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对乡土消逝诗意的纪念
　　长篇小说《马说》取材于东北乡村生活场景，以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改革开放后的东北农业生产机械化时代为切入点，以一匹名叫火龙的老马独白的语气，讲述了刘舒、刘畅姐妹二人与小主人周维阳的爱情故事，对农业不可避免地走向机械化时代后，以马为经典标志的原有生产力的冲击，惯有的人与马旧有关系的破解，以及对文化与民俗、生存与消亡秩序的消散、重新建立诗意反思，为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探索贡献了有益的尝试，绘出了一匹独特的马形象。
　　源于上世纪80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中国亿万家庭在十数年间经历着重大生活变迁和命运的嬗变。显然，作者十分熟悉作为一种古老文明形态即将消失的农村生活，依赖马作为动力的北方农业生产方式。给我们描绘出这匹马与主人“起早贪黑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冰天雪地在田地里耕作，在道路上奔波，那一幕幕，那一天天，那月月年年”的真实画面。人们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离不开马，人们对马是怎样的驾驭，怎样相依为命，又是怎样的疼爱。在当初，男主人在终于舍得拿出两元钱来拍全家福时，将火龙牵来一起合影，他说他们家的成员是四个。“火龙是咱家的一口人哩！”他们为此自豪。拍出来的照片依小主人对火龙的说法“你最带劲儿”。而这匹火龙救主人于天寒地冻和滔滔洪水，也是有恩于这一家。从中可以折射出马亦同样有恩于人类。作者对细节的运用独到。写出了马的豁达、大度、忠诚、无私和面对命运的无奈与洒脱。而且将“一匹有思想的老马”的内心世界刻画的惟妙惟肖。“在我拉的马车辕边有个绳套，我拉的粮太多太重时，男主人怕我累着，遇到沟坎，他就肩背绳套和我一起拉。”这是他对男主人——一个庄稼汉的心存感念。“主人家每到过年守岁时，都会在吃饺子前，先端着笊篱给我送来两个糖馅饺子，对我说：‘人过年，你也过年，累一年了，歇歇。’”这匹马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世事的变迁：“这是我最后一次送他俩到县城汽车站，因为，紧接着，就有客车从县城通到咱村里了。”当主人驾驭它急送受伤者——女主人公去往医院途中，拖拉机赶来将受伤者接走时，“看着远去的拖拉机，心里感觉不是滋味。”面对拖拉机和播种机，这匹马不得不败下阵来。然而，这匹马在迟暮之年依然“想把村庄驮在背上，永远不分离。”当然，“人不要马了，马也就不要人了。”虽然主人家把它“当活老太爷伺候”，作为上河村最后一匹马，它还是毅然决然走向雪野，“凝为一尊雕像，眼神中是永远的微笑”。作品透过这匹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村庄与大社会。应当说，作者围绕一位意外伤残女性的命运与爱情纠葛为主线，试图以他的方式来解开上河村这方土地上的各种恩怨、矛盾与纠结，并让这匹老马作为亲历者，让它“咴儿感叹一声”，“高声赞美这爱情的故乡”。作者所运用的乡土叙事是一次个人文化基因本土经验的综合呈现。是一种有着文学使命感、有着一定文学基础后，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担当。他把亲眼目睹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变迁所带来的人心嬗变，和文化正合拢消费纳入文本，书写了一曲现代乡村人与自然、人与生产力变迁的挽歌。
　　但在诗意的挽歌之后，掩卷之余，作者有着同当下大部分取材乡土的文学作品相似的不足。一是在展现新的生产力对原始生产力生态的淘汰的同时，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新时期以来的“经济转型”对乡村农民基本的经济学或者生存学的惠利，陷入了纯粹田园牧歌般传统意识模式中。 从而对现实中人物命运的冲突显得无力。在揭示无法改变、无法调和的一个矛盾世界的同时，缺少一种普世的世界观或曰解决压迫和矛盾的途径；也由于作者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深度上还有待发展，从而使乡村人物相关者的命运对日趋侵入的现代化生活的警惕和焦虑，并只是通过自我消失来简单而无奈地拒绝，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的拒绝和批判。
　　（《马说》见《中国作家·文学》版2012年第5期）
　　
　　《神廟》：沧桑流变中的乡村命运
　　或许是因为辽宁有着得天独厚的乡土文学资源，2012年第四季关注的长篇小说，仍然是一部以乡村为题材的作品。新时期以来，评论界将“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一度称为“世界性母题”，而辽宁作家们的乡村经验书写与城市叙事，也的确成为地方文学叙述的两条主线。这既说明辽宁一些有责任心的作家一直坚持着文学对时代的关切、对现实的介入。也说明了本土作家体察社会动态，试图把握时代人心的走向的努力。
　　长篇小说《神廟》以一个发生在东汉时期美丽的爱情传说开篇，将时间的纵轴伸展半个多世纪，以辽东一个毗邻一座财神庙附近的庙沟村为背景，绘制出以在溪水市里做处长的文琦一家和以县委副书记图胜利为主的两大家族在贫困和斗争的年代里，从文家愤而挪庙，图家索要一车板皮、争夺小卖店生意开始结怨，逐渐演变成图家几代人善对恶的抗争，软弱对强权的无奈，阶级对垒的严酷，生存和死亡的无常和残酷的一幕幕悲剧。极度贫困和几代人的发展、兴衰和流变，两大家族各自的坎坷都有浓笔重彩。帮字辈三兄弟虽年年勤恳，终究还是脱离不了贫困的绳索，卓氏三兄弟不堪忍受令人发指的虐待，以暴制暴，玉石俱焚，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走到毁灭的绝境。图红以对权贵卖身投靠而成为图家的依仗，却终至死于非命。图红本家侄子图胜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据此结成自己的关系网，用投机取巧、阳奉阴违等种种手段结党营私，铲除异己。但终邪恶终被惩处、而正义终于得见天日。故事交织了本土乡村大量风俗，有着鲜活的现实感。
　　在作者所构建的20世纪辽东乡村世界里,经济的落后和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封建文化残余，加上极左的“意识形态”阴影，原本可以宁静的乡村却萧条凋敝，邪恶和黑暗如鬼魅横行。在粗野、混乱和丑陋的背后,文化的民间生命力也沉沦了——既无法用来自救，更不能用来改变命运。作者也不在诸如田园、乡愁、大地情怀等诗意处着墨，只是书写一场场真实的存在形态，一幕幕客观逼真到近乎自然主义的乡村镜像。在书中，天理人伦婚丧嫁取生老病死，都琐碎细致的铺陈,不加修饰的白描手法,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叙述风格,在扣人心弦的乡村事件,大开大阖、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中格外强烈醒目。在反映时代现实急切的叙述中，苦难也密如繁星被大力铺陈。在现代性和封闭性的双重冲击下，农民命运的变局是极其频繁和残酷的。
　　《神廟》的不足是叙述主体的权威缺乏，叙述语气上上悲凉和残酷有余，温暖和明亮薄弱。家族变迁的线索有些芜杂，造成主人公立体感的不足。在次要人物和细节的排布上篇幅过多，影响了通篇主线的结构。
　　上世纪90年代，我省著名评论家高海涛先生曾就辽宁长篇小说有过非常精到的评述，其中有关长篇小说中问题剖析仍然有效。比如，长篇小说的时代性不只是要鲜明，“更需要表现出深广的精神质地”，那种只以某种身世和经历为酵母，未能把经历同广泛的人生阅历，同时代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背景和环境不充分展开，使作品往往有当下感而无历史感，有地域感而无空间感，缺乏表现时代的广度和精神气韵。近年一些长篇虽立足于表现时代，但对时代的观察、理解却不够深人和沉静，多有繁华的热情而少有坚实的思考，所失同样在于视域的偏促和心气的浮泛。这些准确而恰当的分析，至今仍应该引起作家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