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三季度，迎来长夏，转至初秋。傲慢的阳光、阴鸷的乌云、疯狂的暴雨、骠悍的雷电，催促纷纭万物野蛮生长。突然，一丝清凉的风儿在立秋那天如约而至，开始悄悄蚕食持续的燠热。辽宁的中篇小说，也仿佛经历了夏的热烈，走进秋的沉静。

　　传统文化的断与续

　　老藤的《朱砂》（《长江文艺》2020年第8期，《小说选刊》2020年第9期转载）是一篇关于“父与子”的小说。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引用弗洛伊德的名言：父子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一种恒常现象。的确如此——小说一开头，就是儿子做了一个弑父的梦，醒后感到莫名的不安。从这一梦开始，引出后面父子冷战、热战、间谍战……小说中的父子，是秉持不同艺术观、奉行不同人生观的画家。正像南唐徐熙和西蜀黄筌素不相能、荷兰梵高和法国高更龃龉失和，这对同行父子也是一对冤家，何况他们隔绝在深深代沟两畔。父亲艾成子用朱砂作画，恪守中国传统；儿子艾瑞克则是一个现代派，“在马身上画人头，人的两条腿嫁接在牛身上，让葡萄藤结出南瓜。”父亲希望儿子继承他的技艺，儿子却认为父亲的朱砂画没有未来。父亲喜欢茶，精通茶和茶的文化，儿子喜欢咖啡，认为茶也好，咖啡也好，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饮料罢了。两人在艺术观念、生活观念上几乎完全没有交集，以至于儿子注册结婚也不征求老父亲的同意，而且要在画展上安排婚礼。两个人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着对对方的不理解、不满意——父亲画钟馗捉妖来暗示对儿子的黑人女友的不满，儿子用无面孔的国字脸反映他心中“我的父辈”。小说以父子二人的画作在国际拍卖行上的“反转”作为高潮——儿子通常作品畅销，可他此次作品却流拍，父亲的朱砂画在市场上一直不温不火，这回则拍出了拍卖行上的最高价。当下艺术界的观念和现状，在小说中有生动、深入的体现。艾成子和艾瑞克关于艺术的论争，令作品具有思辨的气质。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感——艾成子的固执、自信又略带落寞，儿子艾瑞克的直率、单纯又自负，儿子女友、非洲姑娘卡姆贝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不解，经纪人燕子的诚恳、聪慧、善解人意，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倾向于维护艺术尊严的父亲的观点，深入批判市场规则左右艺术标准的现象，却没有把人物隔绝于世俗的标准之外——促使儿子重新看待父亲所坚持的一切，是儿子信奉的“上帝之手”，也就是市场的力量，可谓“解酲以酒”，而这一点，又不是为父亲的刻意所为。小说结局的现实可能性，不仅来自作者对“父亲”数十年始终如一坚持艺术理想的赞赏，还因全球艺术市场多元化趋势的增强，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不断扩大。当然，“父亲”并不是一个“为理想而斗争”的概念化人物，一段刻骨铭心的情史，把这个人物拉回饮食男女的世界，让读者看到一个情感丰富、内心复杂的艺术家形象。

　　与《朱砂》一样，徐铎的《鱼模》（《鸭绿江》2020年第8期），也涉及到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只是《朱砂》是美术，有点“阳春白雪”，《鱼模》是厨艺，有些“下里巴人”。不过，这“下里巴人”具有热烈的人间烟火气，带着元气充沛的民间智慧。所谓鱼模，是传统民间的鱼形木雕，其用途，是无力置办丰盛酒席的人家为了撑门面、讲礼仪用它替代真鱼放在餐盘中。小说讲述了民国以来四代厨师的故事，用鱼模这样一个传统小物件串起战争与和平、饥馑与富足、传统与现代、怀旧与遗忘。第一代厨师庞子财，带着山东老家的鱼模来到还是日占区的金州谋生。他用鱼模在日本人“经济统制”期间为八十岁老人办体面的寿宴，让闻风而来的日本人自取其辱；他还因用鱼模作幌子在女儿“百岁宴”上烹制真鱼招待客人而被日本人抓去坐牢。他的鱼模还在五六十年代出尽风头，让欧洲记者产生误会，把它的照片作为真正的菜品刊登到国外的画报上。从第二代厨师开始，鱼模的实际功能渐渐消退，更多的是作用中唤起历史记忆——日占时期日本军政署长河野占男的后人与庞子财后人之间的故事也由此展开。这篇小说运用娴熟的传统叙事技巧，把“鱼模”贯穿于整个小说中，不造作不突然，构成亮点和高潮。小说前部具有传奇色彩，后面的情节发展，对于忘掉历史、遗弃传统的第三、四代人不动声色的讥讽，使小说具有一种反思的气质、批判的深度。

　　知识分子的爱与怕

　　冯一又《闭眼影楼》发表于《作家》2020年第9期。这是一篇从标题开始就让人觉得有些非同寻常的小说。摄影专业教授“闻老师”从大学退休，被同事拉去与商业影楼合作，担纲摄影师。这位年纪不小的摄影师俏皮、机智，玩世不恭，说话爱带脏字儿。顾客常被他的幽默带到一种放松自然的状态，然后在他的镜头里留下最美的瞬间。他喜欢交朋友，不管大学校长还是学校保安，他都一视同仁。他能在很短时间便获得他人的好感、敬重。他招人喜欢，尤其招女性喜欢，方老师、助理乔影这样的红颜知己或得力助手，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在影楼工作期间，他还遇上了一个心仪的女人，一次婚外恋不期而至……从一个方面看，《闭眼影楼》不是一篇后现代风格的先锋作品，因为它有合乎逻辑的情节发展，有传统手法对人物的塑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小说——它没有鲜明、激烈的矛盾冲突、核心事件。它仿佛贾樟柯的某些电影，以纪实的方法还原生活的琐屑、飘忽和偶然。小说不是关注戏剧性的矛盾，而是着眼于一连串转瞬即逝的情绪、感悟。吊诡的是，当这篇小说走向结尾，读者会在作者的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中产生一种荒芜、苍凉的感受——这个永远、到处有着好人缘的闻老师，实际上与整个外部世界疏离隔膜。他的俏皮机智不过是一种隔绝外部世界的厚厚盔甲。他似乎与很多人熟悉，能与很多人喝酒聊天，但没有哪一个能走进他的心灵深处，带给他真正的慰藉。他以妻子为拍摄对象创作了很多作品，甚至还成功举办过一次展览，但他们彼此很难相处，最后走向离异。他与一个女人相爱，又只能凄然分手。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缺少集中矛盾、紧张冲突的作品以快速的叙事节奏和频繁的场景转换来获得特别的效果，并且大量采用对话，有电影剧本的特征。至于影楼为什么命名为“闭眼”，读者可以在作品中寻找答案，而且一定不会满足于表面化的答案。

　　女真的《跟梨花说》，与《闭眼影楼》一同发表在《作家》2020年第9期上。如果说《闭眼影楼》用热闹中的冷峻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那么《跟梨花说》，则以一种微妙的笔触刻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承受的精神重压。“跟梨花说”，这个带有诗意的题目，实际上一点也不诗意。因为女主人公乔姐，一位曾经的电视台女主持人，现在的大学老师，虽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令人羡慕崇敬的成功女性，在内心深处，却有很多破解不开的疙瘩、纠结、障碍。她有电视行业式微后的职业失落，有在学校中不被学生理解的烦恼，有更年期生理变化带来的失眠、焦虑，这些构成了她精神危机和神经脆弱的底色，但还不至于致命。压倒她这疲惫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对丈夫的担忧——作为电视台领导，他是一个有秘密的人。小说的结尾，透露出“乔姐是被吓死的。”——这个结论似乎有些简单，但细细琢磨，又不无道理。而“跟梨花说”，是乔姐无法将自己的苦恼向人倾诉，只好讲给北陵公园中的一棵梨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篇反腐题材的小说。但是，作者没有从正面着手，而是以第一人称的旁观者来叙述整个事件。“我”和丈夫是乔姐一家的多年好友，“我”也是在乔姐最后岁月中与她走得最近的人。女真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不仅刻画出自己的心理活动，也展现出乔姐的形象和心理状态。作者把“我”安排在一个与乔姐不远又不近的关系状态中，这样，既可以细致“观察”，又不能真正的了解真相，让人物和事件迷离恍惚，甚至“跟梨花说”这个核心细节，也是“我”事后的想象。其实，作者无意让小说落实为一个“案例”，而是着意凸显女主人公精神枷锁的沉重。而这正是文学的长处、文学的任务、文学的特权。此外，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的是紧贴现实。小说中出现了2020年的疫情，很多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个当代背景展开的。小说情节发展中的地点，对作者生活的城市沈阳，如北陵公园、省博物馆、文化路立交桥、五里河体育场等等，都有涉及。这种“假事”放在真实时空中的手法，赋予人物和情节一种假定的真实感。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经验的真实记录。随着时光流逝，多年之后，就像我们现在想不起几十年前某个历史时期的个人经历一样，新冠疫情也许会被人淡忘，那时女真小说中描写、刻画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感受，就会具有另一种价值。

　　纯真岁月的冷与暖

　　与《闭眼影楼》、《跟梨花说》这种紧贴现实的作品不同，力歌的《那年的列车》（《芒种》2020年第7期）和韩光的《凉州词》（《橄榄绿》2020年第4期），是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纯真年代的深情回望，充满怀旧的气息。《那年的列车》是以八十年代初铁路工作、生活为背景描写的一曲“列车恋歌”。电务段通信检修所的通信工刘建平喜欢上了广播室的列车员赵薇。赵薇是个漂亮姑娘，来到广播室，是因为当列车员时，有些铁路工程的通勤职工专门到她值乘的车厢“捣乱”……刘建平找到自己的熟人杨明，谎称赵薇是她表妹，让杨明通过关系教训一下那几个捣乱的通勤职工……杨明是中专生，在单位很受重视，而刘建平志向更远大，他要考大学……小说情节富有时代特色——绿皮火车，赵薇的红纱巾、系着鞋带的绒布工作鞋、的确良涤纶布蓝色铁路服，地方粮票，粮食关系，拿出书本学习就能让美女顿生好感，恋人之间拉拉手都怕熟人看到……所有这些细节在小说中，弥漫成一种气氛，一种渐渐消逝于往昔岁月中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无果的青涩爱情深沉而忧伤。刘建平考上了大学，而赵薇在车站摔了一跤，脸上留下一道疤痕，于是主动提出与男友分手为了保留自己在他心中的美好形象，。她不去与他见面，而是写信给他，还托人帮她撒谎，说她“又有了别人”。这篇小说语言平实质朴，用一种沉稳的笔致描绘当时看似平静、实则汹涌的生活之流。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除了男女主人公之外，诸如广播室里李姐热心善良，喜欢引用古诗；师傅爱徒如子、性格直爽，又有些大老粗的习惯；中专毕业生杨明喜欢吹牛，自视甚高，喜欢有高人一等的感觉……都用墨不甚多，却活灵活现。小说结尾写刘建平在大风沙里坐着驴车到车站，有近百号人送行，独不见赵薇。“李姐没有告诉他，此时的赵薇蒙着红色的纱巾，站在跨越铁路线的天桥上，含着悲怆的泪水，正在遥望着簇拥的人群将刘建平送上车。”——一平实质朴的叙述，没有花哨的煽情，却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韩光的《凉州词》里面有一位指导主人公写作的海老师，他认为写作一定要“有感而发”，他眼中的好文章，是“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只有感动自己的东西，才能打动别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文学理念，绝不稀奇，毫不玄妙，但是，真正能做到，却并不容易。《凉州词》作为一篇熔军旅题材、成长元素、农村生活、励志色彩为一炉的小说，虽不见得如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起码做到了“有感而发”。正因为做到这一点，它才能真正地“打动别人”。应当说，《凉州词》的语言与《那年的列车》一样，都是质朴无华的，它们的情节发展、叙事节奏，也并不迅疾、紧凑，而是平缓、悠长。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高考落榜后，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民办教师，在报上发表了文学作品，后来又当上了兵，走出了一片人生新天地。这样的题材，当年不少从农村入伍的青年都有类似的经历，并不稀奇。但是，作者把“我”的农村生活细节、心理状态和人生重要节点上的思想矛盾写得诚挚感人，就让这种“平常”变成了一种温暖。小说中写“我”和两个弟弟垒坝抓鱼，挖野菜，吃黑紫色的“天天”，找到两只大甜瓜不忘给父母带一只回去，既有妙趣，又体现出“我”这个从就懂事的长兄的为人。小说中还写“我”接受海老师的建议，结合教学搞创作，用文字“画”出每名学生的形象。我的这种“作品”不仅受到学生欢迎，而且无意中得到了后来部队征兵干部的青睐。这样的细节和事件，都令读者感到善行得到好报的舒畅。小说中重要的角色，是“我”的父亲。这个普通的农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重视教育，富于远见，行事果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就给“我”和两个弟弟“开会”：“油瓶子倒了，都不用你们扶，你们只管学习。”“我”高考落榜后意志消沉，在父亲鼓励和督促下，才打起精神复习功课，通过考试成为代课老师。甚至“我”被选去当兵，最后的决定，也是在父亲的劝导下做出的。作者塑造的这个父亲形象，文化不高，却有主见，有智慧，与儿子打交道，循循善诱，能用他的细心、坚强、执拗来表达他发自内心的舐犊之情。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我”的心理活动描写就比较多。与《跟梨花说》一样，“我”的心理活动真实可信、十分细腻。比如“我”被征兵干部看中，却又顾虑家中的境况，对未来报考军校没有信心，“我”写道：“请不要笑话我目光短浅。一个几乎在封闭的农村里长大，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人，不脚踏实地，遇有任何打击可能都是致命的，因为输不起，只得处处小心翼翼精打细算。”这样的心理描写，符合人物身份地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很实在，不虚假，因此能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本季度中篇小说，还有冯岩在《辽河》2020年第7期上发表的《东关街》。这篇小说讲述1895年从山东乡下闯关东的一家人在大连繁华商业区“东关街”谋生、立足的故事，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旅顺屠杀中国人的暴行。这篇小说在开头的部分描述刚刚下船的一家人被抓劳工的日本军警冲散，场面生动，气氛紧张，将感慨议论融入叙事，细致逼真：“清晨下船，孩子们似乎还未清醒，日本人的马队就横冲直撞，苏琦樱和苏瑾樱拉着母亲的手在尘土飞扬的那一刻松开了，再不松手，四个人随时会变成马蹄下的肉泥，……马蹄溅起的灰尘淹没了四个人，也淹没了她们逃难那一刻的人生。”日本马队想把一个年轻人抓去当劳工，开枪打死了新婚媳妇，后来又把他打成重伤:“他昏死在地上，他的右手伸出很远，朝着女人的方向伸着，可是男人和女人在地面的距离就是他们阴阳两界的距离，他们的爱情在下船祈盼幸福的时刻画上了句号。”“年轻人苏醒过来后一动不动地看着远方，眼里没有眼泪。”写得十分沉痛，具有强烈的画面感。但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后面没有将开头部分的文势气韵延续下去，情节发展不够充分，矛盾冲突较为平淡，人物性格的刻画也不够鲜明，结尾有些仓促，让整个中篇小说有一种长篇小说第一章的感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问题是，小说背景发生在1895年及此后几年，作者的叙述，不应出现超越时代的事物和21世纪才流行的语言。比如“苏老爷子”回想起失去的孩子，“就像过电影似的”——这句话除了较为平淡之外，时代感也不对。卢米埃兄弟1895年12月才在法国发明电影，同一时间，1895年10月，一个山东农民在中国大连的思绪万千就用“过电影”来形容——显然有些不恰当。虽然这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但也是对其心理活动的描写，还是应当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又如“苏老爷子”要在这里重新“打拼”，重建美好家园；他还要看看这座城市的“经济情况”；一家人都有明白，这是他们赚的“第一桶金”……这种“超前”的语言虽然不是很多，但给作品带来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使语言与人物脱节、隔膜。写作历史题材作品，作家应当时刻注意不要出现历史方面的“硬伤”。像托尔斯泰为写《战争与和平》亲赴波罗金诺旧战场考察地形，王安忆为写《长恨歌》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上海的生活风尚、服饰器物进行大量严谨的研究，都是值得称许的榜样。

　　辽宁第三季度的中篇小说，走在平稳上升的道路上。《朱砂》的父子论争，《鱼模》的世事变迁，让人思索传统文化当代的前行之路；《闭眼影楼》里“老顽童”表面上玩世不恭，实际上与《跟梨花说》中的“乔姐”一样有内心的失落；《那年的列车》用凄美的曲调吟唱人类面对无常命运的脆弱无助，而《凉州词》又证明渺小的个体如果敢于以顽强、坚韧的努力与命运抗争，“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也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胜利和光荣……

　　文学，在这个秋季，又一次尽情绽放。

　　再见，这充满收获的秋天！

　　等到雪花漫天，我们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