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盆瓜叶菊

　　我跨出飞机座舱时，手里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飞行包。从飞行梯架上走到地面，我几乎是高举着手臂，生怕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挂碰了这个飞行包。双脚刚一踏上停机坪，我便迫不及待地拉开了飞行包的拉链，心情顿时高兴起来——这盆瓜叶菊依然精神抖擞地支愣着两只小小的绿掌，仿佛在做胜利降落后的欢呼姿势。
　　这是一盆很小的瓜叶菊。花盆比一只捣蒜缸儿还小一圈。这棵小小的瓜叶菊只有两片嫩叶子。它是从一盆大瓜叶菊身上掰下来的细杈儿，被养育了几天后才缓过苗来，刚刚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在机场，几乎每个飞行员的宿舍里都养着一两盆瓜叶菊。瓜叶菊开出的花朵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尤其是那盆紫里透着一抹暗红、含苞待放的瓜叶菊，每支花骨朵仿佛都是一柱将要被点燃的小火炬，呈现出一种昂首望天的姿态，让观赏者心中也悄然充溢着向上的活力。
　　瓜叶菊属草本植物，皮实，不娇气，好养活。每天我飞行回来，只须给花盆里浇一些在雪碧瓶子里困好的清水就行了。养瓜叶菊，不用施肥，也不用天天拿着个小钩子挠痒痒似的给它松土、讨好。我在水瓶盖上用钉子钻了几个小眼儿，将瓶子倒悬后用手一捏，水线就像从喷壶里射出的一样，均匀地把瓜叶菊绿油油的大叶子洗濯得更加翠绿了。
　　飞行回来，尤其是感到身体疲惫或飞行不太顺利的时候，我总喜欢在向阳花一样的瓜叶菊前站一小会儿。很快，我的心情就会和花朵儿一样变得漂亮起来。
　　经过几天的飞机检修、地图作业、物质装载……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望着窗台上开得正盛的几盆瓜叶菊，心里不禁有些伤感起来。这可是我一瓣叶儿、一朵花儿看着长大的瓜叶菊呀，怎舍得弃下它们不管而独自远走高飞呢！
　　到了新机场，我还能再见到这样可爱、美丽的瓜叶菊吗？即使也能找到同样美艳的瓜叶菊，那也已经不是我亲手伺养过的这几棵了。于是，我决计带一盆瓜叶菊飞往新机场。
　　我的这个决定当然是要悄悄地进行。战斗机的飞行座舱极其狭窄，决不可能允许装进一只正常的花盆。况且，花盆显然属于不允许携带的“外来物”，又极易破碎，一旦掉进座舱里，可能就会影响操纵飞机、危及飞行安全。于是，我悄悄买来了一个最小号的花盆，在最喜欢的那棵瓜叶菊的根部切下了两小片叶子，移栽在了小花盆里，经过几天的精心伺候，它果然平安地度过了危险期，善解人意地活了过来。
　　那天，我把这个小花盆装在了飞行包里，轻轻搂在怀里，不让别人触碰。上飞机后，我不好意思地笑着对机械师说，你帮我启动发动机吧！我实在是倒不开手，怕把飞行包挤歪了。机械师大大咧咧地说，一个破包有那么娇贵吗？我把它给你塞在座椅侧边吧！我赶忙推开他的手，说，别别别，这可使不得，包里边装着宝贝呢！我和机械师对视后都笑了，但我们笑的含义显然不同。
　　飞机落地后，我急忙拉开飞行包的拉链，让瓜叶菊也喘口气儿。这下可坏了，花盆儿肯定是被人看见了，又肯定是被安全观念强的同志告了“密”，飞行讲评时，我突然遭到了团长的一顿狠评。
　　这盆让我担着风险、挨了领导批评的瓜叶菊，还真是与我心有灵犀呢。更换大盆后的瓜叶菊不仅用一支支小火炬燃亮了我的目光，也使我飞行后的心情变得明亮、清新了。
　　一年后，这个机场的飞行员们几乎都养起了瓜叶菊。他们养的瓜叶菊和我的瓜叶菊一模一样，全部盛开着紫红色的鲜艳花朵。因为，这些瓜叶菊都是从我那棵飞行而来的瓜叶菊母本上分杈移栽出来的，就连团长窗台上的那盆也不例外。

　　高高的电视塔

　　高高耸立的大连电视塔是大连这座浪漫城市的一道高傲的风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飞行员驾驶飞机做起落航线着陆时，都会把电视塔当作“三转弯”的重要参照地标。当飞机飞至电视塔侧方时，只要机翼的翼尖一“挑住”高耸的塔尖，飞行员立即压坡度，飞机绕着电视塔左转弯，这样，起落航线的轨迹就是标准的，也就为后边的着陆动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有些飞行员对电视塔的依赖，不亚于盲人对人行道上的盲人线的依赖。虽然，飞机上有比较先进的仪表设备供飞行员参考，可用以判断“三转弯”的时机，但大家还是喜欢用“眼见为实”的直接方式来判断、修正航迹。
　　电视塔是大连机场飞行员们的偏得。一位飞行员出身的将军曾严肃地批评过这些不按仪表飞行的飞行员，担心大家对地标过分依赖早晚要出问题。理由很简单，若是战争需要，我们换了个新机场，机翼下恰好是一片大沙漠，“三转弯”位置没有任何参照物，怎么办？难道飞机就不转弯、着陆了吗？
　　批评归批评，可许多和我一样的飞行员还是抱着“有近道不走远道”的心理，在“三转弯”时依赖这座高高的电视塔。这也难怪，现在我们毕竟还是在大连机场飞行，机翼底下不仅没有将军设想的沙漠，而且在圆圆的山头上，电视塔就像高举起的一根指挥棒，仿佛专门在指挥飞机做“三转弯”呢。飞行员在压坡度前若想故意不看一眼电视塔，都怕是克制不住早已养成的习惯。
　　夜航飞行时，更是让人心旷神怡。远远望去，高高的电视塔像一根巨大的荧光棒插在了黑黝黝的山头上。它夜复一夜、乐此不疲地在为飞机义务导航。每当我飞近霓虹闪烁的电视塔时，心里就不禁闪念一想，能在大连机场飞行，真好！
　　但是，麻烦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大连是一座海滨城市，与海打交道的同时，也避免不了与海上的云雾打交道。海上的云雾有一个特性，很像一群压低帽檐、静静潜伏在海面上的一支特种部队，一旦接到海风的命令，就会蜂拥而起，向着大连这座守卫在丘陵上的城市发起进攻。它们的袭击每每得逞，不仅遮盖住了大小山头，还遮盖住了高高的电视塔。偌大的一根“铁柱子”，被淹没在了云海中，成为一座对飞机构成绝大危险的“暗礁”。
　　当我驾驶飞机从小平岛以外的海域退出四号空域时，塔台指挥员已向我通报，地面已转东南风，注意观察海上低云的动向，要我尽快返航！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本来懒洋洋地一动不动、像摊放在海面上晾晒棉花似的低云，猛然间就开始了急行军，向着陆地狂奔起来。尽管情况紧急，我依然是神情泰然，心想，云跑得再快，也赛不过飞机吧！于是，我按部就班仍就从棒槌岛与大山岛之间穿过，向着机场飞去。飞机通过跑道上空后，我加入了起落航线。
　　当我转过一个角度后，向左前方望去，往常应在左三角风档里出现的电视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云海。我不禁担心起来，飞机“三转弯”的位置若不准确，后边的着陆就会很困难。我硬着头皮“参考”罗盘的指示，几乎凭感觉操纵飞机进入了“三转弯”。飞机改平后，我不敢继续下降高度，因为，一旦航迹偏差较大，再盲目下降高度，飞机与电视塔万一在云雾中相撞，就很危险了。苍天佑我。就在我犹豫何时下降高度时，突然在座舱左前方看见了大连造船厂的巨型吊塔！我迅速修正航迹，下降高度，终于使飞机对正了跑道……
　　经历了这一次惊险的考验，在后来的飞行时，每到“三转弯”我都要认真地观察一下座舱内的仪表，并结合电视塔的位置，默默记住罗盘指示出的“三转弯”时机。
　　看来，作为一名飞行员，在训练中，注重打好仪表飞行技术基础显得多么重要。“仪表”才是飞机真正的眼睛。只有相信仪表、正确使用仪表，才能在复杂的天气中做到胸有成竹、遇事不慌。而遵守飞行规定，克服“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也是一名飞行员一辈子都要勤于修炼的“功课”。
　　技艺和胆量都是练出来的。现在，若再出现海上的低云登陆，即使看不见高高的电视塔，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怕了。因为，我已练就了一双能够穿云破雾的“仪表”眼睛。

　　外来物

　　飞行条令规定，飞行员是不准将“外来物”带进飞机座舱的。这条安全规定，是为了防止“外来物”遗落座舱后卡滞操纵系统或座舱内其它设备，造成飞机空中操纵失灵，危及飞行安全。
　　“外来物”是飞行员的术语。除因飞行需要而规定携带的物品外，其它一切与飞行装具无关的物品都视为违规携带的“外来物”。
　　“外来物”曾险些危及了飞行安全。
　　一名飞行大队长，驾飞机起飞后，不慎将装在单飞行裤侧兜里的手机滑落到了座舱里。毫无疑问，手机是属于典型的“与飞行装具无关”的“外来物”。当日，他们执行的是双机地靶任务，这位大队长是长机。他一边飞向靶场，心里一边却在不停地“打鼓”。他的飞行经验使他完全可以预想到，飞机在对地面俯冲射击时，手机在座舱内就会无规律地滑动，万一卡住了驾驶杆联动机构，在很低的高度上退不出俯冲，必然危及安全。
　　飞行员在穿好降落伞、系上安全带，佩带齐全飞行装具的情况下，在极其狭窄的座舱里是根本不可能弯下腰去的，更无法拣起滑落在座舱某个缝隙里的手机。
　　在飞行中，许多时候飞行员必须面对理性与侥幸的生死抉择。如果飞行员太爱顾虑自己的面子，怕停止执行任务返航后挨批评，他就会凭侥幸挺而走险，继续冒险去执行打地靶的任务，把飞行安全交给“运气”；如果飞行员能够用理性战胜内心的虚荣，丢开挨批评的小面子，而为保住生命和飞机安全的大面子，他就应立即报告指挥员，请求返航，停止执行打地靶的任务。经过几分钟的思想斗争后，这位大队长选择了后者。
　　僚机飞行员心里还在纳闷儿呢，飞机刚起飞几分钟，还没飞到靶场，长机怎么就请示返航了？他并没听见长机报告飞机有故障啊。
　　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就当这位大队长操纵飞机“压坡度”加入起落航线时，他突然感到驾驶杆被阻挡了一下，低头一看，发现手机就卡在驾驶杆与座椅之间的缝隙里。他想伸手拣起手机是不可能的。一是他手臂没那么长，够不到；二是两手还在忙于操纵飞机呢。急中气智。他立即收回左脚，轻轻“踢”开了手机，缓解了险情。
　　飞机终于安全降落。飞行安全保住了，上级把《飞行事故征候通报》也很快下发到了各航空兵部队。
　　但是，“外来物”也确实救过飞行员的命。
　　我的邻居大成夜间跳伞后，降落在了一座海岛的礁石滩上，两个踝关节严重扭伤、左小腿骨折。面对阴云密布漆黑的天空和比天空更漆黑的大海，惊恐中的大成根本无法辨别自己的方位。他只知道自己身后是一座海岛，别的就说不清楚了。大成忍着剧疼爬上了一块礁石，费力地从飞行服内兜里掏出一个违规携带“外来物”——手机。塔台人员终听到了大成的声音。指挥员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了：“快！人还活着，找船只搜索海岛！请求地方政府支援……”当夜，大成就被一条渔船送到了陆地，转送进了部队医院。因身体原因现已被停飞的大成，一说起那次夜间跳伞的惊险经历，就特别感激那部“救命”的手机。
　　大成出事后，妻子专门为我挑选了一部电池容量很大的金立牌手机，并用一个透明的厚塑料套密封包好，嘱我每次飞行都别忘了揣着它。我起初不肯，拿出一副“唯物主义”的姿态，不信这个“邪”。“可万一呢？”妻子祈求的眼里快要急出泪水了。我只好答应她的央求，像大成一样把这个违规的“外来物”悄悄塞进了飞行衣兜里。
　　“你就把它当成保平安的护身符吧！”妻子一再迷信地对我嘱咐说。我想，也许别的飞行员的妻子也会默默地塞进丈夫飞行衣兜里一个这样的“护身符”吧！

　　抢航线

　　群山如岱。雨后的天空一尘不染，这是个飞行的好天气。
　　加入航线后，当一架放好起落架的飞机从我头顶上空忽然向后方闪去时，我猛然一惊，并马上意识到，我的飞机可能抢航线了！
　　我和老安飞的是编队课目。他是长机，我是僚机。我们所飞的双机编队是今天全场飞行中的最后一批飞机。
　　在从空域返回机场的途中，空中的云朵渐渐增多起来。云朵从机翼上一闪一闪地向后飞去时，像有人正在用一团团白纱轻轻擦拭着我们的机翼。我回头向翼尖方向望了一眼，感到机翼上喷涂的红色五角星更加鲜亮了。
　　长机老安此时向我下达口令：“注意编队！收油门，下降！”我们的两架飞机像双人跳水运动员一样，很默契地同时低头，开始向着一个较大的云孔做小角度俯冲。我当然明白老安的意思。他要带领我从云孔里穿过去，下降到云下飞行，以免双机在云中编队困难，危及飞行安全。
　　我们的两架飞机准确通过了远距导航台上空，对正了跑道。老安向指挥员报告：“请示通场！”我活动了一下疲劳的颈椎，抖擞精神，以密集队形跟随长机向跑道上空飞去。
　　我之所以编成密集队形通场，是为了防止双机一旦钻进云里，距离近些，仍可与长机保持目视联系。其实，还有一个更“省事”的办法，就是编成疏开梯队，吊儿郎当地像“打狼”一样尾随在长机后边，即使长机钻进了云里，我也不会跟着误入歧途。这样虽安全，但却太丢颜面了。
　　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口令：“我看见你们了！解散，加入航线！”老安回答：“明白！”然后对我说：“解散了！”话音未落，只见他翼尖上扬、逃跑似的飞向了起落航线的“三边”。“三边”上聚满了大大小小的云朵。老安的飞机像要做潜泳一样，一个猛子扎进了云层里。我们之间瞬间便失去了目视联系。
　　在加入起落航线的十几秒钟里，我与长机之间的距离只能是“依据”想象力来判断。老安报告：“起落架放好！三转弯。”我隐约感到，我们双机间的距离可能会偏近些。但我又想，我只须稍稍延迟一下三转弯的时机，即可调整好安全距离。
　　此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黑乎乎的家伙”居然从我头顶上空突然向后方闪了过去！不用核查，那一定是老安的飞机。
　　我们彼此在看不见对方的情况下，在三转弯的位置遭遇了。如果我们的两架飞机果真撞在了一起，责任则完全归于我这个僚机。这就像马路上发生了汽车追尾事故一样，谁还能去责怪前边的汽车开得太慢或刹车过猛吗？
　　出于躲避两机相撞的本能反应，我下意识地前推了一下驾驶杆，违反规定下降到了起落航线最低安全高度。飞机已穿出了云层。我甚至清晰地看到了一座座翠绿的山峰在举头望着我的飞机。
　　为了与长机尽快拉开距离，我决定用最大坡度向起落航线外侧做一个盘旋。在这样低的高度上做大坡度盘旋是很危险的。可为了悄悄挽回刚才判断失误的面子，我只好孤注一掷。
　　今天的指挥员是团长。我在云下的一切举动，想必他已是看得清清楚楚了。在发现我抢航线后，团长只向长机老安下达了一道极简短的口令：“你正常做着陆！”而对我却一直缄默不语、“置之不理”。直到我驾驶着飞机平安落地后，团长也没发出一句我既渴望听到、却又害怕听到的指挥口令。
　　郁闷的一天过去了，我纳闷起来，心想，即使在飞行中团长不想用无线电指出我抢航线的真相，可在落地之后，他无论如何也该训斥我几句啊？团长的沉默让我心中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第二天晚饭后，我终于揣着一份书面检讨敲响了团长的房门。我对团长说，我想在全团飞行员面前念一下这份检讨书。团长依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是微笑着冲我手里的这张白纸点了点头。这一刻，我的心情才终于感到稍稍地轻松、平稳了一些。

　　呼叫086

　　天高云舒，艳阳高照。今天的天气是飞航行的好天气。我和中队长同乘一架歼教X飞航行。我们是第一架起飞。
　　飞行员们进入机场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飞行前“直接准备”。指挥员在下达机前指示后专门强调，今天是换了新代号后的第一次飞行，请大家不要记错自己的代号和叫错他人的代号，以避免空中无线电使用混乱，危及飞行安全。
　　每个飞行员都有自己的飞行代号。我在航校初教团飞行时的代号是81。至今，我那位早已退休的教员见了我，还是习惯叫我81。81在他的记忆深处已代替了我的名字。
　　作战部队的飞行员代号是要定期更换的，这是为了防止敌方侦听时摸清我方某些飞行规律，造成泄露军事秘密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外国空军作战部队的飞行员也是经常更换飞行代号的。
　　由于飞航行课目时飞机的航程远，本机场的雷达探测距离和无线电台联络距离均有限，指挥员通常还要采用空中飞机“搭桥”的方式对远方的飞机实施“传话”指挥。
　　“086，你的位置？空中天气怎样？”指挥员已两次询问086的位置了。地面按照飞行时间推算，086应该 “到达第二转弯点”了。指挥员不放心，就让空中的另一架飞机“搭桥”呼叫086。
　　指挥员听不到空中飞行员的报告或回答，地面雷达又捕捉不到这架飞机的信号时，无论空中还是地面的人员，大家都会精神紧张起来。原因有二，一是这架飞机可能因无线电故障，失去指挥，容易发生与其它飞机危险接近或相撞；二是这架飞机可能遭遇不测，坠地发生了事故。职责所系，指挥员和空中“搭桥”的飞行员都不停地大声呼叫086。
　　空中遇到这种情况，有经验或“懂事儿”的飞行员都会自觉地缄默不语。他们把节省出的无线电资源供给指挥员，以便更充分地指挥处置特殊情况。
　　中队长在后舱用机内通话对我说：“空中有特情，我们就别凑热闹了。到达二转弯点直接转弯，不用报告！”我马上心有灵犀似地回答：“明白！”
　　空中呼叫086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的心中不免也有些紧张起来。我问中队长：“086该不会出事了吧？”中队长立即制止我的疑问：“好好飞你的，闭上乌鸦嘴！”
　　可能是中队长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吧？他也沉默不住了，主动帮助指挥员和“搭桥”的飞机呼叫起来：“086，1号叫你!”1号就是指挥员。十几分钟过去了，086杳无音信。许多人肯定都在猜想，恐怕这架飞机是凶多吉少了。
　　我像懂事的乖该子一样，只是蔫蔫地操纵着自己的飞机，按预定航线飞行，连粗气都不敢喘一口了。中队长也终于沮丧地叹了口气，对我说：“086看来是完了……”
　　飞机着陆后，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跨出座舱。几名机务人员迅速地沿飞行梯爬上了飞机，其中还有我们熟悉的无线电主任。他们个个都一脸紧张兮兮的表情，开始埋头检测我们这架飞机的电台和各种连接设备。
　　回到飞行员休息室，指挥员面无表情地瞪了我们半天没说话。其他飞行员也聚光灯似的将目光投射到中队长和我身上，扎得我们很难受，但又莫名其妙。
　　指挥员“啪”的一声将计划板重重地甩到茶几上，终于指着中队长吼出一声：“086，你到底想干什么？！”
　　中队长愣了好几秒钟，仿佛恍然大悟似的迅速捧起了计划板。我们同时看到了中队长名字（代字）后边的飞行代号：086！
　　中队长的脸刷地一下就红到了脖根儿。在空中也不知中队长的哪根神经出现了“短路”，他根本没想到086竟是自己。作为“一根绳上的另一只蚂蚱”，我也感到负有重大责任。我怎么也没有记住中队长的新代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