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 陈言老师走了，我心里空空的、沉沉的。
　　就在几天前，我和作协的几位同志去医院看他，那天，他精神状态特好，他边打点滴，边要坐起来说话，大家要他躺下，他执意不肯，我知道他好强了一辈子，他怎么能够以躺着的姿态面对我们这些后辈儿呢？于是他坐起来，尽量把自己的腰背挺直，脸上平静祥和，依然一口难懂的苏北话，依然节奏铿锵、堂音很足。
　　老师的病很重，肺癌，大面积转移，淋巴上、肝上都是，家属说老师不知道病的实情，老师也一句不往这上面说，但我绝不相信老师判断不出实情，老师是有大智慧的人，何况这里是省肿瘤医院，何况他身前身后的病友都是癌症，他只是顺着大家的善意去说，也许这是老师在人世间为别人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吧。
　　我说：“陈老总（平时我们都习惯叫他陈老总，因为他和陈毅老总在性格上有些相像），还那么精神，你呀，心大，病不重，调理几天，就回家了，今年机关会餐，你还蹬车子过来。”
　　去年机关会餐的时候，老师就是蹬着车子过来的，当时我说，“老总你八十多了，不是小年轻的了，打个电话接你一下，打个车，方便，蹬车子摔了呢？”
　　当时老师一点儿不领情，说：“方成先生、丁聪先生骑车子骑到八十二岁，我要骑到八十八岁。再说了，车子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车子，是伴儿。”前一句话是大男人的豪气，后一句话就有些禅的味道了。
　　我刚调到作协那年，在大帅府的老虎厅，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老师大概也就五十六七岁吧，印象里老师身材高大，穿一件质地很好的薄皮黑夹克衫，里面衬着雪白的衬衫，人很精神，眼睛不大，目光却十分的锐利。老师问我：“从哪里调过来的？”不等我回答，又问：“到作协来干什么？”我有些窘迫，感到对方不太友好，就搪了一句：“我是学中文的。”老师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学中文的可不一定能当作家啊。”说完就走了，完全不想听我的下文。别人看我尴尬，就告诉我，他是《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是新四军老干部，是辽宁文学理论、评论界的权威陈言老师。“他这人就这样，面冷心热。”我将信将疑。
　　我那时年轻气盛，就想证明自己的文学基础、文学感觉还不错，不是跑作协来混饭吃的，我就认真的研究了几期《当代作家评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写一篇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我要把文章投给《当代作家评论》，让陈言老师看看，别把别人都看成萝卜缨子小白菜。我写了一篇评论作家王中才先生小说《三角地》的文章，改了几遍，自己满意了，就投给了《当代作家评论》的责任编辑许振强先生，振强是我的师弟，自然不肯挫伤我的自尊，就说了一些肯定的话，告诉我稿子已经提给陈言老师了，我很高兴。
　　大概也就过去了一两天，老师拿着我的稿子竟然亲自找我来了。我慌忙的请他落座，他却没有要坐下的意思，把稿子往我的桌子上一放，说：“什么狗屁文章？没有骨头！知道吗，评论要有自己的观点，读后感是业余的，没有什么用。”我脸皮儿薄，就急赤白脸的解释，老师像是听了，又像是没听，“意见我都写了，你看看吧。”说完就走了，并不想和我往下聊。
　　我当时觉得老师太盛气凌人了，就有点儿来气，可当我翻开我的稿子的时候，我震惊了，那稿子上面修改的地方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另附的一张纸上，列了九篇文章的标题、作者名字、文章出处，我开始有些感动，为了我的这篇“狗屁文章”，老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不是爱护是什么？我找来了那九篇文章认真研读，我发现这些文章里有我需要的理论支撑，有对王中才先生小说评论的成果，这些文章把我的文章照亮了，我改起来得心应手。这时我才感觉到：有一种扶持叫训斥！
　　改好后的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说：“写得还可以”，我把这句话告诉了振强，振强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夸得不够，在陈言老师那里，“还可以”就是很高的评价了。现在我知道，我离“还可以”相当远，老师这么说我，是鼓励我在文学的路上继续往前走，可我的资质不够、努力不够，我真的辜负了老师的一片热心。
　　八十年代初，我省几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夸赞之声连天而至，在大家都说好，好的不得了的时候，老师表现出了一个理论家的冷静和高度。他在很多公开的、私下的场合说这几位作家现在的不足，将来很可能出现的不足，说得大家特别是那几位获奖的作家很不高兴，有人说：“陈老总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啊！”我怎么也听不出这是称赞的话，我反而听出了酸溜溜的味道。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这几位作家遭到了大家的攻击，老师却站出来充分肯定这几位作家对辽宁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真像名士前贤苏东坡，捋着正义的经纬行走，不是谁在势上，就捧着谁说话，尽管这样做事会“既不见容于旧党，也不见容于新党。（史书评价苏东坡语）”。
　　我在省作协人事处当处长的时候，按照中央的文件要求，要对每个人的档案做一次清理，把历次政治运动中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掉。老师的档案厚厚的三大本，我发现每隔几年，老师就有一份检讨，而每次检讨，都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的头上，于是每次老师都会受到“触动”，包括８９年的那场风波。我就理解了为什么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老新四军战士，一个理论权威官会越做越小、钱会越挣越少。
　　我知道老师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应当让他充分享受人们的敬意。尽管我知道老师之病无法救治，我还是把我的好朋友——省肿瘤医院的罗院长请到了老师的病床前，罗院长把科主任也喊了过来，他们跟老师说了不少宽心的话，听着这些话，我的心里在流泪。
　　在病房外，罗院长告诉我老师现在的状况，医学无能为力，恐怕不会拖很长时间。我请医院千方百计减轻老师的痛苦，罗院长郑重的答应了。没想到老师走得这么快，老师真的没有什么痛苦，走也走出一个大男人的状态，人生这出大戏的结束方式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老师，一路走好，我会想念你，辽宁文学界会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