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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殇
来源: | 作者:原 昌  时间: 2019-12-03
   
  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明朗的阳光斜射进某首长那宽大整洁的办公室。首长留着一头黑亮的短发,威严地坐在大沙发椅内,全神贯注地批阅着一份份重要文件。
  他左手翻着文件,右手握着一支孔雀牌红蓝铅笔不时圈圈点点,忽然,他被一篇内参吸引住了:
  “政治工作差,部队散了架――一个空军导弹营的情况调查。”这个内参后面的署名是:“某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干事共产党员常国远”。
  首长记起了,这个常国远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登载了不少反映部队好人好事的报道,还时常发表些杂文和学习体会文章。写内参,却还是头一次。
  他在这篇内参上写道,他最近参加工作组下部队,发现有个导弹营由于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有的政工干部要求改行,有的干部压床板要求转业,有的战士把警卫班长打得在床上躺了七天,有的战士给营长家里偷豆油,有的战士在饭堂里拉屎,在门口撒尿,半夜耍酒疯,食堂伙食差,经常连着吃四顿高粱米,驻地姑娘来连队看电影常被搂抱,战士们上县食品公司拉肉,还顺手偷了15只鸡。一个连的副指导员说:“我们营的战士像头驴,又蹬又咬谁也不敢管,营里的干部像个猪,一天光吃不干事,连内的干部像个牛,一天忙到晚落不下个好。……我建议……”
  总部首长紧缩眉头看完材料,气得把笔一摔,他没想到这个工作一向先进的军区还有这样严重的问题,他在地毯上来回踱了几圈后拿起笔在内参右上角愤然批道:“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查清解决!”
  一天,一股急速的音频信号从首都飞出,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穿越山山水水,传到了某军区政治部主任韩宇的办公室:
  “喂,我是北京总部秘书处,你们军区文化处常国远写的一个调查报告登在中央内参上,中央军委首长和总部首长都批示了,你们对这个材料调查过没有?”
  韩宇歪坐的身子一下直挺起来,松弛的长脸一下变得严肃起来,忙道:“什么调查报告?我们不知道啊!”
  北京:“常国远同志在调查报告的末尾说,这个文件同时给了你们政治部首长一份,怎么会没有?”
  韩宇稍许想了想,忙答道:“我马上查查,查清后立即答复!”
  北京:“要快,军委首长都发火了!”
  韩宇:“哎哎,是是!”他放下听筒,忙把秘书张作义叫了进来,声色俱厉地命令了一番,张秘书直点头,听完,急三火四地拔脚就朝楼下的文化处跑去。
  这天是星期三,文化处的党员干部聚集在处长办公室正在过党的生活,内容是选举先进党员,公布的先进党员候选人中有一个就是常国远。同志们综合他的事迹是:两年前从基层连队借调到文化处以来,无论是在考验期,还是正式下命令调入以后,都能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坚持早来晚走,打开水,擦地板,倒痰盂,给领导和同志们往家送分的菜和电影票,不叫苦不喊累,他下部队的天数最多,写成的经验材料转发成简报和登报发表的最多。有股子年轻干部朝气蓬勃的样子!甚至有人私下议论,这个常国远又有水平,又能干,将来很可能是处长的接班人。
  此刻,文化处处长叶松正在边喝茶边讲话,他端坐在咖啡色的大写字台后边,两手肘支在厚厚的玻璃板上,稍黑的长脸露出平时不多见的笑容,说:“常国远同志这个调来文化处之前这个,啊,调来后与妻子两地生活,这个住在办公室,啊,常常熬夜写作,啊,以咱文化处的名义这个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啊,为咱部队这个争了不少光,这个在几个新调来的干事当中,啊,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我同意,啊,选常国远同志――”
  正说到这里,门猛地被推开了,连一下都没敲,叶处长抬头瞅瞅,一副不满的样子,一看伸进头来的是秘书张作义,便马上改成笑脸。张秘书没跟他笑,只是朝他招招手。叶处长不知怎么回事,便连忙站起来,放下保温杯,走了出去。
  常国远一受表扬就心跳,脸就红,头就不知不觉往下低。尽管从入伍到现在经常在会上被表扬,可总也改不了这毛病。在座的老同志赞许地看看他。有的同龄人则不服气地瞅瞅他。有的眼或望窗外的蓝天,或望头顶天花板上那似牛如人的各种裂痕,一副悠然自得,一副不屑一顾,一副独善其身,一副嫉贤妒能,各人各呈各态。
  张秘书把叶处长叫到走廊里,低声在他耳边叨叨了半天,叶处长“嗯嗯”地点着头,脸渐渐沉下来,黑下来,眉渐渐拧起来,锁起来,神经渐渐紧起来,绷起来,末了,扔下一句:“我找找看看!你先等等!”便气冲冲地转身进了办公室。
  常国远低着头,按捺住激动兴奋和决心更好地干工作搞写作的心情,准备叫可敬可爱的叶处长回来继续表扬他。等了半天,不见叶处长说话,忙抬起头来看。只见叶处长的脸变了天,一副要降雪下冰雹的样子。他站在写字台后,两手急急地打开大小十一个抽屉,打开两个文件筐,翻来翻去地找,最后终于在右脚边一个小抽屉底下一堆散乱的文件里翻出一份东西,也顾不上先把满桌的书籍文件袋装回去,就在桌上草草地看了一下那十几页稿纸上的内容,然后用圆珠笔急急地在一张呈阅文件的空白处写上:“已阅,呈政治部首长阅”,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又用曲别针别好,紧跑两步送出门交给站在门外的张秘书。张秘书也没细看,拔腿就在能照得见人影的大理石铺的走廊上向来路跑去,那“咚咚”的脚步声把两侧各个处办公室的军官们都惊动了,纷纷探出头来看……
  文化处的党员同志们包括两个副处长都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等着叶处长进来发火、训斥,犯老毛病。大家都怕他,他不容人,老是一本正经,严肃正派得吓人,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和同志们开一句玩笑,他常常发火,谁上班迟了,他要发火,谁往地上吐了口痰,他也要发火,体育干事秦有旺报销体育器材发货票没注意把自己家买的电视机发货票一起给他了,请他签字,被他看了出来,也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通,秦有旺红着脸急着要解释,可到了也没让他说一句话,那声音至今还回响在办公室的走廊上,“你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严重的这个贪污行为?啊!要不是我这个及时发现,你要犯罪啊!500多元钱,够逮捕了!好好这个检查!不用解释!你要知道,你这个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懂得这个廉洁奉公,不能沾公家便宜,啊!多占一分钱都是犯罪!”
  叶处长一天私事很多,老婆孩子,让人给他买肉买菜换煤气罐,没什么水平,光知道耍厉害,不爱看文件,爱摆官架子,但和一些军区领导的私人关系却极好,过年过节经常领着漂亮的妻子去各家走动,是政治部处长中的红人,听说军区党委正在考虑提拔他。
  大家看叶处长“咚咚”走进来,心里想:看吧,又该训人了,又不知该哪个倒霉蛋要受败兴了!
  叶处长在写字台后面站住,气呼呼地朝大家看了一眼,最后把那发红的大眼在常国远脸上停了一下,大声说:
  “散会!”
  除了两个副处长,大家都急忙知趣地庆幸地搬着各自的椅子返回自己的办公室,悄悄议论起来。
  常国远在看到叶处长那停留在自己脸上的凶光时,就本能地预感到了一种不详,如惊雷轰顶一般,可他搜肠刮肚翻遍了自己的历史,也没发现什么值得叶处长如此发火的“罪恶”!可是刚才还是这也好那也好地表扬,为什么张秘书一来说了一个文件就改用那种表情看自己呢?他忐忑不安地默默地坐在办公桌后,等着灾难的降临。“咚咚咚”,走廊上一阵脚步声远去了。听动静,是处长被领导叫去了。
  “常国远,你来一下!”一个小时后,吴山副处长进来喊他。
  干事们都抬起头来瞅他,有的不解,有的同情,有的幸灾乐祸。
  常国远长得胖胖的,个子不高,浓眉大眼,五官匀称,脸上看不出一点厉害和精明,肥大的军裤使他显得窝窝囊囊,稍长的胡子和稍长的指甲说明他平时不修边幅。他听到喊他,心马上“咚咚”地跳起来,随着心率的节拍战战兢兢地快步来到处长办公室,低下头等着挨训。
  叶处长愤怒地在地上踱来踱去,副处长吴山和张春元坐在沙发上。
  “你说,你这个为什么要私自给中央写内参?”
  “什么内参?我没写过呀!”常国远道。
  叶松处长愈加生气了,他吼道:“就是那个调查报告,军报的内参一登,中央内参也转了!”
  常国远一听,明白了。原来是因为那个材料。那是他三个月前参加工作组下部队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回来机关后怎么也放心不下。按说,那个部队的问题应由工作组组长向政治部工作会议汇报,自己作为一个干事并没有什么责任。可他就是老觉得有事,眼前常常浮现出那个部队干部战士向他反映情况时焦急的神情来。别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干事,但忧国忧民的情怀竟很浓烈。终于有一天晚上12点多,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马上披衣起床,垫好复写纸,也没打草稿,随手就在稿纸上奋笔疾书起来。一下就写了十几页。最后,他端端正正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写到:“我写这个材料,肯定不能发表,不是为了挣稿费,我是想让上级机关知道现在下面出现的问题,看看我的建议,引起重视,注意宣传这方面的正面典型经验,加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写完后,正是凌晨三点。中午,他抽空检查了一下,当着叶处长的面钉好,两份邮到了北京的报社,一份随手给了正在他们办公室沙发上看对越自卫反击战新闻的叶松,对他说:“叶处长,这份材料请您看看,再转给政治部首长!”
  叶处长把材料接过去,“嗯”了一声,拿着报纸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常国远把材料寄走后,也没指望能登出来,渐渐把它忘了。
  此刻,两个月后,重又提起了这个东西,常国远心中有数,便放了心,面对叶处长的责问,回答道:“我没有私自给报社写材料,我当时还给了您一份,请您转呈政治部首长的啊!”
  “可我这个还没看完,还没批示,你怎么就先邮到北京去了呢?”叶处长没想到这个老实的常国远敢顶他,刚才还表扬他,现在他就把尾巴翘到天上了,这还了得!
  常国远辩解道:“党章规定,党员可以越级向上级直至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我是以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的,用不着批准,再说那材料给你已两个月了,你怎么还没看?一直到今天才往上送?”
  叶处长脸红了一下,停了一会儿,又生气道:“你这个私自往上递材料就是不对!你要老实点,好好检查!”
  常国远一看叶处长不讲理,还这样急眼训人,一下也气盛着硬起来,顶撞道:“我没一点错,检查什么?”
  吴山副处长忙站起来,沉下脸来道:“国远,你顶什么?处长叫你检查就检查,你捅这么大的娄子还有理了?咱们整个军区的先进名誉叫你一个人给弄砸了,军委领导和总部首长都批评了,你知道不?”
  常国远没想到自己写的一份材料会惊动那么大的首长,也没想到会因此捅下娄子,难怪叶处长会一下那么凶地对自己改变态度,发那么大的火,便说:“我这不是告状,只是反映部队新出现的问题,建议上面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怎么会是捅娄子呢?”
  叶处长朝他喊:“你这个还不承认,还不老实,你捅下了大娄子,不光咱们军区的名誉让你这个给毁了,咱们文化处的先进也让你给弄砸了,啊!刚才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还有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把我叫去,对我发了多大的火,你知道不?全完了,我的前途,什么都全完了!你知道不?”
  常国远当时还听不懂也不知道这“全完了”是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自己没做错,自己不只应该向上级写稿反映部队的新气象新变化和好人好事,也有责任反映出现的值得重视的带倾向性的问题,应该报喜也应该报忧。他据理力争,一个小小的年轻的干事,对三个掌握大权军令超过他年龄的处长据理争辩,越争越凶,气得叶处长拍起了桌子,直争到下班全楼人走光,四个人一同下楼吃晚饭时还边走边面红耳赤地争……
  常国远不知道,中央首长批示后的第二天,北京派的40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直接飞到了齐齐哈尔的那个导弹营,工作组调查整顿了一个月,也没整顿好,只好把那个部队解散,一个排一个排地分别调到其他部队掺了“沙子”。
  工作组返回军区,向军区党委常委汇报了一天,然后返京。
  但是,常国远没想到,此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许多人,包括原来处得极好的同志和老乡,在公开场合都不怎么敢与他来往了。政治部韩主任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他,告诫众人:“今后,谁也不许私自乱往上写材料!”他的“先进党员”也终于没评上,叶处长在总结表扬会上对一位高干家庭出身的干事着实表奖了一番,还把他的照片贴到了光荣榜上,而对常国远,却连一个字也没提,倒是在“今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方面,屡屡提到他……
   
  二
   
  一天上午,叶松处长正埋在沙发里闷闷不乐地喝茶看报,文艺干事王世成敲敲门走了进来,低声向他报告说:“处长,刚才郑官屯机场来电话说,他们星期五要开个文化工作现场会,会期6天,让咱们去人看看,你看让谁去?”
  叶处长抬起头来,说:“这个你去吧,怎么样?”
  王世成赶忙说:“那地方太远,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我身体不好,再说我爱人最近还有病,是不是让别人去?”
  “那就这个让常国远去吧!”叶处长很干脆地说。
  王世成点点头说:“那我去叫他来。”说完转身就要走。
  “不!”叶处长挺起身来说,“我不想见他,你这个直接通知他就行了,啊!”
  王世成不解地点点头,出去了。
   叶处长现在的妻子是他原来的小姨子,前妻得白血病死了,留下了一个娇小的千金。老丈人一方面心疼小外甥怕到后妈手里受气,一方面舍不得姑爷那五位数的存折让别的黄花闺女接了去,再一个小女儿何艳芳也早就与他姐夫有那个意思和那个事,便索性成全了他们。叶松这天晚上与比他小24岁的新妻寻欢作乐到了关键时刻之际,一阵大煞风景的电话铃声响起,叶松吓了一跳,没好气地爬到床边抓起话筒厉声问道:“谁?半夜来什么电话!”
  话筒里传来总机女话务员那娇滴滴充满尊敬及歉意的声音:“对不起首长,郑官屯机场政治处主任谭年有急事向你汇报。”
  叶松一听,神色渐渐松弛下来,仍然冷冷地说:“接过来吧。”
  电话里传过来谭年主任的粗嗓音:“叶处长您好!这么晚打扰您,真对不起,可这事重大,又不能不向您汇报,你们处的文化干事常国远来我们这里参加文化工作现场会出事了,有个临时来队的排长未婚妻到政治处告状说,常国远摸她的手了!说不能活了!他是你们的人,您看怎么处理?要不是也不急,他原来决定明天一早就要搭场站的一个飞机回军区,我们怕他走了这事不好办。”
  叶处长听着听着来了劲,把爱妻递过来的睡衣一披,大声对着话筒说:“这常国远太不像话了,竟敢下部队耍流氓,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你们这个先想个办法稳住他,要暗地里把他监视起来,不要叫他这个回来,我明天就派人去调查,然后这个一块把他带回来!”
  “好好!是是!”那边谭主任撂下了电话。
  这边叶处长也把电话放下,冷笑着挪到床中间爱妻身边,边脱睡衣边说:“他妈的,这小子,非好好收拾他不可,他可把我害惨了……”一句话没说完,娇妻就把床头灯拉灭,搂住了他……
  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机场场站招待所,常国远正在灯下赶着一篇反映基层连队开展文化活动的经验报道,他还闷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呢!
  常国远奉命来到这儿参加会议。会议星期五结束,别人都于星期六回去了,他给在异地的妻子打电话,问她有空没,如有空,就于星期六晚上两人一起到军区招待所会合。妻子工作的地方到军区得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他们那时刚刚结婚,还没有弄到房子。妻子在电话上说不想回去。常国远一想一个人回去也没多大意思,不如趁着在招待所里清净,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把要写的四个稿子和简报写完,星期一再赶回去上班。
  他住在招待所二楼,房间斜对面住着一个排长的未婚妻。这姑娘是河北清苑县一个农民,长得又高又粗,脸也不好看,她与排长是参军前订的婚,排长提干后嫌她土气,没文化,就不要她了,她不肯舍掉这个好姻缘,便自己跑到部队来闹,要求领导出面帮她成婚,排长在若干压力下同意处处看。常国远不知详情,只见两人进进出出以为是夫妻,又听说话是清苑口音,便在厕所里与排长搭上了话,后来到他家坐了坐,打听了一下自己那些家住清苑县的复员战友的情况。星期日这天下午7点钟,他写稿子写累了,便出来到排长屋里闲坐。
  那门大开着,屋里烟气腾腾,只有那女的一人在家,常国远进去问:“排长哪去了?”
  那女的正要扫满地的烟头和花生壳,一见常国远来了,忙放下扫把,说:“他送老乡下楼了,马上就回来。”
  说着,她就十分热情地把糖拿出来,往常国远手里塞,常国远推开她的手,说:“谢谢,我不爱吃糖。”
  那女的又从桌上烟盒里拿出一支大生产烟,说:“那你吃根烟吧,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常国远站在地上摆摆手说:“不用客气,我不会抽,等排长回来我坐一会就走。”
  那女的说:“不着急,他马上就回来,你抽吧,抽一支吧!”边说边抓起常国远的右手用劲往他的手里塞。
  常国远一边说:“不会不会,真的不会。”一边也用劲抓住她的手往回推。
  推着推着,那女的忽然没有了笑容,变了脸色,一下收回手,把烟放到桌上,走出了屋子。常国远不知为何,莫名其妙地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排长回来,便又回去继续写他的稿子了。
  常国远不知道,那女的不知道是为了在未婚夫面前显示她的正派,还是她神经上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是马上就下了楼,走到场站值班室大哭大闹,说要告状,说:“我的手被人摸过了!不能活了!”
  那个排长在连队听说此事,忙赶了去,被她的忠贞和清白所感动,终于与她定下了婚事。
  常国远写到11点多,招待所服务员突然往他住的包间里领了个“唐山来出差的部队干部”来住宿,半夜他去厕所,那个干部也起来随了去。他不知道,他已被“看”起来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谭主任就来“拜访”,领他去招待灶吃了饭,吃完饭他收拾好行李要走,谭主任对他说:“再住一天吧,你们处长来电话说他要派个干事送文件,让你等他一起回去。”
  常国远不知底细,又有些疑虑,等处里的王世成干事“送文件”后又陪他回来时,叶松处长马上找他“谈话”。
  “这个我看就不用拐弯抹角了,你这个老实交待吧!”叶处长拉下脸上的横肉,坐在桌后,脸上的表情除了威严怒气,还有幸灾乐祸。
  “交待什么?”常国远一愣,出现在脑海里的一个意念,就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明显的报复。
  “别装傻,自己做事自己这个还不知道?”
  “我做什么了?”常国远生气地反问一句。
  “我让你自己说!”叶处长严厉喝道。
  “我什么也没做,说什么?”常国远也大声回击。
  “还非得我给你这个明指出来吗?啊?”
  “指吧!”
  “我看还是你自己这个说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你自己说出来,可以这个考虑从宽处理!”叶处长态度稍稍缓了一些。
  常国远看看叶处长,想了想,说:“看样子,你这像是在审讯犯人,把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搬出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松又扳起脸来,说:“什么意思,这个你知道!”
  常国远紧接着答道:“我不知道,莫名其妙!”
  叶松阴沉沉地说:“还真要我明指?”
  常国远冷笑道:“非常感谢!”
  叶松气呼呼地说:“那这个可就不算坦白了,就要这个从严处理了,你可听清楚!啊!”
  常国远回敬道:“别危言耸听!”
  叶松道:“我问你,你这个这次下部队有什么不轨行为没有啊?”
  常国远气得一皱眉:“没有!”
  “和女同志这个乱搞男女关系没有啊?”
  “没有!”
  “到这个独身女宿舍串门没有啊?”
  “没有!”
  “胡说!你这个没到招待所一个女独身宿舍这个串门?”
  “没有!那个招待所就没有女独身宿舍!”
  “那你在招待所这个到别的屋串过门没有?”
  “什么叫串门?请你用词恰当点!我只到过油料排长家去说过话,可那不是独身女宿舍!”
  “他们这个没结婚,啊,他未婚妻住那屋这个就是女独身宿舍!”
  “那我不知道,去又怎么了?”
  “你去她屋干什么去了?”
  “找排长问我战友的情况去了!”
  “有什么这个不良企图没有?”
  “没有!”
  “胡说!有什么这个不应有的这个动作没有?”
  “没有,请你说明白点!”
  “你摸人家这个手没有?”
  “没有!”
  “可人家这个告你了,说你这个摸她手了!”
  常国远这才寻思过味来,一想又好气又好笑,便问:“我怎么摸她手了?”
  叶处长说:“你好好想想,这个别装糊涂,怎么摸的你还不知道吗?啊!关键这个是看你的态度这个老实不老实!”
  “用不着故弄玄虚,吓唬人,谈不上什么态度不态度,我摸就是摸了,没摸就是没摸!”
  “那你到底摸没摸?”
  “没!”
  “胡说,我给你点一下,你在人家这个给你递烟时,你摸人家手没?”
  常国远“唉”了一声,说:“多亏你还是个大处长,说话绕这么大圈原来就为个这?你说的摸女人手那是个流氓动作,必须是有一定企图的,并且必须是主动的,暗地里的,她给我递烟时,我们俩手推手,我不会抽,她硬要给我,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往手里塞,我躲不过,也只好抓住她的手往回推,这只是一般的客气动作,她家的门大开着,她的未婚夫就在楼下,如果这要算是摸手的话,那是她先摸了我的手,我还要告她呢!这算什么摸手呀?”
  叶处长听了常国远的话,微微一怔,气哼哼地说:“你别这个狡辩!”接着又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地往桌角上一墩,说,“还了得了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如果这个像你这样说人家会告你?你知道不?啊!人家是个非常正派非常贞洁的姑娘,你摸了人家的这个手,人家是觉得这个没脸活了才告你的!要出人命,你知道不?要不是人家政治处反复开导她,这个做她的工作,答应要严肃处理,人家就要上吊自杀你这个知道不?要出了人命你还得这个偿命你知道不?啊!你不感谢这个组织,这个领导,反过来还这样进行对抗,你这个像共产党员吗?像个革命干部吗?啊!你要这个好好想想,在灵魂深处挖挖自己的这个资产阶级这个一闪念,好好地进行检查,深刻地这个进行检查!”
  常国远冷笑一声道:“别说得血里糊拉,吓人巴拉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提封建社会的现象!那女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再不就是你在借题发挥对我进行报复!”
  叶松一听,脸一红,着急地说:“你你你,怎么这样说话?谁报复你了?这个你说,这怎么叫这个报复呢?”他顿了一下,想了想,缓和了一下口气,慢慢说,“常干事,常国远同志,我看你这个也不要再顶嘴了,咱现在这个就事论事,你也不要激动,请你替我想想,假如你这个现在在我这个位置上,我作为你的这个一个干事,让人家把你给告了,连政治部首长也这个知道了,你该怎么办?处理不处理?你能不问问,不谈谈吗?这个我是为你好,你还年轻,又有工作能力,这个前途还很远大,不要为这点小事把你毁了!既然人家这个已经把你告了,你不检查一下是过不去的,啊!是没法交待的,你写个检查,在思想上挖挖根源,上上纲,深刻点,我这个也好向政治部交待,也好在领导面前替你这个说话,不管怎么你还是我这个手下的人嘛!我愿意我管的处里出事?我脸上有光?其实这事算啥呀,不就这个摸了一下手吗?只要检查深刻一点,有个好态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啊!既不会给你处分,又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工作,你怕什么?如果硬顶着这个不承认,态度又不好,我可就没法替你这个说话了,到那时政治部首长要加重处分你,我可就没办法了,现在全军正整顿这个纪律,你可不要往浪头上碰。啊,现在处里工作忙,你不是这个不知道,也不能老把时间耗在你这个身上,赶快说完,写个检查交上去这个就没事了,扑下身来好好干这个工作,啊!照样还是个好同志嘛!啊,你说呢?”
  常国远听着听着,渐渐被叶处长的真诚打动了,他疑惑地看了看叶松,说:“可是我确实没有摸她的手啊,我怎么检查呢?”
  叶松很满意自己谈话的艺术效果,他和蔼地说:“你这个也可能不是有意的,可毕竟是这个摸了,这有啥呢?啊,检查一下又有啥呢?你这个写个检查交给我,我再交上去,就这个啥事也没了,你得替我着想着想,这个叫我下台啊!啊?”
  ……
  叶松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学得很好,对常国远也不发态度,还屈驾为他拿出自己的西湖龙井茶沏上端到跟前,平等和气地一起坐在沙发上,一连这样开导了三个半天,常国远思前想后,为了让叶处长“下台”,为了应付这“形式上的手续”,他熬不过叶处长等人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按要求写了个“检查”,上纲上线承认说是在递烟时摸了那女的手,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错误。
  检查交上去后,叶处长再不给他沏茶了,也不给他“笑”了。第四天,叶处长突然召集在家办公的五个党员开支部会,让常国远在会上念了他的检查,然后开展批评,最后也不管常国远的反对,“一致”通过了对他的党内警告处分。
  常国远此时方知上当,便马上反驳,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叶处长没生气,慈父般地关怀着对他说:“允许你个人这个保留意见,但处分得给!这是为了教育挽救你,是这个组织上对你的爱护和帮助,你应该感谢组织才是!”
  常国远一听,傻眼了,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出来,怔怔地站在那里,呆了。
  常国远不服气,又犯了老毛病,发挥他的特长,用了不下四本稿纸和一盒复写纸写上告信。中央、总部……到处邮,反复邮,可终也没见一人再来调查解决,一摞一摞的上告信统统别上铅印的转件通知单转到了军区政治部,然后又转到了文化处长叶松的手里,由他“认真调查,酌情处理”。秦香莲告陈世美的状纸转给陈世美酌情处理,能有什么好结果?
  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人要找常国远谈话。
  那是在秘书处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王占平把他带进来,就掩门出去了。
  屋里就剩下他和那个被称作刘部长的人,两人坐在沙发上,常国远毕恭毕敬地聆听“钦差大臣”的教诲:“你写的反映叶处长等人报复你的材料,我们都看了,已转给了军区党委,叫他们要正确对待你。你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多的多,我们工作组去的第二天一早搞了个紧急集合,全营才出来22个人。你提的许多建议,中央也采纳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的‘加强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社论,想必你也看到了,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标准也提高了,你还年轻,今后要好好干!前途是非常远大的!”
  常国远一听,激动得两手直抖动,他没想到自己写的一个材料会引起中央这么重视,会为部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还发了社论,他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中央的领导多好啊,我们部队有这么好的总部和军委领导,不愁改变不了面貌,相比之下,我自己就是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刘部长问他还有什么意见时,他流着泪,把委屈的泪水咽到肚子里,把感激的泪花流出来,只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出来。
  叶松对常国远整日拉下个黑青脸,见了他不烦别人,对他那一封接一封的申诉信置之不理,一叠一叠地塞在抽屉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像猎人站在坑边,笑着欣赏落到陷阱里的兔子垂死挣扎的种种可笑动作与种种无效的拼命劳动。
  半年后的一天,叶松又正式找常国远“谈话”。
  常国远以为自己写的申诉信要有结果了,按耐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到了处长办公室,坐在那深蓝色的全包沙发上。
  “你这个知道我找你要谈什么吗?”叶松处长此刻的神情姿态有些奇怪,话语口气后面不知又有什么潜台词。
  常国远一听这口气就知道不妙,那颗激动的“咚咚”直跳的心不觉条件反射地“吱”一下悬将起来,说:“不知道。”
  “根据这个部队建设的需要,为了这个支援四化建设,组织上这个决定让你转业到地方去工作!”叶松正襟危坐,一字一板地说。
  “你……”常国远没想到这一步,一下愣了,忙问:“转业?凭啥让我转业?年龄过线的干部才转业,可我才29岁,咱处五十多岁的老干事还没转业呢!”
  “这是组织上这个考虑研究决定的,那就不要问了,让你转业这个就转业吧,到地方也是革命需要嘛!啊。”
  “我不服!”常国远说,“你们这是报复!我为了党的事业向党中央反映情况除了不表扬,还一直受打击报复,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无中生有骗我,给我处分不说,现在又要我转业,我要告你们!”
  “告去吧,你这个不是一直没断了告吗?啊,你这个能写我们这个能收!啊,坚决奉陪到底!”叶松气昂昂地站起,踱到了窗前,给了常国远一个冷漠、宽阔的后背。
  “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有权,我告不倒你们,可你们也不要把人逼死啊,你知道,所谓的‘摸手’,是你诱逼出来的,给个处分我就够冤了,现在又要处理我转业,你们要把人逼死吗?呜――”常国远说着说着不由哭了,他掏出手绢用劲堵住嘴,不想在这个人面前哭出来,可他憋不住,哭得鼻涕眼泪横流,伏在沙发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叶松不知是不忍看他一手制造出的这悲剧“效果”,还是觉得这场面不屑一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双眼饶有兴致地看着远处的蓝天白云和附近一座冒着白烟传来阵阵绝望嗥叫的屠宰场。
  过了一会,叶松听常国远哭声小些了,便转过身来继续做工作:“转业嘛,这个不是处分,但又不能说这个不与你的错误有关系!啊,要想开点嘛,要吸取教训嘛!这个要正确对待嘛!”
  “你说,我有什么错误?我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常国远抬起泪眼,问道。
  “这个嘛,你心里应该这个知道,应该明白的!”他把最后这个“的”字发成了“di”音,拖得很长。
  “我不明白,不知道!我就明白这是报复,就知道这是陷害!”常国远依旧是泪眼婆娑。
  “这个随你说什么好了,但转业这一条是不能改变的,啊,你这个赶快准备准备吧!”
  常国远回到宿舍哭了半夜没睡着,他本想在部队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可没想到刚29岁就像五十多岁的干部一样,让人家处理转业了,这要传回家乡,传到同学老师亲友们的耳朵里,人家不定会说自己犯了多大错误呢!今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天下还有讲理的地方吗?他想着想着忽然悔恨起自己来,要是自己不忧国忧民,不多管“闲事”,不去写那个调查报告,提什么建议,要是上面不登内参,要是北京的首长们不批示,军区一些领导的升迁就不会受影响,也许就不会报复他,他就不会有今天;悔恨自己不该受那老贼的引诱威逼,写那自欺欺人的“检查”,悔恨自己太软弱;如果要是不去那个部队开那个会,要是不想写什么稿子,要是妻子同意回来团聚,要是自己不去那个排长家打听复员战友的近况,要是自己会抽烟而不用去用手推那个女人递过来的烟,要是,要是……;自己也许,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要是没有这一切,也许将来自己会在部队干一番大事业,可是现在,是一切的一切全完了,上面的大领导会在自己那份调查报告上批示,可自己的一封封上告信却是连他们的秘书也看不到的。
  也不知是那根智能神经起了作用,他忽然想起那次给他处分的支部会上人数没超过半数,全处包括放映队、俱乐部、创作组共14名党员,可那天因为许多人或出差,或探亲,或下部队,在家包括自己在内只有5名党员参加,这样的会议通过的决议无效!
  他兴奋了,兴奋的一夜没睡着,如果这个处分无效,他的转业问题也得重新考虑了。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直接找政治部主任韩宇。他已不信任那叶松处长会说什么公道话办什么正义事了。韩宇主任听完他的理由,忙叫来叶松处长查支部会议记录本,一查,果然没超过半数,韩宇主任说:“那这个决议是无效的,这个处分不能算数!”
  常国远心里松了一口气,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叶松鄙夷地瞅了常国远一眼,对他说:“你先回去吧!我这个和韩主任还有点别的事。”
  常国远回去等,可他没等来好消息,不一会叶松回来了,宣布:“明天下午,这个全体党员开会!”
  常国远不知要开什么会,只知傻等,可叶松着实忙了一天一夜,找完这个找那个,和许多党员都谈了话。
  第二天下午,14名党员集合在部长办公室,满满挤了一屋子,在叶处长那发瘆的严肃目光审视下,没有一个人敢松弛一点,人一到齐,叶松就大声说:“把门这个关严,现在正式开会。这个常国远对他的这个处分不服,提出意见说上次会上这个党员没有超过半数,今天大家这个都齐了,咱们就这个再重新表决一下,啊,同意给常国远这个党内警告处分的举手!”
  威严势利是到家了,工作也是做得够到家了,不能批评哪个人不讲原则,也不能埋怨哪个党员连常国远犯“错误”的具体事实和认识态度都不知道就举了手,实实在在是水到渠成,谁敢不举手呢?在叶处长那令人胆寒的冷冷的目光注视下,难道你也不想在“我”手下干,想卷铺盖转业吗?
  这个效果,常国远一开始就想到了,他原想能让他按应有的程序先认识检查一番,把事实真相讲讲,表表态度,听听大家的意见的,可叶处长不理他的要求,说:“没那个必要了,大家都知道了。”一开会就进行了表决。
  常国远气得心里流血,他仍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正在这时,文化处的一个老干事与一女演员乱搞男女关系,被出差提前归来的丈夫抓住,告到了政治部,政治部韩宇主任大发其火,责令叶松严肃处理,给大处分,马上转业。可叶松假惺惺地开了个会,给了这个老干事“党内警告”处分,可就在老干事转业离部队前,却把处分决定悄悄私自从档案中抽去销毁了。
  常国远在一个偶然机会知道了此事,一打听,原来叶松与那个老干事的妻子早有一腿之交,近年来又有所发展,这个举动也算处长与旧情人忍痛离别的一个“报答行动”。
  而常国远,尽管他没承认接受这个处分,可叶松还是在他不得不转业离队时,把那厚厚的一叠材料与处分决定塞到了他的档案袋里。
  常国远离队前,不少干部偷偷地与他话别,既同情他,又赞佩他,几个老干事悄悄告诉他,说他上了叶松的当了,叶松才是个老色鬼。社教运动时,他在乡下与文工团的女演员多次在庄稼地里乱搞,被看秋的抓住,他是以对你处理的重来显示他是个正经人,再个主要还就是因为你那个调查报告,由于他没有及时批阅上报,上面批评他“是个猪!”把他的升官梦彻底打破了,让你转业那是叶处长早就定了的。
  最后,这些老干事不无遗憾地告诫和嘱咐常国远,你以后再也别写什么调查报告和建议之类的东西了,都是那些个玩艺给你惹的祸。
  常国远用他那双晶莹的泪眼深情地望着这些老干事,他没点头,也没摇头。
  常国远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走路背手低头沉脸对“摸”女人手都深究不放的解放军大官,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色鬼、伪君子、报复狂。一转业到地方单位,常国远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上告、揭发、申诉!
  可是,结果呢?
  
   
  常国远就地转业,到了一个只有20多人的小单位,上班得骑40多分钟的自行车,工资是降了,军装是没了,细粮是少了,从一个军区政治部的大干事一下降成了一个整日记帐点票子的出纳员兼管采买、保管、分发,跑工厂,搬运等等的杂务人员。
  这一切,常国远都忍了,他决心用自己的汗水来重打鼓另开张,在新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个单位的人从领导到下边,对他都低看一眼,无论他怎么干,也干不出个好来。他不知道,叶松除了在档案里给他装了厚厚的一叠材料外,后来又另外给单位党支部来信讲了他的“劣迹”,讲了对他使用的“建议”。
  常国远终于也没在新单位翻过身来。
  常国远屡告不赢,急红了眼,他给叶松寄去一封信,说,你身为一名领导干部,无中生有整人,而你自己却多次与某某某等人乱搞男女关系,如果你要不实事求是地给我把问题搞清,我就要写传单,贴到公开场合,把你的问题揭露出来!
  叶松接到这封信,气得直瞪眼,心想,给他去掉处分吧,心里不如意,面子也不好看,我一个堂堂的处长岂能让他吓倒?不让步吧,又怕他真把自己那些丑事抖搂出来丢人,他想了半天,眼珠一转,终于转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他给常国远回复了一封信,信中仍是以领导口吻把常国远两大错误谈了一下,要他正确对待,他把信封好,写好了地址、姓名,不过他没有把这封信直接寄给常国远,而是让王世成亲手交到了常国远的妻子徐曼的手里。
  常国远很爱他的妻子徐曼。那年,他的部队驻扎在一个海滨县城,教导员也是照顾这个26岁的未婚干部,给了他5天假,让他到省城去看别人为他介绍的对象,一看不行,又看,连看三次,看了五六个,还是没合适的,介绍人没办法了,又托同志介绍,在第三天晚上才看到了徐曼,两人一见钟情,当时就定了下来,很快就结了婚。后来,常国远调到军区文化处后,又托人想办法费尽周折把妻子从一个山区小城调进了这个大城市,到了其父母身边。妻子是个下乡的知青,第一批抽调分配到那个小城钢厂。别看徐曼大常国远一岁,可她长得双眼皮大眼睛,翘翘的鼻子,小巧的嘴,很秀气,常参加厂宣传队的演出,化起妆来比挂历上的明星还漂亮,表演西藏的《洗衣舞》,她在里边扮演那个调皮的洗衣姑娘,连着返场三次,观众还掌声雷动,累得喉咙直冒从肠胃里返出来的酸气,实在是跳不动了,只好鞠了几个大躬这才作罢。她个子虽然才1.55米,倒也与她的脸盘和谐,显得小巧玲珑,30岁了看上去像20多点的年纪,孩子都3岁了,一些人见了她还要给她介绍对象,以为她还没结婚。常国远曾写了这么几句歪诗来形容他们的爱情:“我爱你,离不开你,紧紧地抱着你,像天抱着地,像水抱着鱼……”
  这天下班,常国远回到家,发现爱妻脸上聚满了阴云暗雾,便问她:“怎么了,你?”
  徐曼瞅瞅正在给孙女喂奶的婆婆,没吭声。
  常国远的女儿常平生下来才20天,他就打电报让农村的病母来帮助徐曼伺候孩子,老少三辈四口人挤在一间屋里,妻子恐怕是有些话不想让婆婆知道,常国远就没再问。
  第二天是星期天,徐曼破例邀请常国远到街上去转转,常国远瞅瞅窗外寒风中摇摆的枯枝,本不想去,一想可能有事,便答应了。
  两人坐电车上了街,一堆一堆的雪和一片一片的冰布满了人行道,两人都有心事,都不说话。调查报告的事,徐曼是知道的,所谓生活作风那个事,她就不知道了。文化处党支部宣布此事不许外传,叫常国远不许对家里人说。可越不许外传,却传的越快。常国远看人们对他的态度变了,熟人不来往了,还有人背后指点议论他,一件本不存在的事传来传去就成了真事,越传越邪乎,人们偏偏还就对这种事感兴趣,传得更神秘,越是不干净的人积极性却越高,兴趣也愈浓,目的还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经、清白,嫉恶如仇,似乎只有这样,白天才能走得挺直,夜晚才能睡得安稳。常国远尝够了人言可畏的厉害,可自己却不能挨个去解释。反之,谁信你的解释?只能是越描越黑,越解释越传得远,越更加相信。常国远抬不起头来,人前不敢久留,便只好以“谗诬不须辩,也止百年间”的古训来自慰。自慰是自慰,他最痛苦的也还是憋了一肚子的冤屈没人能诉说,连最亲爱的人也不能说。母亲不能说,她年老有病,本来就为儿子操着不尽的心。妻子不能说,领导有规定,再个自己怕说了,不但解释不清,还会夫妻反目,吵闹不休,失去妻子的信任和爱情。在挨整的那些日子里,他上班满腹心事,一脸愁容,下班还得装出坦然无事喜笑自在的样子,多么难受!他只能在深夜,全家人熟睡之后,用被头堵住嘴,在黑暗里抽泣,泪水湿了被头缝的长毛巾,妻子早上起来觉得奇怪,问他,他笑笑,说是流口水了,可心里却在继续流泪,甚至流血。有一天早上,他实在憋不住了,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借一件小事的由头,搂住妻子痛哭一场,哭得那个痛,哭得那个伤心啊,鼻涕眼泪一起涌出来,从心底憋出来的哭声又悲又惨,把妻子弄得莫名其妙,也被传染的痛哭起来,两人交头抚肩,那情形太悲惨了!常国远哭委屈,哭冤枉,哭痛苦的命运。而妻子呢,她可能是在哭没房子住,哭因暂时住招待所占床位而被叶松借故“经济制裁”去的那200多元钱……
  此时,两人走在街上,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围巾手套,在行人中穿行,在雪堆中穿行,走在寒风里,走在快要凝结的空气里,谁都不说话,谁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就那样走着,走着……
  常国远走在前边,他自从昨晚看到妻子的脸色,就本能地预感到不妙,是不是那事已传到她的耳朵里了?一想,不能,生活当中虽然人言可畏,但还不至于有人会把此事直接告诉他的妻子,来破坏他们的爱情,扰乱他们那平静的家庭生活。他自信自己人缘还可以,除了叶松,还没有惹得谁非到那么缺德地去破坏他的家庭的地步,而叶松,是他宣布要对这事保密的,是他不让常国远告诉自己的妻子的,何况他毕竟还是一个副师级的大处长!
  徐曼走在后面,她那怨恨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丈夫的后脑勺,委屈、生气的泪水就顺着鼻子两侧汹涌地流下来,把口罩都洇湿了……难道自己这个党员干部的丈夫竟是一个流氓?难道我真心爱他爱错了?他怎么会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呢?生活啊,对我公平些吧;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徐曼陷入到无尽的痛苦深渊中。
  常国远走着走着,觉得不能在这冰天雪地的大街上这么走下去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在一个胡同口站了下来。徐曼也站下,但还是不说话。
  常国远转过身来,问:“你约我出来,到底怎么回事?老走啥呀!”
  徐曼用尼龙手套沾沾眼角的泪痕,说:“怎么回事?你自己明白!”
  常国远说:“我明白什么?你把话说明白!”
  “那你说,你到底因为什么转业的?”妻子问。
  “这你知道,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丈夫答。
  “我不相信,一个调查报告还会让你转业!”妻子说。
  “上面批评了军区,把军区领导都惹急眼了,有什么不能的!我现在不是还在告吗?”丈夫答。
  “告得怎么样了?”妻子问。
  “还是那样,材料转来转去,转到了政治部,又转到了文化处,能咋样!”丈夫答。
  “你转业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徐曼提高了声音。
  常国远毕竟心里有鬼,就沉不住气了,他知道再也瞒不住了,看看妻子,嚅嚅嘴唇,问:“你都知道了?”
  徐曼点点头,冷冷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常国远急切地说:“可我确实是冤枉的!”
  “怎么个冤枉法?”妻子的话仍是冷冷的。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丈夫问。
  “我收到了一封信。”妻子只这样说,却并不说是谁的信。
  常国远一听,再一算,这几天不正是叶松该回信的日子吗,便什么都明白了,他问:“信怎么到了你手里呢?”
  妻子看了看他,说:“王世成直接交给我的。”
  王世成是叶松的亲信,叶松这一手真毒,常国远问:“信呢?”
  “不给你,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常国远知道信是要不出来了,便把那次下部队前后经过以及叶松在这上面做的文章简要讲了一遍。
  徐曼听完,低下头,想了想,问:“就这些?”
  “嗯!”
  “没了?”
  “嗯!”
  “我不信!”
  “不信,你可以直接去调查,去问!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有一点瞒你的地方,就让我不得好死,我就不是人……”常国远见妻子不信,急得要哭了,发起誓来。
  “人家是个老干部,能那样一直报复你?”妻子的口气依然是质疑的。
  “老干部也不是全都好!你把他的信给我,我看看他是怎样答复我的!”
  “算了,信不能给你!你也别威胁人家,人家说不怕,组织早就做结论了,人家那男女关系是两相情愿的,你攀人家干啥!你要贴传单,人家就要告你搞四大,你可别再惹事了!我说你的战友老乡怎么都不与你来往了,原来我的丈夫作风不好,这以后让我怎么见人啊!”徐曼又抽泣起来。
  “可我还要告,我真是冤枉的!”常国远的眼也湿润了。
  “告顶什么用?这事除非没传开,一传开你将来再证明无事也没用了,人们的印象,印象是改变不了的,你连这也不懂吗?”妻子几乎朝他吼起来。
  胡同口人不多,一个过路人听见她的话,以为有热闹好看了,便站下来听,几个过路人也好奇地围上来。常国远一看,就拉拉妻子,朝胡同深处走去。
  徐曼跟上来,可眼泪还在流,抽泣声依然在响,她觉得浑身的骨骼就要散架,赶忙靠在一个墙垛上。
  常国远一见,急忙上前扶住她。
  她一把把他推开,冷冷地瞅着他,绝望的眼神,像在瞅一个陌生人,不,像瞅一个仇人。
  常国远茫然地看着妻子,不知所措。
  回去的路上,徐曼走在前边,一句话不说。常国远紧紧地跟着,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还是那么紧紧地跟着,生怕失去她,他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一种比冤枉他的事情还要严重的结果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他没想到一个调查报告竟给他带来这么多的灾难,他觉得自己的头很沉,肩也很沉,很酸,快要窒息了,就要撑不住了。
  他想哭,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放声地大哭一场,可茫茫天地间,竟找不到了。
  他想报复叶松,想了许多种报复方案,破相、往他家的门上糊屎、炸楼,可一想到妻儿老小,一想到法律,他没敢,却也没死心。
  常国远发现,妻子慢慢对自己不好了,对婆婆也不好了,下班后常常回来的很晚,星期天常常打扮一番就出去,也是直到晚上才回来。
  妻子不买粮,不买菜,不洗衣,相反,有些衣物还得让常国远给她洗,有一次,常国远在她的兜里发现了两张电影票根,两张公园票根,他心里开始打上了问号。
  孩子大了,快上幼儿园了,徐曼不知是嫌婆婆碍事,影响她与情人在半上午和半下午在家里幽会,还是怎么的,有一天晚上,忽然借由子与常国远打起架来,抓起一碗刚盛出来的大米粥就扔在常国远的头上,常国远要打她,她却把一个热水瓶砸在前来掩护她的婆婆头上,开水、碎瓶屑洒了婆婆一头,婆婆昏过去半个多小时,接着她又把用具书籍扔了一地,把几碗稀粥和菜,洒在上面……一个星期后,常国远不得不哭着把伤心落泪的母亲送回了老家。
  徐曼耻于与一个因“作风问题”被处理转业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爱的天平失去了平衡的砝码,可又不能不有所寄托。正在这时,一个标致的小伙适时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同情她,帮助她,恭维她,使她少了许多的寂寞和忧愁,添了许多的幸福与欢愉!他们出入商店公园,喝酒、吃冷饮,游泳、旅游、照相……
  一次外出,常国远骑车带着徐曼,夜风很凉,常国远的衬衣被风吹了起来,肚子疼了。常国远对妻子说:“你把胳膊伸过来,搂住我的腰,风吹得肚子疼了!”
  徐曼坐在后边冷冷地说:“搂什么!大街上让人看着多难看!”
  常国远说:“晚上哪有什么人看,两口子怕啥?我真的肚子疼了!”
  徐曼还是不搂,说:“不愿意!”
  常国远气得把自行车一停。厉声道:“下去!”
  徐曼一下,常国远一个人骑车远去,而徐曼不以为然,竟自己坐电车回了家。
  已经连续几个月了,徐曼晚上睡觉穿着毛衣毛裤,衬衣衬裤,连常国远搂她一下,亲她一下,摸她一下都不让,逼急了就打架,就到沙发上睡,她真心实意地爱着那个年轻标致的小伙子,认为让常国远摸一下手也对不起那小伙,也是对那小伙的不忠不贞。
  尽管这样,常国远还是忍了,他不想再闹什么风波,已经够让人小瞧的了,事情本来已经够多的了,自己已经够丢人败兴的了,何必再让人酒余饭后再多些谈资,增加些笑料呢、忍了吧!
  可他的妻子却不能忍。终于有一天,竟不辞而别,住到单位去了,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中间,常国远叫上当初介绍他们成婚的那个人,冒着寒风去往回叫了三次,徐曼回答只有两个字“不回!”甚至把介绍人也骂哭了。
  常国远在家洗衣服时,无意中一碰妻子的柳条包,晃了一下,一推,竟很轻,一抬,空空的,逐一检查,才知家里的电褥子、电熨斗、衣服、进口香烟,还有好书好本好笔和回老家结婚时亲戚上礼送的布料等等,全没了。
  常国远一人在家带着孩子,顾了东顾不了西,又当爹又当妈,早上给孩子穿衣服、做饭、送幼儿园,因此上班常常迟到,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再去请妻子。
  到了妻子的单位,一问,不在,他只好把孩子安排好,连夜上岳父家去找,还好,岳父母、弟妹、妻子都在,叫开门,进了屋,他讲明来意,讲了双方的矛盾,也讲了在部队受的冤枉,遭的报复,和那个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岳父母倒还讲理,对双方做了批评,最后定了四条:一、以后要互敬互爱;二、花钱要记帐;三、家务活以女方为主,男方帮助;四、有矛盾及时报告,及时解决。
  常国远听了,连连说:“好好,行行!”他做出要接妻子回家的样子,不料,坐在墙角被垛上的徐曼却说:“我还没说呢!”
  这天晚上,常国远那当街道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的岳母自从他进了屋,就不断地给他倒水喝,他坐在那儿说的话多,口也渴了,嗓子也干了,便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尽管是白开水,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挑什么茶不茶。因喝水太多,他早就憋得难受想上厕所了,一想干脆谈完回家再说吧。憋到这时,一看妻子还要说,知道一时半刻完不了,小肚处又实在难以忍受,便说了声:“等我一会儿再说。”出门到厕所方便去了。
  这一去不要紧,一泻就是两分多种,从8点进门,此刻12点多,等他把这3个多小时过滤完的废水处理干净,返回屋时,时势已全变了。
  他却一点都没看出来。
  他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岳父,又看了看妻子,说:“你说吧!”
  徐曼依然坐在被垛上,靠着墙角,她挺起身子道:“我说就我说,常国远你别作梦了,别想让我再爱你了。明告诉你,我早就不爱你了,休想再让我跟你回去了。你要离,我同意,你要不离,咱就这么耗着,看谁耗过谁!”
  常国远一听,傻眼了。他把脸转向当科长的岳父大人,满以为他会马上板下脸来批评教育女儿,不想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眼望别处,好像没觉察到常国远那征询探究的目光似的。
  常国远左看看,右看看,看看岳母,看看妻妹,看看两个妻弟,又看看岳父,再看看现在还是他妻子的妻子,都茫茫然瞅着屋里别的什么物件,都在机智地躲着他的目光,谁都不说话。
  常国远的目光也茫茫然起来,一片怅茫,一片迷蒙。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他出去松肚子的几分钟里,屋里发生了什么状况,屋门开着,他在厕所里的声音并不大,怎么什么也没听见呢?难道他们会哑语?
  他慌了,并且很吃惊,他把身子转向岳父大人,央求道:“爸,您说说啊!”
  他的岳父一反常态,生气地对他说:“她都说了,我还说什么!”
  “您,该教育教育,说说她啊!”常国远又央求道。
  “她不回去,我有什么办法!”岳父的口气又硬又冷。
  常国远又看看左右,难过地说:“这是怎么了?刚才您和我妈说的好好的,定了四条,我都答应了,现在怎么又这样?拿我当猴耍啊?”
  岳父不吭声了,岳母站起来说:“天太晚了,你走吧!”
  “太晚了,太晚了,走吧!走吧!”两个妻弟和岳母附和着走过来半推着把他撵了出来。
  是太晚了,都一点多了,常国远一个人骑车往家走,他气,他恨,他懊恼,他又疑惑,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究竟。
  他想了许多,他征询了单位领导和同志们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人家已经明确表示不爱你了,心中没有你了,不回来过了,又逼着要离,特别是妻子为了避免所谓先提出离婚者经济上要吃亏,才不当原告的作法,这说明他的婚姻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样的婚姻维持下去还有什么意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走进了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接待室。
  他的案子转给了街道法庭调解。
  常国远站在那个坐落在一条小胡同里的街道办事处院里,仰望苍天,忽然觉得一阵悲哀,又感到一阵好笑,7年前就是在这里办得结婚登记手续,而今天,又要在此进行离婚诉讼,历史与命运跟他和妻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生活的道路,爱情的航船从这里远远地绕了一个圈,又面目全非地回到了原点。笑脸变成了哭脸,喜剧变成了悲剧。不知哪个作家说过,“悲剧比没有剧好”,此刻,常国远倒宁愿没有这剧。更可悲的是,他不知怎么想起了文革中那个年轻的接班人在一次大会上提出的“五不怕”,其中一条就是“不怕离婚”。
  他怕吗?可怕又有什么用。他忧国忧民错了吗?本来,论对军队和国家的贡献,他是应该记大功的啊!可为什么竟为此付出了这么多?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今天这个光明的社会,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常国远愤怒地举起双拳狠狠地朝头上的天空,朝面前的空气,挥舞着砸去,可除了一阵呼呼的气流声外,他什么也打不着。
  在民事调解法庭里,妻子为了多要东西,又假惺惺地提出不离了。常国远思前想后,情知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再也经不起这种折腾了,他的精神、心脏,再也经不起打击与折磨了,他觉得自己那脆弱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再也不能扯动一下,不然就会挣断,大脑就要爆裂,那断裂后强大的反弹力不定会砸碰出什么乱子来。为了孩子,为了过去有的现已逝去曾经美好的爱情,为了使损伤的心灵与疲惫的神经得以修复和松弛,为了把那无法理解的教训记得更为深刻,也为了不再被人耻笑(后来事实证明,此举他又失算了,反招来更多更大更久的耻笑),她答应了她提出的离婚条件:不要孩子,不拿抚养费,他拿转业费买的日立电视机,婚后买的洗衣机,永久牌自行车,西铁城手表等全部给她。
  徐曼娘家陪送的那些舍不得盖的被褥毛毯,她拿走了,而由常国远的母亲用旧床单缝的两副被褥也被她拿走了,锅、煤油炉……该要的,不该要的东西,徐曼毫不客气地席卷而去。常国远舍了这么多,心里不怎么难受,他难受的是,徐曼把粮本拿走了,还有,把常国远婚后艰苦地省下的几千斤细粮(他们以前尽吃部队的生产粮油),起成粮票到自由市场换了鸡蛋,把那么多的豆油送了人。这些东西倒不值多少钱,可伤了他一颗宽厚善良正在滴血的心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还有孩子,即使同志间反目也不应该如此啊。夫妻间,人和人之间,本不该这样啊!
  离婚后,常国远又开始了更为痛苦的生活。他没想到,他因为离婚会付出那么多那么大的代价。在单位,在社会,在亲友间,他不被理解,责备、埋怨、疏远、歧视、耻笑、误解、取笑、小瞧、辱骂等等不堪的雾霜浓重地长久地包围、尾随、撕扯、笼罩、碰撞着他。徐曼给常国远的父母去了一封长达9页的信,她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哭天抹泪地在信中控诉常国远的“丑恶历史与滔天罪行”。不明真相的父母亲人纷纷来信指责常国远,他妹妹在信中说可怜多病的母亲常常哭得泪水涟涟,向到他家串门的邻居,或到亲戚朋友家去数落他这个儿子的不是。于是,先前对他所谓的作风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下不怀疑了,说,好人谁离婚,他肯定有那事。
  “我算是臭透了,这辈子甭翻身了!”常国远常常这样想,痛苦让他几近崩溃,每天半夜都会哭醒来。强大的精神压力让他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以往爱开玩笑好发言的他,在单位的大会小会上沉默不语,于是,就更加思念起家乡的亲人来,可他又不敢回去,他怕回去受奚落,尽管一年有一次探亲假;他主动与一切熟人同志朋友断了来往,偶尔在路上遇到,他都是扭脸过去,装做看不到。常国远是这样想的:不和你打招呼吧,以前关系还不错;与你打招呼吧,你是那样的一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现在又离了婚,让别人看见,以为自己也是和你一样的人。为此,为了免得人家难堪,自己难受,就不用来往了,避免弄得双方都不自在,何苦来哉?
  常国远理解这些人的心情,他不怪,他只能怪自己。其实,事实上常国远的确遇到过让他难堪到极点的事情。有几次,他不小心,没有及时发现,及时躲避那熟悉的身影,他竟在人家那冰冷的充满歧视的装不认识的目光背后,看出那再明白不过的潜台词:“不要脸,离婚货,臭流氓!”
  最让常国远难以理解和郁闷的是,有几个过去生活作风的确不好,犯过错误的人竟也敢用那种眼光来看他,仿佛他们都是超乎寻常的正派人,遇到常国远这样的,就不屑与他为伍,与他撞目,把遇到他常国远当作是一种晦气,过后就吐唾沫,回家必须要洗眼。
  “假如我真的是个作风不好的人,既失去了同志亲友的信任,又失去同类的理解,是否会无地自容到上吊自杀的境地?”有时,常国远都忍不住这样想。
  女儿好在在上幼儿园,是长托,一个星期只接一次。可女儿受的歧视一点也不比自己少。阿姨们你传我指,说:“这个常平她爸和她妈离婚了,因为什么什么……”于是,一些阿姨、叔叔们便围过来逗她、哄她寻开心,套女儿的话,了解“真实”的情况,“你爸和你妈为啥离婚啊?”“你爸又搞没搞对象啊?”“你有新妈妈了吗?”小朋友们慢慢也知道了女儿的“家庭出身”,“没妈的孩子!”“常平没妈妈了!”“常平,你妈妈哪去了?”“你爸和你妈是怎么离婚的啊?”
  常国远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星期六下午去接女儿,他看到的是,阿姨与小朋友们那奇怪的眼光与女儿那自卑的心事重重的阴郁委屈又过早成熟的泪眼和泪脸。
  常国远一家父母弟妹9口人,就他一人出息了,闯出了那个山村小镇,成了端公家碗月月挣现钱的“干部”,全家人都指着他在经济上接济,量盐打油,扯布换衣,看病就医。他每月得到幼儿园总务科去给住长托的女儿交16元的伙食费,38元的托费,一个月就得50多元,原来托费全报销,后来只给报22元,这样一个月得花40多元。他一个月工资62元,加上各种补助77元,幼儿园,本人,家乡,三下里分,怎么能够?
  他省了又省,还是不够,便抓紧时间熬夜写稿子,诗、散文、小说、剧本、报告文学、消息、通讯、报道、一句话新闻、电话新闻,他不怕掉价,给钱就写;他不怕失败,不怕退稿,不行重来,为了事业,更为了养孩子顾家糊口的金钱,写!写!写!
  男人心粗,他这个父亲伺候女儿总有想不到与不方便的地方,女儿的下面发现了小虫子。他吓坏了。况且常常出差。为了使孩子能够得到精心的照顾,得到最珍贵的母爱,常国远在离婚后给一个能把话传到前妻那里的人去了一封信,求人家帮忙给前妻说说,把女儿常平接过去,以便使女儿得到更好的照顾,不让孩子受委屈。徐曼还算是个有良知的母亲,马上就同意了,经过法院办了手续,常国远按时付给女儿抚养费。
  就在女儿要上小学的前一个月,前妻正式把女儿接走了。临走前,常国远仿佛怕再见不到孩子似的,先领她到北京天安门和山西旅游了一圈,又连续几天领着女儿到市内的热闹地方玩,给女儿买各种吃食,买各种玩具,并领她看电影,看录像,还想领她玩玩那时刚兴起的电子游戏,可等他赶去时,人家已经下班了,这成了常国远永远的深深的遗憾。他决心将来一定多多地偿还、补上,他觉得对不起女儿,一想起来心就痛,憋得慌,眼泪就不自觉地涌上来,喉咙眼发紧。
  常国远忘不了,那天他领女儿玩了一天,回来路过幼儿园时,女儿怎么也不肯进去,而非要跟他回家再住一晚的令人心碎的一幕,女儿哭了,紧紧地抱着他,求他,他点点头,依了孩子,也哭了。
  一个月后,他听说女儿上学了,便趁中午放学后去看她,可是那个懂事的女儿不知为何却不理他了,红着脸,像害怕似的躲着他跑,他心碎了,流着泪难过地看着她远去,当听到她的同学喊她“徐平”时,他惊呆了,孩子怎么连姓也改了?
  回到家,常国远呆呆地站立在空旷的屋地中央,转圈是四壁,白白的四面墙壁,孤独的一个寡人,一个鳏夫。他曾经失去了那么多,而今又失去了心爱的女儿;他曾经付出了那么重的代价,而今又付出了最宝贵的心上的惟一寄托。他忍不住想马上再去找她,寻她,把她夺回来,可是,他为女儿想了半天,为了她的名誉,为了她能安心学习,为了使女儿不再在父母间受难为,为了女儿不再受创伤,为了使她更快地成才,他忍了,他决心要为女儿悄悄攒一笔钱,等到她需要的时候,送给她,补偿自己的愧疚。
  常国远忍住了悲伤,收回了渴望,却涌起了激愤,他又想起了那个奋笔疾书的夜晚,又想起了那个调查报告……叶松报复他的一幕幕情景,在他眼前闪现出来,他红红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难道这就是我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代价?公理何在?公平何在?”他面对四壁大喊,拳头砸在那坚硬的墙上,咚咚的,似闷雷,似哀恸,似嚎哭,墙上的白灰震落下来,屋顶的灰吊震落下来,掉在他的被生活摧残的早已谢顶的头上,有些灰,又有些白。
  有些白,又有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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