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辽宁本土的新生代作家，苏兰朵给辽宁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苏兰朵以诗歌登上文坛，后又不断开拓她的创作领域，涉足散文、中短篇小说的创作。2010年2月，苏兰朵又进军长篇小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声色》。作为一位初涉长篇小说的作家，苏兰朵选取了表现自己熟悉的广播电台生活。以电台为背景的长篇写作，与其说是作者的一种叙事尝试，不如说是对自己 “真实”的表达。她在作品中营造的电台生活，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结点，由此展开、由此发散，在广播电台这个特殊的活动场域讲述一个个都市故事，展示着当下社会的价值失序，表征着权力和欲望。
看不见说话人的表情，更难以捕捉说话人的情绪，只能呼吸到被声波搅乱的空气，因此总是有些朦胧。虽是如此，虹电台的主持人们依然有很多热心的听众，一些听众也常将他们想象得完美无缺。然而，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是那些为听众们所熟悉的电台主持人，走出让人倍感神秘的直播间后，都深陷于世俗欲望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他们身上有的是如别处一样的感情纠葛、金钱欲望、权力争夺。字正腔圆的“声”音背后，“色”才是他们的现实人生。“色”串联了他们一系列的生活内容，他们的情感和理想在“色”的演绎中表达。大牌主持凌风在自我奋斗的倦怠期与下岗女工孙大姐的偶然结合，是身心的安慰；美女主持朱笛在初恋男友五哥的意外死亡后的放诞，则是对生活的再次体认；而常翠珊对市委副秘书长王忠阳不同年龄期的色诱，则分别是对男性的梦想和对人生的拯救……
《声色》中“色”与“欲”的表现，让我联想到在当下的文艺创作。叙事中有关男女情感的表述，仿佛陷入困境，仿佛唯有通过肉体的接触才能表现人间的真情。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影视画面中，难觅举手投足中的细腻情感，只剩下大尺度的欲望张扬，现代的人文精神正在悄然退去。“爱欲”，这个被以“君子”自称的中国人所羞于谈起的事情，曾经隐没于当代文学初期几十年的文本之中，如今却被“妖魔”化，强势占领了文学文本和电视荧幕。《声色》中丈夫的出轨、妻子的背叛、“小三”的上位，随处可见，且都与欲望的狰狞和肉体的躁动息息相关。“爱欲”在苏兰朵的《声色》中尽管是含蓄的，欲言又止的，却又无处不在，清晰地浮于文本的表面。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写欲望、写性，是一次人性的复苏，是对政治压抑的反叛；上个世纪90年代写欲望、写性，是一次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自我寻找，高扬着身体解放，那么随之其后关于欲望和性的无限放大和裸露，则有了标榜自然本能之嫌。虽然，出于生理的需要或是遗传的本能，对于“色”的肯定不可质疑，但是作者在《声色》中将“色”编织进每一个细节，则有了泛“性”的趋向。我们可以试图接受“身体”的解放，但是不等于我们赞同用“身体解放”作为解释一切的理由。如果说“贞节”观念是封建意识的残留，那么我们对文本中不贞的质疑则成了一股逆流。不可否认，作品中的人物，尽管体验着欲望的欢娱，在其后却也满是悲伤，流露出情感的失落，但是却难找出其背后更深的精神所指。或许，于消费时代的今天，当感性的肉体正在取代理性的逻各斯，在文本中，本就不应该寻找所谓的意义。
无论如何，细读文本，我感到的是深度与意义的缺失。“色”与“欲”的架构只是一个斑斓的空壳。活跃于《声色》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出于种种因由，都与“色”有着撇不清的牵连，不知是偶然还是作者的故意安排，但我想，这必是作者对生活的阅读结果，看到这个社会的“色欲狂欢”。只不过，作者在这里对“色”，仅仅做了一次展览，而缺少对人、人性和社会现实深度的揭示，也没有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立场，唯有主持人安娜对宏业集团老总祝亦清的拒绝，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坚守，以及结尾处霍然与安娜的交往，让读者深感人间的“纯情”，还能够依稀辨认出作者的倾向，否则，文本中对于“色”的暧昧，则彻底丧失了立场，无法否认地确定了对某种低俗趣味迎合的可能。
或许读者在《声色》中也能捕捉到“爱欲”之中流露出人与人的真实情感。凌风和孙大姐的“爱欲”，既有劳累人生中的慰藉，也有辛苦人生中的寄托，因此，不免产生了一种盎然的诗意。但在《声色》中读者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偷食禁果的冒险和浮躁生活中的猎奇，如祝亦清和朱笛、安娜，仅仅是钱权后的色情。至于王忠阳和年轻时的常翠珊、许芳则是赤裸裸的享乐。至于《声色》中人物对自我欲望的解释，也或被认为理所当然，或被解释成了自我的确认，而完全出离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在我看来，文本中人物的表现，是与作家的价值观息息相关的。作家在白日梦的游走中，呈现了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苏兰朵在构建故事时，所营造的社会环境晦暗而不透明，人物更是将自我的生存奉为至高无上的准则，或是为名、或是为利、或是为了身体的享受，而无休止地沉沦。当然，作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思想家，更不是道学家，因此没有必要要求作家提供明确的价值判断，但是作家却被需要通过通过形象的塑造，给读者以足够的可能性，去思考人生、人性，从而让读者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尽管文本中突出了“爱欲”的“无意义”表达，但是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作者，如王小波那样通过“性”完成一次政治的隐喻，也没有权力要求作者学米兰·昆德拉借助“性”完成“轻”与“重”的思索，不过，我们有权要求自己在“性”的背后发现意义的寄寓。当身体、欲望的消费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时尚，如何通过身体、欲望审视自我、审视自我与他者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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