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诗歌创作，在今年第一季度仍处于蓬勃生长的好势头，作者阵容及发表数量十分抢眼，在有着无限可能的艺术创作的遥遥路途中，其铿锵脚步及亮丽身影，无疑会弥补或改变我们既定的诗歌阅读经验乃至行进中的辽宁诗歌史。我尝试着选辑，把它们摄入以下几个镜头。

　　之一：女性诗歌的辽宁版本

　　《诗潮》第三期以近六十个页码的隆重篇幅推出了辽沈女诗人方阵，萨仁图娅、林雪、水色烟紫、李轻松、川美、李霞、王妍丁、宋晓杰、李见心、董燕、玉上烟、孙担担、苏浅、贺颖、菁菁、娜仁琪琪格、苏兰朵、夏雨、赵坤、黑眼睛等二十余位入选。作为中坚力量，她们的组诗，无论置于辽宁诗歌创作整体的大背景下考量，还是与自己不同创作阶段的实绩相比；无论表露的艺术气质还是思想锋芒，都是颇具分量的高端之作。而《诗刊》一月号下半月刊由雷子、贺颖、黑眼睛、依米妮子、宗晶、也想妖娆合成的“辽宁新生代女诗人小辑”，也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个别作品的重合发表让“新生代”的界定有了点折扣，但其作品的内在光芒依旧咄咄逼人。《诗选刊》第一期全篇开辟“2012•中国女诗人作品专号”，菁菁、红娃、微雨含烟、夏雨、离原、水色烟紫、黑眼睛等都有代表作入选，凸显出辽宁女诗人在当代中国诗坛的应有位置。加之林雪在《诗刊》三月号下半月版、《诗歌月刊》第三期发表的组诗《昔日已远》《林雪的诗》，玉上烟在《人民文学》第一期、《诗歌月刊》第三期发表的组诗《哦，爱情》、《玉上烟的诗十一首》，川美在《诗刊》一月号上半月发表的组诗《孵化记忆的巢》，娜仁琪琪格在《诗林》第一期发表的组诗《众生相》，黑眼睛在《芒种》第一期、《上海诗人》第一期、《海燕》第二期、《中国诗人》第一期发表的组诗《万灵的舞蹈》《一片火焰也会哭泣》《来不及缱绻的桃红》《痛，或者其他》，红娃在《绿风》第一期发表的组诗《春天，无法完成的历史》，夏雨在《作品》第三期发表的组诗《你要像春天来看我》，菁菁在《海燕》第二期发表的组诗《隆冬：虚数的花开》，微雨含烟在《诗林》第一期、《中国诗人》第一期、《满族文学》第一期、《文学港》第二期、《延河》第三期上半月发表的组诗《低缓的布拉格》《降C小调》《离别的笙箫》《灯光之鲤》《诗二首》，宋晓杰在《海燕》第三期发表的组诗《因为爱，所以爱》，李轻松、李见心、娜仁琪琪格在《星星》第三期各自发表的组诗，辽宁女性诗歌创作的群体优势愈演愈烈。60后未等唱罢，70后早已登场，80后跃跃欲试，90后崭露头角。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不会不在国内的诗歌现场引起关注。
　　当然，发表数量与发表频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创作成就，它们只能提供参照。使用相当规范的词语、段落等技术性修辞手段，对我省女诗人来说已经不是困难的操作，一些人正在驾轻就熟。但是，女性诗歌文本的精神走向、思想流向、民族气象假如未能形成一定能量的文化规模，还停留在一些事物的短暂感悟或表象诗学的语义阶段，时间会把它们还原为文字分行，过眼云烟解释疑似艺术行为倒蛮合适。我们不妨稍作历史回顾。女性诗歌概念在国内的定位出现，若按欧阳江河的说法，是1985年翟永明创作发表了《女人》组诗以后唐晓渡的一篇文章里首先提出的，尔后才是创作潮流的兴起，才有理论文字的波及。欧阳江河认为在翟永明的“女人”中的《独白》之前，中国的诗歌还没有女人的声音和女人的语言，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在此时产生“女性诗歌”，一是受美国自白派女诗人们的影响，二是受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欧阳江河的观点是一家之言，我们暂且不论“五四”以来的冰心、林徽因之声音之语言，单是“文革”结束后舒婷的诗也能举起女性诗歌的一面旗帜。女性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立场、视野的革命性与前卫性，不仅仅是主题、题材里面包容的生育、感情、伤害、爱恋、成长、抚育等生理心理过程，还表现在于男人世界于时代进程的一种自我文化形象和自我精神价值的确立，需要和彰显个人的一己声音，也需要和彰显融入群体的和声与轮唱。同时，女性诗歌的兴起，仅局限于一两本书的影响也不可能确切。女性诗歌创作实际上是粉碎四人帮后思想文化解放在我国诗歌界的一次必然兴起，或者说是若干支流的一次应运而生的合流，这是时代历程。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期间，其声音不过微弱罢了；只有改革开放的当代文学，才使得女性诗歌创作方兴未艾。我们记忆犹新，在1980年代的中末期，我省女性诗歌创作的一个辉煌时段：闫月君嫦娥奔月般地倾诉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精神的思慕与追索，林雪以青春裂帛般的清唱呈现生命的高洁与脆弱，任桂秋落叶归根般地频频回首故土家园以示眷恋与坚守，任慧敏杜鹃泣血般地竭尽意象词语之功效渴盼爱情的回归与复位，萨仁图娅于九凤朝阳之巅马头琴般地吟唱民族和家乡的长调短章……
　　如今，辽宁的女性诗歌创作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林雪、玉上烟、川美、苏浅、李轻松、娜仁琪琪格、李见心等不断为“女性诗歌”注入新的思想文化内涵，使得女性诗歌创作的辽宁版本愈加丰厚，其色彩、声音、气息、节奏、重力等所有诗歌表象语言有着空前的活跃程度，而且表现方式不断推陈出新。玉上烟在《人民文学》《鸭绿江》等杂志发表的几组诗，毫无疑问是我省女性诗歌的重磅之作，她不仅让题材由“室内”转向了“室外”——女性生活的广袤天地，更是让内心的爱恨生死的女性视角呈现融入了当代性经验，且笔触向下，让女性诗歌从书斋化知识层阔步迈入普天下的平民阶层妇女，其婚恋观、生存观、荣辱观早已超出以往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其诗章里的“被欺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以油画般的浓墨重彩横亘在辽南山水之间。如此颠覆性的意义指向更让其诗句有着滞重感和鲜活性，以一种现实的维度直抵审美中枢。娜仁琪琪格的诗早已从侧重本民族的诉说表达朝向了更为浩瀚的整体中华，尤其是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历史求索与现实观照，更使得她的诗句有一种磅礴大气的淋漓语态，以切近男性的呈现而彰显女性。对于女性诗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的难度有些时候比男性诗人要大一些。抛开字词句章等语言修辞表达的技术范畴，如果说一首诗表达出了某些生活层面的哲理向度，我以为这还是屋子里边的诗，把玩欣赏够用；如果能切入到生命层次，有着疼痛的历练，那么这样的诗就可以在庭院里落脚漫步，并具有一定辐射力度；如果一首诗出现的是另一个自己，即把自己完全粉碎，再生出一类人甚至是几代人葆有的生命体验及情绪蔓延，如此之作则完全可以走向社会甚至跨越时代，以哲学的诗性启示后人。诚然，这是我个人的浅性比喻。毋庸讳言，女性诗歌无论流淌的是汗水奶水还是血水，它都应该是包容的、大度的、广博的、仁慈的、深邃的，甚至还不应该丢弃必要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就诗的特征来说，有时宁可坠入艺术深渊，也不愿意原地一眼望穿。

　　之二：诗歌在别处

　　农民诗人张凡修河北籍贯，2007年来到辽西建平，开始了外出打工的新生活，而业余诗歌创作却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2010、2011年连续出版了《丘陵书》《土为止》《地气》三本诗集。继2011年的大面积丰收之后，今年第一季度张凡修又有着良好的开端，在《天津文学》《阳光》《中国诗歌》《诗选刊》《北京文学》《鸭绿江》《中国诗人》等发表组诗三十余首之多，招徕了同行与业内的钦慕与评论，又一次证明着“诗歌在别处”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我们知道，“诗歌在别处”的出处应该是十九世纪末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年轻时的诗句“生活在别处”，最初是写在巴黎大学的墙壁上，意思是生活可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其他的可能，以倡导一种美丽的理想的新生活。1975年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此作为题目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影响巨大，尔后世人皆知“生活在别处”。诗人的“生活在别处”即“诗歌在别处”，这几乎成为诗人们寻求进步改变以往力争提高的一种文化取向。兰波所谓的“别处”是一种思想的流浪，一种精神的孤独，一种心灵上的放逐，一种现状的出走，一种希望的企求。诗歌创作的敌人当然不止一个，而维持现状、固步自封的情态尤其可怕；一旦生命或表达这种生命的形态被固定为一个模式，接受乃形成僵化呆板的约定俗成心理定式，诗歌根本没有发展前景，真正的诗人不会把自己永远教条在固有的生活天地和艺术表现的樊笼之中。
　　张凡修的个例是个证明，王研丁、星汉、娜仁琪琪格的北京生活与创作也是个证明；苏浅常年都在奔走，玉上烟现在宁波的创作回潮更是“别处”的风采，李轻松的诗歌面貌发生改观我以为恰恰是她在首都师范大学作为驻校诗人期间。在此不妨提一下铁岭的两位诗人，夏雨和赵明舒。夏雨出道较早，诗歌成绩斐然，如今已有三本诗集在身，且清河小镇的题材优势使她的风格卓尔不群，在读者与诗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可我感觉，小镇成就了夏雨，也从某些方面局囿了夏雨，在更高的艺术标准面前，夏雨的近期创作总是很难超越从前，或者说是缺少突破，以一种维系来重复内心生活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是小镇的题材所限？在她出版的两本诗集中，我仍然觉得《平衡术》比《去春天》在艺术品质上要更好一些，虽然后者有韩作荣作序印装更漂亮一些。诗歌创作到了一定的阶段，面前突兀起沟沟坎坎阻碍进步是再自然不过的常态，“别处”的新鲜感受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赵明舒的诗富有生活的画面感、生命个体与生命群体的层次感，深刻并不缺少睿智，感性且具有意义，口语却避免直白，已获得过两届辽宁文学奖诗歌奖。《海燕》第一期发表的组诗《涌动至远方》，则又一次地让读者领略到了这些特点。如果把赵明舒的诗置于全国或我们视野内的世界格局来探究一下，略有遗憾的是赵明舒在题材与情境上还缺少广博的文化意义的词语延伸。对于铁岭诗人来说，如果想延续近年来的创作成果，“别处”的意义重大，“出走”正在前方招手。夏雨会说，赵明舒会说，谁不知道“别处”的风光好、“出走”的境界高呢，有条件谁不想“诗歌在别处”？矛盾，真的会出现在诗歌创作的每一个路段，全凭个人的调控吸收把握解决。微雨含烟与贺颖或许自己已经知晓这种危机，前者以阅读的方式大量地在网上品读当代国外名家新作或其他艺术体裁的书籍，并靠抽象的抒情方式改变风格（虽然尚需努力）；后者则把胸怀彻底洞开，以艺术理论的评析建树使得自己的诗创作趋于理性精神，以至于可以把背景无限制地拉大加长（仍需细腻整合）。
　　“诗歌在别处”，其实也有着几个方向的转化可能，诗人自己都能因地、因心制宜。这是遥遥的一段路，需要过程，需要坚持。有些时候，走出去，跳出去，才能写开来，拔上去；就像福克纳的家乡小镇，就像肖洛霍夫的顿河两岸，就像鲁迅的鲁镇，就像萧红的呼兰河畔，就像艾青的大堰河。其实，“诗歌在别处”同我们所说的“工夫在诗外”都有着类似的解读渠道，特别是前人谆谆教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分明是“诗歌在别处”的中国定义。我的理解是：“读万卷书”是心灵内在的“别处”，“行万里路”是地域外部的“别处”；心灵丰润，地域才能焕起诗情，地域跌宕，心灵才能突发灵感。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该“出走”时就“出走”，过于熟悉封闭的环境，是窒息，对于诗人来说，是逼近思想与艺术的死亡。
　　诗歌的表现只有把生命作为主体诉诸对象，才能让其文字契入人的感怀之中；而生命的发展“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诗歌的进步恰恰也是呈现这种常态的新颖独到与广博深刻。从更高的层面诠释“诗歌在别处”，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尤其令我们思索再三：“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这是沈先生1961年夏天未完成的《抽象的抒情》一文的话语，其指导性也绝不限于今天的现实。

　　之三：新是新旧的新，也是崭新的新

　　大连的鹰之和丹东的宫白云，是我最近才结识的“新诗人”。说来有愧，关注辽宁诗歌不久，扫描难免挂一漏万，况且对于以纸介传媒作为主要阅读载体的我来说，往往忽略网络诗歌的影响力。这两位诗人不仅在网络，即使是在一些国内的重要诗歌报刊，都时有佳作问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在进行诗创作的同时，又有诗歌理论文字的建树，并不乏真知灼见，这在我省属于凤毛麟角。鹰之在《绿风》第二期的“大器”栏目中，有《八十岁，我拒绝写下墓志铭》长诗发表，长句式的一百三十余行，其情绪的缜密与饱满，其词语表述的晓畅与通达，其哲学意蕴的诡异与深邃，自有它试验的超前品质。或许还是需要时间，我们方能完全解读这首长诗，就像后人阅读艾略特的《荒原》一样。鹰之是我省诗人中的独树一帜者。《星星》诗歌理论月刊第七期刊载出鹰之的近四万字的理论文章《重塑中国现代诗的精英意识》，鹰之的诗创作，是有着个人理论观点作为先导的。
　　宫白云的创作体裁广泛，小说、散文都写，且“选刊”之类都有转载，诗歌与诗歌理论写作只是她文学生涯的一部分。宫白云的诗理性，哲学的反思回旋空间很大，几乎是所有的生活景观、所有的自然物象，她都能抽象出意义，且能够自圆其说地归于感性原位。这是一种功夫，一种长期积累蓄势而发的内心完成。如果说在宫白云的诗歌作品与诗歌评论作出选择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她的理论文字，言之有物，往往一语中的。当然，我对她的诗歌“不是技术的积木而是精神的容器”之说稍有微词，诗歌的技术和精神并不矛盾，只有驾驭或处理不好时才会出现矛盾，容易对垒。
　　孙阳作为辽宁诗界的真正新人，毕业于辽宁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班，虽然是60后，但是写诗的经历不长。他2009年五月开始写诗，同年九月在《诗刊》发表作品，尔后陆续在《诗刊》《星星》等杂志发表新作。今年《诗潮》第一期发表《废弃的小站，一根铁轨》《我所不能确定的》两首，《天津文学》第二期发表《灵魂与大地》《穿越历史的地铁》两首，《诗刊》三月号上半月发表组诗《用动词改变一切》七首，显示出这位新人的创作实力。孙阳曾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因为身体原因未去就读，后来曾去美国专门学过神学。难怪我初读孙阳的诗就像立身于教堂之内，感受到上帝无处不在的气氛，以至于让我小心翼翼，充满虔诚。毫无疑问，孙阳的诗是生命的自白，是替代他人的生命忏悔与祈祷，向善向美向真，希望世界和平人类和谐。如此表达，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娇柔造作，如果否则，惩罚会接踵而至。孙阳真的让诗歌与信仰之间有了灵魂上的贴近，让不同文化的部族有了一致趋同的愿望和可能。换个角度来说，诗人似乎担承着红衣主教般的布道使命，居高临下，临危受命，以胸怀和见地让读者让世界感受到生命与万物存在的意义。因此，孙阳也许忽略了诗歌的一些形式上的要求，比如节奏，比如相应的对称，比如意象的逐层深化等等。
　　苏笑嫣，蒙古族名字娜仁托娅，90后在校大学生，辽西朝阳人，现在北京就读。近年来苏笑嫣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创作而蜚声文坛，诗歌创作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草原》第一期发表组诗《有雨水的清晨》，《中国诗人》第一卷发表组诗《渗出石缝的绿色》，《广西文学》第二期发表组诗《风赶着更多的风》，《诗林》第二期发表组诗《苏笑嫣的诗》，还有《天津诗人》《儿童文学》及各种年度诗歌选本，等等。苏笑嫣的诗歌创作与发表速度惊人，她的诗歌表现的能力也同样惊人。苏笑嫣的诗纯粹，形神兼备，从容而练达，其复调的和旋效果真的是无法与她的年龄匹配。我是坚信诗歌创作重要的条件是要靠天分的才情，读者若有疑虑，可以找来苏笑嫣在《星星》《诗刊》发表的几组诗来品读一下，今年一季度她发表的诗，我以为并不全部是她的代表作。
　　雪茜，丹东地区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她的诗歌创作纯属业余爱好，虽然在《丹东日报》《满族文学》《鸭绿江》等报刊发过一些诗作，但基本上属于“孤芳自赏”，虽然博客、网络上贴得很多，却无暇（也许是缺少勇气）为更多的刊物投稿。我读过她的部分作品，深为她的词语表述工力感到叹服。雪茜非常讲究语言的使用，每字每句每个节段，仿佛都反复“推敲”过，词语选择准确，意象衔接完美，结构布局合理，主旨含义明确，明显带有新月诗派的建筑之美，音律之美，意境之美。尤为可贵的是，诗人藉此唯美的形式表述的却是平民意识，让阳春白雪的诗直接与平民阶层的题材贯通，并以青春的视觉感受一一呈现。如果能再增添点思想的穿透力度或生命的痛感，雪茜的诗，同样会走红诗坛。
　　如果再进行聚焦，鲅鱼圈的梅笛更能让我们为之侧目，她几乎初露锋芒便悄无声息了，个中原委不得而知；熟悉她的人也无从联络她，我也只能从其博客浏览以往的“旧作”，而且是断断续续。梅笛诗歌的精湛程度或表现力度也许与年龄及经历极不相称，她以丝丝入扣的心理暗示彰显生活的无序与多义。凭多年编辑眼光打量，这又是一位诗的天才，就其表现的弹性和深度来讲，她甚至不亚于现阶段活跃在营口地区的任何一位诗人，她的出现，会让营口的诗歌面貌大有改观。遗憾的是，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或许该张贴个寻人启事了。有些时候，新的进步与崛起往往是通过寻找才能实现。翟营文在《诗潮》第二期、《诗刊》三月号下半月版、《辽河》第三期都有新作发表，显现出诗人渐入佳境的良好态势。平心而论，翟营文的诗歌题材并不新，运笔拟题也常常是广角摄入，几乎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如此于时代重心的担当，让诗的警醒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学境界。若不慎，“小我”的内心容易被遮蔽，共性过多会影响诗性。翟营文如何不断“刷新”自己，肯定会有新的举措。

　　之四：心中的坟墓

　　本镜头内出现的引述有点枯燥，需要咀嚼，或许比其他镜头更有可观性。
　　对于诗人之间的影响、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成长的理论观点，王尔德曾经说过：“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位门徒会从大师身上拿走点东西。”马尔罗说：“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面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博尔赫斯认为诗人们创造了他们的前驱者，艾略特坚信已经死去的诗人为他们的后继者构成了特定知识的进步。
　　一个诗人的诞生或成长，不可能不受到前辈及同辈诗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阅读，来自涉猎，来自字里行间的潜移默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尔后即是果决的杀戮埋葬，剔除与艺术朝纵深发展的枝蔓。国内外每一位成功的诗人都会列出一批影响自己的诗人与作家名单。纵观我省诗人的创作，中老年的几代受到中国古典诗词、俄罗斯诗人及英国雪莱拜伦的浪漫之风影响较深，中青年几代恰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有机会全天候地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现代派诗人们的影响，并由此影响带来的嬗变引人注目。叶芝、里尔克，美国自白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与西尔维娅•普拉斯以及曼杰什坦姆、聂鲁达、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布罗茨基、辛波丝卡等欧美大师的经典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确实承载起了我省一些诗人的进步。
　　影响可以模仿，可以克隆，可以变奏，但不可以抄袭。近期诗坛的抄袭之风盛行，红娃、水色烟紫都有相关证据证明一些诗人在博客上“偷诗”，害得这两位诗人不敢轻易在自己的博上贴诗了。假如凭此“影响”来获取或提高自己的名誉，实在是大不可取，其性质不言自明。当然，接受“影响”也是一个繁复的过程，同样与个人的语言修养、审美判断、领悟水平有关，甚至与个人的“屏蔽”、再造能力有关。囫囵吞枣、走火入魔、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等相关成语应该成为我们诗人在接受影响时的几面镜子。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接受国外大师的影响往往都是通过汉语言来实现的，即是说译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汲取质量，误译的可能性有，误读的可能性也有。在我省诗人中，川美的英语阅读及领悟能力相当可以，她不仅翻译了美国著名生态散文大家约翰•布勒斯和约翰•缪尔的代表作，据闻还能原文阅读艾略特的《荒原》等名篇，英语世界的一些诗歌精髓便能更好地为她所用。诗，有时真的不能翻译，母语诗歌的重要性无法取代。
　　《中国诗人》第一卷在“开卷诗人”栏目里，首推柳沄的组诗《想起雪山》，并配有张立群、王晨的《克制的艺术与沉稳的诗行》专题评论；《诗选刊》第三期以《柳沄作品及随笔》为题在显著位置发表柳沄的十几首诗和《在路上》随笔一篇，凸现出刊物或主编对我省这位中年诗人的看重。柳沄写诗之初，读得最多的是李瑛，尔后读台湾的洛夫，又读墨西哥的帕斯，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内外名家诗人之作。但是，读者至今也难从柳沄的诗行中望见他们的影子，大师们的营养已经化作柳沄的另番血肉，兼收并蓄的结果是形成诗人自己，形成自己的同时会葬送着他人，于是心中的坟墓悄然矗立。
　　《中国诗人》第一卷高咏志的组诗《逆光》，光读《变形记》《叫停的钟摆》《艾米莉•迪金森》三首，就可感知前辈诗人对高咏志的影响。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高咏志在辽宁诗歌界绝对是博览群书最多的诗人之一，他“横向”阅读的范围相当广泛，数年如一日坚持诗歌阅读笔记，因此他内心的诗歌元素新陈代谢肯定能比别人偏快。《鸭绿江》第三期田力的组诗《这个下午只有一只鸟》，则明显带有语言诗派的特征，虽然都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但作者着重的是词语本身，用词语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因果关系产生意义，并以多意象来消解意象的辐射度与外延范围。语言诗派在国内现在处于上升期，我省诗人感应到了这种潮流，诗人间的相互影响无疑会推波助澜。
　　或许只有这样，影响才不会存在焦虑，让布鲁姆的诗歌理论暂时失去几个论据。

　　之五：大连唐朝

　　我们知道，去年第十期《诗歌月刊》曾专门辟出“大连诗人作品特辑”，孙甲仁、默白、李皓、陈美明、广桓、玉上烟、李佳忆、左岸等诗人入选；今年的《天津诗人》春之卷又专门辟出“大连诗人”栏目，宁明、苏浅、孙甲仁、左岸、大路朝天、鹰之、广桓、张昌军、陈美明、李佳忆、段文武、阿琴、玉上烟等入选；同期的其他栏内，还有杨梅、杨奕黎、相因、刘辉等大连诗人的作品。同时，白一丁在《中国诗人》第一卷发表组诗《在泥土的掌心里》，陈美明在《中国诗人》第二卷发表组诗《中年的山岗》，宁明、鹤蜚在《中国诗歌》第二期、《绿风》第二期等都有短诗佳作问世。
　　短短几年的时间，大连的诗歌创作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绩，除了大连地区的整体文化环境非常适合诗人自我发挥的一些主客观条件之外，我以为还有三个不容忽略的原因。一是《海燕》杂志改版后增添了诗歌版面，有了自己的阵地，以前的《海燕》是“中短篇小说”，是“都市美文”，阵地的缺失让大连诗人下意识地放弃了主动性。假如能穿越一下，当年的《海燕》诗歌编辑高云曾经推举了多少新人啊。而今《海燕》诗歌版面久别重逢，必将召唤和团结更多的新老诗人，积蓄的力量喷薄而发。二是一些有实力的老诗人再度崛起不断奉献新作，带动和影响了一批新生代诗人，比如左岸、孙甲仁、广桓等人的牵引带动作用。三是诗人之间的相互提携与赞助，创造出了良好的诗歌氛围，文人之间不再是相轻，而是相互的鼓励与尊重，有利于每个人的个性张扬，诗性成长，起码在大连诗歌界是这样。比如李皓，他是诗人，也是刊物主编，本身的实践与感召力就能够形成一面旗帜。比如宁明，虽然创作以诗为主，同时也写小说、散文，而且发表量与日增多，他的文学活动频繁，很好地担承着诗人之间、诗人与刊物之间的衔接作用。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原因，比如大路朝天创办的诗歌博客群，比如相关领导重视、地理位置等等。
　　大连曾以小说的辉煌、散文的辉煌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又以诗歌的辉煌让文坛瞩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大连小说散文创作依旧保持良好势头的境况下，大连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唐朝的味道。中国诗歌在唐代所形成的高峰期或许以后不会再现，但唐诗对后世的影响只能是越来越大。大连诗歌群体的出现，让我们从文学史的方位体会到了唐朝的一个侧面。在大连的诗群中，有企业家，有金融人士，有军人，有教师，有画家，有公务员，有领导干部……倒真的与唐代社会以诗为职、以诗论官有些仿佛了。在大连的诗群中，个体的风格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左岸的深刻，宁明的灵动，苏浅的经典，玉上烟的丰润，孙甲仁的干练，李皓的质朴，默白的内敛，广桓的热诚，小兰的唯美，李佳忆的复调，鹰之的广博，陈美明的犀利，大路朝天的酣畅，白一丁的哲思，杨梅的平和……大连群体的现代诗创作真的是满园春色，或百花盛开，或一支独放，交相辉映，异彩纷呈。诚然，我的概括难以准确，只为区别，只为行文的需要。也没有必要再去唐朝找寻与之对应的诗人两相比较，大连就是大连，远离唐朝；大连唐朝，因诗比喻，而已而已。

　　好的诗，说到底，无论怎样抒情怎样浪漫，思想与意境怎样飞翔，最终还是要潜回人的内心，如同一棵生命之树，傲然成长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