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苏北，原想体察一番运河两岸、淮上人家的风物人情；可是，由于此间历史人文积淀过于丰厚，不经意间就同一些峨冠博带的古人撞个满怀，进而触及诸如人伦与政治这类沉重而复杂的话题。这倒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本意是奔向草原，却一头扎进了马厩。

　　　　　　　　　　　　　　　　　　　　　　 君臣

　　那天，我们朝发沛县，暮宿淮阴，首先就邂逅了刘邦与韩信。时隔两千多年了，却依然感受到这对君臣搭档的遗尘余烈，似乎湿润的气流里也还弥漫着汉廷风雨的血腥因子。
　　作为开国帝王，刘邦自命为神龙之子；而韩信者流，在他眼中却只是一条狗。他曾当着众多功臣的面，率直地说：“你们见过打猎的吧？追赶走兽啊、野兔啊，把它们逮了来的，是狗；而发号施令、指示兽类所在的，是人。诸位只能够擒逮走兽，所以都是功狗啊！”
　　生造出“功狗”这么一个怪怪的词儿，难为了这个“大老粗”。也许同沛县的狗肉出名，而他从小就爱吃狗肉有些关联吧。刘邦的连襟樊哙，年轻时以屠狗为业，开办一个狗肉餐馆，肉嫩色鲜，人道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馋嘴贪杯的刘邦自然成了座上常客。位登九五之后，他衣锦还乡，设宴招待父老兄弟，仍然以狗肉佐饮。这样，沛县的狗肉就伴随着《大风歌》而名扬四海。
　　“功狗”也是狗，只是因其战功卓著，“了却君王天下事”，便被加上“功”的谥号。而惟其是狗，也就注定了要被宰遭烹。若说有所不同，不过是时机把握、手段选择的考量，全看操刀者的心计。操刀者谁？创业开基的帝王。越王句践启其先，刘邦继其后，明祖朱元璋一脉相承，他们心毒手狠，削起脑袋来没商量。而光武帝刘秀与宋祖赵匡胤，一以柔术这幅温情脉脉的面纱遮蔽政治暴力的狰狞，一以醇酒妇人、良田美宅笼络功臣宿将。手段虽异，目的则一。
　　汉高祖晚年刻刻在念的，是铲除内部隐患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在他心目中，那些功劳大、威望高、能力强，且又手握重兵者，都是当然的祸根。那么，位居七大异姓诸侯王之首、以“十大功劳”威震朝野的韩信，自然首当其冲。于是，一当项羽败亡，高祖便削夺了他的兵权。接着就有人上书告他谋反（这是封建帝王开罪功臣惯用的政治圈套），高祖采纳陈平的计策，伪游云梦，会聚诸侯，意在趁机擒拿韩信。那边的韩信却憨态可掬地捧着皇帝仇人的脑袋前来拜见，当即被绑缚起来，这时才慨然长叹：“果真像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利用价值没有了，还会造成重大威胁，不铲除掉，留着干嘛！可是，韩信却傲然自视，日夜怨望，甚至逞能炫力，毫不收敛锋芒。在他遭贬之后，一日与高祖闲谈，高祖问他：“以我的才能，能够带多少兵？”他答：“陛下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又问：“那么，你呢？”他答：“多多益善。”再问：“既然你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还会被我捉拿？”他答：“陛下不善于带兵，却擅长掌控大将。这就是我之所以受制的原因。”说到这个份儿上，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摊牌了。不能说韩信对于自己的厄运毫无觉察，只是为时晚矣。
　　对此，目光犀利的后代诗人看得很清楚。唐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由盖世英豪韩信的可悲下场，导出后代登坛拜将者惧怕建功立业的惨痛结论。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殒命之时。晚清袁保恒的诗堪称点睛之笔：“高祖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偏偏这个韩信，只用了五年工夫，就定三秦，掳魏王，服赵国，下燕代，东平齐国，南围垓下，击败西楚霸王，打下汉室江山——拼死命地、忙不迭地扫荡群雄，所为何来？现在可倒好，没有你的事了，去路只有一条：到死神那里报到！
　　在封建王朝，那些佐命立功之士，若能战死、病死，未始不是幸事；否则就会面临着两种痛苦的抉择：或者像范蠡、张良那样，识机在先，狠下心来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像越国文种、楚王韩信那样，痴迷君主，贪恋禄位，最后引颈就戮，发出“兔死狗烹”的哀鸣。一些心地善良而头脑简单的人，往往责备帝王“过河拆桥”，负心忘义，有始无终。其实，“伴君如伴虎”这一俗话，道出了百代玄机。封建君臣本无道义可言。剥去层层漂亮的包装，就会露出政治交易的肮脏的“小”来。
　　在“朕即天下”的封建体制下，君臣自始就是一对基于政治需要的矛盾组合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臣子若实现其经邦济世、治国泽民的人生理想，则必须“得君”。孔圣人尚且“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遑论其他！而君王，上之者要成就一番宏图伟业，下之者也要维持其一家一姓的统治于不坠，都须仰仗那些“功狗”为之驰驱效命。他们既彼此依存又互为利用，其间的斗争冲突是极为剧烈的。范蠡曾说：越王句践“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究其原因，除了根除隐患的考量，还有一个忍耐度问题。同是谗言，当面对敌国外患威胁，朝廷急需谋臣猛将时，君王可以搁置那些闲言碎语，还是用人要紧；待到忧患解除，天下治平无事，贤愚价值渐就模糊，君王已无须优容“功狗”，于是，诛杀功臣的悲剧就连台上演了。

　　　　　　　　　　　　　　　　　　　　　　 朋友

　　古运河的悠悠逝水荡起了层层涟漪，斜阳影里，淮阴故城一片平和静穆景象。长街彳亍，不由地便记起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只是，岁月的烟尘已经掩埋了一切物质的孑遗，眼前的韩侯钓台、韩信庙、漂母祠等地面建筑，无非是近年修造的劣质赝品。临风怀古，有人慨叹物是人非，说“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全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话其实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甚至彻底消失。倒是那些古代诗文联语，作为精神产品的遗存，仍在鲜活地昭示着前人的哲思奥蕴，予人以深邃的启迪。
　　韩侯祠的碑廊里，刻着清人赵翼的一首诗：“淮阴生平一知己，相国酂侯而已矣。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独悲淮阴奇才古无偶，始终不脱妇人手。时来漂母怜钓鱼，运去娥姁（吕后）解烹狗。”旁边还有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一诗一联相互生发，围绕着“知己”这个话题，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演绎出韩信一生的悲喜剧，可谓寄慨遥深。
　　韩信原为项羽部属，由于没有受到重用，他便弃楚归汉。但在刘邦麾下，同样未得伸展。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丞相萧何，这样，他的奇才异能才被发现。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未见拔擢，大失所望之余，他只好悄然出走。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急忙跨上一匹快马，日夜兼程，总算追上。经过一番情辞恳切的劝说，韩信才勉强跟着回来。当时，刘邦听到有人报告丞相也逃亡了，又急又气，及见萧何返回，便问他为何逃跑。萧何说：“我不是逃跑，是去追赶逃亡的韩信。”刘邦不解地问：“逃亡的人多了，何以单独追他？”萧何说：“诸将易得，韩信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共谋大事，非他莫属！”这样，刘邦便选定吉日良辰，斋戒登坛，隆而重之地拜韩信为大将。由是，韩信视萧何为知己。
　　一晃儿十年过去了，功高震主的楚王韩信已经失去了高祖的信任，被贬为淮阴侯。在刘邦北征陈豨，由吕后坐镇京师时，有人报告淮阴侯与陈豨串通“谋反”。吕后料定韩信不会轻易就范，便同萧何秘商对策。最后由萧何出面，谎称北方传回捷报：叛军溃败，陈稀已死，敦请韩信进宫向吕后贺喜。韩信万没想到这样一位知己竟会设圈套谋害他，结果，一踏进宫门就被预伏的刀斧手捆绑起来。吕后迅即在长乐宫钟室将他斩首。就中，萧何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不过，人，终竟是复杂的动物。作为政治家，萧何也有其多面性。据明清笔记载录，广西一带有韦土司者，系淮阴侯后人。当日韩信罹难时，一位门客把他的三岁儿子藏匿起来。知道萧何为韩侯知己，便私往见之。萧何仰天叹曰：“冤哉！”泪涔涔下。门客感其至诚，以实情相告。萧何考虑到吕后的势力遍及中土，只有送到边陲才有望保全，便给素所友善的南越王赵佗修书一封，请他帮助照应。赵佗不负所托，视如已子，并封之于海滨。赐姓“韦”，取“韩”之半也。萧何书信和赵佗赐诏，后来都刻在鼎器上。由此可见，萧何还是很讲人情的，可说是“善补过者”。他感念故人冤情，“泪涔涔下”；且在紧急关头，甘冒巨大风险，托孤救孤，使韩侯得以子孙繁衍，奉祀不绝，总算尽到了友朋责任。
　　一般地说，朋友之交源于性情，较之君臣关系，相对地体现了一种人格平等，也不像父子、夫妇、兄弟等其他人伦关系那么限制重重。因而，当面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故实，人们都会慨然于道义的脆弱、世情的翻覆、人性的复杂。当然，就萧何来说，无论是当初的怜才举将，抑或日后的设诡谋杀，所谓“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都属于“致君尧舜上”、“扶保汉家邦”的政治行为，不应简单地衡之以个人品格优劣和人性善恶。在阴森密布的封建丛林中，这类政治强梁劫掠人伦美妇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种需要，封建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那是一个既艳色迷人又容易使人堕落的处所。为了目标的实现，可以不择手段；只要动机合理，即无须以道德准绳去苛求。当然，必要时也会罩上“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之类的幌子。但这只是道德的外衣，如果有谁把它当作躯体本身，那就未免患上了幼稚病。按照西方的说法，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其间波诡云谲，充满了风险与变数。正所谓“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
　　和政治家萧何的多维取向不同，作为普通老百姓，漂母同韩信的友情就纯洁、简单多了。韩信仗剑从戎之前，贫困潦倒，饱遭人们的凌辱。他常在淮阴城下的河里钓鱼，一位临流漂洗丝绵的老妈妈见他饥饿，就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这样连续好多天，韩信十分感激，说：“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老人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可怜你而给你饭吃，难道是希图你报答吗？”这使韩信受到很大的鞭策。
　　显然，传为千古美谈的“漂母饭信”，纯然出于恻隐之心，绝对没有“国士无双”，可以帮助皇上打天下的政治考量，而且也剔除了一般的现实功利。在漂母看来，施恩图报是对友情的亵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格。

　　　　　　　　　　　　　　　　　　　　　 夫妇

　　按照《周易•序卦》“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说法，人伦关系当以夫妇为先。“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朱熹语）作为历经情爱考验而获得的甜蜜果实，那种完全滤除功利计较的两情相悦、两性结合，确乎令人神往。可是，在封建传统礼教中，迄无爱情一席之地。不独儒家经典，其他如道、法、名、释、阴阳、纵横诸家，又有哪部经典宣扬过爱情呢？《墨子》倒是讲“兼爱”的，而“兼爱”是要爱所有的人，与夫妇之间的爱情无涉。
　　事实是，在“三纲五常”的意识形态裹挟下，婚姻已经陷入政治重围。而在情感与权势的对决中，爱情总是扮演着失败者角色。西施、貂蝉沦为政治权谋的工具，充当色情间谍，即便侥幸成功，女性的尊严已丧失净尽。倒是《三国演义》中那个没有介入政治斗争的吴国太，切实为女儿的终身幸福着想——当孙权要收拾刘备，拉出漂亮的妹妹作政治诱饵时，吴老太太极力反对，说：“杀了刘备，我女儿便是望门寡，须误了我女儿一世！”看得出，一当遭到政治暴力的无情绑架，任何人伦关系包括夫妇在内，便会异化变质。
　　刘邦与吕后的婚姻，即属于这种人伦异化的典型。
　　当初结合时，他们都还没有发迹，确曾有过一段知疼着热、甘苦同尝、相濡以沫的“茅簷岁月”。吕氏对丈夫很关心，每当刘邦外出未归，她都急着四出寻找，逐渐发现凡是丈夫栖身之地，上方必有云气缭绕，根据云气所在，便能准确地寻觅丈夫的踪影。后来，刘邦成了气候，他们见面机会反而很少了，最长时间竟有七年之久没在一起生活。即使战争间隙偶尔相逢，两人也往往是同床异梦，失去了推心置腹、相互信任的基础。尤其是楚汉战争中，吕后和刘邦的父亲作为人质，遭到楚军长期囚禁，受尽了折磨、凌辱，使她的心灵饱遭伤害，强化了猜忌多疑、阴险毒辣、刚毅倔强的个性，也恶化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吕后经常以女主身份参与高层决策，特别是在赚杀诸侯王，维护刘汉统一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为她在后高祖时期独揽朝纲扫清了障碍。史载，有人告发梁王彭越谋反，高祖抓获后，因其“反形未具”，免治死罪，罚为庶民，送到蜀地青衣县安置。途经郑县，遇吕后从长安来，彭越流着眼泪，口称冤枉，请求吕后说情，改在故乡昌邑当平民。吕后满口答应，当即把他带回洛阳。面见高祖后，吕后说：“彭越是个悍将。你把他送到蜀地，无异于纵虎归山。索性一步到位，杀掉算了！”于是，指令告状者再度控告。结局是，彭越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
　　就这样，高祖身旁多了个出色的政客，却失去了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
　　其实，刘邦的移情别恋为时已久。就在太公、吕后被掳的同时，刘邦也受到了楚军包围，趁着一场卷地狂风，天昏地暗，得以乱中逃脱。在一个村落里，巧遇戚家父女，刘邦为美色所动，当即解下佩玉作为聘礼。这样，十八岁的戚氏女便被纳为夫人，一年后生下了赵王如意，宠幸与日俱增。这一切，吕后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只是不敢发作。刘邦曾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那将直接危及生母吕后的地位。虽然限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太子没有换成，但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淮南王鲸布反叛，高祖指令太子带兵讨伐，由于吕后力阻，不得不御驾亲征，以致胸部中箭。每当箭伤作痛，他都怨恨吕后母子，甚至她们前来问病，也会被骂出去。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险悍多智，经常自作主张，不成体统。这次又接到密报：燕王樊哙“党于吕氏”，筹划一旦皇上晏驾，便把戚夫人母子干掉。这恰好触发了他久蓄的心病，于是，立即指令大将：捉拿樊哙问斩。为了防范吕氏家族作乱，高祖还特意召集众大臣歃血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表明对于吕后，他是心存戒虑的。
　　既然早有所料，为什么高祖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呢？宋代文学家苏洵分析认为：“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惠帝即太子刘盈。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即使有人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高祖当时面临着两难尴尬：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凭借吕后权势，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洵有一个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俗称乌头，有毒。《三国演义》中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那种毒即有乌头成分。而堇又是一种药材，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

　　人伦本乎人性，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先进、合理的政治制度理应尊重并维护正常的人伦关系。古圣先贤倡导“五伦”之义，讲究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其初衷确是通过协调人际关系，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安定、国家臻于郅治。然而，在以扼杀人性为本质特征的封建专制下，就整体来说，这只是甜蜜蜜的乌托邦空想。今天，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以亲情、友情为纽带的人伦关系，我们既应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同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其泛滥无归，腐蚀行政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人伦与政治这一对俏冤家，与其亲也宁疏，与其聚也宁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