道四，母亲不顾我的劝阻还是买了一条“驮龙被”盖在了党旗上面。她说，咱就是一个普通人，就跟普通人一样吧。

　　祖父很普通很平凡，“俺是党员”四个字大概是他一生至高无上的豪言壮语。“俺是党员”四个字在我心里也和祖父一样神圣而伟大，她使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诸如评优晋级调资等诸多问题时后退一步，宽以待人；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时也如书中那些党员一样不畏惧不退缩。

　　记得入党后开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党小组长来收党费，一点没有思想准备的我，忙乱中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两元钞票，为此我自责了许久，一直觉得那皱巴巴的毛票亵渎了党旗下宣誓时的那份激动和庄严。

　　从那时起，每月开资我都要从劳资员那里换几张新币：一张面值一元，一张五角，一张两角，还有一个贰分硬币，合起来是壹元柒角贰分。用一张白纸包好，放在枕下。那时作车间主任的我常常加班加点，每当我把疲惫的身体扔在床上不想再起来的时候，便常常闭着眼睛伸手摸摸枕下的纸包，薄薄的，硬硬的，那是我的党费，我是共产党员。于是精神立刻振作起来，心底漾起一丝骄傲的笑意。是的，我骄傲，骄傲自己生在党员之家，骄傲自己继四十年代入党的祖父、五十年代入党的姑姑、六十年代军营入党的叔叔之后成为我家第三代第一名党员；我骄傲，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人会很高尚，以党员的姿态待人心胸会很豁达……

　　一九九三年，我下岗了，摆过地摊，做过钟点工，并先后打工于几家三资企业、个体公司。那里没有党组织，没人来收我的党费。走进街道，因没有组织关系，也拒绝接收。于是，我每月都要把不到两元的钞票放到一个纸盒里。那或许是练摊时微薄的利润，或许是市场上节俭下来的菜金，或许是个体工厂机器前的几滴热汗……只是不再有新票，那或许是几枚沾满泥土的硬币，或许是团成一团的毛票，但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自责。我真正懂得这沾满泥土的钱是干净的，是厚重的，它凝结着一个普通党员对党永远无法释怀的情结。

　　一次，五岁的女儿三伏天要拿盒子里的钱买雪糕，我轻轻地拒绝了。我说那是我的党费，孩子。一九九五年辽阳遭遇水灾，机关、工厂、学校到处都在募捐。我高兴极了，指着那只已经快满了的纸盒告诉女儿：“我知道它该用在什么地方了！”当我抱着自己结婚时的新被，捧着这一盒钱币走进街道的时候，街道组长愣住了：“你家特困，可以免交！”我笑了：“这是我的党费！”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天，在上海工作的小侄微信告诉我：“姑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着微信我像当年的祖父一样热泪盈眶。我要将这消息祭告祖父：我们家的第四代又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对他说：无论您的灵魂走到哪里，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党员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