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曾问过张老师，为什么要用“朱媞”作为笔名。那一刻，她用温柔而带笑意的目光注视着李正中先生，那是经过68年相濡以沫的夫妻间所特有的目光。很长时间她才转过头来对我说：“你问他吧！”
　　有谁说过，真正让人生命十分丰美的，往往竟是遗忘了的前尘影事。那是潜藏在心里深处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会干枯。想来“朱媞”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吧。望着老伴的目光，李正中先生一边翻书一边也是微笑着，那会儿，他的心思大概完全没在书上，心神早已回溯到68年之前了。
　　朱媞是女中四年级时认识李正中的，那时李先生正在吉林一中读书。吉林一中当时也是东北名校，在学校里，对李正中关怀有加的教务主任正是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李文信先生。李正中在一中读书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笔名韦长明、柯炬、李莫，是有名的才子。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极为出众，当时他第一次参加东北地区书法展就获得了银奖。后来考入长春政法大学，毕业后曾任长春地方法院法官、哈尔滨文学院教授，同时还兼任《东北文学》主编，在东北沦陷时期出版有小说集《笋》、诗集《七月》、《春天一株草》等。当时在吉林读书时，李正中的姑妈家租住朱媞家的房子，他时常到姑妈家去，从而认识了朱媞。再加上李正中的表妹魏友兰又是朱媞的同班同学，有了这两层关系，再加上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所以二人的恋爱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刚开始朱媞的父母不太同意这门婚事，因为李正中家里很穷，后来看到他确实很有才气，也就基本接受了。1942年朱媞父母迁回北平，因为李正中，她没有随父母一起搬回去，而是一个人留在了吉林。
　　热恋中的一对才子才女，焕发着勃勃的创作激情。因为朱媞本名张杏娟，当时，李正中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浪漫的笔名“杏郎”；与此同时，则为张杏娟起了“朱媞”的笔名。这个笔名可谓是李正中的挖空心思之作。“朱”的本义是“赤心木”，即树心为红色的树木。《说文解字》道：“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他是寄望朱媞赤心为情，忠贞不二。“媞”的意思是美好安舒。《诗经•魏风》里有“好人媞媞”之句；晋傅玄《艳歌行•有女篇》中则说：“有女怀芬芳，媞媞步东厢。”唐人张九龄在《酬通事舍人寓直见示篇中兼起居陆舍人景献》诗中也有：“飞鸣复何远，相顾幸媞媞。”“媞”成了美好女子的代称，如郁达夫的夫人孙荃就小字“潜媞”，张学良的女友赵一荻亦名“赵媞”。所以李正中为他的恋人取名“朱媞”真是运足了才子之心智。当然，朱媞更没有辜负“杏郎”的美好憧憬与期望，以其一片芬芳之才情，创作出了一批“媞媞”之作。
　　朱媞与“杏郎”在1943年3月结婚，婚后她随李正中到了长春，在一家会计师事物所工作，第二年生了女儿李奇。1946年，李正中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朱媞也从长春到了哈尔滨，追随李正中加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中。在松花江畔，朱媞穿着棉军装，戴着大狗皮帽子照了一张相，英姿飒爽，一个标准的“女八路”。
　　从那时起，朱媞投笔从戎，放弃了坚持六年的文学创作，从哈尔滨军工学校到青年教导团，经过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之后，她又到沈阳东北军区政治部。直到新中国成立，她转业到长春建筑公司、锦州食品公司、辽宁省商业厅、辽宁省科学器材公司，中间又下放劳动到建昌县碱厂公社八年，始终再没有恢复文学创作。60多年里，几乎再没有用“朱媞”之名。直到今天，提起“朱媞”，她似乎自己都很陌生。六年的创作与60年的搁笔，如果朱媞不放弃，一直坚持下来，这60间，她本来可以有更多好作品问世的。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朱媞”的名字真能用到现在，可能真实的朱媞早就不在人世了。曾有一位朋友这样对我说，不要乱采记忆的果实，以免弄伤满树的繁花。面对这位温婉慈祥，一身“媞媞”之风的知名作家，我真地找到了这句话的感觉。
　　
　　　　　　　　　　　　　　　　　　　　　　　　 四

　　其实，我的这种感觉似乎多余。对于经历过东北沦陷时期的屈辱以及“文革”磨难的朱媞来说，更多的是有着一种波澜不惊，荣辱无畏的从容，触及怎样的历史，都不会伤及那满树的繁化。这一点不仅从她的经历中，更能从她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朱媞开始创作的1941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之时。这一年的3月，日本占领者为扭转东北沦陷区的文学艺术“尚在水准以下之跛行状态”，使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形势相适应，于是精心炮制了《艺文指导要纲》。“要纲”规定沦陷区的文艺只能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而存在。同时还规定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等一律由日本占领者及汉奸政权“直接指导”，并成立伪“满洲艺文家协会”等由日本侵略者严密监视和控制的御用组织。至此,侵略者的刺刀指挥着笔杆,卖国投降的汉奸文学逐渐充斥了文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又大肆鼓吹“决战文学”,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反匪排共”、“东亚明朗”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基本主题。报刊上经常出现“东亚必胜小说”、“决战吟”等专刊、特辑，直接替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发出战争叫嚣。在侵略战争无可扭转的失败局面之下，他们又多次召开所谓“文学者报国会”、“大东亚决战文学者大会”，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文化”。同时，大批日本法西斯文学作品又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到东北沦陷区，妄图以日本的文学艺术来取而代东北的民族文化。
　　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许多作家不是选择离开东北，就是淡出创作。如知名的女作家中，萧红已于1942年初病逝，刘莉从上海到了延安，梅娘从日本留学后回到北京居住，但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因反满抗日而被捕入狱，吴瑛中止了小说创作在长春做编辑，蓝苓在哈尔滨做小学教师，左蒂在发表处女作《柳琦》之后离开东北。只有朱媞在东北坚持写作，且她的整个创作高峰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五年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媞是东北沦陷期里最后成长起来的一位知名作家。在那样一个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里，在日本殖民者严厉控制的间隙，在作品不断被搞撤掉和撕页的情形下，表现良知的文学创作无异于自撞敌人的枪口。
　　创作环境的恶劣，也让作家的良知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当父亲一家离开东北后，她自己也遭受两次职业挫折，这些让她感到伪满洲国日益严重的文化压迫和沦陷区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于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悲惨现实的表现，则成为她写作的使命感。她的第一篇小说《小银子和她的家族》就是取材于一位现实女孩的真实遭遇，对此，她曾在《樱》自序中介绍道：“去年乍到新京来的日子，我的家曾一度住在临近妓巷的地方。在那里，每天我的窗前都有女孩子们的歌唱，我走向门外的时候都有她们和我谈天，她们的生活用他们的嘴一件一件都说给了我。《小银子和她的家族》、《邻组小景》就是她们生活的一点写照。当然，我是颇同情于这些女孩子们的，我永远以为她们是善良的，所以也许在我底笔下免不了会袒护她们的。”主人公小银子从小被养父强奸，后又被养母贩卖给她的“小叔”，最终不堪折磨而自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社会里人伦的堕落和女性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所以当这篇小说在沦陷期里东北最具影响的杂志《新满洲》刊出时，样刊未通过日伪机关的审查，杂志社只好将这篇作品做撕页处理。
　　同时朱媞的另一篇小说《渡渤海》也在《新满洲》上被勒令停发，杂志社没办法只好临时改为朱媞的另一篇《邻组小景》顶替。《渡渤海》写一位“妈妈”离开故乡山东渡过渤海到伪满洲国寻找丈夫的故事。在船上，她遭人强奸，航船变成了海上的囚狱。她到了伪满洲国，海关官员没收了她剩余的银币，强奸者偷走了她的东西，她几乎分文皆无。在伪满洲国的土地上，她住宿时又被旅馆老板蹂躏。后来老板被害，“妈妈”无辜被送进监狱，但她总是拒绝承认，她一句话也不说。妈妈被男人和伪满洲国社会“跌落到命运的深潭”，她坐在监舍里，“想起了耻辱的渤海，饥馑的大陆，和残暴与淫虐”。这样对伪满洲国公开控诉和批判的小说当然很难刊发出去，禁止发表也在预料之中。
　　朱媞最重要的一篇小说是《大黑龙江的忧郁》，描写了一个因为轻信人言，离开故土，来到中国的女俄侨的绝望和悲哀的故事。卢丽的母亲亚娜年轻时被一个中国人诱惑,离开了她的爱人来到中国,十几年后,这个中国人死掉了。生活的艰难与同族的攻讦迫使这个“异族血系的女人”无法支撑下去，她开始讨厌伪满洲国的所有方面——政治、生活和“不可口的米饭”，伪满洲国只有一个好处——女人守活寡。她最终不得不带着16岁的卢丽，乘船从黑龙江返回俄罗斯。在黑龙江的江轮上,她又遇到了她从前的爱人莫托夫，莫托夫与卢丽父女相认，但亚娜终究不能原谅自己,投江自尽。“妈妈的眼底下看见了无数的希望的波跃，无数的浮起来又沉下去的青春的浪花，无数的一颗颗光亮而透明的水滴流到这儿又流到那儿。妈妈的眼底下一片汪洋……”在现代东北文学中,俄罗斯女性形象可说是最为丰富多姿的一类，而朱媞的《大黑龙江的忧郁》无疑是这一类作品中出色的一篇。
　　“历史的真实是哺育我们民族最为可贵的乳汁。”这是那一代人的切肤之体认。朱媞老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了。”是啊，关山漫漫，时序悠悠，国破家亡，山河沦陷，强力压顶之时她们以纤纤女性之躯，胸怀民族大义，不惧邪恶，坚守着做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和人格底线，以自己的笔抒写自己的良知，将那一段我们民族所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当是何等地难得。令人敬重，令人感佩！

　　　　　　　　　　　　　　　　　　　　　　　　　五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擅变中，长达14年的伪满洲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地位，而其中的女性文学又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据相关史料记载，东北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上只有少数几位女性作者，如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萧瑟瑟和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皇后萧观音，如“九一八”事变之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新痴、彤彰、素心、冰痕、凉璞、王栗颖、沈玉贤等。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坛上却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作家，且大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萧红、刘莉、梅娘、吴瑛、但娣、朱媞、左蒂、蓝苓、杨絮、冰壶、谷毓辉、李鹤、孙惠清、篓缗、乙卡、君颐、单惠、璇玲、杏柯、苦土、林远、似踪、陈涓、郁莹、叶子、桐桢、林潜、鄂岚、南吕、季树芬、契之、田缨、石基、北黛、拜特、叶樱、玲子、陈澍等。这些女作家共发表数百篇作品，出版了十几种作品集。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女性作家，不仅在东北文化发展史上蔚成奇观，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是一种少有的文学现象。曾有学者将东北沦陷期女性文学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发轫期（1931－1935），以悄吟（萧红）、刘莉（白朗）等代表的左翼女作家的创作；崛起期（1936－1940），以君颐、苦土、杨絮等所代表的“艺文志派”和吴瑛、梅娘等为首的“文选派”创作；衍变期（1941－1945），以朱媞、蓝苓和左蒂为代表的在最艰苦时期的创作，表现了中国女性最为可贵的隐忍与执着精神，坚韧和企盼性格。
　　在整个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在当时所有女作家队伍里，朱媞的创作时间大约是最短的，算起来也只有从1941至1945的五六年时间。她是那个年代作家群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同时又是最后的一个。她在东北沦陷区最为艰苦的时期里以女性所特有的隐忍，坚持自己的创作，用含蓄的笔墨记录醒着的灵魂，揭露和批判了那个畸形社会中对女人施加的种种压迫与摧残，勾画了男性中心社会昏昧腐败的众生之相，从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缩影，也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提供了最鲜活的注释。
　　在朱媞的客厅里，我曾问她的作品中为什么总是出现黄昏？如她在《兴亚》1944年五六月合刊中发表的散文《傍晚的情绪》里开篇就写道：“黄昏悄悄地爬上了临街的窗子。窗外模糊在一片自远而来的暮色里，再什么也分辨不清了。茫然地市街，茫然地行人来往，有如一张失掉了色素的画板，使人犹眷恋于适才一层层清晰地呈现于眼底的笔触的同时又颇使人厌恶这种混沌起来的黄昏的景象。”她的笔下，总是缠绕着这种模糊的令人压抑的黄昏描写，如散文《窗，黄昏与乡情》、《傍晚的视野》等。她告诉我：“在那个环境里，缠绕的总是那样一种黄昏般的心态，所以眼中总是黄昏的景像。”我明白了，那是沦陷期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所特有的情感。对于朱媞来说，沦陷时期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青涩和最无奈的岁月，不是碧水悠悠，不是远山如黛，而是国破山河碎的黯淡、压抑与忍耐，所以作品里才会有那么多黄昏的景色。记得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诺尔曼•史密斯曾在《反抗满洲国——东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一书中说这些女作家的创作是构成了一个“恐怖与自由并存，战斗与抒情同在”的奇异世界。他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充分理解东方女性的苦难，认为东北女作家的忍耐是一种“庞大的忍耐”。这种评价不失为文学评论家的深刻。
　　在得识朱媞之前，我曾于坊间旧书摊上淘得一本1945年版的《樱》。此书因存世较少，一直是新文学版本收藏者所热衷追捧的一种，极为难得。《樱》收入朱媞的8篇小说：《大黑龙江的忧郁》、《梦与青春》、《生命的喜悦》、《邻组小景》、《我和我底孩子们》、《远天的流星》、《小银子和他的家族》、《樱》。在自序中，朱媞这样写道：“我的写作态度，如前边所阐明的，我是始终在从事于自我的个性的发掘。我写它们的时候，闪动在我的眼前的只有我自己的繁盛的灵光。它使我的身外的事物都为此而黯淡，而失色。我写下了好多女人的苦闷与决意，就仿佛写下了我自己的苦闷与决意一样。”在那样一个时代，怀有这样的心扉，足以让我深深地礼敬。记得诺尔曼•史密斯在《大黑龙江的忧郁：朱媞作品中的女权主义》一文对此书评价说：“《樱》是伪满洲国出版的最后的中文文学书籍。《樱》折射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文化计划、中国五四思想的生命力和东北新女性反抗男权主义的能力。这些都与当时中国其他作家和积极分子的活动遥相呼应。”这倒是很中肯的分析。
　　《樱》当时由国民图书社在长春出版发行。该社由山东人刘钟泉所创办，原来以出版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为主，后来改出新文学作品。当时以写军人题材小说知名的作家杨慈灯和写儿童小说的作家李光月等都在国民图书社出书。李正中的小说集《笋》和诗集《七月》也是这个图书社出版的。该社同时还出版四种期刊：《东北文学》、《国民月刊》、《现代妇女》和《学生月刊》。后来，我将淘到的《樱》拿给朱媞，请她在扉页上题几句话。她沉思了半天，这样写道：“重翻《樱》让我脸红心跳。笔下的人物多半苍白无力，原本应当还原他（她）们在苦难中不屈和抗争，但却只写出了敌伪统治下人民的迷惘、忧郁和愤慨。这就无怪给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人留下了鄙夷的口实，而让冒着生命危险才留下这点点文字的人感到难堪。国卿先生正确评价并收藏它，非常谢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扉页题记，短短的几句话，朴实而谦逊，还带有三分深刻，堪称题记中的经典。
　　
　　从1941年开始到如今，朱媞创作已经70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日里，我们又见朱媞。透过她温婉的笑容和飘霜的两鬓，我们依然能看到她当年的隐忍与淡定。我想起了作家陈放读过《长夜萤火》之后，在1987年第3期《追求》杂志上的一段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那一刻，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