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态势，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不同民族参差多样的文本背后有个总体的追求，在差异性表述的底部是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愈加明显的趋势是：同在经济领域相似的是，外省少数民族文学人士向文化中心城市的单向流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人流，也是文化场域的哺乳；伴随着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的传播，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声音进入到大众传媒，暗示了新鲜文学力量的崛起，虽然前途未卜，也已令人兴奋不已；少数民族文学依然在其民族与在地的民众生活中发生巨大的影响，作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可能会引发关于诗性的智慧、人文日常亲密无间的种种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拥有源自其悠久传统的美学品格，也有应激当下的现实观察，同样也有关乎主流话语的思考，提示了一种多民族文学动态互补的景象。
　　在一个依然热气腾腾的文学现场要总结本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不免让人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以下的观察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扫描，力图捕捉本年度那些独具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并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现象、事件、作家和作品。
　　
　　骏马奖及其趋势
　　从盘点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绩来说，今年最具意义的事件无过于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5-2007）的评定。王华（仡佬族女）、郭雪波（蒙古族）、帕尔哈提•伊力牙斯（维吾尔族）、蒙飞、黄新荣（壮族）、玛波（景颇族）、于晓威（满族）、了一容（东乡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次仁央吉（藏族）、南色（藏  族）、黄爱平（瑶族）、斯日古楞（蒙古族）、杨秀武（苗族）、雷子（羌族）、金学松（朝鲜族）、伍金多吉（藏族）、其曼古丽•阿吾提（维吾尔族）、完班代摆（苗族）、格致（满族）、祁建青（土族）、阿瓦力汗•哈力（哈萨克族）、拜格买提•玉苏甫（维吾尔族、倮伍拉且（彝族） 、袁智中（佤族）、布仁巴雅尔（蒙古族）、黄玲（彝族）、马绍玺（回族）、张春植（朝鲜族）、  浩斯力汗•哈米江（哈萨克族）、仁钦道尔吉（蒙古族）、孟学祥（毛南族）、铁穆尔（裕固族）、艾傈木诺（德昂族）、孙宝廷（阿昌族）、曹翔（普米族）、蒙古族（特•官布扎布）觉乃•云才让（藏族）、维吾尔族（伊明•阿布拉）、张宏超（汉族）等，共有35部作品获奖，它们基本代表了最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在各种体裁上的最高水平。从中可以发现少数民族作家紧扣时代脉搏，书写出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的作品，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以充满文化自豪与文化自觉的笔触，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作品在贴近现实和挖掘深广上都有所加强。在获奖作品中少数民族母语作品就有14部，共有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朝鲜、壮、景颇7种少数民族母语作品获奖，充分显示出了作家们的创作方式多样化，创作思想多元化。改革开放促成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观念的转型，促使作家们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文学思想观念越来越充满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构成骏马奖如此品貌多样的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的作家梯队的完整。2008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可谓老中青三代齐头并进，都有令人欣喜的表现，而女作家和刚刚出道的年轻作家尤其显示出新锐的特质。关仁山（满族）、庞天舒（满族）、徐岩（满族）、李进祥（回族）、马金莲（回族）、赵剑平（仡佬族）、凡一平（壮族）、黄小卡（壮族）、梅卓（藏族）、鲍尔金娜（蒙古族）、阿娜尔古丽（维吾尔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舒洁（蒙古族）、肖龙（蒙古族）、娜仁琪琪格（蒙古族）、苏笑嫣（蒙古族）、阿尔贝（藏族）、杨国庆（羌族）、马学武（保安族）、阿舍（维吾尔族）、马秀芬（撒拉族）、阿娜尔古丽（维吾尔族）、羌人六（羌族）……等等，或者已经是成名已久的老作家，或者是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或者以多年的积淀喷薄出对于现实的认识，或者以敏感的视角切入人性的本真，都为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多维的色彩。
　　从骏马奖推出的得奖作家来看，多具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创作潜力。以前的骏马奖得主如阿来、扎西达娃等人（藏族）已经具有国际性的声望。从世界文学的整体范围来看，少数民族文学有着巨大而活跃的生存空间。比如近些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如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帕穆克（Orhan Pamuk）、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等等，就多有少数族裔和“散居”文化的背景，在在昭示出一种文学边缘崛起的迹象。
　　
　　公共关怀
　　从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来说，2008年都是个多事之年。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船的太空行走，少数民族文学都通过诗歌、散文、速写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积极的回应，显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努力。在持有“纯文学”观念的批评家看来，这些行动可能是一种对于“文学”媚俗的悖离，或者是某种应和意识形态的姿态。事实上，文学的观念有很多种，“纯文学”只是其中19世纪形成于西方影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从来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鹄的，固然这也可以做多种解释，不过关注公共问题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可能比主流汉语文学要体现得更为充分。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性的诉求显示出它的追求与效应、责任与雄心、合法性及其应用阈限。同时，文学的公共性也是对于某种偏狭固执的文学观的反拨——如今我们不是听到越来越多关于文学需要“超越、神性、神秘、人性深处”的论调吗？但是，无论如何高蹈，文学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时间、个体和心灵。回避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最朴实的态度、最靠己的关怀、最实在的心理，其实是一种虚伪和孱弱。如果我们对于文学评论中的马太效应抱有警惕，那么在2008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小说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有的甚至称得上缺少修葺、质木无文，不过却反映了当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写作的种种真实面相。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许多作品不同于前卫文学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有些“落后”或者“过时”，没有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但却是我们时代少数民族生活的现实写照。
　　比如一些长篇小说以其宽阔的涵盖面和深广的思致，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在观照历史中透视现实，在刻画当代生活的变迁时具有普遍的指涉。降边嘉措（藏族）和吴伟合著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讲述了1904年西藏江孜一代民众抗击英军侵略与抗争的民族传奇故事，将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位“雪域一神”置于清政府、英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西藏统治僧俗政权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风云诡谲的网络之中。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时世中，凸现出他作为藏族精神领袖所具有的本土民族情怀。小说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清晰的分析和判断，从这种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凸现出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走向。本书还原了西藏历史上光辉而屈辱的真实一页，从文学描写的角度来说也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爱国热情，对于我们沉思过去、反观当下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羊角岩（土家族）《红玉菲》讲述了从1970年代开始到当下，土家青年田浩禄因为身份歧视而一定要“进城去”的成长叙事，凸现出城乡结构嬗变中农民身份改变的时代命题。田浩禄30年挣扎的创业史就是清江边土家儿女在当代的奋斗史，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命运的一个缩影。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但是在文学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上同大部分汉族作家文学一样有共通的目标。
　　
　　文化的物哀
　　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狼奔豕突的追逐中，少数民族文化固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存的语境中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然而许多敏感的作家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和信息传媒的高速运转中，许多传统避免不了地陷入残阳夕照的局面，有可能被取代、流逝、替换和消亡，因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趋势中，他们用一己之笔留下文化的印记和心路的历程，或者带有砥柱狂澜的悲壮，或者饱含黄昏依恋的怜悯，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抹可能渐行模糊的身影。这种物哀气质是多方向的，既有对于特定文化理念的礼赞，也有对于某种陋俗的贬斥，更有身经历练于某种文化的透达理解。
　　王华（仡佬族）《家园》通过绮丽的文字和想象力营构出了一个叫做安沙的世外桃源，并以二元对立的方式为其树立了镜像黑沙，通过依那（陈卫国）在两个地方之间的身份和心灵转变，讲述了一个当代寓言。小说以夸张的类似魔幻的描写，揭示了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荒诞性存在，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人情人性的对立和冲突。形式和内容其实构成了内在的契合，即现实和荒诞往往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索取中制造着现代文明，同时又在颠覆和摧毁这个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在精神沦陷之时同时也就是寻求救赎之刻。唐樱（壮族）《南方的神话》以壮族始祖布洛陀的神话作为情节的遥远背景，创制了一个当代的神话场景：北方女大学生杨扬因为神话的魅惑来到了偏僻的南方山寨当老师，最终与壮家青年韦湘成就了水晶般的爱情。小说十八章分别以雪、酒、石、山、风、火、树、鸟、歌、水、路、门、土地、雨、年、月、雷、太阳等诸路神祗的话为引子结撰故事，形式上承继了壮家古歌的流风余绪，精神上则充溢着纯净的天人、人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快意时空》是李骞（彝族）二十多年来写作的诗歌精选结集，从时间和风格上来说，几乎完整体现了从朦胧诗之后少数民族诗歌的一个演进线索。在“白话方阵”小辑中有西方诗歌的影响，而最能体现作者诗歌特质的则是“我的滇西北”小辑中对于故乡云南红土高原的热情讴歌和冷峻反思，上诗《圣母》、《彝王》、《创世纪》则以一种宏大的史诗情怀打捞民族的历史、抒发文明的幽怀、弘扬地方性的精神和气质。
　　怀旧还以另外一种更贴合日常的散文形式出现。散文的创作自文化散文、历史散文乃至“美文”等大散文的热潮过后，近年来又有种回归日常的势头，温新阶（土家族）《乡村影像》可以说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故乡总是让人充满伤感又骄傲的复杂情绪，温新阶在对于故乡的节气、村庄、民俗、人物的温情脉脉的回忆中勾勒出一个处于日益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地方的朴素面貌，在平淡的笔触中时时又涌现出对于现实的忧思，体现了怀旧的眷恋忧伤同时又不乏反思的特色。赵玫（满族）《沉静的欢乐》是一本访美随笔，则显示了另一类具有精英气质的美学趣味。
　　
　　女性的面容
　　女性写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一支极为重要的分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也是如此。在这些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中，有的与本民族的风情、心理、历史、现实发生关系，从而具有甚至超乎男性的角度和力度；有的文字缓和清朗，沁透人心，而又包含廓大，带有母性的仁厚无边；有的生发于来自身体的感受和体验，丰足柔韧，抵达人性的深处；更有的凭借想象的轻逸，体恤艰难时世的苍凉，又用女性的柔性去宽慰悲伤；还有那些着力于两性之间的斗争、纠缠、协作的作品以细腻温婉或决绝前卫的角度书写出另类的情感寓言。
　　叶广芩（满族）的《状元媒》、《大登殿》等作品，延续了前两年的创作思路，以传统经典京剧片断对应个人家族历史，通过二者的互文，描摹出一幅20世纪满族家庭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兴衰递嬗。在充满“京味儿”笔调的文字中，时不时流露出人生的感悟与喟叹，如同一曲婉转悠扬的西皮流水。赵玫（满族）《漫随流水》可以算作是《秋天死于冬季》的姊妹篇，主要是写一个女人从“文革”一直到上山下乡的历史，个体与时代价值取向之间的关联与挣扎，让人想到昆德拉与戈达尔的作品。金仁顺（朝鲜族）《春香》是个从现代女性视角改写传统故事母题的小说，这篇根据旧作《伎》扩写的长篇是对于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的颠覆和翻新，显示出来的更新观念可以让人窥见时代女性思想的一个侧面。韩静慧（蒙古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少数民族作家中较少的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今年除了在少年文艺题材的创作之外，还开始了自觉的关于男女两性主题的探索。有些更为年轻的少数民族“80后”作家，有着令人欣喜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不光有传统的、民族的、地方性的元素，也有与发达地区、主流文学交叉的板块。比如米米七月（土家族）的小说笔致灵透，触角敏锐，作者对于细节、动作、语言、心理、人情世故的敏感实在给人少年老成之感。
　　
　　族际翻译
　　族际间文学翻译与传播，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在公众阅读的印象中，翻译文学似乎只与他国文学挂钩，少数民族翻译文学则提示了国内不同民族语言文学上的差异与互补、共生与共荣。这其中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者，比如苏德新、苏永成（回族）、乌雅泰（蒙古族）、照日格图（蒙古族）、许东植（朝鲜族）、金莲兰（朝鲜族）、努尔兰•波拉提（哈萨克族）、伊明•阿布拉（维吾尔族）、克然木•依沙克（维吾尔族）、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龙仁青（藏族）等默默地做了许多贡献。他们是文化的使者，如同沟通不同民族文学的青鸟，殷勤地为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耕耘劳作。语言是构筑知识与思想的前定因素，而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些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之中，也许最能直观地显示出言为心声、语作心镜的特色，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最具有民族风情与文学个性的部分。少数民族翻译文学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文学”以更开阔的界定空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文学观念，其实构成了文学多样性的生动画面。
　　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的《白大寺》在众多翻译作品中是一篇包含多重意蕴的精彩小说，全篇以边境地区的一座叫做“白大寺”的清真寺为线索，将对白大寺历史起源的不同叙述同现实的情节串联起来，这个小说深沉的内涵有赖进一步的挖掘。而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维吾尔族）《七月流沙》以横云断峰的笔触写一辆在沙漠风暴肆虐中抛锚的长途汽车，一群身份不同的乘客，在随时可能被流沙埋没的生死攸关时刻，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面对困境。作者着重的是团结和尊重的主题，这大约也是一个维吾尔作家对于各文化交融共生的心声。多样性指向于同一性，尽管语言不同、文化有异，但是同样作为中国文学，不同的少数民族未能学也都表述了共同的中国故事。
　　
　　底层与边缘叙事
　　底层叙事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较为热门的题材，它往往同打工文学、苦难故事、新乡土变迁勾画、城市普通市民描摹等联系在一起。因为直接来源于当下的生活而具有冰与火交织、天与人交战、善与恶争锋、人与鬼搏斗的张力。
　　苦难叙述实际上成为近年来乡土叙事的一种重要母题，这提示了一种注意，即对于苦难的态度，实际上就显示了作者的精神限度。也就是说，苦难在叙事中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因素，是仅仅成为一种展示的材料和场景，或是作为某种批判和引申的导火线，还是作为一种以备超越的黑暗背景。如果苦难显得无穷无尽，不可抗拒，毫无来由，事实上这是颓靡的、让人绝望的、失败的叙事，因为让人看不到一线希望，只感到没有尽头的沮丧，而文学无论如何应该提供一线安慰和光亮，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看到的更多是质朴的叙事里包裹的理想的光芒。
　　田耳（土家族）、李约热（壮族）、于晓威（满族）、杨家强（满族）等人更以其各具特色的作品，或者通过恢复某种地方性、民族性事项，径自与另一种文化传统对话；或者执着于形式本身的探索，探询技巧与叙事所能达到的可能性空间；或者钟情于生存哲学与人性幽微的瓦据；或者着意于严峻现实的刻绘与描摹，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平实然而沉重地浮现出来，世道的残酷与温情往往就在真实中显示出其无可奈何之处。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勇气和仁爱之心具有动人的力量。一些作品通过现代性与传统伦理的冲突，意在彰显残存的民俗传承在现代社会中的洗礼功能，而夹杂在文本中的市场逻辑对于乡土认同的冲击比比可见，给予小说以真实的力度，也赋予了小说以温馨的念想，这些都丰富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版图。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所在，本年度水族、赫哲族、毛南族、基诺族、德昂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人口较少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第一位中国作协会员，充分体现了文学在这些边缘族群的发展，而有些作品更是带有异彩纷呈、不能为主流价值观所判定的美学品性。
　　以上的简单扫描，仅仅是限于个人目力所及。实际上，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动态完全无法一言以蔽之，这个挂一漏万的提点，只是使我们了解生机勃勃的文学现场的一条线索。某种意义上而言，少数民族文学正以其实际的行动和实践体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刘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