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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宏林最新长篇小说《人·鬼·人》出版，他用一部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现实针对性以及文学价值的力作再次证明：当报人精神与文人精神交融共生时，能够为时代贡献出十分优秀的文化艺术品。

   　 报人，有敏锐的社会触觉；文人，有温厚的人文情怀。以报人视角创作，更多一分对真实的追求；以文人情怀办报，则多一分对文化的尊崇。而要集报人与文人于一身，并能扬二者之所长，绝非易事。
    　今年1月，辽宁日报终身记者李宏林的最新长篇小说《人·鬼·人》出版，他用一部具有历史责任感、现实针对性以及文学价值的力作再次证明：当报人精神与文人精神交融共生时，能够为时代贡献出十分优秀的文化产品。
 　   3月5日，《人·鬼·人》座谈会在沈阳举行，韶华、冯玉忠、王向峰、朱世良、吴佳铭、刘文艳、邵永胜、刘兆林、陈巨昌、金河、高海涛、周建新、邱长发、郭宝山、吴琼、韩光、曹继武、葛江洋、杨集才等20余位省内知名作家、批评家以及报人、学者参加了研讨。
    　《人·鬼·人》以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为背景，作者通过大量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再加以艺术的加工，呈现出一个充满真实感与厚重感的故事。座谈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对《人·鬼·人》及作者李宏林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在以武装暴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的时候，作者选择叙述与日本战争罪犯之间的灵魂搏斗，充分显现出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与突破性。 ”
　　兼具记者与作家两种身份互为推动所产生的文化能量
 　   对于今天的新闻人来说，李宏林的履历表令人钦羡。他的新闻成就建基于一系列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是名副其实的大记者。但是，这位报人中的典范，却不仅仅属于新闻界，在文坛之上，也有他的名字。
  　  李宏林创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写过剧本、小说，《人·鬼·人》并不是他的首部长篇。许多人以为李宏林搞文学创作是半路出家，其实，早在18岁时，他就被选送到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以培养青年作家为目的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从1953年到1955年，李宏林非常系统地学习了文学创作知识，更聆听到丁玲、老舍、曹禺、郑振铎等文学大家的教诲，这段难得的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道路打下了极为坚实的根基。
  　  此后数十年，李宏林一直兼具记者与作家两种身份，他的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互为推动。他采写的新闻，字里行间流溢着文学的光彩；他创作的小说，篇章之中也充满了新闻的敏锐。正因为此，无论是新闻界还是文学界，都关注着李宏林。因而，今年1月，当《人·鬼·人》正式出版时，迅速引起广泛反响。
   　 李宏林出生于1935年，今年整整80岁，他笑称自己是“80后”。 “80后”的李宏林，用自己的实践凸显了报人精神与文人精神相交融所产生的文化能量。
　　依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以完全的文学思维来写作
   　 多年来，李宏林的文学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这也是他作为新闻记者能够充分发挥所长的一个领域。不过，此次创作《人·鬼·人》，李宏林实现了个人的突破，即依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以完全的文学思维来写作。座谈期间，与会学者一致肯定这部长篇小说的文学价值，并为其总结出如下特色：
  　  首先是在矛盾中表现人物。在文学创作中，用强烈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彰显人物的精神底色，最能把人物性格刻画到极致。 《人·鬼·人》所塑造的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人物之间的对抗非常激烈，矛盾重重，故事的紧张感贯穿作品始终，成为吸引读者不忍掩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表现人物的多面性。文学是人学，人都有多样的面貌。在抗日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因人物立场的不同而出现脸谱化的描写，但《人·鬼·人》中的人物形象，不管是中方管教人员，还是日本战犯，都不是平面、单一、刻板的。比如王忠、金太平、赵和，各自有一段因日本侵略而造成的家庭血泪史。他们出身不同、职务不同、修养也不同，面对日本战犯，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由此也构成了这些人物行为轨迹的独特性。对于日本战犯的描写，李宏林也极力避免脸谱化。比如小川立夫这个人物，虽然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但同时，他也是深爱着自己女儿的父亲，正是这份未泯灭的人性让他在中国管教的帮助下由鬼变成了人，最终向中国人民真诚谢罪。还有中岛良子，在战争过程中，她疯狂地用细菌杀害中国人，但也为丢失了儿子而大受打击，精神几近崩溃，唤醒她内心深处的温暖的是一首名为《樱花》的歌。这些细节刻画都表现出人物的多面性。
   　 另外，《人·鬼·人》也大胆地将虚构与史实相结合。这部长篇小说以历史事件为基本素材，但李宏林没有被史实所限制，他从艺术创作规律出发，在遵循重大历史事实不能虚构的原则的基础上，对人物和一些情节、细节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让读者游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真假难辨。虽然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关系是虚构的，但又都有现实的依据，例如管理所所长王忠，是集抚顺战犯管理所五任所长之优长而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物典型，而小川等多名战犯，也是从近千名日本战犯原型中概括、提炼而来的。如果了解历史，便不难从小说中找到原型的影子，像小川埋葬勋章的细节，还有张德几进大山为中岛良子寻找儿子的情节，都是李宏林从真实事件中发掘并进行艺术再创造而得来的。
 　   同时，在小说结构方面，《人·鬼·人》也成功地将框型结构与放射性结构相结合。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监狱的“框”内，但人物关系将事件延展到“框”外，更广阔地呈现出当时中国的社会图景。
 　   与会学者认为，擅长创作报告文学的李宏林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并在作品的文学性方面有所突破，正是他早年在文学讲习所深入学习文学创作，又经数十年笔耕不辍，积累了丰厚的文学创作经验所致。
　　对人性之美的讴歌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与深刻性
  　  《人·鬼·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凸显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座谈期间，多位学者提出，这部长篇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深刻性。
  　  《人·鬼·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但作品要表达的精神与内涵却具有当下性。正如座谈会上所谈及的，“小说的字里行间透出作者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意识。作者透过这样一部小说，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做了一个大大的说明，那就是尊重人性、崇尚和平、讴歌文明，诅咒战争和野性。战争是一只恶魔，一旦放出来就会对所有人造成灾难。 ”由此可见，《人·鬼·人》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今天的日本政府能够深刻认识到这样的道理，如果更多的日本民众能够真正从二战中吸取教训，那么，就不会再扩大本国的武力，也不会再掀起战争。 ”
  　  在《人·鬼·人》中，民族的矛盾、战争的仇恨，都被伟大的人性美所化解，表现出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正是这样一种对人性之美的讴歌，使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了超越时代背景、更广泛意义的价值与力量。别林斯基说过：“文学之所以具有迷人的魅力,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通过对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描绘，揭示了人性的深度,抒写了强烈浓郁的人情味。 ”《人·鬼·人》将人性作为全书的核心内容，从“人”的意义上去深挖每一个人物，不仅讲述了一个改造战犯的故事，也从更深层次反映出人性的回归。正如座谈期间学者们所评价的：“由人之初性本善的自然人到因战争邪恶而生发人的野性，使人变成了鬼，再由和平和正义力量的感召和警醒，又使鬼还原成了人。 ”《人·鬼·人》反映了一个深刻的主题，这就是人性的轮回。因此，这部长篇小说所表现的故事情感和人物命运具有了升华到哲思高度的可能。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对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纪念，是作家的使命与责任。既是报人又是文人的李宏林，更不可能缺席。而《人·鬼·人》的问世，也确实彰显出这位新闻界与文学界的“老战士”宝刀不老。（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