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中市距离新宿20多公里，是一个幽静的城市，位于东京都中部地带，人口25万。1300多年前的律令时代，府中市属武藏野国国府所在地。据说，在一次世界最适宜人居城市的调查中曾排名第一。
　　这座城市拥有一条浪漫的樱花大道，在这条浪漫凄美的大道旁边坐落着一个设施先进的图书馆：府中市立中央图书馆。站在图书馆门口，几棵老树虬枝的樱树令人注目。我很想知道如此高大的樱树在这里站立多少年了。馆长樱田立言想了想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这些樱树就站立在这里，所以它们的寿命至少有四十多年了。说到这里，馆长的目光中流露出日本人提及樱花时惯有的某种深情。他接着告诉我，每年4月的“樱花祭”是这些樱树最受敬畏的时节。那些天樱花大道就不许通车了，人们在这条盛开樱花的大道上喝酒跳舞，祭奠落樱。
　　参观中央图书馆，导游者是该馆的李玲玲女士。李女士是中国台湾人，一口流利的汉语解说很亲切。周晴在李女士的引导下站在自动借书机前，一番操作，几秒钟后一本书就从卡口推出来。大家仔细一看，竟然是周晴的小说《紫衣云梦》。周晴愣了一下，然后幸福地笑了。原来，我们来到之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提前做了准备，他们在馆藏中认真查找了我们一行八人的著作。他们的用心之举令我们感动。所以，在参观的路上，当李玲玲女士提到我的作品《最后一只狍子》时，我就不觉得吃惊了。毫无疑问，她已经提前读完这篇小说了。她还问我“狍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台北和东京好像没有这种动物。我愉快地给她做了解释。李玲玲女士还告诉谢倩妮，读她写的《日子》险些落泪。
　　在这家图书馆，我还看到了四卷本《中国当代儿童小说精品库》、萧育轩厚厚的《乱世少年》日译本。
　　中国作家们的书都体面地站立在众多图书中间，挺拔、自信。从中我体会到了一个作家超越国界时的光荣和骄傲。
　　在我们访问的机构和团体中，我最熟悉的莫过于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了。早在2001年，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大连走开，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就组织了一些作家参加了那次亚洲儿童文学界的盛会。当时我负责日本代表团的协调与联络，与河野孝之先生和城户典子有一面之识。
　　河野孝之先生和城户典子女士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们了。河野先生比记忆中沧桑了一些，城户女士的变化则不大。我把名片递给河野先生，他看了我的名字再看看我，一下子想起来。我们互相用力握手。
　　藤田登先生介绍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的概况，这个日本最大的儿童文学团体在艰难中前行，初建时仅仅39个会员，目前已经走过64年的光荣历史拥有近千名会员。然后藤田先生又描述了日本的儿童文学创作现状。据藤田说，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销售情况不好，协会经常组织儿童文学作家研讨如何让孩子更喜欢他们的作品。城户典子带来了译成中文的《日本优秀童话精选》，这本薄薄的小书译者是夏青，1994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城户的一篇童话。
　　河野先生向我们赠送了协会主办和参与编辑的杂志，有协会主办《日本儿童文学》，还有参与编辑的《彩虹图书室》《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其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翻译了秦文君的作品，再翻开一本《彩虹图书室》，里面居然刚刚翻译了我的小说《黄纱巾》，译者为渡边晴夫。同期还译有金波、周锐、沈石溪、彭学军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另外一期则译了辽宁儿童文学作家车培晶的童话作品。这些刊物都配发了作家们的照片和简介。《彩虹图书室》是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出版的刊物，每期大量译介中国儿童文学，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的河野孝之等人也参与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十多年来先后翻译了我的《庚子红巾》《花舍邮局》《坐在红滩上的小瓦》《蓝飘带》等中短篇小说，还曾经编译过我个人的作品小辑，配发近照和短评。我与编辑委员会的中由美子女士、成实朋子女士都见过面，并时有书信联系，我也时刻为她们的文学精神所感染。可以说，这是一本为中日儿童文学交流建立功勋的刊物。可是听了河野先生的介绍才知道，这本刊物的经费一直紧张，出于对著作权的尊重按期发给外国作家稿费，而本国的译者是没有稿费的。
　　这让我愈加钦佩日本热衷于介绍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家们！文学的力量能够超越语言和国界。可是假如没有翻译家们甘当桥梁，再伟大的文学精神也无法被广泛传播了。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为了孩子的事业，才会吸引这么多高洁之士吧？
　　作为一位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们无法懈怠，只有殚精竭虑写出让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各国孩子都喜欢的作品，方可回报那些付出大爱的人们。
　　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书立在日本读者面前，躺在世界各国孩子的枕边。中国人的情怀，一定能温暖更多人的阅读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