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罪恶的——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它为什么是罪恶的？面对这个追问，我想，最有力的一个回答，是它侵害了人类个体天赋的自由权力。它像宇宙中的“黑洞”，以无比巨大的吸力，吞噬无数个并不赞成战争的人。

　　多年前一个下午，我来曾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不堪详述的回忆。当我面对某些照片，甚至某些实物，我在想，在那场屠杀中惨死的三十万人里，绝大多数是平常人，他们就是算没有格外的善，也不会没有格外的恶——在和平环境里，他们大多会活到老年，生时很体面，死时有尊严。他们中间可能有小小的农民、平凡的小贩，可能有文质彬彬的教师，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大小老板。他们中间还有孩子，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会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他们中间会有诗人学者科学家，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人生会大放异彩，而不会来不及做什么，像烟尘一样被历史遗忘。他们在死前的一瞬间，大概都会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遇到战争？

　　中国人应当痛恨日本人。 

　　理智地说，我们应当痛恨那些战争发起者，还有那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人，而不是全体日本人。平心而论，日本人中间，也有很多战争的受害者。别的不说，广岛和长崎，那些面目全非的尸体中，也有很多平常人。他们中间很可能有小小的农民、平凡的小贩，有文质彬彬的教师、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大小老板。他们不是战争的发起者，也不都是战争的赞同者，却也成了战争的受难者。

　　那些无辜的日本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定痛恨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但美国的母亲和妻子们会问：你们为什么杀害我在珍珠港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杀害我在中途岛的丈夫？……这是无辜受难者的一个无尽的循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战争中，有正义者和非正义者，却没有胜利者。所有参加战争的民族，都要献给战争之神无数个无助、无辜的牺牲。这，就是战争最大的罪恶——剥夺没有战争意愿的人的选择权，让他们受到种种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甚至失去生命。

　　刘国强的长篇报告文学《日本遗孤》，就把目光投向一群特别的“牺牲”——一批日本战败后被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儿童。这是一本特别的书——作者书写的，是战争中最弱势的两个群体：日本的孩子和中国的百姓。前者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到中国的无辜弱者；后者是被战争的铁蹄践踏、饱受欺凌、苦难深重的受害者。这两个群体，本来互相之间毫不关联，而日本天皇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书，让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令人惊异的聚合反应。

　　让我们随着作者的笔，回到历史现场：日本宣布战败，在中国的日本人产生了极大恐慌，纷纷逃往各个出海港口，希望乘船返回日本。这些日本人，除了军人之外，还有很多通过一批批移民（包括武装移民）来到中国的开拓团成员。在长途跋涉中，饥寒、疾病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很多父母出于无奈、绝望，把孩子抛弃在半路上。也有一些开拓团，出于绝望和恐惧，竟以集体自杀来结束生命。集体自杀，其形式通常是一个团体内部的杀戳——一部分持有武器的人其他人杀掉，然后自杀。弱小的儿童，当然是最最无法选择生死的人，只是某些特别幸运的孩子，奇迹般从堆积成山的尸体中活了下来，或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逃了出来。还有一些孩子，随父母来到出海的港口，但面临归途中死于病饿等危险，也遭到了遗弃。

　　这些日本孩子，就这样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虽然并非全是军国主义者，但也是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即使是最普通的开拓团成员，也曾耕作于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上，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过经济支持。就算他们不是战争罪人，也是有过错于中国的人。现在，日本战败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孩子，应当承受复仇的怒火吧？日本军人曾经杀害过无数个中国儿童，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中国人熟悉一张照片：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一个中国孩子挑起来，脸上还得意地笑。有多少中国人，在日占时期被日本人欺压、残害，承受巨大的不幸？再说，经过十多年的战乱，中国大地是如此的贫瘠，百姓生活是如此的困苦，又怎么能养活得了这些敌国的孩子？

　　但是，这些日本遗孤却在中国活了下来。一双双温暖的手，一双双慈爱的眼睛，接纳了他们幼小的生命。他们呀呀学语，对一对对中国父母叫爸爸妈妈。为了这个简单的称呼，一对对中国父母含辛茹苦，把他们抚养成人，把他们送进学校，让他们成家立业。他们承担的，不仅是作为父亲母亲的人生之重，而且，还要承担种种社会压力。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比如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被红卫兵抓走，遭到毒打，胸前挂上“日伪特务”的大牌子，而他们的亲生子女，因为家中的日本人而变成“特嫌”， 一次又一次失去参军、提干的美好前程。而当这些日本孩子长大，了解了自己的身世，或是听到日本亲人遥远的召唤，或受到发达国家生活条件的诱惑，大多数远走高飞。已经老迈的养父母，又噙着泪水，把孩子们送回血缘上的祖国。这些孩子们，远在日本，虽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养父母，但在种种条件限制之下，无法让这些老人摆脱生命黄昏中的孤独、思念、盼望和痛苦……

　　《日本孤儿》将战争题材、历史题材和社会题材融为一炉，是一部视野宏阔、角度新颖、笔力雄健的“大书”。其关注的对象，是极为特殊的人群——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他们处在历史的夹缝中，成为一段人们遗忘的历史。”也正因为特殊，所以“有戏”——这些日本遗孤，当年被遗弃，被收养，后来回归既是祖国又是异国的日本，同时念念不忘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就是一幅幅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和心灵图景。

　　报告文学的一个决定性要素，是真实性，尤其是日本遗孤这样一个题材，涉及两国历史，更是马虎不得。刘国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巨大的诚意、认真和严肃。他不仅遍查历史记录，搜罗档案材料，从中寻找丰富详实的史实依据，还曾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采访。从书中可见，他曾经去过很多历史事件发生地，并与很多历史亲历者有过面对面的交谈。在方正县，他找到了当年日本开拓团的建筑遗址、关东军的军火库和无数日本人死去的地方（P132）；在葛根庙（P86）、麻山（P89）、双庙子（P93）等地，他去寻访日本开拓团“大自决”的现场；在依兰县沙河子村，他找到了当年的港口码头，听到了被日本人杀害的马车夫张富平的故事，采访了被他救下来的日本孤女，了解了她的中国妈妈坎坷的一生（P174）。当他采访一位叫李淑贤的中国妈妈，不仅去了她的住地，还在在长春她“差点被‘大皮靴’踢死的上海路”做实地的考察。（P183）“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作者的身临其境，与大量的历史纪实材料相结合，互相印证，彼此发明，形成一种巧妙的结合。

　　《日本遗孤》中的实地考察、亲自采访，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了这部书史实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符合“口述史”的观念和方法，而且，还在于它突显了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特点，也是难点，即“文学性”。由于作者近距离接触历史当事人，亲临事发地，就有机会观察、发现、挖掘很多历史的和现实的新鲜细节，产生许多独特的体会、感悟和思考。中国妈妈在大饥馑中让日本养女吃饱穿暖，自己却嚼着酒糟充饥，冬天穿着麻袋片缝合的棉裤（P178）；带上四岁的日本孤儿弟弟到处讨饭，12岁的小姐姐见着人，就给人磕头，脑门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P202）；吴凤奇老汉收养了三个日本孩子，跟老婆离了婚，在文革时受尽凌辱，“光着脚，在冰雪地上一遍又一遍地跳‘忠字舞’；他的双手提着不准系腰带的裤子，拖着打残的一条瘸腿，站在排里跑步，动作稍慢，啪啪的皮鞭就会抽打过来。”（P206）这样的细节，都来自作者扎扎实实的“笨功夫”，让人感到真实可信。由于有不少“采访体”，作者有时还要从客观的描述中跳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他去采访一位的韩淑珍老人，“她的笑容，我竟想起我的妈妈。”“我跟她在门口、路口、车前，握了三次手。我感觉出，那是一双粗糙的手。这是每天每天都与劳动打交道的手。农活、针线活、喂猪喂鸡什么都干的手。侍候完儿子姑娘又侍候孙辈们的手（跟当年我妈妈的手一模一样啊！）”这种写法，可以体会作者的感情投入，是多么真挚，多么热烈，而传达出来的形象，又是多么生动感人！

　　每个日本遗孤和他们的中国养父母，都有独特的生活轨迹，但由于时代背景相同，他们的经历，又会有某种相似性。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日本孤儿》这部人物和事件众多作品中，没有产生重复、单调和 “相犯”，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部书分为“大寻亲”、“大移民”、“大收养”、“大报恩”四个部分。而每一部分中，都以某个中心事件为核心。比如“大移民”先是盱衡世界局势，发露日本野心，再以历史鸟瞰和个人史的方式回溯“八一五”那个让无数日本移民感到天崩地裂的时刻，以日本幸存者和中国目击者之口，具体刻画日本开拓团大逃亡、大收容、大遣返以及“集体自决”的历史惨象。在“大收养”部分，则用以日本遗孤的自述、中国养父母的讲述，参酌书报、录像、档案等历史材料，描述出一个又一个“胜似亲骨肉”的感人故事。这样，每个故事，实际上都有一个重心，而不与其他的故事类似。其次，是作者有一支妙笔，不仅语言功力颇深，而且善于调整叙事方略，在基本相似的情节里，他总能“挑选”出最最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情境，让人欲罢不能。同样是收养日本孤儿，同样是中国男人，生意人杜岩溪被一个脏兮兮的日本小男孩跟踪，他在北风嗖嗖吼叫中，跟在飞驰的马车后面跑，最后，当这个光着脚的小家伙跑不动了，在地上还爬向他（P257）；平凡的马车夫张富平和他的妻子，“睡觉时，把孩子放在中间，你啪地亲一下，我也啪地亲一下。”而收养这孩子仅三天，他就被日本宪兵杀害了（P174-176）；李淑贤的丈夫，在妻子被日本人毒打小产后，“左手指甲使劲挖抠自己的大腿，右手狠命地揪着头发。几分钟后，大腿肉抠掉一块，鲜血染红了半边腿，手指粗的一绺头发，齐刷刷地掉下来。”几年后，当有一个收养日本孤儿的机会，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把她扔到大道上去”，可与这孩子的目光对在了一起，他也和妻子一样，被这个小脸儿漆黑漆黑、穿着紫底蓝花小和服的小埋汰孩子“击中”了……

　　《日本遗孤》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书，是一部让人读来泪光点点的书。应该感谢作者刘国强，他扎扎实实地资料收集，又用朴实、真切、自然、灵动的笔触，复现了那段珍贵的历史。这段历史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中的当事人，包括当年那些被收养的日本孩子，也渐渐进入老境，而他们的养父母，很多都已去世。刘国强的抢救式“记录”，可谓抓住了历史的尾巴。也许这是命运的公正，因这些养父母，他们是最不应当被历史遗忘的人。他们曾经饱受侵略的伤害，却没有把仇恨倾泻到侵略者的后代身上，甚至用温暖的怀抱接纳了他们。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因为拯救了犹太人、德国人拉贝在南京拯救了中国难民而受到全世界的崇敬，那么，那一个个向孤独、弱小、濒于死亡的日本孩子敞开怀抱的普通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全世界人道主义高峰的标志？很多中国养父母，在精神的境界上，甚至比辛德勒和拉贝更高尚更伟大——犹太人和中国难民，并不是辛德勒和拉贝的直接敌人，而日本人，是把战火燃烧到家门口的侵略者。中国百姓的品格是高尚的，心胸是博大的，在那个时代，他们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当然不会说“恶恶止其身”的理论，没有“爱你的敌人”这种以宽恕为旨归的宗教滋养，但他们会用最朴实的言语来翻译这些理念、用最切实的行动实践这些理念：“有账跟日本鬼子算，跟孩子记什么仇啊！”（P174）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最最值得历史铭记录的人吗？

　　《日本遗孤》出现在中日关系紧张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和平的根基，存于民间，存在于那些始终反对战争的百姓之中。《日本遗孤》，会让一片蓝色海洋这边的人，泪光点点，也会让海洋那边的人，发现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和平需要的，不仅仅是是一架架飞机、一门门大炮、一枚枚导弹、一艘艘战舰的制衡和威慑，更需要一颗颗柔软的心。而且，这柔软的心，恰恰是最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

　　前不久，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2014年3月，他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他说：“其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句话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刘国强的《日本遗孤》，以它的真实、可感，以它对战争中无辜受害者的悲悯之情，完成了一次不平凡的历史回眸，它引发的感动和反思，不就是一道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屏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