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
　　袁劲梅《罗坎村》（《人民文学》2008年12期）题记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名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正义、灵魂、美德、社会制度都是大词，很难落在小说纸上，可能正因为难，这些词有从当代小说中消弥之迹象。但是《罗坎村》的书写迎难而上，作者系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加之儿时随父下放中国南部乡村的经历，双重文化的视角使纸上的视野豁然开朗，腾挪自如地将一个村落的模式，或言三千年家族社会的传统勾勒地丝缕毕现。小说从做陪审团员旁听一对父子纠纷——一起虐待子女案开始——之所以表述繁复，只因父打子，在中国文化中是训戒，在美国法律上为虐待，而步步引入记忆，儿时，婚后，以至上下三千年，作者想找出两种文化的分野，而在家族社会这一关结处，她似牢牢握住了一把解读“家”和“天下”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门堂里，有“父亲”和“儿子”，有权力和亲情，作者感兴趣的是在一个以伦理纲常为习惯思维的罗坎式结构里，是非对错、公平正义诸问题的如何处理。以这样一个宏观的问题来解读有几千年长度的文化意识，对于小说而言我们好像已经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这种能力，倒不是问题解答的难度，而是经过了上世纪以至新世纪多元文化冲撞之后，小说家多以小说卸掉形而上的哲思重负而回归纯文学为己任，与社会，与问题，我们也渐渐习惯保持傲慢自矜的态度。今天有哲学家出手论证“罗坎式结构”及其深厚的潜流，指出若不改革，它会变异为阻碍现代化前进的暗流。这种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能力，我以为展现了文学在文化意义上参与文明建设的需求。父子之案为引，次第上场的还有，一人因4万美金挪作他用，虽一分不少还上却失去工作，另一人4万元钱工程转包中被骗，分文不回却由当地政府埋单，如此怪异，只因一个法制健全，一个则以人际关系解决问题。这已经挖到了“正义”与“裙带”的不协与冲突。小说再往前走，我们眼见“海归”罗清浏，回到罗坎后不得不入乡随俗，忙于应酬，恶补关系，以保证他科研项目的正常实施。作者感叹：生活于罗坎村，五十里内都是亲戚，不按亲缘关系活，几乎不可能。现在，工业社会了，人们从土地的限制与束缚中挣出来了，聚到城市，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是亲戚了。可不知怎么的，到了城市也没有用，人们折腾来折腾去，互相“大哥”“大姐”，非把家族关系在一个没有血缘联系的生地方重新建立起来方才罢休。拉帮结派，互相送礼，人情世故，直到把以工业为标志的城市，弄成从前过惯了的“江湖”为止。这种“家天下”的密码何尝不藏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每个人的体内，然而如若社会秩序只建立于裙带关系上，那么现代化在精神上仍留着一条封建的尾巴，它势必会拖住我们文明的步伐。“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作家的良知体现。毕竟，“罗坎式的框子”已使我们滞后了许多年！我欣赏作者的识见与力道，回避问题的作家不少，直面问题并给予问题以中国式的解释与妥协的作家也很多，所幸，这位作家不是其中的一个。袁劲梅借小说讲她最想做的是一个诗人。我想这部严密、思辨的层层包裹又大开大阖的学者式的作品透露的正是一份对于社会的理想和对于人性的信心。
　　无独有偶。姚鄂梅《罪与囚》（《收获》2008年1期）也从法庭开始。作品再次证明了姚作为小说家的不可多得，她的空间能力，她的道德洞察，她的叙事节奏，她的灵魂探究，她的人物调度，她的痛苦拯救，每每写作如有神助。法庭审的是优秀大学生易清的杀古铜同学案。媒体纷纷报道，各有说辞，看客多只从一个有着本硕博连读远大前程的大学生最终“堕落”为杀人犯而感慨于少年的不良、教育的失范，然而作者绝不从众，她给了我们第二个法庭，这个法庭上无形地站立着两个父亲，一个是因为多年前的一次车祸逃逸而被儿子易清举报至今仍在服役的劳改犯，一个是以国家干部身份私开小煤窑，出事后以发闭口费的方式掩盖罪行、逍遥法外的古铜的父亲。而古铜对易清的父亲的嘲笑是易清举刀杀人的原因。这个法庭之上，有老师的慷慨陈词，他提问：为什么这样的好学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而那些成绩不好操行也不好的学生却安然无恙甚至飞黄腾达，到底是教育出了问题，还是社会环境出了问题？他的陈述被法官打断。老师又讲：举报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是一颗何等宝贵的赤子之心！老师说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的正义感斗不过我的亲情观念，斗不过我的私心杂念，我的正义和良知从童年开始，就在我的身体里萎缩了”。这次是当事人的打断。易清清醒而激烈，他说，打从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父亲开始，一个做伤天害理之事却不受到法律惩罚的父亲，和他相比，哪个父亲更该坐牢，是这个父亲，还是我的父亲？“我曾经问过他儿子，你知道自己的父亲在犯法，为什么不去阻止他？为什么不去举报他？可他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对我说，‘我又没疯，如果我去举报自己的父亲，那我还能算是人吗？’告诉你们，从那时起，我就恨上他了，他存在一天，我就难受一天，痛苦一天。谁都知道我不是他的对手，可他偏偏被我杀死了，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他再活下去。我是杀了他，可我不后悔”。这段话教人省思，如果公平不能一视同仁，如果法律仍有疏网可趁，那么它所造成的人心的失衡以致暴力将代价巨大。小说直面人生步步为营，然而作者笔锋一转，为我们呈现了第三法庭的存在，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法庭，它只显现于内心。这个法庭是从儿时就开始设下的，这个法庭只有两个人，一对叫易清易澈的弟兄，儿时易清的一次失误带倒了梯子上的弟弟，致使弟弟脑部受伤终生残障。这次事件没有他人在场，然而天谴的雷声时时响在耳边，易清以做好事的方式来为这原罪秘密地服刑，他说，“我是在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变成大家眼中的好孩子的”。哲学家康德说，“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的法庭的存在”。然而这最后的“法庭”对于许多人又是空设的，比如那个叫古铜的学生，还有他的父亲，比如理应做为精神父亲的一个大学哲学教师，当易清去问他自己举报了父亲对不对时，他给出的回答模棱两可。作者层层推进，毫不留情，从事相到人心。难道每一个看客能置身事外么？正如康德所言，“找不到主导的线索，找不到正确评价的最高标准，那么道德自身就会受到各式各样的败坏”。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存在正因为要消除这对于人心的败坏。于此，我珍视这位年轻女作家的勇气。
　　杨少衡2008年发表了5部中篇，《多来米骨牌》（《人民文学》1期）写了两位书记市长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但相对于这人际关系，我更感动于那位由于不能阻止面子工程而造成老百姓伤亡的市长在大水面前痛哭的场景，从中我看到了有限的正义。《比铁还硬》（《芙蓉》3期）写党校三位同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啤酒箱事件》（《人民文学》10期）写村选事件，都写得精彩老道，对于村落对于人际的把握，写得精微细致，入木三分。与《鸟类生活》（《小说月报．原创版》６期）及以上所提相比，我喜欢杨少衡《湖洼地》（《中国作家》3期）的原由不在于他的故事恰巧起源于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没有谁会喜欢看一个孩子的受伤害，但是由这个孩子的受伤而牵扯出的一系列人物各各面对人性的考验让人不忍释卷。小说一条线写一个叫阿福的男孩被挂炮将手炸毁，家人上访要求赔偿，另条线写一个叫刘克服的县中教师因乒乓球打得好被县长应远发现而借调入县政府工作，两个故事看似毫无关联，却交叉于应远，原来，小孩子受伤的导火索正是因县长要去视察乡里要用野味招待而由当地人挂炮炸兽不小心炸人引起的，小孩奶奶上访正撞上来乡调研的应远，而他以有要事为由将老人推开，结果是老人在乡领导的训斥压力下自杀身亡。刘被组成调查组成员调查，这里，始终关注刘的命运与工作的苏心慧在里面起着微妙的作用，一方面，应对苏有恩，另方面，应、苏对刘都有恩，赏识与知己，诸种关系，刘如何选择？他试图沉默，但最终在说出真相与遮掩事实之间，仍选择了正义，这正义也是由他自己曾受伤也抽痛的胳臂做出的，小说中一段话教人难忘，“因为有体验，痛感人应当平等，社会应当公正。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健康，残疾，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是人，人应当是平等的”。小说的灵魂正在于此。作者创作谈中讲到他于数年前接待过一个带着小男孩来到他面前的农人，那不过六、七岁的小男孩因触挂炮细小的臂上没有手掌。杨少衡说，“我在这个故事里试图表达我对某些人间基础理念及它在身边现实中的状况的见解”，这见解当然也包含作家本人的，小说并不只是表达现实中无力的憾意，而是一种以文字出发到观念到实践的功课——这是文学参与的有效改变弱小者处境的能力的确立。
　　林那北《天桥上的邱弟》（《大家》2008年5期）说的是同一含义。围绕花姑村的土地被汽车城切走，邱弟用电视专题的方式将农民的生活现状实纪录下来以期引起重视，但无意中触到了自己正待提拔的父亲的政绩，一边是“把地还我”“我要吃饭”的农人的呼吁，一边是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的父亲的呼吸，两难的儿子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方面他感谢父亲给了他生命，一方面他辞去了工作走入村庄，变成了呼吁的农人中的一员，这个生命他做了“人质”，等待着父亲对村庄真正负起责任。选择后的儿子依在天桥上，他在用花姑村的孩子的眼光看着日渐庞大的城市，他的泪一滴滴地落在了过往的一辆辆汽车的车顶上。这个儿子的举动让我想起康德的墓志铭，译过来是：“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财富
　　须一瓜《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上海文学》2008年1期）写的是一个从乡村嫁到城里的女子荷洁，她的丈夫文仔被车撞死而获赔二十万元钱的故事，孤身一人的荷洁搬离原址租房独居，这时她看到了对面楼房中的那个肇事者聂总一家，那个开着宝马，年薪三十万的酒后驾驶夺去了文仔生命的人，他们一家在唱歌，在过生日，却惟独没有谁还记得那个车祸的雨夜，在小区里擦肩而过时他们也早认不出她了。二十万，二十年的日子，换算下去，是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再换算，是一天二十七元的命，这生命的度量教荷洁失衡，她以刮聂的宝马车解恨，她眼见窃贼而不报警，她的心理已彻底扭曲，然而其内心又有极度的辛酸委屈。故事的结局是另一个无辜生命的代价——聂总老迈的母亲被窃贼勒死，荷洁想找出那个改变命运的源头，她来到了那条马路的斑马线前。小说在这巨大而无形的哀伤中戛然而止。
　　另一个二十万的故事是姚鄂梅的《讨债鬼》（《中国作家》2008年11期）。盐池村一天来了一位怪异的人，外来人谭哥住郑喜家几天后将一件行李存在那里，说以后孩子来取，便一去无音，郑喜打开包裹发现了二十万元钱，并意外得知谭因抢银行而被处置。他用了十万在城市买了房子，安顿了家人，却不意儿子是一个小“讨债者”，并点明要他二十万，这话教他心惊，没有得到满足的儿子涉案服刑，妻子将他扫地出门，身无分文的郑喜重又回到村庄那所旧房子里。表面看这是一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他多年一直担忧的讨债者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处，谭的女儿对藏钱之事一无所知，她只想看看这个偏远的村落，和最后见到她父亲的那个人。那么这个“债”又在哪里呢？谁掀起了那心底挥之不去的狂澜？
　　王祥夫《驶向北斗东路》（《长城》2008年3期）里，出租车司机干货拉人，打车人丢了十万元钱，干货依照失主定重谢的电话与失主见面并自行扣除了两万元。这一举止引起失主不满并引来电视台互动专栏的系列讨论，这场大众参与的讨论在干货生活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他失去工作，遭到误解，亲戚怨怼，母亲住院，他将这两万元交给失主，并一同捐献，却又引来亲戚不解，两种价值观在争夺着他，最终干货选择了心理的平静，他的车驶上北斗东路，他把握住了正直的方向感，没有最终迷失。他在现实生活中虽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却是一个知道自己的人生向哪里去的人。
　　作家们对人生财富的思索在这个财富叠加的时代愈益深入。迟子建《草原》（《北京文学》2008年1期）中的王子和去草原还牧民阿荣吉的五千元羊钱，却在半路一家客栈听了阿尔泰讲的家中困难需要卖马让儿子学唱歌一事，而将六千元给了阿尔泰救急。阿荣吉跟王子和打一个赌，说王子和很可能是上当了，但是最后那唱歌的儿子寄还了王子和的三千元钱，还有一盘歌带，那是王子和写的词，是年年去阿尔泰牧场的阿荣吉老婆子唱的。这歌声是两个男人生命中的至爱，也是迟子建一直书写的对人的信任与温存。
　　上述故事中关涉金钱，却也冶炼人心。《罗坎村》中讲：如果财富的目的不是“正义”，那它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还想用康德一句补充：“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
　　尊严
　　叶广芩《豆汁记》（《十月》2008年2期）与她《盗御马》（《北方文学》2008年1、2期）、《状元媒》（《北京文学》2008年12期）及《大登殿》（《民族文学》2009年1期）一起构成了一幅世纪家族的肖像。父亲、母亲之外，《豆汁记》写了旧时代一个叫莫姜的人，叫人与题记京戏《豆汁记》金玉奴唱“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一起过目不忘。莫姜这位旗人老太太一生无子，却从她御膳房厨师丈夫那学来的厨艺带大了主人家的几个孩子，她命运不济，却冲和平淡，无论顺逆，不改其性，活出了人的平静与尊严。这种人性之美在喧哗的时代里教人心仪。
　　较之文革时代系列反思小说《我们的故事》（《大家》2008年１期）、《欢乐歌》（《花城》2008年５期），王松《荆芥》（《当代》2008年６期）在那一时代的故事里散发出超拔的气息。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刻划了冯伯这样一个小人物，文革时期是这个街道卫生院看大门的人利用中医知识为街坊邻居解除疑难杂症并最终赢得了爱情。这是人与人关系阴霾时代中的暖意。事件之外，作者着重写人，人的平和，人的善意，人对他人的珍视与爱惜。这种人的尊严的信息的传达，为近年回顾与反思的作品中所罕见。
　　葛亮《英雄》（《大家》2008年5期）也是一个孩子的视角，孩子眼中的大人并不都是英雄，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长的来临那少时的英雄往往变成了凡人。《英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写了改革开放前期的木匠于叔叔，打得一手好家具，却随着时代的前进那手艺变得落伍，他做报刊派送，尽其所能，养家糊口。生计艰辛，情感困惑。总之这是一个“行走于街巷的，无所不在的”的英雄，他的形象随着时光的叠加愈益醇厚，他的气质随着经历的丰富日渐充盈，他与你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他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就是你。这是与神话、传奇或是历史书中的英雄不一样的常人式的英雄，他们没有大开大阖的人生，却一样有执着的信念，与作家短篇《阿霞》一样，他（她）们如散落于强大而锁细的生活各处的音符，凝聚而为大音，这是作者想往的“时代的轮廓”，他称这轮廓的根本为“民间”。
　　王安忆《骄傲的皮匠》（《收获》2008年1期）是这民间的另一缩影。这是从外地到上海的一个皮匠，整年在上海街道与弄堂的一隅修着过往人的皮鞋箱包，一人冷清的生活会生出饮食男女的故事，根娣这样的弄堂女人常做些饭送给他，而他也会为根娣家做些体力活。但是人总归是有界限的，哪怕是做着最低微的一份生计，却也懂得人生不是儿戏，人总要对一些什么接受与婉拒，才可活出一份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小说写两位男女虽深陷于情，却能止于礼仪，皮匠从外地接来了妻女，根娣懂得其意，止步于此，实在也是因了她爱的手艺人心中存在着的这一份对人伦世道的敬畏与庄严。王安忆创作谈中讲，“千变万化，最基础的一些是恒定的。物质生活衍生出无数需要，最底下的那个饮食男女也是恒定的，因是天长地久，必有着一些不可破除的戒守，这就是生活的虔敬心”。因有这颗心，这个游牧于城市的小人物活出了他“轩昂的人生”。
　　女性
　　王安忆《月色撩人》（《收获》2008年5期）一如既往地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一个叫提提的外省女孩子就这样放在了声色旖旎又熠熠生辉的上海，小说先设一个场景，这场景是在场无数人的命运的线头，从这线头倒叙着写，一个接着一个地推出与提提发生着命运勾连的男子——简迟生、子贡、潘索，他（她）们出入于这个华都的各色地方，人物次第，灯光婉转，或温或火的个性，或浅或深的情感，这是繁华孤绝之地一个女孩子内心的苍狗白云，带着时代的魔术，城市的活力，这个走入城市心脏的女孩，被“巨大血泵的活塞推动，身不由己”。深感于这深陷其中与身不由己，作家不在意这一个女孩最终的情感归属，而更关注她的面容里其实集聚着许多年轻、盛丽、精力充沛、全力以赴的外乡女孩子，她们给这个城市注入活力，同时也被这个城市消耗青春，“千年万代从这脸上走过”，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王安忆实写三位男性，却写的是与三位男性有关的一个女性，小说收束于一次情感终结后仍在人们眼中繁华依旧歌舞升平的城市，这城市频繁换着歌手，却其实都是那一个共名的女人。
　　王安忆小说中淡淡的痛，到了阿袁《老孟的暮春》（《上海文学》2008年7期）这，变作了人间四月芳菲尽的伤怀。小说写一个离异的男人如何被三个女性情感牵挂的故事，表面写男人老孟，内里写的是江小白、陈朵朵、沈单单三位女人，她们的千肠百转，她们的苦心经营，教人有说不出的落寞与伤感。这哪是老孟的暮春，显然就是知识场中三位不同来历不同性格的女性的暮春。作者去年有《俞丽的江山》，本年度有《郑袖的梨园》，09年又发表《汤梨的革命》，无不以女知识者为主人公，进行着她作为知识女性的心理探险。小说文字绵密严谨，语言流畅利落，用典铺排，述中带论，其夹叙夹议的本领相当了得。
　　值得关注的还有计文君《天河》（《人民文学》2008年8期）。小说写闺门旦秋依兰和她的徒弟秋小兰，秋依兰躺在病床上不能演戏，秋小兰人到中年正值剧团不济，更因梨园新人叠出，她的《织女》主角位置岌岌可危，而她又是一个随遇而安不擅钻营的人，这样的承前启后便将之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更深一层，是秋小兰一直没有自信，她疑惑是师傅对她期望太高还是真就自己入错了行，一句话，她没有对于织女这个角色的入心入骨的体验。一场迟来的、心内的、没有开花便已凋谢的精神之恋，使之获得了艺术的新生，使之从肉体凡胎修成了虹桥仙子，天上，红尘，那一道天河就是自己。受苦的人心，欠缺的情感，练功房内，她抛开长长的水袖，泪汗纵横，她获得了自己与戏中人共有的体验，戏中人同时也成为她的化身，戏、人不分，“一个风华绝代弥漫王者之香的秋小兰在这一刻破茧成蝶！”她真正得到了秋依兰坎坷人生换来的魂魄。这一个女性艺术砺炼、精神成长的故事，写得柔肠百转又坚毅果断。
　　孙惠芬《致无尽关系》（《钟山》2008年6期）写婚姻中女性的多重角色之惑。小说从过年回故乡开始，写一个女性掉入由婚姻关系牵出的种种复杂家族关系中的激情忙乱与灵魂孤独，繁复的关系是人活下去的养料，却也是人活得苦累的原因。对于家族，对于故土，大多数时间我们抱有的这种爱恨参半、复杂难言的情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延伸。无尽关系中的女性，上老下小，远亲近邻，如果说袁劲梅写的是人面对无尽关系中的无奈，那么孙写了这无奈深层仍有的一些无从割舍的体温，在没有利益道义冲突之时，毕竟是它年年为我们烧火取暖。
　　底层
　　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2008年2期）提出的问题是震聋发馈的。一个做家政保洁的农民工，被雇主借她的手写了一份观众来信，电视台借机炒作，展开寻人节目，以此提高收视率，并在电视上公布，一经找到写信观众，便以彩电相送。但节目过后，电视制作者又转而做别的节目了，彩电一事不了了之。保洁工朱大琴用主人家的哗哗流水声掩饰她委屈失望而又无处可诉的哭泣。作家听到了它，并借泪水的晶莹教我们看它映出的城市或者媒体在漠视人心时所显出的丑陋坚硬。小说在表述上不那么完美，但它确是对我们做文化的人的一种可贵提醒。
　　王十月《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4期）写了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在的一个“创造者”群体，他们是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中不同缺少的一环。小说写到昼夜赶工没有睡眠的农民工，也写到在经济危机大势下制造业初显困境的“小老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资本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但是因为他们是人，人有本能的需求，人有人的局限，最后的场景，高压线架上的小老板放弃了轻生，同时也放弃了那个给他人生带来沉重与扭曲的外国订单，这个南中国小镇的场景由此定格，使我们的视野与心绪陡然开阔。
　　王华《旗》（《人民文学》2008年11期）写了一个空无一人的乡村小学，写了渴望学生的爱墨老师，写了理解他的女人等开花，写了村小上空那面洗得发白又用红墨水染红的国旗，作者直面现实，也崇尚理想，其行文虽显稚嫩，但透出庄严。
　　同年写出《纸醉》（《人民文学》2008年1期）、《墙上的父亲》（《钟山》2008年1期）和《燕子笺》（《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9期》的鲁敏的《超人中国造》（《中国作家》2008年5期）呈现出的是一个玩具制造厂库房守卫用次品玩具打通关节，在生活的底线上发挥“超人式神力”的故事。当然这是一部梦想式的作品，刘传强作为全球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员，有柴米油盐，也有七情六欲，他天性乐观，乐于助人，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诚与激情。这个人，在中国是结实而坚强的大多数中的一个，相信正是这一点深深感染着作者，她在结尾借主人公喊出了大声说出梦想的愿望，“相信我，什么都可以实现，一定会实现……”。
　　2008年是中篇小说成绩不平凡的一年，有关注现实如胡学文《大风起兮》《像水一样柔软》《轨迹》《夜色扑面》等作品，有艺术探索如李浩《说谎者》《告密者札记》等作品，有诗人转而小说领域的叶舟《羊群入城》《两个人的车站》的创新，有老作家编辑家程树榛《天蓝色丝巾》的诚恳，有蒋韵《英雄血》将历史触角深探至道义的拷问，有阿成《买车简史》作为《住房简史》的前编，有探究乡村女性一生命运的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有沉潜民族繁复历史中的何大草的《晚明》，有麦家的《胡琴》，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张楚《刹那记》，徐则臣《夜歌》，石舒清《父亲讲的故事》，于晓威的《弥漫》，陈昌平的《复辟》，罗伟章的《万物生长》，林希的《使徒》，以及漠月、北村、艾伟、李燕蓉、央歌儿、傅爱毛等推出的中篇新作，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都可圈可点，更为可喜的是2008年的中篇小说以它的体量优势，做着对社会的包容与艺术的伸展，它敏锐于现实，在一个多元的文化时代中，显示出文学建构人心的力量。（何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