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小村子里的人家都特别穷。扫盲以后，父辈们虽说也都认得几个字儿，但真正称得上有学问的，却也只有老杨先生一人。

　　 老杨先生七十多岁，是个郎中。因为解放前他曾当过一段私塾先生，人们便叫他杨老先生，可后来不知为什么，叫着叫着就叫成了老杨先生。老杨先生很渊博，知道的也多，又能写出一手好字，这在十里八村无人能及。因此，村子里谁家操办个红白喜事，需要写礼账，或者过年时写对子的事，就非老杨先生莫属。老杨先生严谨，持重，做起事来有板有眼，有始有终，非常注重细节，讲究过程。以前写礼帐，都是自行裁纸，自行装订，老杨先生也不例外，但是他的做法又和别人有所不同。老杨先生裁红纸，从不动用刀剪之类的金属工具，只用一根自备的长长的细线绳。哥哥结婚时，老杨先生也是这么裁的，我很爱听细线绳裁纸时发出的那种嗤嗤声，犹如音乐一般悦耳动听，充满了喜庆。纸裁好后，叠齐压平，再用竹签扎两个眼儿，串系一根鲜艳的红头绳。写礼账时，佳宾须先自报姓名，说出钱数，老杨先生才慢慢落笔，横平竖直，一丝不苟。人多时，他也绝对不会茅连草色。龙飞凤舞。礼账写好后，老杨先生还要和账桌上的人逐页核对账目，直到核对准确无误后方能交账入席，开始有滋有味地享用东家特备的酒宴，临走时，还会揣上东家孝敬的一个小小的红包包呢。那时，我就觉得还是念书有用，识文断字，又受人尊敬。现在，我仍旧喜欢和怀念过去念书的那段日子，说起来与那个小小的红包的诱惑，多多少少还有点关系呢！

　　 平日里，老杨先生也很悠闲，常常鼓捣点儿中草药。因为多是自己上山采的，也没啥本钱，所以谁买，他就尽量少要点儿；实在没有钱的，他就白送人家。他说：“有病的人家已经够苦的了，咱不能往病人的伤口上撒盐。”

　　春节前几天，是老杨先生一年中最繁忙、最快乐的时光。村子里许多农户家的孩子，每人腋下都夹几张大红纸，到老杨先生的家里，毕恭毕敬地求他写对子。老杨先生呢，也不推迟，写完张家写李家，忙得不可开交。乐了，还绘声绘色给我们讲一段他上私塾时因为逃学而挨先生柳毛鞭子的事儿，笑得我们前仰后合，直擦眼泪……其实，老杨先生会的对子也不是很多，而张家李家也并不关心对子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只不过是为了贴上几天图个红火喜庆，讨个吉祥顺利，应应景致罢了。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只有这幅对子，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因为老杨先生病危的前一年，整个村子，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贴的几乎都是这幅对子。有人说，老杨先生老糊涂了，病糊涂了；也有人说，这幅对子寓意深刻，是老杨先生自我的人生追求和总结。老杨先生病危那一天，恰逢小年。他的案头，照例摆满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是老杨先生一生的最爱，在临终前看到它们，依然还是两眼放光，竟极其艰难地做了一个怪异的抓笔动作，之后便油尽灯枯，残喘呢喃：“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说完，气若游丝，头一歪，就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里程，也终究没有等到他所向往的又一个春天。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直到今天，我才豁然觉悟，老杨先生其实并没有错。一个行将走完人生里程，普通而又平凡的老人，居然对生命竟是这样的执着，对春天竟是这样的依恋……而我呢，也只有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他一路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