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深沉宽广的快板乐章

　　一个城市有没有大剧院，有没有音乐厅，有没有交响乐团，不耽误吃饭，不影响穿衣，却影响脸面。中国的城市跟人一样爱面子，于是乎，许多城市竞相建起了大剧院和音乐厅。早在半个世纪前，国家大剧院就曾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着手准备方案，准备了五十年，结果却被法国人安德鲁中标。这让中国建筑师集体瞠目。等于中国建筑师抱了半个世纪的窝，窝捂热了，却让别人下了蛋。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安德鲁那个“蛋”的争议，其火药味已经远超过建筑界范畴了。其间，不乏掺杂别一番情绪。
　　外国人的思维毕竟与中国人不同。深圳大剧院与国家大剧院也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从深圳大剧院地铁B口往出钻时，感觉滚梯笔直陡立，窄，如天梯悬置，而我就如同在一眼枯井下望天。满以为升到地面上就会天高地阔，岂知到了地面后，仍觉得是在井下。周围全是摩天大楼，直接朝你倾斜过来。
　　这是一组现代风格的高层建筑：地王大厦、发展银行、农业银行、深圳证券等，巍然耸立出城市的尊严与冷漠。相比之下，大剧院就像一个装点心的扁平盒子置于这些巨人足下，高度还未及脚面。
　　这是广州建筑师林兆璋设计的。广东人大多低调而不事张扬，这个建筑也有了此等秉性。林兆璋为深圳设计的作品除了这个大剧院之外，还有银湖度假村。银湖度假村的贵宾楼外部走廊给我留下印象。因为我去的那天正下着雨，曲径通幽的长廊，就像专门为你遮风挡雨而设计的。可见广东建筑师的细腻之处。林兆璋曾经跟建筑大师佘畯南、莫泊治一同参与过广东一些有影响的建筑设计，诸如白天鹅宾馆、白云宾馆等。他是岭南建筑学派的一员干将。
　　岭南派绘画十分著名，而岭南派建筑却鲜为人知。《世界建筑》杂志原主编曾昭奋教授最早把中国建筑新风格定为北京的“京派”、上海的“海派”和广州的“广派”（“岭南派”），并归纳出“岭南派”建筑风格的特色是：自由、自然和符合人们活动规律的平面安排；明快、开朗和形式多样的立面和体形；与园林绿化和城市或地域环境的有机结合。
　　深圳大剧院这个玻璃方盒子，虽然在外观造型上没有奇特可言，但我不能不承认这个低调建筑对于周边的环境起到了良好作用。正是它的谦卑，陪衬出周边建筑的高大与伟岸。更让我为之兴奋的是，眼前的大剧院被鲜红的横幅，各式条幅彩带、广告牌、广告旗什么的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个盛装的新娘。还有气球飘在上空，与白云悠然映衬。
　　踩着大红地毯铺出的小路走进去，大厅的高敞空间给了我一个惊奇的发现：在大厅一侧的长廊处的棚顶，是用那种红色木板条密集镶嵌，将空间压得很低，而每一根红木板条都是均匀排列，像张开的纤巧细指，尽其可能地抻长，去触摸远方的键盘。细看，又像放大的五线谱线条，因透视关系，越往远处越走低，越贴近地面，这就是音乐，这就是深圳音乐在建筑空间的真实表述。大剧院那么低，这种“音乐的板条”在沿低位绵延伸展，与户外的那一圈高楼巨厦正好形成对比：音乐与建筑的对比——建筑高位升腾，如发展银行呈阶梯状造型，似乎可以由此登天；地王大厦削尖“两个脑袋”往更高的天际窜升，还有周围那些带尖顶的巨人们，在锐利中显示了城市的野心，它们尽其可能地在抢占天际线，抢占领空。这种高空抢位，充分体现了霸气，昭示了“硬道理”。
　　就这样，我找到了这座城市的建筑与音乐的座标：一个在低处绵延伸展，一个在高处峭拔凝眸。一高一低，一软一硬。高的硬的是建筑，低的软的是音乐，如果将“音乐板条”喻作纤指去触摸远处的键盘的话，那么，也可将高处的塔顶视作醒目的高音符号。

　　这是2006年的10月。深圳遍地阳光，金黄的质感，胜似金秋的稻田。中国首届国际协奏曲赛事，在深圳大剧院如火如荼进行着。第一轮比赛用了三天，进入第二轮复赛的12名选手，用了两天的时间，也结束了，又淘汰了二分之一，6名进入决赛的选手中，两名外国人，四名中国人。侯淼与元杰都是在美国留学，侯淼在美国的柯蒂斯，元杰在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两人都是为了这次比赛，专程赶来。
　　决赛分两个晚上进行。头一个晚上三位选手出场。第二天晚上也同样三人。有意思的是，第一天晚上的三个选手，选择了同样的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俗称“拉二”）。
　　因为是决赛，观众涌跃。我入场时已经有点迟了，匆忙寻座位时，那熟悉而宏阔的钟声便一下接一下地荡漾开来。那咏叹般的“长调”旋律，绵延而激越。钢琴的颇有力度的触键，扣人心弦，如惊涛拍岸。管弦乐浩荡涌入，似衔来一条大河。
　　深圳交响乐团倾情而出，指挥俞峰前倾上身，仿佛随时要扑进这排宏大的声浪音海中。
　　“拉二”我差不多听了二十年。每一次再听，仍然会激动。第一主题非常鲜明，史诗般的豪迈与壮美。极致的抒情，浪漫的歌唱。那是一个民族大海般的情怀。
　　坐稳之后，我看清了台上弹琴的是位女士。吊带式的长裙，上半身尽量裸露的部位显得成熟而饱满。胳膊抬动时显出了强有力的轮廓。那八个连续的和弦，仿佛将键盘抓出了一片浪花，朝观众席上任意抛撒。这就是侯淼？真不敢相信曾在沈阳音乐学院见到的那个清瘦爱笑的单薄女孩子，竟会因钢琴而变得如此成熟高大甚至可以使用“健壮”一词。
　　二十多年前，我买了一盘录音带，当我那带着沙哑的录音机里播放出这首协奏曲宏大豪迈的旋律时，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后来，我买了一套真正的音响，丹麦的丹纳音箱，配以英国的功放，那效果！我听的最多的是“拉二”。是阿什肯纳吉的拉二。为了买到霍洛维兹的拉二和阿格里奇的拉二，不知跑了多少城市的音像店。后来，家中几千张光盘覆盖了拉二，但我仍然还会隔些日子找出来听一听的。最喜欢听的还是霍洛维滋的拉二。尤其在我情绪低靡之时，特有的豪迈旋律，会让整个房间充满阳光，充满豪情。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是普及率最高的协奏曲之一。那是因为上海东方电视台在那一年，现场直播从美国专程赶回来的孔祥东，为他的重病卧床的恩师范大雷演奏“拉二”。 孔祥东的国内知名度飙升，是要感谢拉赫玛尼诺夫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炒作。
　　孔祥东为他弥留之际的老师演奏“拉二”的这一天是１９９３年的３月１５日。他的老师范大雷是47年前的这一天出生的，他竟然完完整整地又要在这一天离开人世。拉赫玛尼诺夫是1943年３月２８日离世。他们都要在三月这个多雨季节驾鹤西去。
　　“三月的上海，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无穷无尽的牛毛细雨表达着没完没了的哀思与惆怅。因为音乐，只能是音乐的魅力。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这样一首有着无穷魅力的伟大作品。它可以穿越时空，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承载着任何苦难的和不苦难的灵魂高傲地飞翔。推向太平间的滑轮车缓缓地推进了病房，一寸寸挨近了范大雷的遗体。他已是皮包骨了，新换上的西装显得过于肥大。人们含着热泪守在他的遗体边，不肯把他推走。他们说让他听完“拉二”吧。
　　“阴郁的天空使得整个城市无法摆脱哀伤的压抑氛围，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展延式的结构，使得前来为他送灵的人陷入了大起大落的情感中。这真是一个特殊的追悼会，没有播放哀乐，播放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还有那鲜花和蛋糕。他的祭日与他的生日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是他的生日，那么，也会响彻这首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也会在他躺着的身边摆上鲜花和蛋糕的。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他的耳朵好像还在进行着最后的倾听－－
　　“范大雷与拉赫玛尼诺夫是有缘的，拉赫玛尼诺夫曾于３０年代来过上海演奏过钢琴。虽然那时候范大雷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范大雷能听着这首曲子离开纷杂的尘世，这实在是一种崇高的缘份。”（这是我在《钢琴时代》一书中写到的一段。）

　　拉赫玛尼诺夫和俄罗斯其他一些流亡艺术家一样，怀着复杂的人类情感在西方的世界里漂泊，这些俄罗斯的艺术家在这种漂泊中，无不达到了辉煌境地。比如最具魅力的钢琴演奏家霍洛维兹，比如天才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比如伟大的文学家蒲宁、纳博柯夫等。这些大师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拉赫玛尼诺夫一生写出许多作品，“拉二”无疑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性的里程碑式作品。他那年２７岁。本来风华正茂，英气勃发，却因难以承受的挫折而萎靡不振，陷入人生低谷。他像个萎靡的老人似的来到海边疗养。就是在这次疗养中，遇到了心理医生尼可莱．达尔，医好他的病。他面对大海，唤回了壮阔的视野和豪迈的人生信念。复归的生命激情让他有了不可扼制的创作冲动，于是，写出这首钢琴协奏曲，献给这位医生。
　　这首钢琴协奏曲注入了英勇豪迈的元素，音色特别饱满，旋律十分优美。特别是第一乐章，一种宏大的美有着逼人的气势，海浪式的起伏之中，带着大山般的耸动，层层碾压过来。激昂、宽广、壮阔，勾魂摄魄。这是实实在在的大手笔。弹奏这样的大作品是需要有强大的驾驭能力的，钢琴技巧也要求极高。八度音、和弦，还要出华彩。可能听钢琴大师演奏这个曲子的版本听得太多，便会对选手的演奏格外挑剔。
　　侯淼给我的总体感觉是颇有气势，也很有自信。从对作品整体把握上看，大线条处理得要好于细微之处的精雕细刻。尤其在音色方面，总感觉还稍微弱了一点儿。不过，总体上看，她还是演奏得很成功。她以自己的真情抒发，没有一点矫饰。她在完成最后的触键时，手还没等从键盘上完全收回，台下观众就开始掌声了。
　　演出结束的当晚，我在剧场里见到了侯淼的父亲侯贵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他邀我跟他们一起坐上了一辆面包车。
　　开车的是位壮硕的中年人，一眼看去就是东北大汉。我猜想他肯定是侯淼的亲戚。他很健谈，尤其看重我对侯淼演奏的评价。他见我坐上车，油门还没踩，就回过头来，让我谈谈听完侯淼演奏的感觉。就好像我是评委似的。
　　面包车将我们拉到灯光相对集中的街市，在一家饭店门前停靠。等我们分头坐下，侯淼的父亲才给我介绍这位开车的“亲戚”。原来并不是他们的亲戚，只是深圳的志愿者。这次国际协奏曲比赛，也跟国外学习，在接待选手方面，动员深圳市民报名。要求家里要有钢琴、要有交通条件（车辆），就是说，既要保证选手的吃好住好，还要保证接送选手参加比赛。而四十个选手，除了深圳的左章之外，差不多都要住到志愿者家中吧。没想到深圳市民那么踊跃地争当志愿者。报名的人很多，经过登门考察，最终确定了近40个家庭。从这位很像东北的壮汉对侯淼的态度上，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已经相处的很有感情了，真的就像亲戚一样，有种一荣俱荣之感。在他看来，侯淼今晚发挥得相当出色，他相信侯淼能够进入前三名。
　　侯淼并不在意会不会获奖。她说，她这次没有准备好，就匆忙赶回来了。在美国那边要有很多很多事情处理，忙得没有挤出多少时间练琴。她说开始不想报名，后来，完全是因为想家，就报上名了。能够进入决赛，她说她已经很高兴了。何况，她还在深圳见到了爸爸。
　　侯淼的父亲与我是同龄人，又是沈阳老乡，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尤其他看过我写的好几部关于钢琴的书。话题自然就从我的书上扯到了郎朗。他说元宵节郎国任一家请客，将侯淼他们这些在费城的沈阳孩子请去了。郎家在美国团聚，其乐融融。席间，郎国任高唱十五的月亮，唱得大家使劲鼓掌。散席了，侯淼一个人孤独地往回走。他说那是含着眼泪走进黑夜里的。女儿说，费城的灯光有的地方亮，有的不亮，亮的是有温暖的人家，不亮的地方，才是属于自己的。这话题一打开，侯贵江的眼眶就溢满眼水。
　　说到侯淼当初去美国留学的事情，侯贵江更是感伤无限。

　　侯淼签证下来了，但那是去投考美国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一旦考不上怎么办？我是个很惯孩子的父亲，可是为了学琴，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严格管她。从心里讲，我觉得很对不住她。心里始终是矛盾斗争的。这段是最难熬的阶段，也是泪水最多的阶段。我特别珍惜这段时光。可是，她要走了，要去美国那么远的地方。怎么舍得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分手的时候才揪心呢！到了机场的时候，我的心哪哆嗦得都不行了，浑身都在发抖。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离开我，从心里舍不得呵。因为这次她去美国不是单纯考试，不是短暂的分别，一旦落榜，她可能十年都回不来，等到我们再相见的时候，我们彼此都老了（他开始用纸巾揩拭眼睛）。此行可谓凶多吉少，前途未卜。没有绿卡，我们不能去看望她，她也不能回来。可能那要十年！她在那边的衣食住行怎么办？不敢往下想了，一个念头突然就冒了出来：放弃吧！不学了，不去啦！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与女儿的感情更重要吗？难道培养孩子就只有这样骨肉分离才能成功吗？
　　想到这，我一把抱住她，我说：孩子，我们不去了，死活也不去了！
　　父亲说不下去了。我们也无心吃饭。一桌人都在唏嘘感叹。停顿了好一会儿，这位慈父才接着讲下去——
　　孩子非常坚决，她说她要做个勇夫决不后退。她还很肯定地说，她相信自己能够考上。让爸爸妈妈不要难过。说完，她就坚定地朝安检口走去。
　　我目送她小小的身体推着两只重重的大箱子，身后还背着一个大书包，那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冲我一晃一晃的，让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冲了进去，恰好也没人拦我，可能是太突然了，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料到我会冲进去拉住女儿。我当时一定是疯了。我抱住女儿哭着劝她：
　　“淼啊，回去吧。也许我们十年八年见不到面了！你想想，爸爸妈妈会有多么想你，你也会想我们的呀！”
　　女儿当时什么也没说。停了停，她一扭头，还是挣脱了我，大步朝里面走去。她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两口子是一路流着泪回到家的。一开门，感觉家里空了。再也没有钢琴声了。

　　话题太沉重了。我也是当父亲的，女儿也曾经弹过钢琴。将心比心，深为感动。曾经听说过他们父女间的故事有很多非常精彩。侯淼要准备出国考试，需要准备的曲目量很大，每天都要练琴练到极限。即便这样，她还是管不住自己偷偷看书。有一次，她正在看武侠小说，看入迷了，父亲进来时她居然没有察觉。结果，父亲发现了她藏得很严密的十三本金庸的《天龙八部》。
　　“他严厉批评我的情景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还有时间看这种书？共13集呀，侯淼，你太让我失望了，这要是叫你妈知道了还能得了吗？
　　“我最怕妈妈，她对我的要求格外严格，严的出格。她希望我做一个大家闰秀，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举手投足都要讲究，偷看小说是犯大错误，这要让妈妈知道准没好果子吃。我怯怯地盯着爸爸那严厉的目光，真的好后悔，就要考大学了，还这么不务正业，伤爸爸的心。我想爸爸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只能等待他发落。没想到爸爸翻了几页书问我：‘还有几本没看？’
　　“我低头小声说‘三本’。我的心‘嘭嘭’乱跳，知道惹大祸了。没想到我爸居然会说：‘看完吧，但有条件：我不跟你妈说，你必须把书送到我的办公室。遵守诺言。’
　　“爸爸真好！爸爸真伟大！我在心里呼喊着。
　　“我很快就把书看完并全部送交到爸爸的办公桌上。他抽空看了后，对我说这书写得真好。我一听高兴死了。终于有了知音。我赶紧跟他交流读后感。可是，我的热血刚刚涌上脑门，竟被一盆冷水浇了下来。爸爸严肃地说：‘打住，没有讨论的余地。”
　　她讲到这里，我们都笑了。我问她：后来，你妈妈知道这事不？她摇摇头：“妈妈至今还不知道呢！是不是？老爸？”侯淼瞅着父亲。
侯贵江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他笑笑说，对不起，请理解我，刚才太激动了。机场分别那一刹那间的切肤之痛，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骨肉分离，女儿到了美国之后，我又慢慢体会到什么叫魂牵梦绕。平时用起词来挺浪漫的，经历过来却真不容易！从2000年3月5日到12日，整个考试期间下半夜我几乎没有睡过觉，等着她一轮一轮的消息。有200多人参加柯蒂斯的考试，竞争是很激烈的。
　　第一轮时，她打电话说，爸爸我考进二轮了。我期待的是最后结果。最后一轮结束她来电话：“爸爸，我考上柯蒂斯音乐学院了！”一听这话，我的泪水“哗 ”地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当时就说不出话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好孩子，爸爸爱你。”就再也说不出来了。笼罩在头顶的阴云终于散去。
　　三月的沈阳仍是寒风黑雪相伴，我站在雪地里足足一个钟头。回到办公室，我痛哭了一个多小时。那是高兴的、幸福的、感激的眼泪。十几年的压力呀，那天彻底得到释放。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在做人上提高了一个档次。从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我能包容一切，我做什么都想着要回报上天，因为老天对我太好了。别人不理解，认为我傻。我认为，当回报这种感受真正给予你的时候，你不是高兴忘形，你应该把它当成提高素质提高修养的动力，变成一种给予他人给予社会的一种爱。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把这种爱传递给别人，这样社会才能进步，人间才能变得美好，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
　　此前我接触过好多琴童家长，但是，我感觉这些家长的目光仅仅盯视着自己的孩子。他们自私着狭隘着，他们功利着浮躁着，当然，他们也苦挣苦熬着，盼望自己的孩子有出头之日。然而，即便是真正成了龙凤，这种家长的自我境界也并未随之升华，他们在回报社会，在善待人性方面，仍然没有丝毫升华。真希望这样的家长能够听听侯贵江的这番肺腑之言。
　　侯淼是幸福的，因为她拥有一个知书达礼，善良敦厚，慈悲为怀的父亲。
　　与这对父女分手时，夜已经深了。女儿亲昵地挽起父亲的胳膊，那不啻是亲情，更是一种对于父亲的深深依恋与赞美。由此看来，一个从大洋彼岸赶来参赛的选手，比赛结果的重要性远不如亲情团聚更令人回味。
　　我也是女儿的父亲。我深知父亲与女儿的关系。看到他们父女相拥相依，融入到深圳的华美街灯下，如一幅生动的画面，不禁为之深深感染。这样深秋的夜晚，如果在东北，肯定是清冷萧瑟的，而在深圳，竟如此温暖怡人。深圳没有冬天，深圳温润气候更适合东北老人的。要不，在深圳公园里或街头阳光下，怎么会越来越多了东北老人呢。东北老人到了这里不用猫冬了，他们可以每天展开双臂拥抱阳光。东北老人最大的奢望，无非是养个孝顺的孩子，然后将其接来深圳颐享晚年。我曾问过侯淼，假如有一天作为海归回国，会不会选择深圳呀？她说有可能。

　　　　　　　　　　　　　　　　　　　第二节 绵延的柔板

　　协奏曲比赛期间，安排了10堂大师课。分别由10位评委依次讲授。第一堂由周广仁开坛，压轴的是李名强。
大师课授课地点在深圳艺校。深圳艺校在百花二路上。百花二路是一条有弯度的小街。如果人少的时候，这里挺幽雅的，可是，这条街好像从来就没有人少的时候。
　　听傅聪上大师课最有意思。他会讲许多精彩的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知识性东西，还有他独特的理解。诸如，他会将莫扎特的某一曲子理解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什么的，或者会将肖邦说成唐诗宋词的感觉。可惜在场的学生大都没有读过这些书。傅聪还会像年轻人一样跟学生一块投入到演奏的节奏当中。他手舞足蹈的样子，充满青春朝气，非常富有感染力。而刘诗昆的大师课也颇有特点，他说话咬钢嚼铁，腮部总是隆动着一条显赫的筋脉。他弹琴也有股子“狠”劲儿，很钢性。08年在上海大师班听他上过贝多芬的《热情》。他认为这里边有很多“突然间”的骤然暴发的触键，他强调力量和力度。他从不坐着讲课，总是站立着，像一棵笔挺的高树。板刷式头发，更见硬朗气韵。他绝然不像一位古稀老人。
　　我还听到许多外国大师的课，像巴什基罗夫、贝尔曼、安东.克迪、法国的卡萨利斯、美国朱利亚的教授杜巴尔等。这些外国钢琴大师讲课风格迥异，却个个精彩。尤其他们有时候会打出一些以“性”和“作爱”为内容的比喻，这让中国老师和学生颇有些无所适从。当然，这也并不是普遍现象。普遍现象是他们这些钢琴大师更热爱音乐教学，也更喜欢中国人对于钢琴的崇拜的热度。
　　深圳艺校的校门开在一个交岔路口处，数年前我就看到这个大门紧闭，直到现在仍然关闭。大门有两级石阶，放了两排鲜花。自李云迪获取肖邦大奖后，校方请深圳著名雕刻家，莲花山小平塑像的作者滕文金设计制做了一座纪念碑，取三角钢琴造形。那块耸立起来的钢琴盖板构成纪念碑的立面。这是一块黑质地的大理石，是从墨西哥进口的。上面镂刻着肖邦的头像。碑文中记载了第14届肖邦大赛本校学生李云迪获得第一名的经过。把这样一个显赫的纪念碑安放在正门口，使得正门形同虚设，永远不想打开了。进出的车辆和行人，只能通行于旁边的侧门。
　　关于正门的开设方位，信风水的人时常要大做文章的。尤其广东和香港一带。十年前，我在香港参观几处著名建筑。来到汇丰银行大楼时，感觉一层很空旷，要通过楼梯上楼才能进入银行的。可是，楼梯怎么设置在里面很深的地方呢？当地一位资深的建筑师告诉我，原来的设计方案，楼梯是在一进门的地方，很方便就可以上去的，可业主认为方位不对，不利于招财进宝，所以，就改到里面‘招财进宝’了。在东莞那几年，我参观过很多豪宅别墅。那些住别墅的人特别相信风水。走进一个很高档的小区时，很多院子里有一块巨石立在那里。这种巨石是黄颜色的，是从广西那边拉过来的。一块石头要有几十吨重，要有专车专门去那里拉，再雇人装卸，如此下来，将这样一块巨石弄到自家院子里，需要几十万元。是钱多得没处花了吗？住在这里的人说，窗户对着路口不好，要有一块大石头挡一下的。小区里有许多路口，有许多这样的巨石。
　　如果将这个说法套用到深圳艺校，正对着路口的大门处安放黑色碑石，也算是起到避邪作用了吧。
　　深圳艺术学校看上去很低矮，校舍是一个圆形的建筑，有人说像个倒置的香炉，也有人说像一个花篮。无论香炉也好花篮也罢，都是矮棵族系。周围的超高层住宅建筑，如百花公寓那些楼群，有种胁迫性包围，而这个“花篮”就像置放在巨人的膝下。按着我对于大剧院与蔡屋围的那个发现：关于音乐与建筑的座标认知，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深圳艺校的花篮是在低处弥散温馨，超高层住宅则是在高处扬眉吐气。
　　别看这样一个低矮的校舍，也别看它仅仅是一个中等专业的艺术学校，它对于深圳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之贡献，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原本叫作白沙岭，却不见白沙只见红沙土。我不知道为何将红土取名白沙，但我却知道从这个地方追朔开来，能够找到深圳艺术发展的源头。

　　那是1984年6月14日，周扬和冯牧身为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领导，率领一拨艺术家来到深圳参观访问，其中有艾青、田间、峻青等三十多人。正是这次访问，艺术家们为特区深圳的未来文化建设出谋划策，认为应该办一个以培养人才为主的文学艺术中心。周扬先生一昂头，爽快地表示愿意担任这个中心的名誉主任。
　　这批艺术家走后的第三天，《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发出消息：“梁湘希望更多文学家、艺术家来深；冯牧代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提议创办深圳文学艺术中心”。这篇报导，在深圳引起很大反响。这件事在全国文坛也引起震动。因为这是中国艺术家们的第一个中心。随后，宣传部部长李伟彦给市委打了报告。报告中提出：根据深圳特区发展的需要，建立艺术中心十分必要，它是一次重要的智力投资，具有战略意义。这所中心是以培养艺术人才为宗旨的新型教育机构。它遵循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原则，体现了社会培养人才、人才服务社会的精神。中心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办学，在没有正式校舍之前，采取课余短期形式，逐步过渡到正规学校。报告还就办学步骤、课程设置、教师来源以及开办经费等问题提出了积极意见。
　　这个报告呈送仅三天，就得到邹尔康、周鼎、梁湘批示，并马上责成邹尔康、李定、李伟彦、罗章等同志牵头主持筹备工作，还从上海、广州等地艺术院校商调部分专业人员组成筹备办公室。于是，深圳的文化艺术界就开始了第一批人才调入。陈家骅就是这期间从广州音乐学院调过来的。
　　1985年3月，筹备中的文学艺术中心改为文化艺术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深圳艺术学校的前身。还有另外一个中心也立项成立了，那个叫作“深圳艺术中心”，是深圳艺术馆的前身。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纷纷都有“中心”成立，我当时所供职的鸭绿江杂志社还成立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作为艺术教育职能机构的文化艺术中心，当时条件相当简陋，根据课余形式和短期办学精神，先办起了课余音乐班、舞蹈班，招收幼儿学生入学。音乐班和舞蹈班合并一起，命名为：飞鹏艺术小学。飞鹏艺术小学发展到后来，便生成了深圳艺术学校。
　　飞鹏艺术小学虽然算是成立了，但没有校舍，只能借罗湖小学几间课室。还得抽空儿利用假日上课。等于是抗大式的业余小学。
　　1986年1月，市政府正式批准飞鹏艺术小学转为全日制正规艺术小学，陈家骅任校长。那时条件非常艰苦。使飞鹏艺术小学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一场演出。那是1986年的冬天，他们在驻深圳的部队大礼堂举行了一次专场汇报演出。借部队的演出场地，不用花场租费。由于这是第一次正式演出，而且是专门为市领导演出，所以，师生们无不意识到这次演出具有的特殊意义。从服装到节目排序，十分认真严格，不得有丝毫闪失。老师们将小演员组织得井然有序。从五岁到十岁的孩子，天性使然，平时排练，嘁嘁喳喳像一群小鸟扎翅乱叫。可是，当他们排队走进大礼堂时，一个个小脸都绷住了，排着整齐的队列，一个挨着一个，像进入圣殿般入场了。在孩子们的眼中，坐在台下的市里领导们都是爷爷。爷爷们来了好多呵。他们想瞧瞧这些爷爷的模样，又不敢定神看。按着老师的要求，一定要有礼貌，要发挥到最佳水平。他们甚至互相鼓励着。其实，孩子们往台上一走，那份童趣就在场内荡漾开来，一幅很可爱的样子。这些身处高位的市领导们平时只顾忙碌，严肃有余，没有闲空看什么演出，如今坐下来，看到一个个可爱的小家伙登台献艺，就像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小孙子。下一代的成长，自然唤起了他们的慈悲心肠，何况这些小家伙们经过老师的严格排练，音乐、舞蹈，十几个节目，个个都很精彩。每一个节目，都让台下的领导高兴得直拍巴掌。那场面十分热烈。校长当时并没有认真去看学生们演出内容，他关注的只是那一排领导的表情神态。当他看到市领导们个个都是笑得合不拢嘴时，他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他想：成了。演出结束后，赶紧找领导提要求。
　　领导在这样的场合特别好说话，也特别容易被感动。当听说这些孩子们由于没有固定校舍，在“打游击”上课时，他们大为感动。周鼎同志代表市政府当场拍板拨款为学校建校舍。最初的校舍是一座古典园林式风格的小四合院，因太小，又开始了新楼房的建筑设计。在深圳艺校的纪念册上看到一幅市长李灏视察建筑工地的照片。李灏一身蓝灰色着装，清瘦高挺，迎风而立，如果仅从外表看，他不太像一个咤叱风云的高官，更像一位儒雅的学人。他的脚下是一片空旷的红土地，凸凹不平。
　　陈家骅是第一任校长，李祖德是第二任，第三任是现在的校长刘所成。这三任校长我都采访过。
　　我在陈家骅家里采访了他。他性格绵和，说话慢声细气，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沙发上起落时，动作显得十分缓慢，像电视放的慢镜头。他刚到深圳时，正值壮年，一晃，已然老迈。他的孩子现在美国，老伴也去了美国，他一人留守。他说，过些天他也去美国与家人团聚。说到当年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候深圳到处都在搞建设，很多人都想来深圳。正在建设的新城市，总是给人以希望的。虽然那时候条件如此艰苦，可是人们还是愿意来创业，来垦荒。他当时明明是广州音乐学院的大学老师，还是作曲系的副主任，何以偏偏要到深圳来教小学，还是业余小学，不是身份骤降了吗？再说了，当初的深圳条件那么艰苦，没有教室，就那么几间破民房办公，连个像样宿舍也没有。吃了多少苦呀，究竟图什么呢？
　　可能就是图个希望吧。人是为希望而活着的，有希望的时候，人就会活得旺兴，劲儿劲儿的，没希望时，人就蔫头耷脑了。他说那时候特区很有吸引力的，新开发的城市，到处充满生机。最初是想办成学院的，因为基础薄弱，没有办起来。深圳艺校几代领导都希望将学校办成大专院校，却至今还是个中专。
　　“当初领导对我说的是：搞个艺术小学吧。”左肖思如是说。深圳艺校是左肖思设计的。他当时是深圳建筑顾问公司下设的设计公司的负责人。他说，抓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找到规划局长郭秉亮，问他由谁来设计方案合适？规划局长张口就说：让老左吧！
　　左肖思开始构思设计图时，也是按小学校舍的规模。当时拿到的二十万元设计费，就是按设计小学校舍取费的。然而，他出于建筑师的职业眼光，以其前瞻性构想，在空间处理上，颇费心思。建筑外部造型由两个圆形咬合起来，似舞者的表演状。大圆小圆“咬”在一起，呈一“8”字，广东谐音“发”。相咬处正好是排练厅舞台。建筑师在圆顶盖上加了几道立面，相当于加了几根筋脉，使得轴线关系和谐清楚，两个圆也主次分明。圆形夹角14度左右，正好符合要求。沿着圆形弧度设计了一圈琴房，排练厅也是圆形的。
　　在设计建造深圳艺校时，最操心的人莫过于陈家骅校长了。左肖思说，他总是不放心地问我：“你做过音乐厅没？”我回答：“你说呢？我没做过不等于不能给你做好。就像大姑娘你总问她：你结过婚没？18岁大姑娘身体健康，要结婚了，你却总不放心问她结过婚没。”
　　老左这位来自湖南湘乡县的左宗棠族系后人，很有生活情趣。他穿戴很讲究，白色夹克衫，配米色西裤，发丝整齐光亮，皮鞋更加光亮，一眼看上去，他颇像一位刚刚走下飞机的东瀛儒商。他说话风趣幽默。等到艺校建好了，陈家骅也由小学校长擢升为中学校长时，左肖思挪揄陈家骅：“你是个小学校长，因为我把小学做成了中专，你才变成了中专校长！”
　　陈家骅以广东人的温润眼神眯缝着他，没有反唇相讥，也没有表示赞同。只是浮现出客气的笑容。那笑容在细密皱褶间荡开来，大概是荡出了四个字：和气生财。
　　左肖思干了一件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就是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所个人建筑师事务所。在中国建筑界，多少有志建筑师渴望成立个人建筑师事务所，却只能当作梦想。而他左肖思却如此幸运。他的幸运是来自特区深圳的。深圳特区给了多少人提供插上翅膀飞翔的机会呵。这是个出奇迹的城市，是个构思“天下第一”的城市。
　　解放前的第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诞生于二十年代的上海，由赵琛、陈植成立的华盖事务所。后来，杨廷宝凭借着超众的才华在天津打破日本人一统天下，成立了“基泰”建筑师事务所。　
　　建国后，人们对于建筑师事务所或注册建筑师什么的，已经陌生了。1992年，我第一次走进建筑界，应邀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召开的理事扩大会，在北京华都饭店见到过许多著名建筑师，他们当时都表示过希望建立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特别是从贝聿明身边学成归来的王天锡先生，他跟我说得最多，他说他正在努力筹建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我当时还祝贺他能成功。结果，泥牛入海，不知何故。广东建筑大师级人物莫伯治到了82岁高龄时，提出申请办个人建筑师事务所。报告打上去，建设部不批，拖了两年，直到左肖思建筑师事务开了先河之后，他的才得以批准。84岁的莫伯治在他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干到了90岁，谢世。
　　在西方，建筑师律师作家都是自由职业者，但在中国当时建筑师并不是自由职业者。因体制问题，他们受到的掣肘太多。左肖思先是争取到了个人工作室，这是争取到自由的第一步，而真正自由发挥的天地，就是成立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他开始打报告。
　　市政府将报告转到建设局。建设局很重视，很快召集了一个会，专门研讨建筑师事务所可否成立的问题。到会的有13个建筑设计院的人。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围坐在一起。建设局局长亲自主持会议。左肖思当场宣读了申报建筑师事务所的报告。他读完后，期待地等着反响，可全场很安静，就好像在场的人什么也没有听到似的。建设局长宋林旺见大家态度暧昧，便启发到，搞建筑师注册，跟国外接轨，这对于竞争也很有利嘛。大家怎么看，都说说。结果，那些大设计院来的人开口了，他们找出种种理由不赞同。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担心建筑师事务所一旦搞起来，会对他们正宗的设计院构成冲击的，弄不好还会被冲垮的。
　　虽然到会大多数人不赞同搞建筑师事务所，但建设局宋局长却非常很认同左肖思的报告。宋局长思想很解放，他曾在深圳驻港的一个公司——深业公司做过董事长。他敢想敢说敢做。他当即拍板表态：如果建筑师事务所能冲垮大设计院的话，那也活该！他不仅同意成立左肖思一个事务所，他还同意其他有能力的人也可以报名。他说，要搞，就要一步到位，要搞甲级的。
　　会后，就有几十人报名，也要成立事务所。经过专家投票，经过市政府批准，同意了三个建筑师事务所试点。从1992年打报告，到1993年同意试点，到1994年1月19日正式挂牌开业，前后不到两年时间。确实深圳速度。
　　假如左肖思不是在深圳，他就是再有水平再有作为，那么，中国第一个命名的个人建筑师事务所也落不到他的名下。
　　左肖思说，国家允许我吃行业的螃蟹，这真是太令我感动。建设部派人过来专程为我发甲级资质证书。事务所成立大会是在深圳泰山大厦召开的。当泰山大厦的正门墙壁挂上了我的事务所的牌子，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是激动与感激的泪水。国家建设部派了一位女司长到会。她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深圳方方面面的部门领导都来了，还有业内的朋友，兄弟单位，媒体记者，济济一堂，张灯结彩，盛况空前。这个消息经媒体曝出后，很具爆炸性，直接影响海内外，大陆终于出现私人建筑师事务所啦！这一年，左肖思59岁。
　　59岁，这是一个现象。如果在内地，就该有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意思了，或许会因退居二线而消极起来，休闲起来。但是，在深圳，59岁则如日中天，正可以大干一番的时候。深圳有一位建筑师，叫陈世民，他是深圳最重要的建筑师，也是深圳第一个国家建设部命名的建筑大师。当他无比激动接到这个“建筑大师”荣誉时，恰好也是59岁。而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因李云迪获得肖邦首奖而扬名天下时，他已60岁了。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也不会被当作老人的。因为他们的事业正方兴未艾。
　　跟左肖思聊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是1983年从武汉来到深圳的。他说是朋友拉他来的。当时，也有人劝他不要来特区，今天是特区，明天可能就不是了，还是不要去吧。
　　当他一踏上这座如同大工地一样的城市，满腔热血一下子就沸腾起来。这个城市最需要他，他也最需要这个城市。这是梁湘时代。忘了是从哪个材料上看到的，梁湘要急于搞建设，问一位部下深圳有多少建筑技术人员，对方回答只有一个。梁湘马上下令赶紧招聘，全国撒网。
　　在中国，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没有赶上这种大建筑时代了！左肖思是1960年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毕业，被分到北京。60年是饥荒之年，也是建筑的饥荒之年，基本建设全线下马，纷纷停摆。一个学建筑的年轻人，怀揣理想刚刚踏上社会，人生刚刚开始，就被窝住了，没有任何可供用武之地。这一窝，就差不多窝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赶上了深圳的大工地，就像突然放闸，激情滚滚。当时哪有什么绘图室，绘图案板也没有。全家四口人住在一间七平米的小屋子，他的办工桌就用一个塑料桶，上面架一块三合板。坐在床上抱着这块板子绘制图纸。夏天热得没有空调，蚊子横飞，就将这个三合板搬到了蚊帐里。那时候天天画图，拼命画也画不完。曾经有一天，他画了12张方案图。他有三支绘图笔，夏天汗珠不断从额头往下滴落，手中的绘图笔也漏水。为了抢时间，即便上厕所蹲着，也将图纸挂到厕所门上，那种痴迷简直疯了。深圳艺校的方案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设计出来的。只是不知道是挂在厕所门上还是抱着在床上塑料桶上。或许，他将校舍造型设计为圆形，是否与每天抱着画图的塑料圆桶有关呢？

　　不管怎么说，一个建筑师能够在当时将一个小学校舍设计成中专的校舍，确实具有前瞻性。在深圳那么快的建筑发展中，如果没有前瞻性，肯定设计出的方案会很快滞后而遭淘汰。但是，即便左肖思有前瞻性，有远见，将小学设计成了中专，但深圳艺校的发展仍然在迅速撑破这块空间。二十年前的建筑，面对今天的学校发展，显得太捉襟见肘了。在圆楼造型的右侧，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长方型楼，那既是学校的办公楼也是教学楼。而教学或演出用的演奏大厅，就在这栋楼的二楼拐角处。
　　演奏厅墙壁挂有许多外国著名音乐家肖像，就像一些重要的会议厅或办公室挂外国伟人照片一样。他们都是高眉骨，大胡子，蓝眼睛，分不清哪个是柴柯夫斯基，哪个是布拉姆斯、舒曼、舒伯特。只有贝多芬长相最鲜明，一头怒狮般的样子，好像总是怒发冲冠，总是对什么地方忿忿不满。至于莫扎特、海顿、亨德尔像戴着假发那种头型，也仍然分不清谁跟谁。
　　台上灯光明亮，李名强正在给上海音乐学院的张锋讲课。张锋是位高大壮硕的小伙子，属于那种力度有余灵性不足的选手。他这次来深圳参加国际协奏曲比赛，第一轮便遭淘汰。可能是他不服输吧，憋着劲儿在这里给李名强弹拉赫玛尼诺夫OP30。小伙子弹得很卖力气，琴声格外响亮。他穿着的那件火红色短衫，也如同火焰跳荡。
　　李名强站在他身边点动着键盘，认为他弹得太响太重了。尤其是左手，太响了。在上海大师班上，我也见过张锋这个学生，当时感觉他弹琴比较稳健，没有这么激情。也许这次是到了深圳这样富有激情的城市？
　　台下听课的人很多，在第一排就座的人中，我仍然一眼就看到了但昭义。他的地标性的头颅最显赫了。在他的旁边坐着香港钢琴教授李健先生。但昭义终于在快结束时，偶然一回盼时，发现了我。他冲我一笑，点点头。
　　但昭义与深圳的缘份，就是深圳与钢琴的缘份。在他来深圳之前，深圳还是一片钢琴沙漠。尽管毗邻的香港有那么好的钢琴氛围，比如，著名钢琴教育家黄懿伦、郭嘉特，还有著名钢琴演奏家蔡崇伦等。前几年，霍洛维兹生前演奏过的钢琴在世界各地重要城市巡演时，每个城市最好的钢琴家出场演奏，香港就是蔡崇伦弹奏霍洛维兹这台钢琴。此外，香港还有李名强先生。可见香港的钢琴阵容之豪华。
　　深圳在许多方面受到香港影响，尤其在城市建筑方面，多建高楼，留出空间做绿地。深圳的高楼够高够密了。深圳的钢琴也受到了香港的影响。香港那边有好的钢琴家演奏，深圳这边就会过去看；而深圳这边有比赛或高水平演奏，香港那边也会来人观摩。在大师班上看到的李健教授此番来深圳，就是他带着学生来这里上大师课的。而北师大艺术学院的钢琴教授周铭孙，这次应邀为比赛撰写音乐评论，他在赛事休息其间，跑到香港那边买来一大堆钢琴谱，他说在北京买不到的。他高兴地说，深圳到香港真方便。许多外国钢琴家喜欢来深圳，也因为深圳与香港挨着。到了深圳就等于到了香港。而从香港去新加坡、日本、巴黎、伦敦、纽约等地，更便捷，由此可否这样说：这个由深圳、香港联通或辐射开来的世界著名城市，差不多就是当今世界最佳钢琴通道了吧？

　　　　　　　　　　　　　　　　　　　第三节 回旋奏鸣曲式

　　但昭义来深圳的那一年，已经55岁。
　　据陈家骅回忆，当初他们最着急的就是师资力量太贫乏。他们想了好多办法，打算从外地调些名教师来。广州那边愿意过来兼职的老师很多，一周来上一两天课，坐车再回去。但是，这些教师都不是他的最佳人选。最佳人选是那种国内知名教授。他们的目光放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开始选择著名小提琴教授林耀基。林耀基是广东台汕人，他也很想来深圳。一来二去商谈，差不多要商调的时候，林耀基那边说学校不肯放了，而且，正巧这时中央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就更走不开了。没调成林耀基，他们就又开始选人。这期间，广州有一位退休的教授带着丈夫过来教了一年，去了美国。陈家骅校长的思路非常明确，要想办成名校，就一定要请到名教授过来安营扎寨。就在这时，他们的目标锁定在四川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但昭义身上。
　　“听一位朋友说，四川音乐学院但昭义教授想来深圳。我赶紧找人跟他联系。很快联系上了。正好那次他带学生要从香港走，到美国参加钢琴比赛，途经深圳时，在学校住了一个晚上，对学校印象好，谈起希望他调过来的事情。他看我们对他那么热情欢迎，最后答应回去想法调过来。”
　　可能是陈家骅年龄大了，记得不够详尽，叙述显得过于简单。听陈家骅之后的另一位校长，当时的副校长李祖德说，那是一个挺长的过程。
　　1994年陈萨获得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时，李祖德就知道了但昭义教授，并非常钦佩。这在地方院校中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时李祖德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他提议钢琴系请但昭义和陈萨来星海音乐学院演出。他是通过一个叫雷良惠的朋友介绍，跟但昭义取得了联系。雷良惠是但昭义的一位学生的家长，是华侨。当时，李祖德已经打算去深圳了，只是具体动身时间尚未确定。但昭义经常跟李祖德有电话联系，他很关心李祖德什么时候从星海调去深圳艺校。这期间，他们联系比较频繁，差不多每月都有几次电话。但昭义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细心的人，尤其牵涉到自己调动工作的事情，他肯定要前思后虑的。他关注李祖德什么时候调去深圳艺校，就是在做自己的具体打算。因为通过交往，他对李祖德很信任。李祖德是否成行深圳，这对但昭义的下决心，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李祖德在接到调令去深圳艺校的第一时间内，给但昭义打了电话。但昭义自然很高兴，但是，他仍然要亲自去考察一番才能最终敲定。
　　1994年7月份，李祖德正式调入深圳艺校做副校长。转过年来，但昭义借助一次带学生去美国参加斯特拉文斯基比赛的机会，专程选择了从香港起飞美国的途径。这是他与深圳艺校的第一次接触。
　　“1995年3月，但老师特意选择从深圳赴香港，再从香港飞赴美国参加斯特拉文斯基比赛的路线。我们终于见面了。”李祖德对当年的事情非常清晰。
　　但老师笑眯眯的，像深圳的天气那般温和，给人感觉非常美好。他带着一个少年，瘦瘦的，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特别是黑眼球特别亮，像两个黑宝石忽闪出好奇的光。但老师说这个孩子叫李云迪。李云迪当时还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不点儿。但是，李祖德绝没有小觑这个少年。他很想听听李云迪弹琴，正巧李云迪要去美国参赛，行前自然要是认真练琴的。
　　李祖德带着这对师生还有李云迪的母亲来到一间大教室里。那个教室很大很敞亮。一见到那台崭新的奥地利产的波森道夫9尺钢琴，李云迪就眼睛发亮了，他很兴奋地坐上了琴凳，用手抚摸着键盘。在当时的李云迪眼里，波森道夫已经是很不错的钢琴了。键盘那么光滑，就像他眼中出现的深圳这个大城市那么多光滑明亮的玻璃幕建筑一样，令他从心里往外感觉透亮。
　　他在演奏前，下意识地朝下边扫了一眼，发现大教室里坐着一些陌生面孔，想必是艺校的老师吧，他们都在专注地盯着他。于是，他意识到，这不是平日随随便便的练琴，这相当于参赛前的一次真正演奏。
　　他略微沉思了一小会儿，便让两只小手迅速在键盘上奔跑起来。手指之灵活像只欢蹦的小兔子（曾看过海外报纸有一篇文章，描述郎朗弹琴像“猫”，李云迪弹琴像小兔子）。他弹的是李斯特的《塔兰泰拉》。李云迪听但老师讲过这个曲子，李斯特取材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民间舞曲。那个舞蹈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在14世纪时，意大利南部一个叫作塔兰托城一带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传染病，发病原因，就是被当地一种毒蜘蛛咬伤所致。受伤者必须要疯狂跳舞，直跳得浑身大汗淋漓，才能将体内毒素排出去。否则，就会中毒死亡。由于这种舞蹈风格独特，节奏急促、强烈、腿部动作丰富多变。舞者还要手持铃鼓，边舞边击，十分火暴。音乐家舞蹈家纷纷喜欢以它为素材去创作。李斯特的这首曲子节奏感很强，特别具有表现力，所以，很多年轻钢琴家喜欢弹奏这个曲子。
　　对于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李云迪而言，弹这个曲子是颇有难度的，节奏、力度要求很高，和弦也很多，特别是他的手很小很单薄，够八度特别困难。在键盘上摆好，使劲张开手，才能够勉强跨到八度边沿，两头只够到了键盘的边缘。此番但老师大胆给他留了这个曲子，教他弹，一方面也是想让他有个锻炼，希望他能够有突破性的进展。
　　李云迪到四川音乐学院就读时是在1994年7月。那时他的手还没有发育好，很小，根本弹不了八度。那一年的8月份，但老师带云迪去北京参加了“华普杯”的比赛，李云迪发挥很出色，拿了个大奖。赛后，但老师带李云迪去了周广仁老师家，他希望周广仁看看李云迪，给予一些指导。
周广仁慈祥得像个老祖母。她拉过李云迪的手不无疼爱的说，这么小呀。她让云迪上琴弹弹。听完云迪的弹琴，周老师认为这孩子的音乐感觉很不错，但她同时也为他的手过小而忧虑。她认为这样的小手不一定将来能够搞专业。
　　云迪妈妈张小鲁听了这话，非常着急。她回到成都后，马上就找到医生给儿子看骨龄。医生看了半天，才说李云迪发育晚，他的骨龄要比一般男孩子晚发育两年。这样一说，当母亲的才算放下心来。
　　为了让李云迪的手指尽快发育，让他多弹八度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塔兰泰拉》的技术要求对他确实颇有难度。节奏太快了，不但快，还要强化，中间还有和弦，音乐上非常富于变化，简直可以说变幻莫测。但老师犹豫再三，才给他留这个曲目的。但老师说当时他是冒着胆子，试验一下李云迪，让他经受一次挑战，看他能不能跨越，超水平发挥。
　　头一次练这个曲子时，李云迪的小手在键盘上比试着，滑动着，跨八度时，他战战兢兢，像遇到一条“大河”，跨不过去，勉强跨时，手指尖会挂碰到别的键子，会出错音的。而张小鲁绝不容忍儿子有错音，即使是“挂”出来的，她也不能容忍，就像眼里容不得沙子。李云迪胆小，就怕他妈妈。妈妈有着惊人的自控力和对于儿子的掌控力。据说大热天李云迪热得口干舌燥，看别人都买冰棒吃，他也管妈妈要钱买。可是，妈妈就是黑着脸不给他钱买。李云迪可怜巴巴地央求，但是，妈妈铁着脸，说不行就是不行，李云迪想以可怜状打动张小鲁的“小伎俩”是万万行不通的。旁边有的阿姨心软了，掏钱要递给李云迪，但是，张小鲁绝不允许。李云迪只有绝望地收回买冰棒的念头，继续爬回到琴上忍受酷暑煎熬。
　　我在2005年采访李云迪，在他的家乡重庆大渡口见到张小鲁时，她还谈到了当时严管儿子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听起来确实有点残忍。
　　刚进四川音乐学院时，他们娘俩租了一处房子住。房间里当时有台电视。而李云迪每天枯燥地练琴后唯一寄托就是看电视。妈妈对他看电视限制的无比苛刻。她是个异常敏感的人，只要李云迪打开电视看了，不论她是否在家，她都会知道的。在儿子看来，妈妈好像有特异功能。有一回，她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发现云迪在弹琴，眼角不时偷偷瞥她一下。正是这一瞥，她意识到肯定有情况了。她对儿子说，好哇，你胆子够大的了，你又偷看电视。我跟你说过了吧？如果再有一次偷看电视，我就把电视扔了！说话时，她就出去找人来家把电视往外面搬，要卖出去。李云迪一看，妈妈来真的了，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妈妈的大腿，哭着不让妈妈卖电视。可是，他怎么央求，张小鲁也不改变主意，硬是将电视搬走了。从此，李云迪再也看不到电视了。只是他一直纳闷：他本来够小心了，等妈妈快要回来时，就将电视关掉了，可是，妈妈为什么还会知道他偷看电视了呢？当我也同样问了这个问题时，张小鲁笑着说，我一摸电视，感觉发热，我就知道他刚关上的。李云迪自以为聪明，却不曾想他妈妈更是道高一丈。
　　在中国钢琴界曾经流传着这样两个知名人物：郎朗爸和云迪妈。就是说，孩子要想弹钢琴弹出名堂，有出息，就要有这两个家长的狠劲儿。他们的狠是出了名的，他们的牺牲与付出也是出了名的。
　　对于李祖德而言，他并不知道眼前的李云迪为了弹钢琴经受了这么多的苦。他眼中的这个上身着白衬衫，下身蓝裤子的翩翩少年，正处于贪长身材阶段，显得过于瘦弱了。他跟艺校普通的小学生站在一起，唯一的不同，是他胸前别着一朵小小鲜花，这是贵宾的标识。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这朵弥散芳菲的小花。他动作很轻盈，当他往琴凳上坐时，仍然看不出这个少年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李校长甚至感觉这个少年脖子太细，胳膊也太细了。好像缺少点营养。然而，等到少年一接触键盘，这个孩子在他面前刹那间变了，变得通体放出光芒。他那么瘦弱，却能够将钢琴弹得那么响亮，那么富有力度。尤其是节奏好，音色好。快的时候，疾如电闪雷鸣，慢的时候，便会有一种超然的优雅，那份潇洒自如，陶然怡情，让他看呆了。
　　一曲弹完，他不仅刮目相看，简直不可思议了。他啧啧赞叹，这个少年太有天赋了！他认为李云迪简直就是个自天而降的神童。
　　弹完《塔兰泰拉》，又弹肖邦的《黑键》，那种硬朗鲜明的节奏感，也让李祖德听得心花怒放。最后一个曲子是弹中国曲子《向阳花》。一首中国曲子将台下听众弹得面色娇美，俨然成了一朵朵的“向阳花”竞相绽放。深圳这个城市漫街鲜花呵。
　　掌声不让李云迪从琴凳上下来，但他还是轻手轻脚地下来了，而后，他彬彬有礼地朝台下行礼。人们使劲为他鼓掌。那是发自内心的掌声。自从这个音乐厅式的大教室建好以来，这里还从未响起过这么热烈而由衷的掌声。李祖德太喜欢这个少年了，他恨不得一下子将他抱起来。他以一个长辈与领导者的亲昵方式，拍了拍少年的肩头。他的肩头那么瘦削单薄。再看少年的脖子，那么细，后脖颈那条沟瘦得很深。
　　“我在高校差不多三十年了，一直在音乐学院，见识过那么多学生弹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小的孩子弹得这么精彩！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活生生的出现在眼前，印象太深了！我说，这样的神童四川音乐学院会放他来吗？但老师说，当然可以。我又问陈萨怎么样，能来吗？但老师说也没问题。但老师说，李云迪去美国参加斯特拉文斯基比赛，是李云迪父母凑的钱，学校不给出经费的。我一听，就说，你来吧，你们出国比赛的全部经费，我们学校都可以出钱的。但老师笑着说：真的？那么好？当时我太想让他们快点过来了。李云迪那么好的苗子，如果到深圳来，那有多么好的发展前景！”
　　但老师确实心活了。这一年来，他一直有个想法，走出蜀地。一生要是都在一个地方生活，未免有点太呆了。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以来，精彩的地方那么多。先是厦门的一所音乐学校希望他去，接着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想要他。这时，有人跟他说到了深圳艺校。他早就知道深圳有个艺校，但因为是中专，他没有考虑。但经过厦门与广州这两地的比较，他觉得深圳艺校也不失为一个选择。这时候，那位热心推荐他去深圳的朋友跟李祖德推荐了他。李祖德当时正踌躇满志想调到深圳艺校大干一番，能够得到但老师这样的能人加盟，岂不是天助吗？所以，他对引进但老师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煞费苦心。或许正是基于李祖德的热心，但昭义才最终决定来深圳走一趟，看一看。
　　到深圳这么一看，便坚定了信心。深圳特区天高地阔，楼和人都是新的，像刚刚清洗过。树叶也是亮的，闪着金属般清脆的光泽。阳光万里，鲜花如织。走在这样崭新的城市，心情格外舒畅。校方对他的接待也令他感动。他对那句很有体验的话越来越强烈了：“树挪死，人挪活。”在四川音乐学院，他呆得时间太久了，他觉得随着陈萨的获奖，随着他的知名度提高，人家对他的要求也高起来了。各方面对他的期望值也比过去更高了。他感觉到的首先是自己的不足。他认为自己还是生不逢时，那么多年的大好时光，都因为搞政治运动而浪费了。尽管自己一直不懈地努力，但掌握的钢琴文献还是太少。在这方面而言，他认为自己还是贫困的。所以，他不希望继续留在这样一个让自己感到有压力的地方。眼前的深圳，是一个新的城市，新城市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而且，他从自己到了这里之后，感觉到的人际关系就像天空一样清澈明朗，这是他最欣慰的。领导与普通老师在交流上都是那么亲切自然，这跟他们大学里面的上下级关系迥然不同。
　　虽然这里是中专，好像会比自己所在的川音这样的大学看上去低了名份，但环境却更宽松了，何况，在这里更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昭义明确表示：对深圳印象非常好，等从美国比赛完之后，他再取道回到深圳，到那时，再做最后决定。
　　很快，但昭义和李云迪就从美国归来了。李云迪获得了斯特拉文斯基比赛的第三名。比赛有时候很怪的，比如李云迪吧，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当然这是后话），要么是第三名，要么是第一名，他就不曾有过第二名的时候。
　　对于但老师和他的弟子从美国载誉归来，深圳艺校像接待自己的功臣一样，忙里忙外地接风洗尘。这份真诚让但老师感动不已。但老师是讲义气的人，就凭人家对自己这份真诚，他也没有二话可说了。李祖德却对他说：“你作为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调到深圳这所新学校来工作，一定会有失落感，会感到自我降格，会有心理不平衡的。你要有思想准备！”但老师不假思索地说，“既然你能从广州来，我也就能从成都来，大家一起干吧！”
　　就这样，但昭义来深圳艺校的事情算是说定了。深圳艺校出车将但昭义及李云迪母子送到机场。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是有缘份的。但昭义能够与深圳结缘，最直接的动因就是他的这一次亲历。他在深圳所得到的热情接待和真诚友谊。深圳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人际环境，还有他们对于钢琴事业的由衷期许，那种求贤若渴之状，令但昭义大为感动，并由此看到了事业发展的潜力与前景。用当年的深圳文化局副局长现文联主席董晓明的话说，“深圳引进但昭义就如同移栽大树。是成功的移栽！”
　　这个移栽大树的说法，很生动形象。我客居在东莞时，曾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种刚刚竣工的住宅小区，楼房崭新靓丽，泳池也崭新闪亮，可空间绿化怎么有好多棵粗壮的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树呢？楼房可以速建，草坪可以速铺，大树肯定需要生长百年的，莫非建造小区时，这些棵大树就早已在这里了，只不过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起初，我就是这么傻想的。可是，不断看到的新建小区，到处都能见到这些百年老树。我总算明白过来了，这些老树是花大价钱买来，移栽到这里。栽下就能成活，这在我们东北地区是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所以，这应该是当地的特色。我在东莞的松山湖参观过亿元别墅，那完全出自好奇：一栋亿元别墅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楼上楼下转着圈察看室内装修和设施，并没有那个偷渡到香港去金店打工的老兄，后来发迹全部用黄金打造的那种座便。没有黄金座便黄金浴池，要价亿元？我与售楼人探讨，方知真正的价值在室外。前后院的湖光山色，特别是那些移栽的数百年的罗汉松。每一棵都需要几百万。这样的造园移树水平，可能只有广东这片土地才具有。
　　移栽大树般引进人才，而非培植小苗小草，这可以说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
　　当时已经五十有五的但昭义，在四川音乐学院并不是特别受到重用。而引进深圳，确实需要眼光。假如，当初没有引进但昭义呢？那么，深圳是否还会有打造钢琴之城的梦想？事实上，类似但昭义这种“大树”引进，是最值得的引进。建筑大师陈世民在深圳创造一系列建筑奇迹时，也是五十开外，处于人生鼎盛时期。左肖思成立中国第一个建筑师事务时，也年近花甲。而深圳最苦的官儿梁湘也算“引进”深圳的吧？他当时已经是62岁的人了。还有李灏走马深圳也是年逾花甲。还有袁庚这位改革开放的“尖刀班”班长，也是在接近花甲之龄去实践一个民族或一个城市的青春期童话。还有万科的王石，这位家喻户晓的房地产领跑者，这位年过半百攀登珠峰的逞能者，在达到事业巅峰时，他也年过半百了。如此说来，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最需要的不仅是激情，还有成熟与经验，阅历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