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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风云人是月
来源: | 作者:王充闾  时间: 2010-07-15

                          一

  我的祖籍河北大名,是北宋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民众间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习俗。祖父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里,几杆旱烟袋,一壶糊米茶,“李唐赵宋”、“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爱好。一般地说,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华夏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由于历史人物(比如孔夫子、秦始皇、诸葛亮、苏东坡等)具有一种“原型属性”,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积淀,头上往往罩着神秘、奇异的光环,他们的知名度远非一般虚构人物所可比拟;加之,“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足够的“想像空间”,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青灯独对或者沧桑看云,我常常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采。数十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不过,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地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像人们常说的,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反复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

                         二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界隔与时空障碍,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的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理解,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所谓“设身处地”,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同古人所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二是强调理解前人,“略其迹而原其心”。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闫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判——治史、读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按照什么尺度、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我在读人、通心过程中,并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包括作史者——注意研索、体察其作史的心迹。无论是古人还是时人,每作一事,或作一文,必然都有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 。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作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三

  读史,我总是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其实,这里谈到的许多做法,大多都是承袭前人的余绪。在读史方面,勤奋的古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千余年来,备受关注。他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他还以读《汉书》为例,说:“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对此,晚清学者李慈铭予以高度评价,誉之为“读书之良法”。通过实际运用,我也体会到,古人这种 “一步一个脚窝”的踏实做法,循序以渐进,约取而实得,尤其值得以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化的“浅阅读”为满足的浮躁的今人很好地汲取与借鉴。当代有的学者认为,“八面受敌法”,事倍功半,是“一心一用”的单项读书方法,属于传统的阅读观念。对此我不敢苟同。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原是历史变迁的常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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