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坚持正确创作方向”的标题下明确教导文艺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对于今天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必须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性的规定，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才向全国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庄重明确地提出关于文艺家四项“承担”的历史自觉，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了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总书记讲话中所提出这四项承担，是综观人类社会历史上文艺的社会职能并在总结了由我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长期历史经验之后所阐发的深刻理论。古往今来的历史早已确证，文艺家要在实践表现中承担一定社会历史责任，这是勿庸置疑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认为文艺对社会历史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恩格斯在十九世纪面对无产阶为实现社会解放的斗争，对文艺着重从相反的关系上提岀了所要承担的使命，即反对“歌颂胆怯的小市民鄙俗风气”，而要“歌颂倔強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而对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使命则是：“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現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岀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已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会》中，从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的意义上，把文艺工作者称之为“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已、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论其承担， 有多种具体任务，但是在《讲话》中
　　提岀的文艺家通过文艺的作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已的环境”，这却是涵盖有一切具体历史任务承担的总体的历史使命的承担。就是在抗战的历史时过境迁的今天，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肩负起具体历史使命的明确教言。作为人民的“忠实的代言人”的文艺家，离开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其活动会有什么意义呢？
　　在六中全会决定和总书记的讲话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追述中，我们已经十分明确了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所要承担的伟大社会历史责任，我们还要从理论上认清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些承担。
　　文艺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同生同长的社会历史形态，人类的生存发展、思想情感的表达，以及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都需要有文艺的介入。文艺创作与表现是起于文艺家的自动自觉以及个人审美表现才能的发挥，它虽然始于个人，但却是以个人形式承担的一定时代与群体的社会历史责任，而不是纯个人的行为。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说：“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自己和另一个人”。马克思接着阐述了四条见解，主旨都在表明个人的生产创造的“双重肯定”，即个人在自已创造的同时，对社会上的他人，也必然是“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这表明作为社会的人的生产创造，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不仅仅是对于个人本质的肯定与确证，而是既肯定和确证自己，也同时是对于接受和使用这个产品的人的一种肯定和确证。如此看来，多年中流行的意在排斥文艺要承担社会历史责任的“我的创作只是实现我的价值”的说法，其片面性就十分明显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不可能 只是一个人的意识，而个人只是一定社会意识表现的承担者，不论其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事实的逻辑却是如此的。因为文艺家的固然要展现自己的生活视野，抒写自己心中的审美情思，物化自已具有的艺术才华，这些皆能实现在艺术实践创造之中，确也是实现为自身的价值，但这却是问题的一半。因为这只是艺术实践环节中的起始段，还有作为艺术作品对于社会人生的效果作用的意义段，而这个作用段才会发生艺术的社会历史意义， 所以，作为革命的文艺家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主体意识投身于文艺事业的创造，就是个人价值选择与社会历史需要的实践的统一。所以，只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文艺观，因其并不合乎真正的历史实践规律，因而也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 因为作为艺术家的个人的社会历史价值只有超越艺术实践环节中的起始段，才会跃升到艺术作品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作用段，而这个作用段才是更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因而对于艺术家与艺术品的历史地位评定的客观依据也主要在于此处。所以文艺家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使其与社会历史价值统一，没有后者的确证，前者只能是一种幻想中的自慰。
　　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影响文艺家“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历史责任，还有一个被错误总结成的教训，即是：承担了这种责任就会重蹈狭窄的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作品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其实真正的教训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对政治的理解过于狭窄，过于功利，过于个人化，而忽略了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即使单就政治本身而言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引领社会进步 、为人民放歌 、弘扬文明道德风尚、批判假恶丑， 等等，其中虽广泛包涵有社会主义政治内容，但又不仅仅是政治。而我们的文艺真正实现了三贴近，从人民的伟大事业中汲取创作源泉，以与时代同驱的态度表现生活，这并不是走狭隘的为政治服务的老路，而是文艺家应该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如果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考察文艺的历史经验，我们会更加明确：作家艺术家唯其由于承担了时代历史责任才使其成为伟大的。中国古代的屈原，在列国争雄中他追求在楚国实现“美政”，因此以辞赋贬斥奸佞群小，悲悯人民的不幸，以坚贞不屈的意志殉道而终。司马迁在《史记》中贬恶褒善，推崇正义，显示了独立的历史是非观，成就了“史家的绝唱”。陶渊明以“金刚怒目”的态度，不向乱世屈服，颂扬刑天、荆轲等等的不屈精神。而李白、杜甫二人，虽思想渊源不同，但都倾向和同情人民，对腐朽的统治者都予以揭露和批判。曹雪芹的《红楼梦》以时代启蒙主义的先进思想，对封建末世贬恶诛邪，创造了一面时代的镜子。在外国，英国的莎士比亚用戏剧展示时代发展演变的模型；法国的巴尔扎克以历史书记员的自觉态度编制社会恶习和德行的清单；德国的诲涅以自己的诗作为革命进军的鼓声；俄国的老托尔斯泰从农民立场上批判贵族的思想政治统治，不论从积极和消积方面都成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以上作家以及此外的无数中外作家，都是因其以超越的艺术创造承担了社会历史的一定责任而成其为伟大的。相反地，在中外的文艺史上，至今尚未见到其人之作品与社会历史毫不相关而其人却可以获得伟大评价。
　　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到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文联和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都赋予文艺工作者以光荣的历史责任，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对于社会历史责任的文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