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萧红在国内外文学界的评价攀升和影响日隆，有一种疑问亦间或披露于不同的场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上，萧红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和严格的写作训练，其最初的创作起点也不能说很高，有的作品甚至不乏明显的粗疏、生涩与散漫，然而，在短短三年（1933至1935）左右的时间里，她却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迅速成为一颗炫目的新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最终赢得了历史的接纳与褒奖。其中的原因和奥妙究竟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专家们已有的回答，大都着眼于其天赋。如张梦阳先生认为：“对于萧红来说，她的那些欠成熟的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一种灵异和气场，这是不能用文学概论的既定理论解释的。”（《萧红的灵异与气场》）刘纳女士则表示：“惊羡萧红看似稚拙却能‘力透纸背’（鲁迅）的文字”，佩服“她仿佛不须费劲便拥有的文学才能”。（《谈与孩子有关的事，并谈开去》）这里，所谓“灵异”、“气场”和“不须费劲”云云，说到底是一种天赋，即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出色地驾驭语言和编织作品的能力。
　　应当承认，就文学创作而言，萧红的确具有卓越的天赋。她面对生活和文字特有的敏感、聪睿与才情，她描写场面、细节和景物每见的出奇制胜和超凡脱俗，都不是一般的同行所能及。关于这点，大凡细读过萧红作品者，自会有深切的领会和充分的感知。不过，我又觉得，要想真正弄清萧红于文学上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仅仅看到她的天赋恐怕还不够，除此之外，她后天付诸的种种探索与追求，同样需要关注，甚至更值得研究。而在这方面，萧红自己曾留下过一番十分重要的陈述。据聂绀弩回忆，1938年初，在临汾或西安，他与萧红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谈话。当时，聂绀弩称赞萧红是才女，堪比《镜花缘》里应则天女皇考试，从群芳中胜出的唐闺臣。但萧红却不承认，她辩解说；自己是《红楼梦》里的人，而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接下来，聂绀弩写道：
　　这确是我没想到的。我说：“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我一面说，一面想，想不起她像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真不熟悉，里面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所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助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家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在这段谈话里，萧红虽然承认自己并非“毫无天禀”，但对于那种认为她是“天才”，“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的说法，却给予了断然否定，明言“那却大错”。而聂绀弩之所以要转述萧红这段自我评价，其目的也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高估计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因素。用聂公自己的话说就是：“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过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我没有萧红那种天生的才能，学习写作就学不好。’这样一想就万事都休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那么，自喻为《红楼梦》中“痴丫头”的萧红，在文学创作和成才的道路上，又下过怎样的“苦功”？换句话说，萧红之所以能够越来越有光彩地留在文学史上，除了得益于天赋的赐佑，她还做出过哪些现世的选择和特有的努力？现在，让我们尽可能地回到当年的文学现场，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做一番实事求是的钩沉与梳理。 　　在不少人心目中，萧红一生，在学校读书的时间不多，初中刚毕业，就由于不能忍受家庭的包办婚姻而出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她的文学乃至文化素养，谈不上富足或丰厚。这样的看法固然基于萧红实有的生存境遇，但由此展开的推理和得出的结论却不那么妥切。这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作家文学和文化素养的高下，尽管与其在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绝对的成正比，这当中，作家本人几乎与时光和生命同行的随时随地的求知欲望、学习精神和自修能力，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外文学史上才会出现高尔基、沈从文这样自学成才的大作家。当然，由于萧红离世过早，她已有的文学成就还不能同高尔基乃至沈从文相比，但倘若就知识输入、文化积累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而言，他们却又不无相同或相通之处，即都主要是在社会这所大课堂上，凭借勤奋刻苦且持之以恒的阅读自修，不断充实和提升了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时代高端文学的代表人物。
　　从相关资料看，萧红大约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启蒙教育，最早的教师则是非常喜爱她的祖父。那时，萧红随同祖父起居，每天晚上睡觉前，或早晨醒来后，祖父都要教她吟诵《千家诗》。对此，萧红很是着迷，有时半夜醒来，还要禁不住高声念诗。这样的诗教虽然包含了游戏和消遣的成分，但对于培养小孩子的文学兴趣和语言感觉却十分重要。萧红上小学时，学习认真，听讲专心，各科成绩均好，其中对语文课内容格外用功，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到哈尔滨读中学后，萧红更是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如饥似渴的文学输入，当时，她不仅大量阅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人的新文学作品，而且还潜心揣摩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等中国古典文学名篇，甚至还浏览了校园里能够找到的外国作家的著作。她的散文《一九二九年底愚昧》，曾谈到自己上中学时读美国作家辛克莱小说《屠场》的情况。而根据别人的回忆，那时的萧红还很投入地阅读过托尔斯泰、普希金、莫泊桑、雪莱、海涅等人的作品。所有这些，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一种浓郁的写作兴趣，于是，萧红在黑板报和校刊上留下了最初的诗歌和散文。
　　进入社会后，萧红辗转于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地，生活虽然极不安定，但如影随形，因地制宜的读书学习，却从来不曾中断，即使在成名之后，也依旧如此。以萧红旅居日本为例，其动机和目的原本是为心灵和情感疗伤，只是一旦安顿下来，她还是抓紧时间充实自己：一边攻读日语，以求更方便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一边研修唐诗，努力打通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为此，她在写给萧军的信里焦急地喊着：“唐诗我是要看的，快请寄来！精神上的粮食太缺乏！所以也会有病！”（1936年9月6日）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不难体察到写信者渴望读书的迫切心情。另据老友舒群等人的回忆，萧红成名后，始终保持着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对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由衷喜爱，常常在创作的间隙里，认真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法捷耶夫等人的小说。在刊发于《七月》杂志的《无题》一文里，她针对所谓“屠格涅夫好是好，但生命力不强”的说法，毅然写道：“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向本能的作家。”这说明，萧红在学习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方面，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心得。此外，萧红在作品中提到的外国作家，至少还有美国的杰克·伦敦，史沫特莱；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曼殊菲尔；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俄国的班台莱耶夫等。由此可见，作为作家的萧红，实际上进行过相当广泛和十分持久的文学阅读，并因此而形成了并不那么单薄和贫瘠的文学积淀与文化素养。在这方面，我们以往曾有的某些看法，未免低估了萧红。更何况，萧红还具有早在中学时即已崭露头角的关于绘画的兴趣、素养与才能，这对于她的文学创作，无疑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大都认为：萧红是一位生活型、感受型和体验型的作家，她笔下文字最突出的优长和最抢眼的特色，是那种源于艺术直觉的本真性书写和原生态呈现。关于这点，当年刚刚结识萧红的鲁迅，就有过的敏锐的洞察，他在读罢萧红的短篇小说《小六》后断言：全篇“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给萧军、萧红的信，1935年2月9日）应当看到，这种“热情”主要来自萧红与天地万物的血脉相连和息息相关；而她之所以不屑于“只玩技巧”，则是因为接了“地气”的生活、生命与乡土，自有一种远胜于技巧的魅力。
　　毫无疑问，萧红的创作擅长汲取和表现天地万物的自在之态与原生之美。然而，这种汲取与表现在萧红笔下，又不是对生活素材、个体经验的简单照搬和随意胪陈，而是明显注入了作家有关创作与生活、作品与素材的深入思考与自觉选择，从而在这一维度上，形成了某种带有启示性和规律性的思路与策略。
　　作为一个靠生活汁液浸泡出来的作家，萧红显然意识到：要保持文学创作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做到对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的充分占有；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偏偏处于一种高投入和高损耗的状态。通常的情况是，作家越勤奋，创作越频繁，他在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上的投入也就越高，损耗也就越大，长此以往，作家则难免供求失调，捉襟见肘，直至力不从心，难以为继。正是有鉴于此，萧红很注意也很善于从自己的经历和境遇出发，努力扩大生活视域和生命磁场，及时发现和细致观察那些有意义且有意思的人物与现象，以此有效补充和持续积累创作所必需的生活素材与生命体验，使之不断走向开阔与丰赡。于是，沿着萧红的创作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艺术视景与审美对象的变幻和延伸：由封闭愚昧的呼兰河乡土到苦雨凄风的哈尔滨街区，再到光怪陆离，但又炮声阵阵的上海大都市，直到更为开阔繁复，也更为纷乱板荡的战时中国；同时也看到了一系列与之相呼应的不断转移和迁动着创作题材与主题的各类作品：从《王阿嫂的死》、《生死场》、《看风筝》到《欧罗巴旅馆》、《饿》、《同命运的小鱼》，再到《天空的点缀》、《火线外（二章）》、《回忆鲁迅先生》，直到《放火者》、《马伯乐》、《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等。而作家旺盛、饱满与恒久的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恰恰在这当中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当然，在文学作品与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之间，作家需要付出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对后者的一味的摄取和及时的呈现；除此之外，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他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可做：放出自己不断发展和日趋成熟的目光，对已有的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进行重新打量、反复咀嚼和深入开采，凭借变换了的时空条件和心理距离，让老的题材土壤开出新的文学之花。关于这一点，萧红是有清醒认识的。1940年7月28日，她在致朋友华岗的信里，谈到自己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其中有这样的话：“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它，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在墙角的砖头。”而相隔十年翻动同一块砖头之所以别有滋味，正是因为作家已经拥有了崭新的主客体世界。显然是基于这种认识，走出呼兰河之后的萧红，一向十分珍惜自己的童年记忆和乡土情感，以致把它当成了创作之源和生命之根。无论时间距离有多长，空间距离有多远，她总喜欢在跋涉前行的同时，频频展开心灵的回望，进而用日益精进的思想和笔墨，一再重写魂牵梦萦的东北大地、呼兰河畔。1937年后，萧红陆续问世的《失眠之夜》、《旷野的呼喊》、《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精品力作，便是这“重写”的结晶。而这些作品的出现，不仅一次次实证了童年记忆、乡土经验在作家创作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所有作家，应当怎样科学而充分地使用自己的生活素材和生命体验。 　　在萧红走上文坛以及后来成长与发展的道路上，鲁迅的作用和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无法忽视的。对此，很早就写出了《萧红传》的肖凤女士在其创作谈里有过生动的表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提携，萧红就不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他（指鲁迅——引者注）对萧红的关怀和培养，可以是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心弦的一幕。有谁为了出版无名青年的新著，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译作，看初稿，改错字，把段落移前移后，向报刊推荐，遇到挫折之后安慰她，最后自己出钱，寻找印刷的场所，并亲自写序言推荐介绍呢？有谁为了使她在亭子间里安心写作，频频地给予精神上的鼓舞与经济上的接济呢？……‘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 （《我为什么要写〈萧红传〉》）
　　由于存在这种特定的背景，萧红视鲁迅为精神与文学之父，在人格上景仰他，在情感上亲近他，尤其是在创作上学习他，追随他，继承他，实在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王安忆在首届萧红文学奖获奖感言里所说：“萧红领了鲁迅先生的灯，穿行在她漂泊的人生里……”然而，值得关注和称赏的是，面对鲁迅极其丰厚的文学遗产，萧红所表现出的学习、追随与继承，并不是在题材、手法和语言层面的简单照搬或机械模仿，而是重在领会鲁迅的文学观点和创作主张，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将其融入文学实践，化为潜在的营养和力量，最终支撑起笔下个性化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追求。
　　譬如，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从事国民性批判与改造，是鲁迅作品的一个基本向度。在生活中每每感受到混沌、贪婪和愚昧的萧红，由衷认同这一点，为此，她将鲁迅的精神向度郑重接续下来，作为自己观察和表现生活的重要视角与支点。于是，在《逃难》、《山下》、《后花园》、《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萧红对笔下人物心性扭曲，病态生存的扼腕痛心，爱恨两在，以及企图通过文学改变这一切的积极努力。而这一点，恰恰是萧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出贡献。
　　再如，在创作上，鲁迅一向反对教条主义和模式化倾向，他诚恳告诫青年作者：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更是明言：“‘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他所呼唤和期待的，是一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显然是受到鲁迅的启迪和鼓舞，萧红也极不赞成将小说创作定于一尊和归于一途。她曾对聂绀弩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勇于实验和大胆开拓的精神，萧红写出了那些“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却比一般小说更“诱人”的作品（茅盾《呼兰河传·序》），从而获得了自觉的文体探索者的美誉。
　　萧红景仰和崇拜鲁迅，但是却没有因此就把鲁迅偶像化、绝对化和模式化。还是在与聂绀弩的谈话里，萧红表示了对鲁迅的别一种理解：
　　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与此同时，萧红还分析了“我和鲁迅的不同处”，并表示：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显然，在萧红看来，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不应当一味膜拜权威，而应当在敬畏权威的同时怀有超越权威的抱负。萧红是这样想的，也在这方面付出了一腔心血，至于限于主观条件和客观原因，她最终无法企及鲁迅的高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在理念上，萧红是对的，无可挑剔的。 　　萧红的文学创作生涯，严格算来不足十年，留下的作品将近百万言，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体裁。这样的创作业绩与今天坐在电脑前每年码出百万言的网络写手相比，自然算不得高产，但如果联系萧红所处时代的报刊出版条件，特别是考虑萧红特有的漂泊而艰窘的生存状况，则又不能不承认作家是勤奋、顽强和执着的。事实上，对于文学写作，萧红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了在她那个环境中所能够做出的巨大努力。譬如，按照萧军提供的回忆，萧红最初的诗歌是在“霉气冲鼻”的旅馆房间里，忍着寒冷和饥饿，用一段紫色铅笔头写出来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这几近于用生命来做文学的冲刺。萧红在上海立足后，为了报答鲁迅的培育和提携，也为了解决生活之需，她集中主要精力进行构思和创作，用见证者梅林的话说：“悄吟和三郎（即萧军——引者注）工作得很有秩序，每天有一定的时间静静的执笔，同青岛时一样。”（《忆萧红》）萧红东渡日本，一时面对全然陌生的生活环境，但仍将写作视为头等大事。她到东京后半月稍多，就在给萧军的信里写道：“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散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1936年8月14日）尽管寥寥数语，写信者抓紧创作的心态与情形，却跃然纸间。即使在战火蔓延，萍踪浪迹的日子里，萧红强忍与萧军分手所带来的内心隐痛，照旧笔耕不辍。正如丁言昭在《萧红传》里所写：“心灵的创伤，身体的虚弱，都没有使萧红停下手中的笔，她边休养边写作，陆陆续续写下了《牙粉因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等作品，这几篇后来都收进1940年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一书中。”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之所以为人们所瞩目，进而成为一种不容忽视也忽视不了的重要存在，并非单单是、甚至主要不是因为她在创作上表现出的勤奋、顽强和执着。除此之外，她身上还有更为珍稀也更有价值的文学品质，这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观念，一种自出机杼的创作主张，一种置身于潮流之中仍然能够坚持的独立思考和自觉选择。不是吗？在现实生活中，萧红从不缺少阶级意识，但对于文学创作，却反对使用单一的阶级观念。她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七月〉杂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外敌入侵，国土沦陷的情况下，萧红以《生死场》等作品，开启了抗日救亡文学的先声，无愧于“反帝爱国女作家”的称号。不过，在如何表现抗战主题的问题上，她又不赞成作家一拥而上，都上前线，都选择“宏大叙事”，而主张作家从各自的经验出发，因人而异，各尽所能。正因为如此，她对所谓留在后方写不出抗战文学的说法提出了反驳：“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住罢了”。“我们房东的姨妈，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同上）作为生活的流浪者和文学的跋涉者，萧红由衷渴望导师和朋友，愿意和他们一起，回应时代的要求，用文学投入民族乃至人类解放事业，但是，在这种集体的、“共语式”的呐喊中，她又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的思考，进而发出自己的、个性化的声音。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之所以没有奔赴延安，而是“蛰居”香港，其深层的原因庶几就在这里。萧红目睹而且亲历过底层生活，这决定了她对劳苦大众，尤其是普通农民，自有深切的悲悯与同情，不过，一旦进入文学形象的创造，这种悲悯与同情，并没有转化为简单的赞美和歌颂，而是坚持从生活的本相和本质出发，真实地描写了他们的反抗、失败与屈辱，他们或自私、或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力量和黑暗的社会制度双重压迫下的卑微存活。季红真认为：这样一种状写底层的态度，使萧红“和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也自觉地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思想的源头更接近五四开创的启蒙理想。”（《对着人类的愚昧》）对于萧红而言，这是一种微观的评价，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宏观的、终极的概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萧红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