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四十名学员中年令最大、军衔最高、已是知名作家的只有两位来自军队的人，一位是白刃，一位是张志民。白刃是华侨，抗日战争后归国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军衔至中校。来文学讲所学习的时候他因写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而享誉全国。但是争议也伴它而来，当时部队有一位教条主义的评论家，对《战斗到明天》上纲上线批得一无是处。白刃每日和我们相处，没见他对那位评论家的说法表示什么异议，颇见涵养。可是有一次由全体学员参加的作品讨论会，白刃借机站立起来，对那位评论家大骂一通，那愤怒之状令人惊愕。这时才知道，当一个人无辜受辱时，所谓忍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以后白刃写出《兵临城下》，再次红遍全国，也又一次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人民不忘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连届出席中国作家会员代表大会，已是九十高龄的时候，仍然出现在代表大会的名单中。而身体硕壮。
　　张志民来讲习所学习之前就已经是中国知名诗人，他的民族风格的长诗《死不着》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出现的著名诗篇。志民为人非常谦虚，一脸笑容，说话和谒，遇事慢慢讲理，夹着香烟同你分析，人们想不出他发脾气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集体外出旅行时，所里都安排他带队。我去过他家，家里设置简单，招待的饮食也很简单，就是煮饺子沾酱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来沈阳，由沈阳军区作家胡世宗接待他。他问志民来沈阳想见谁？志民说要见李宏林。我得到这信息就去与志民会面，我也请他吃饺子，是老边饺子，当时我正在写有关老边饺子的文章，老边饺子传人边林还在世，这里的饺子肯定要比志民给我吃的饺子有风味，我们在老边饺子馆高高兴兴地渡过一个充满友谊的下午。这次分别后我再没有见到志民，不久我就听说他英年早逝，令我我心酸了好一阵子。
　　马拉沁夫当时也是有些名气的，但他所产生的影响还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在科尔沁草原上》。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一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分外受到国家的重视。马拉沁夫是个有大志向的青年作家，在学习时他就酝酿写长篇小说，他埋下头来读书，书外的事情他不大过问。特别是在学习苏俄文学时，他捧着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不放手，在课堂上听课时他也是把萧氏的小说放在膝盖上偷偷地读。后来他写出反映蒙族人民子弟兵成长的颇有萧氏韵味的《在茫茫的草原上》，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领衔作家的地位。
　　女作家刘真初来文学讲习所时也没有什么代表作，只有一篇写给孩子看的《好大娘》。也是在文学讲习所这座熔炉里冶炼了她，还没毕业时她就发表了中篇小说《春大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那时新中国还没有几位青年女作家，所以刘真在首届中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成了青年作家中的明星人物。
　　还有邓友梅，也是在文学讲习所得到丰厚的文学滋养，毕业后文学才华迸发，发表了《在悬崖上》轰动一时的爱情小说。
　　还有孙静轩，来文学讲习所时是个莽撞的山东小伙子，而在文学讲习所学习二年里，常常是几日闭门不出，专心攻读拜伦、惠特曼。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这位山东小伙的鲁味心肠被洋诗洗刷得干干净净，竟然写出惠顾特曼式的长句诗《海洋抒情诗》等在中国诗坛别具一格的作品来，给中国诗歌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孙静轩也成为著名诗人。这些成就都应记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功劳薄上。
　　邓友梅、孙静轩和我，在年龄上都是偏小的，我们的友谊也深厚。
　　邓友梅人称邓才子，年岁不大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文学讲习所里的上上下下他都能沟通，和谁都友好。学员们旅行回来，所里举办总结大会，大家都说开了眼界和积累生活方面的事儿，而他能把在外所见所闻又唱又表演地表达出来，不能不让人称赞这个小邓独出心栽，有创造性。他傲慢，好惹事儿，一次大戏剧家宋之的和一位戏剧家看话剧，俩人边看边议论，这碍着在他们身后的小邓看戏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拨拉宋之的，告诉人家别议论了，他说你们说的问题请看北京日报某某日发表的文章，都有结论了。那文章是小邓写的。扛着上校军衔、还来文学讲习所讲过课的宋之的也不是好惹的，他把小邓的傲慢无礼告到讲习所，小邓为此挨了批评。
　　邓友梅在1957年落难后安排在鞍山，文革中受了不少罪。粉碎“四人帮”后，他写出《我们的军长》获得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颁奖那天我正在北京，见到他，他请我在新侨饭店附近的小餐馆吃饭，谈到获奖，他说：“靠的还是文学讲习所打下的专业基础。再就是年岁大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邓友梅的才气还表现在他把创作视角盯向北京民间生活上，他写的《画儿韩》《烟壶》闻名中外，题材的独特，语言的地道，别人无法替代，使他成为老舍之后写北京市民生活最有成就的作家。前些年邓友梅经常来沈阳，来时我们俩就要见面，他帮我认识了香港爱国人士范乃安老先生，相识后我们通信交往；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老乡、沈阳老四季面馆的创始人张老板，相识后我们多年来往不断。我主办辽宁日报《大周末》时，邓友梅是我的主要特邀撰稿人，他有邀必应。我每到北京参加有关作家会议时，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友梅，总要同我畅谈一阵。一次大家聚会，他搂着我的肩膀，向我不相识的作家、评论家作一一介绍，大声向人家喊：“这是我的老同学李宏林，大家多多关照呀！”去年五月，作家协会安排我去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疗养，我在大厅里见到邓友梅和夫人与创作之家工作人员的合影。他已拄着手杖，头发雪白，算来已经八十五岁了，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小邓，小邓，你也有老的时候呀！叫他小邓已成习惯，叫他小邓的那些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最令我牵挂的是孙静轩。在学习时孙静轩是笑料最多的小山东。他热心于所里的一切活动，由于他的热心，我和马拉沁夫等篮球队成员选他当队长，其实就是让他在比赛时看衣服。他为了表现队长的风彩，一次打球时，他脱掉皮鞋，穿着新买的毛线袜子打球，等一场球下来，他的袜子底儿也磨掉了，笑得大家肚子疼。最有趣儿的是他和另一位山东大汉苗得雨的诗歌土洋之争。苗得雨当年是农民儿童诗人，在山东很有名气。那时都年轻，眼中无人，他崇拜当时的所长田间，因为田间是中国民歌风格的代表性诗人。他看不上有国际影响的中国诗人艾青，这个犟脾气的山东诗人竟给艾青写了一封信，批评艾青的诗。这可惹得艾青大怒，艾青来讲习所讲课，没说话先崩起脸，第一句话就说：“你们都是田间的学生，名师出高徒，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在你们面前谈诗呢。”这显然是对着苗得雨写的信来的。而艾青是孙静轩崇拜的大诗人，他就用艾青的成就反对苗得雨的“土”。争论得脖子粗脸红，从俩人同居室吵到户外，以至田间和艾青都知道了他们的争论，弄得两位大诗人心生芥蒂。两个山东老乡不好在一室同居了，孙静轩有办法，他实行一室两制，用个布帘挂在房中间，各住一半。孙静轩这边是挂些洋画放洋摆设，苗得到雨那边少不了大葱大酱。苗得雨朴实、憨厚，一个心眼；孙静轩粗中有细，鲁莽中夹着狡黠。他气苗得雨，说：“你是反洋的，电灯也是泮玩意儿，你咋还用它？”
　　苗得雨一声：“不用！”竟买了蜡烛晚上点蜡烛看书。那时北京通有轨电车，一次集体外出活动，孙静轩再气苗得雨：“电车也是外来货，你咋还坐电车呢？”苗得雨回一声：“不坐！”说着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讲习所走去了。等大家早都回来时，这大苗还气哼哼地走在路上呢。
　　毕业时孙静轩不愿意再回山东，我说跟我去抚顺吧，你看看，如愿意就留在抚顺文联工作。他跟我来到抚顺，在我家住了十几天，看了抚顺许多地方，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到中南的《长江文艺》当编辑去了，同时写诗，他的第一本诗集叫《唱给浑河》，实际是唱给我的，他用诗歌记录下我们俩的友谊。以后他坎坎坷坷地过了许多年，终于以他的独树一帜的抒情诗，占据中国诗坛上的一个显著席位，当上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抚顺一别，我俩四十年没见面，1959年，我和讲习所同学赵郁秀组织一次文学讲习所同学在北京聚会活动，这一次我才同静轩见面，相见时都愣住了，他留起挺长的胡须，我的头也秃了，一时都认不出对方了。当俩人终于认清谁是谁时，眼睛都湿润了。过了几年，静轩在成都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笔会，邓友梅、汪曾祺、邵燕祥、从维熙 、鲁彦周、韩静庭、白桦等中国文学界大家们都应邀出席，邀我和郁秀去成都聚会。这次活动项目多，在几个城市里穿梭，足见静轩通过文学在四川营造出可观的人脉关系。我见到了他的夫人以及弟妹们，他们都知道静轩同我友情深厚，所以他们像亲人似的处处关照我。我回来后很觉宽慰，因为静轩数十年里命运多舛，晚年终算过上舒心的日子了。哪知，没过多久，传来静轩病逝的信息，这噩耗来得太突然，似乎也来得太早。细一想，他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走了也不奇怪。说起讲习所的事，那已经是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回忆那时，我们的心还是那时年轻的心，但是岁月不留情，走的先走了，没走的也已经被时间列入作古的行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