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达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无论从飞机上俯视，还是在地面上穿行，目光所及都是广阔无垠的平原，蜿蜒的多瑙河从中穿梭而过。不禁令人心中叹服，匈牙利人的祖先真有眼光，竟然能够选择这样好的地方落脚生根。
　　对匈牙利最早的印象来自一个名词，裴多菲。先是以他的名字为俱乐部所引发的事件，后来又读到那成为千古绝唱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句。多年之后，在大学外国文学史课程中更深一步了解了这个生存在150多年前的匈牙利伟大诗人及他的诗作。而与匈牙利人面对面的接触，则是在六年前的一次国际美术展会上。中、日、韩，加上匈牙利四国的美术家轮流举办美术交流展。多数匈牙利人的长相给我的印象与西欧人有所不同。皮肤偏暗略黄，较大的头颅和较圆的脸庞，上下身的比例不如西欧人好，跟中国人相近。但徳布勒森市文化协会会长安亚先生却是比较标准的西欧人形象。那时，我曾想象过，匈牙利与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匈奴人在称谓上都有一个“匈”字，难道他们两者在历史上有什么联系吗？
　　2010年夏天，我赴匈牙利徳布勒森市参加展会。对方接待十分热情。在开幕式后举办的午宴上，徳布勒森市所在州豪伊杜—比豪尔州副州长罗伊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文化艺术馆馆长达克切，以及徳布勒森市副市长莫什等分别热情致辞。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我们之间有历史渊源，我们的祖先在亚洲。而那个有着一副五短身材，一张圆圆胖胖的脸盘，就像我们的邻家大男孩的副州长说得更为亲切，他说，我们来自亚洲东部，我们与中国人是乡亲。
　　这时，我注意到他们提供的名单，他们这些人的姓名顺序竟与我们东方相近。是姓氏——名字——身份，而不是西方普遍使用的顺序，身份——名字——姓氏。
　　我们都放松起来，闲唠中我发现他们非常喜欢马。恰好有半天的机动时间，我提出去看看他们的草原牧场。沿途看到草地里一捆一捆用机器收割的牧草，草捆硕大而密集，可见这片土地的丰腴。牧场用围栏圈围着，牧场创始人的全身雕塑竖立在大门一侧，他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披着大氅，里面却着一件蒙古袍一样的长袍。这是什么时候塑造的呢？没有翻译，我无从问起。牧场里，是一栏一栏的各种骏马。两个英姿飒爽的骑手，正在为游人做翻身下俯拾取旗帜、再起身站立到马背上的表演，这多像我国蒙古族的那达慕表演哪！而他们所着的民族表演服装像极了蒙古袍，绝不是西装风衣之类。
　　回返途中，我们以谐音戏称为“大木梳”的那个陪同的画家看出我们意犹未尽，便拐了一小段路，带我们去看了一个驯马场。一排排的马厩里，均是世界名马，高大俊朗，虎虎生气。旁边的跑马场上，一个漂亮女孩正在场上训练，显然是盛装舞步。姿态是那样的轩昂，气质是那样的优雅。当她转到我们这侧时，我看到她的脸黑里透红，汗珠盈面。原来，那些漂亮的马术表演，要到如此偏僻的驯马场进行如此艰苦的训练呢！那女孩并不看我们，她在专心致志地练习着。一转眼，便和她的马一起腾腾颠颠地转过去了。是啊，你不可能牵着马匹离开适宜它的马场去喧嚣的城市里去练习呀!“大木梳”与我们相视一笑，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后来，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匈牙利人早期以游牧方式生存时期居住物的复制品。那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包，框架用木条编织而成，自穹顶直到地面都覆盖以毛毡，然后用绳索网罗加固。透过门口卷起的毛毡，可见蒙古包内铺着地毯，中间放着一个桶状的火盆或火炉。而墙壁上张挂的画像中，国王着一件白色长袍，袖口是刺绣花纹；外搭一件火红色的大披肩，一对大纽襻系在胸口；头顶的黑色毡帽上插一簇白色的鸟羽——活脱脱一个蒙古大汗的形象。
　　匈牙利的饮食也很对我们的胃口。首先，他们的宴会不像法国大餐那样冗长，也不像英国饮食那么简单。其次，他们的烹饪方法与我们接近。他们的菜，很像我们北方的做法，以炖煮为主，如炖煮鸡肉、牛肉、猪肉等，还有喷香的羊肉汤、鱼汤。洋葱、西红柿和马铃薯和整个的小辣椒是他们常用的调剂品。我们最喜欢吃的是青椒镶肉和甘蓝菜包。青椒镶肉是把青椒在上三分之一处切开去籽，上部作盖，下部为盛器，将调过味的绞肉放进去，放入油锅中略煎后加水焖煮，煮熟后再加入红酒酱汁及香料等；甘蓝菜包是用一整张甘蓝菜叶，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豆子、马铃薯泥、肉末等多种蔬菜包裹起来，蒸熟。这两种吃法很像我们北方的饺子、包子的做法。在匈牙利的十几天，每一顿饭都吃得很香，很饱，没有一点儿以往出国饮食的不适感。
　　回国后，我带着浓厚的兴趣查找资料，一心想把匈牙利人的祖先找出来，看看他们与我们到底有无联系，看看我们与他们的祖先在地理上到底距离有多远。
　　查找的结果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匈牙利人的祖先与中国东北地区有着重要的联系。
　　匈牙利民族的主体是马扎尔人，他们以游牧方式居住在乌拉尔山中段和伏尔加河—卡玛河上游地区，一千多年前的892年才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落脚在如今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带。那个时候，优良箭术和骑兵是先进的生产力和克敌制胜的法宝。马扎尔人在到达此地后的最初半个世纪里，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西欧各国，令人畏惧与恐慌。但在953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被日耳曼人击败，此后便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转化为欧洲居民的一部分。
　　当今的匈牙利人确切地知道他们进入欧洲的时间。为纪念马扎尔人定居欧洲，庆祝匈牙利建国1000周年，1896年他们特意兴建了英雄广场。我去参观了那个广场。广场中间建有36米高的纪念柱，柱顶立一尊天使雕像。纪念柱下方有7位马扎尔族酋长的骑马雕像。广场后方两侧半圆形柱廊上，站立着14位著名国王的铜像。当时，在参观广场时，我还特意留心那些英雄雕像的衣着，其穿戴与我国的蒙古族服饰很相似。
　　然而，在9世纪之前，马扎尔人到达匈牙利平原之前的活动，东西方史籍均未有记载，加之游牧各部落在欧亚草原上高频度流动，难以为考古学留下固定的遗迹。当今的匈牙利人凭借口耳相传朦胧地感觉，他们的祖先应该来自东方，但也苦于无从考证，始终没有确切的结论。虽然匈牙利政府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但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就成了研究马扎尔人起源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之一。
　　倒是中国方面的语言研究者首先取得了成效。匈牙利语即马扎尔语，马扎尔语的使用者达1500万人，比匈牙利现在的人口还多近500万人。研究匈牙利语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在马扎尔语中有相当规模的蒙古语词的集合。
　　他们进一步将中国满族祖先使用的女真语与现代匈牙利语进行了词语比较，结果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前所未知、不同寻常的关系，从而为马扎尔人的远东祖源提供了化石般的语言实证。有人甚至认为，匈牙利人的族名“马扎尔”就是女真——满族的唐代祖先“靺鞨”或“勿吉”的源音。靺鞨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长白山、黑龙江中下游流域。靺鞨，是隋唐时的称谓，先秦时称肃慎，西汉魏晋时称挹娄。隋唐之际，靺鞨已发展成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黑水等7大部落。7世纪中叶，公元722年，势力最强的两个部落，黑水靺鞨酋长入贡唐朝，粟末靺鞨受高丽所属。研究表明，古马扎尔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族部落（如契丹、室韦、奚等），以及部分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群体。他们在进入欧洲之前，使用的语言属于通古斯语系，即以靺鞨语——女真语——满族语和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
　　研究者从成书于元朝末年的《金国语解》中找出57条女真语词，将其与现代蒙古语和现代匈牙利语三者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三者互有关联者竟然达到39条，占全体可比词汇的56%。可见这三种语言之间的高度亲缘性。现代匈牙利语中许多动植物名词和相关词汇，仍然与满语、蒙古语、锡伯语或古代的契丹语相一致。如《辽国语解》中的“兴旺”，有辽国词“耶鲁”和“蒲速”的发音，它们分别与匈牙利语的“jolot”和“bosyg”对应得天衣无缝，这是极为难得的语言同源现象。
　　两种语言关于“箭”这个词语的天然联系是最有说服力的。在现代的满语和锡伯语中，称“箭”为“niru”（牛录），匈牙利语为“nyir—fa”，其意为“箭树”，牛录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射杀野兽所用的大披箭。这证明现代匈牙利人的东方祖先的一部分就是用桦树制箭的民族。
　　而桦树是生长在大、小兴安岭地区的寒带树种。女真人的祖先肃慎人早在冷兵器时代的早期便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桦树材质之优良是众所公认、毋庸置疑的。后来，桦木箭杆成了献给朝廷的例贡，一直延续到清代。靺鞨—女真人的制箭术成了他们历史和文化的主要内容。如同蒙古人的马术一样，箭术成为他们出奇制胜的绝技。唐太宗就是在安市（今辽宁海城一带）持续三个月的围城决战中被靺鞨人的毒箭射中，而后全军败退，数年后箭伤发作而死的。至后金努尔哈赤乃至大清时，甚至用牛录作为一种兵制，即三百丁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统领。满清旗制，其实也是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然，两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微妙的语言变化。如蒙古语中的鱼（zagas），就是匈牙利语中的“鱼骨”（szalka）；匈牙利语中的狗（kufya），就是蒙古语中的“狗叫”（khutsah）。经过一千多年的时空隔离，两种语言之间呈现出的这些微妙的变化是不足为怪的，而它们之间无法隔断的内在的语音元素的文化关联才是最为重要的。
　　回国后，我寄感谢信给徳布勒森市文化协会会长安亚先生，地址按照欧洲惯例，从小到大，街路—市—省—国。他们回信的落款却令我吃惊。原来他们的地址写法也是与中国相同的，从大到小，以国家—城市—区—街路为序。我向外事人员打听，他们介绍说，匈牙利地址的写法在欧洲是个例外，与我们中国相似，而与欧洲大不相同。
　　这些，都揭示了马扎尔人的祖先是来自女真和鲜卑聚居的满蒙地区，而且他们是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语言体系、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才离开家园的。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地区绝不是他们祖宗的发祥之地，不过是他们到达欧洲之前的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营地。马扎尔人是在公元892年大迁移中，才将含有远东地区蒙古语成分的马扎尔语系带到了欧洲。而在这之前的汉代匈奴（公元前200年），和在这之后的13世纪，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兴起与扩张，与现代的匈牙利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显然，一种语言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成吉思汗迅速如风般横扫欧洲时，蒙古语言遑论在东欧，即使在中亚也没有造成过什么影响。
　　那么，古马扎尔人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亚洲东部地区的呢？研究结果表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马扎尔人祖先西迁的主要原因。唐帝国兴盛后，持续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30多年。北部的少数民族高句丽、靺鞨等组成盟军曾在辽东和扶余（今吉林四平地区）抵抗唐军，战败后，靺鞨族大多部落归附唐朝，少部逃亡出走，并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二百年后在欧洲以马扎尔人身份出现的族群可能就是这些西迁的靺鞨后裔。可见，高句丽—靺鞨联盟的败灭，导致了靺鞨社会部族的重组和迁徙。
　　作为后来欧洲的马扎尔人，他们在告别中国东北之后，一路向西逃亡而去，漫游到与故乡环境相似的广阔无垠的欧亚草原便相对安定下来，平稳而舒适地度过了二百多个春秋。凭借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他们本可以和平而长久地游牧在这片水草丰茂的南俄草原上，但肇始于9世纪中叶的蒙古高原动乱，使他们受到了一支后续逃亡而来的更为强悍的亚洲游牧部落的攻击，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正巧，加洛林王朝的皇帝邀请他们参与针对莫拉维亚公国的征战，马扎尔人才趁机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了欧洲的一片新天地。从此，开始了他们东方民族转化为西方民族的新纪元。
　　其实，各个民族强弱的此消彼长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代那些著名的少数民族都在历史的尘烟中消失了，也正是由于这种消失，才形成了互相融合、互相吸纳、互相促进的结果，进而交融转化出新的民族。如女真演化为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汉人等演变为今日的蒙古族。当今世界的各民族，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民族是纯种的，尤其是汉族，几乎成了融合所有少数民族的大熔炉。令人惊喜又钦佩的是，我们的老乡靺鞨族——古马扎尔人的祖先，他们的民族交融之路却走得那么漫长，那么富有成效。
　　在这历史的搜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亚洲北方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应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我们不禁对创造了大唐帝国“贞观之治”的皇帝李世民更为崇敬。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君主，统一中国大部分领土后，又及时发动了统一边疆的战争，妥善处理了与各民族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大唐先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势力突厥部，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接着数次东征，最后终于解决了以高丽为首的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部族势力。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败走的部族竟然都一路逞威称雄于异域。如西突厥残部，西进途中，所向披靡，凯歌高奏，连罗马名城君士坦丁堡也被他们攻克，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最终建立了横跨亚非欧大陆的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现在的土耳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马扎尔人的祖先靺鞨人西向败走后，也是攻城拔寨，随心所欲的。最后，他们选中了欧洲腹地多瑙河沿岸水肥草美的广阔平原地带落脚。如此说来，被大唐帝国击败的族落尚且这般威猛，在西欧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则显得多么虚弱，不堪一击，而大唐帝国的国力又该有多么强大啊！
　　如果从公元668年9月唐征东大将薛仁贵率兵攻克平壤，高丽国亡，而靺鞨孤军被聚歼于其后方基地嫩江、松花江一带，即史书所载 “伯咄，安车骨（靺鞨族主要部落）皆奔散，寝微无闻焉”算起，我们的老乡马扎尔人的祖先——靺鞨人离开白山黑水的家园，奔向万里之遥的欧洲已逾千年有余。但是，那同源而发的语音却是千山万水千年万载也无法隔断的。那些熟悉的乡音，会永远在两国人民的耳畔响彻，在心头萦绕，日益拉近着我们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