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参与省作协举办的“抒写中国梦，作家走基层”的座谈会，能有机会与省作协的领导和来自省内的知名作家、一起重温毛泽东同志72年前的《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是否坚持了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合了文艺的本质属性，也是《讲话》的精神内核。这种思想几十年来，一直贯穿于我们党的文艺思想中，并深深的扎根在广大文艺、文化工作者之中，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了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展。
　　学习《讲话》就是要求我们文艺作品的思想主题，必须传递正能量，宣传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的作品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认同，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72年来，继毛泽东同志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小平同志提出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
　　胡锦涛同志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把服务群众作为起点和归宿。”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正能量的论述都充分体现了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文艺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历代领导人在文艺服务立场上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然而，在当下有一种思潮“文艺创作纯属个人行为”，他们认为教化是一种附加，文学不应该被文学之外的责任绑架，宣传了一种去教化的理念。还有一种躲避崇高，颠覆解构的理念也喧嚣一时。在这种背景下，重学讲话精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讲话精神》告诉我们，一切文学作品都有教化的功能，文学只要生产出来，进入流通传播环节，它所蕴含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必然对受众产生影响，作者的立场、观点、意图、倾向，不可避免的渗透在文本之中，影响世道人心。而我们的责任，恰恰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去影响世道人心。
　　近二十几年来，我坚持以《讲话精神》激励自己，在业余创作中，学习人民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情操,在体味他们的思想情感中,创作反映他们情感的正能量的作品，汲取他们的真诚、真实的人性底蕴，在此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十部反映沈阳大工业主旋律的诗歌、报告文学、话剧、电视剧，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和上级领导的肯定。这些作品分别三次获得了辽宁文学奖，中国作协金秋笔会一等奖，30集电视连续剧最近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原创剧本奖，有7部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由于长期创作反映工人群众精神世界的主旋律的作品，被省里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这些成绩的取得，我的体会有三条：
　　一、走进生活，以地气为创作营养，把贴近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作家必须有一个基本素质，那就是对生活充满感激之情，对人民怀抱满腔热爱，对文字有严谨之心。正是这种思想的鼓舞，我把每天的创作，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享受。1989年至2010年，这种写作状态随之中国大地的变革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于工作的关系，这段期间我担任了建设局长、建委主任、教育局长和人大副主任，虽然这个时期是铁西区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给了我了解企业、了解工人的机会，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中，创作观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不屈不挠,他们的“自己扶着自己走”“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也应该是共和国的孝子。长子是责任，长子是担当”的精神，激发了自己写工人、写工业作品的欲望。这种情况只有工人阶级的团队精神和革命的彻底性才能够发生的，我也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革命彻底性。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写作愿望发生了质的裂变。
　　从要我们贴近生活，到我要贴近生活的转变，正是由于这种创作愿望的萌生，让我产生了主动去工厂去，到企业去，融入到他们中间的强烈愿望。
　　几年来，在我写作、出版的十部作品中，有九部都是写工业题材，既有火红的描写，也有下岗时期大工业筋骨的磨砺与阵痛，更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变迁，这些作品的发表、出版，得到了企业工人的认可，许多诗歌都成了工厂工人、车间、企业联欢会上朗诵的作品，许多工人能把我的一些诗歌背下来去朗诵，也有许多工人把报刊上的诗歌剪下来，带着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向我要书。从此，我在企业的工人朋友也越来越多，时间长了企业门口的保安、车间里的一些工人都成了我的朋友。《凹凸的齿轮》、《失衡》出版发行后，满足不了需求，先后两次再版。《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小说，四月份出版后，也在进行第二次再版。
　　我也从中体会到：每一个作家只要是印成了出版物，他都是在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影响社会，每一个作家都是面对社会的思想者与发言者。他的每一次写作表达，都在或多或少的在影响社会，这是创作与生俱来的，也是改变不了的。文学创作要贴近生活，更要贴近实际。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人的自我赏析，也不是几个人的相互吹捧，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产生不了共鸣的作品。不是有生命力的作品。
　　今天的人民群众与每个文学作家一样，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他们不仅是文学的欣赏者、消费者，也是文学创造的参与者，每个人的作品失去了群众也就如同失去了源头活水，没了根基。
　　二、走进生活，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创作元素，在贴近生活中学习提炼创作的语言。我的诗歌、报告文学、剧本中的许多语言和故事，都是从沈阳的火热生活中汲取的，也都是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发现的。从中我体味到，文艺创作离不开人民，人民才是文艺作品的欣赏者和优劣得失的权威评判者。在今天文学创作的领域，大都是属于文学爱好者或者叫业余创作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位作家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自身的工作与创作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是如此。我常常遇到过这样的提问，“每天那么多忙的工作，哪里有时间去写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常常想，每个人的生命充其量最多只有三万多天，如果扣除每天忙碌的工作，留给你的时间（指创作的时间）只有晚上到第二天的休息时间了。如果你铁定了决心，要搞业余创作，只有自己与自己抢时间，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自己向自己要作品。在这方面，我一方面是星期六、星期天的两天是我最忙碌的，所谓忙碌是每周提前与企业打好招呼，在人大工作期间，每周抽出2天都到工厂去，与工厂的领导谈天说地，工人朋友谈家长里短。从中发现他们的 喜、怒、哀、乐。
　　有了这样的基础，文学创作欲望的火花自然的会撞击你，你与企业工人的情感，也会自然地融入其中了。时间长了，你会与他们有一种不能割舍的感觉，他们会成为你一生中最真实的朋友。如果说在创作中我能比别人有些优先条件的话，那就是在职期间工作上的方便，但如今的国有企业，除了大的参观活动，日常进厂去，车都必须停在外边，进厂很麻烦。怎么办？长期的与工人交往，写工人，得到了信任，被命名为“名誉职工”。穿工作服到厂里去，提供了方便，工人的故事多了，一坐下来，一个个故事围着你转，挥之不去。那么创作的时间只有晚上了。时间长了，已形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10点到早晨2点都是自己创作的时间和学习看书的时间，这十几年来从未间断，我目前已出版的作品，都是靠晚间写成的。
　　把工厂作为学习的大课堂，把工人当老师，创作接地气、扬正气的作品，是我的愿望，也成了我追求的目标。市委常委，我们的前任区委书记李继安同志，在我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能代表我整个创作的实践，他在研讨会上说：“是中国大工业的发展、是铁西大工业的振兴、是工人兄弟们的生活，给了国华同志鲜活的创作语言和创作灵感，给了他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他的很强的本领在于，在描写工业符号的过程中，在几乎无法用美丽的语言表达意境的地方，他居然会写出流畅的诗句来。”
　　在与工人的交往中，我逐渐产生了一种认知，文学创作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承担起人与社会之间凝结与认同的功能。如果说人民大众是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学创作，也是现代社会，人们最需要的共同文化基础。
　　正是因为有这种认知，才能够把你观察的东西、了解的东西，及时提炼到，你想要排列的方块字中去。
　　2013年年初，在电视剧本即将完成的时候，一个星期天，我找来十几个工人，请他们喝小酒，喝酒过程中，一个车间主任无意中提到了沈重原来工厂医院党委书记去催款过程中，为人家写论文，要回了一千多万债务，回来路上牺牲的故事。老伴在街头擦皮鞋。我随即将剧本人物线条重新做了修改。为剧本增加了新的鲜活的故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目前工业题材的创作，从全国看都是一个短板，许多人认为工业题材作品呆板、生冷、缺少艺术激情，我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做了一个笨工作，在别人不愿涉及的领域，把一颗心沉下来，才使短板变成了创作中的长线。
　　正是由于我抓住了工业题材创作的短板，把短板变成了自己的长线，得到了省、市委宣传部、省、市文联、作协领导的关注，几年来，省作协、省市委宣传部先后三次为我的作品在北京召开专题作品研讨会。前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兴文，省作协主席刘兆林，现任省作协副主席高海涛，都亲自参加。会上中宣部、宣传局、中国作协二位副主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二十一家单位的专家到会发言，市委宣传部唐部长带队，市委、常委风波同志，发去贺信，市文联、市作协专门派人安排会场。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和《光明日报》主任彭程等专家在发言中说：“国华同志是诗歌的攻坚者，工业题材是巍巍诗山中最难攻取的山头，国华同志却把主攻方向选在这里，这里他遭遇的抵抗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弥补了中国诗歌的断带，这种执著精神为诗坛树起了一面旗帜。他的作品有一种示范与引导的价值，他应该是我们诗歌创作界的劳动模范。”会后，《文艺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专家们的评论。
　　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有创作的肥田沃土，也有适合作品生长的气候条件和扶持作品生产、生长精神环境。
　　2011年，我深深的被沈阳老工业基地的沧桑巨变所感染，特别是面对沈阳工人阶级，在东北振兴中表现出来的从不倒塌的意志，我觉得文学不应该缺席，作家不应该失语，觉得不表现、不反映铁西、沈阳的变迁，就对不起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为此，我在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凹凸的齿轮》和长篇报告文学《钢铁作证》的基础上，又创作了诗话情景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去年，我又创作了电视剧《大路上》，上个月我又出版了五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得到了沈阳市委曾维书记、凤波部长肯定。曾维书记不但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剧组的主创人员，还亲自观看演出，给我们很大鼓励，凤波部长亲自为我的剧本提出创作的修改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继安同志，在演出后，还带领区领导到文联表示慰问。他在会上说“国华到哪创作，我们都开绿灯，到哪去创作，我们都给报销费用。
　　今年四月，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山》出版前后，市委宣传部拿出专项资金，扶植出版了这部作品，又分别召开了研讨会，中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贺绍俊、当代评论主编、省作协副主席高海涛，写出的评语是“这部接地气、扬正气的作品，无论是工业题材的正面强攻，还是丰富内涵的精心营造，都达到了一个力度与深度相得益彰的艺术高度，为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具有衔华的丰厚意蕴与不可估量的文学价值。”
　　 “小说具有一滴水见太阳的效果，让我们扬眉吐气。商国华敏锐的把握现实，真是反映了改革进程，是近年工业体裁小说的重要收获。”
　　 “小说传达的正能量之丰富，体现的人性、人情之深美，超出了许多貌似工业题材的小说，对人性的内在挖掘，对社会的深度体察，显得轻重从容，张弛有度，是一部老工业基地的创作史、振兴史，也是一部工业文明的编年史。”
　　上周六又专门在北京召开了电视剧的研讨会。会上，中宣部、《求是》杂志、《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特别是中国重大现实主义创作题材领导小组组长李准、仲呈祥、丁振海都参加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准和仲呈祥对电视剧本和电视剧的评价是“多少年没看到这样好的工业题材作品了，它是冲向荧屏的一个重磅炸弹，是国企改革的正气歌，也是唱响主旋律的大路歌。建议要求中宣部领导，在一套节目中播出。
　　三、融入生活，处理好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与社会责任关系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每个作家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这一要求出发，我的体会是作家的使命感，就是弘扬火热的生活，歌颂我们这个火热的年代，具体到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就是在如何真实地反映表现中国大工业的同时，展现我们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喜、怒、哀、乐与他们在创业振兴路上的执着。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创作的主流。
　　尽管我们的这个社会时代语境发生了变化，但文学创作依然担负着“塑人”的作用。尽管现实生活中，困惑、迷茫、抵触无处不在，但塑人仍是文学创作的主题，它依然担负着疏解压力、凝聚勇气、完善人格与成熟心智的任务。
　　客观真实地再现我们的生活，在歌颂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时，也有一个批评社会丑恶现象、引导人民群众健康向上的责任，然而，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绝不是随意地播撒丑恶。容许那些不负责任的精神产品的产生，那些作品一旦浸透到人们的神经，是很难消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显得很重要。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与文化快餐的时代更是如此。
　　我们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志都比较清楚，我们的创作过程中，理论引导的缺失出现了闭门遐想、鬼怪文化的一些现象，加之有些编辑的理念错误，金钱诱惑，一些不健康的文学作品也曾出现过。在这方面我有一个理念，这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个青山就是我们火热的生活，我们的主旋律生活，按如今的话去说，就是要有一个定力，在创作中把积极向上的作品，把人民需要的作品，奉献给人民大众。
　　崇尚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在我的创作中，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绝不意味着对我们的生活现象一味的歌颂，那些在真善美主流后的假丑恶的暗流，也是我们每个作家、每个文学爱好者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每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能丢失的，从历史上看，从《诗经》到关汉卿的戏剧，从杜甫的诗，到今天的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啊，不能这样做》，都是如此。为此，在我的作品创作中，我也紧紧把握了这一点，我的诗歌集《失衡》在歌颂了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对一些人急功近利到处成立开发区，挥霍土地、深林资源的现象以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批评。如我在《失衡》2006年出版中的一篇作品《最后的底线》中写道（土壤流失问题）,“只是旋风打转的隙间，大地就切开了千万万个伤口”“唯GDP缆绳的牵引，让伤痕累累的土地，又一次缩紧了裙衫。地冥府的列祖列宗哭了，大地的后生啊，可不能为了一纸功绩单，就预支了子孙的栖息地。”
　　我在《林怨》中写道“一边是越砍越荒的膨胀，一边是越穷越砍的凄凉，一边是文明的教科书，一边是乱砍滥伐的刀斧赶集”“只是半个世纪的喧嚣，一句用之不竭的口号，化成了江山资源匮乏的悲剧。”
　　这本诗歌集在出版前得到了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的支持，看了原稿让秘书给我电话，主要要给诗集做序。这些作品的产生，在我的心目中，也许应该叫一种责任。
　　今天的社会是一种多元的经济环境，也就产生了多元的文化需要，我的体会是文化需要的多元，决不意味着作家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发生多元的变化。只是我们创作方法与技巧的改变，去适应人民的需求变化。
　　学习《讲话》精神，让我认识到，一个社会如果精神贫血、没有文化作品，要比饥饿、贫穷更可怕。说到底，创作是灵魂、经济是筋骨。文化作品说到底是化人的工作，说到底，文章是会起到一种化命作用的。也正像《讲话》所说，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才能教育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创作，实际上是我们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制度管理毕竟是强制的，作品的渗透、感化，才是自觉的。作品创作搞好了，文化惠民深入了，社会管理工作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自觉的支持。
　　我决心继续以《讲话》精神指导鞭策自己，抓住辽宁创作的良好环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常怀草根之心，为民生、为大众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