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扫描到的评论文章，在综论部分涉及到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70年代的“知识民间”、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特征、“50后”一代创作境遇问题等。这些评论文章，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角度发现、分析不同创作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与重要研究参考价值。作家、作品论方面，有具体作家分析，如对关仁山、莫言、苏童等作家的研究评述，也有对著作的研读，分析视角不同，各有见地。                           　　 关于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常写常新，如何理解经典著作、如何看待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是见仁见志。《经典化与当代文学》（贺绍俊，《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这篇文章，从“经典是高峰”、“经典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经典是被不断丰富深化的文本”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描述其心中“经典”的定义。“经典化”是文学作品走向经典的过程，而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要走向经典，也是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文中作者举出了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加以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一个非常政治化的环境中走过来的，经典化过程受到外在因素影响太强大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在因素逐渐衰落后，真正的经典之作也许才会水落石出。这些都说明，经典是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的。作者认为要发现经典、树立经典，评论者首先要具有“经典化”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单纯的说好话、唱赞歌，而是一种独立的学术思考。文学批评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制造经典，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经典化的过程。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从马克思主义学派、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纷至沓来。20世纪现代主义中的文学经典完全盖过了古典文学经典的风头，原因就在于20世纪文学批评在经典化过程积极自觉的行动。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化时代，文学批评风光不再，但“批评的时代”余韵尚在，文学批评应当在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有所作为。
　　《“70年代文学”的民间化生存——兼论20世纪70年代知识民间的意义》（巫晓燕，《文艺争鸣》2012年第12期），提出了“70年代文学”的研究角度，作者认为，以往文学史总是以1976年“文革”结束为标志，将1976年之前的文学划入“文革”文学，将1976年之后的文学划入新时期文学，从而忽略了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大背景存在的意义。这篇文章作者试图通过将7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背景，追寻在一个封闭时代里文学存在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同即将启幕的开放时代（80年代）的关系。作者认为“70年代文学”存在着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例如70年代初全国各类文艺刊物的相继复刊，“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暗流涌动，形成一种“知识民间”的态势，这一态势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文章着重论述了70年代“知识民间”的存在方式、主体形态、精神内质等问题。这篇文章提供了不被重视的70年代研究和“知识民间”这样一个新颖角度，有很好的文学史研究参考价值。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日渐繁荣，作者队伍空前壮大，创作数量大增，在文体和叙述上也比过去更加成熟，内涵更深广。贺绍俊在《中国经验与当代长篇小说新变》（贺绍俊，《文艺报》2012年11月5日）一文中指出，当下中国经验为世界所瞩目，在新世纪里，当代长篇小说具有了新的变化与特征，即现实主义和中国经验，从反映到表现，从乡土到都市，从现实到历史。在21世纪里，中国经验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加突显，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也必将体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姿态。
　　《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孟繁华，《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认为，当下中国文学状况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50后”作家依然书写着他们昨天的记忆和故事,他们三十年的文坛经历,已经构建了一种隐性或未做宣告的文学意识形态,他们是当下文学秩序的维护者。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对这个时代表征和精神状况做出表达的是“60后”、“70后”作家。他们一直处在“50后”作家的遮蔽下,其难以脱颖而出的边缘地位,与“50后的政治”密切相关。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50后”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
　　最近十年关于“生态批评”的话题在批评界似乎讨论越来越多，关注的人群在不断壮大，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生态批评”何时出现、为何出现，其内涵、范围、特征、理论依据、价值标准等。然而对生态批评的关注往往存在着与生态文学、生态文艺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文学研究等词混用、缠绕不清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拓展，《为生态批评正名(一)——针对概念混乱的问题》（姜桂华，《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一文，尝试对“生态批评”及与之相关又不尽相同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辨析和厘定，为“生态批评”正名。这种对研究概念、范畴的厘定对于学科概念的确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生态批评”领域的更深入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孟繁华，《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是一篇关仁山作品评论，作者从对乡土中国的持久关注、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资源两个方面，对关仁山长篇小说《白纸门》、《麦河》进行评论。作者认为关仁山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乡村命运的作家。同时他还注重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写。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趋向的话题众多，中国评论界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世界主义的乡土作家》（季红真，《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22日）一文从世界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根植于乡土的生活经历概括了莫言的创作特征。莫言与其同代作家，都有世界主义背景，青年时代适逢改革开放，浸染前卫艺术思潮，有机会接触异质文化，又有出访异域的经历，具有了跨文化的写作视野，反观中国的现实问题。较于老一辈的乡土作家，他们这代作家彻底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论、社会学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党派政治的束缚，更倾向于探讨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更具有普适价值。
　　《<当代作家评论>视阈中的莫言》（林建法、李桂玲，《香港文学》2012年第11期，《光明日报》2012年11月4日），梳理出《当代作家评论》1985-2012年《当代作家评论》所刊发的莫言相关评论文章80余篇，从一本文学杂志的研究角度，解说莫言研究的进程，呈现国内评论、域外评论界相关莫言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方向。
　　  “心海三书”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王向峰在“心海三书”座谈会上作发言，总结其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心海三书”是指由牟心海编著的《彭定安的学术世界》、《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武斌的学术世界》三部学术著作。《“心海三书”的文化美学价值——“心海三书”座谈会发言摘要》（王向峰，《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发言中，王向峰认为这三部著作的完成是作者由艺术创作拓展到学术研究的成功之举。虽然表面上看是研究了三位学者,但是最终还是归结到这三位学者的文化精神上。“心海三书”反映出作者不仅善于形象思维,也善于理论思维,是艺术研究的一种跨越和沟通;也显示了文化的担当和社会责任的理论自觉。“心海三书”是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创成说明没有对多学科领域的把握是不可能实现的。辽宁文化的优雅、大气、敢于承担,在这三书中有了集中的体现,对构建辽宁有特色的文化,为推动辽宁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津子围<童年书>英文版的意义》（高海涛，《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以中英文阅读同一本书，并对这本书进行了理论阐释。作者认为该书英译贴近原文精神，且在语法结构与意蕴把握上也不乏变通与灵动。《童年书》是“文革”语境中的童年，也是童年视角中的“文革”，其中交融着两种经验，即童年经验和“文革”经验，童年叙事和“文革”叙事，这两种经验和叙事不仅是交融的、并行的，而且也是同构的。《童年书》在某种意义上重估了特殊年代童年往事的精神价值，那些北方孩子的形象之所以让人感动，不在于他们的顽劣、蒙昧，而是因为那些孩子斗争过、梦想过、真实地生活过。作者认为中英文版的双重性阅读会带来更多的双重性理解，《童年书》既是游戏的，也是政治的，既是时代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写实的，又是童话的，既是童话的，又是成长的。
　　张学昕多年进行苏童文学研究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位重要作家，他在写作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唯美的品格。在《苏童小说的唯美品格》（张学昕，《文化学刊》2012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认为苏童写作的唯美品格主要表现在他写作和文本中呈现出的南方气质、“南方想象”和与之相映的美学风范。苏童的大量小说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记录南方文化的细节和数据。苏童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了南方、记录了人类的心灵史。这些记录和想象充满了诗意。苏童不仅给人们讲述了迷人的故事，现时也给文学贡献了独特的语言，捍卫了小说文体在文化上的尊严，并使小说神圣起来。
　　《叩问沧桑 复活历史——评王海晨、胡玉海长篇传记文学<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晓宁，《新世纪剧坛》2012年第6期）是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评论，作者认为这本书再现了历史风云人物张学良传奇的人生经历，以及20世纪中国历史。该书借用了文学笔法复原历史，以故事化的讲述、部分可靠虚构式的小说化情节、人物语言神态的描摹，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可触可感生动丰满的历史人物。文中作者还提出了对于当下报告文学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报告文学在当下的创作乏善可陈，从内容到写法少有创新，已陷入一种自我循环的误区，更有被文学之外利益的驱使，写出违背道义良心的不实之作。面对这种状况，传记文学作者必须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重新调整，继承传统又融会现代，在文本长度上应适度缩减，语言表述上应更富张力。   
　　贺颖的《朝圣的麦子：倾诉与聆听》（辽宁诗界》2012 第3期）是对宁明诗集《祖国颂》的赏读，指出这是一个飞翔着的中年诗人，长久蕴酿后的发声，有风的速度、光的色彩和金属的味道，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对母亲长久凝视后的呼唤。她的另外两篇评论《隐喻、悖论或命运深处的光》（《海燕》2012年第3期）、《沉默或抚摩：关于救赎的几种方式》（《鸭绿江》2012第10期）是对省内外作者中短篇小说的及时关注和评析，侧重探索了小说直指人心的精神向度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状貌，指出小说的书写应该揭示出人性之光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每个鲜活的个体的照亮，表现在命运的无奈与无常中，人对于爱与温暖的永恒渴望。这种渴望不仅是自我拯救，也是对整个生活的深情救赎。
 
 
2012年10-12月文章发表情况（不完全统计）：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孟繁华）
　《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
 “雪庐”里走出来的现实主义者
　《上海文学》2012年第10期
世界主义的乡土作家（季红真）
　《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22日
“心海三书”的文化美学价值——“心海三书”座谈会发言摘要（王向峰）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沉默或抚摩：关于救赎的几种方式（贺颖）
　《鸭绿江》2012第10期
经典化与当代文学（贺绍俊）
　《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
《当代作家评论》视域中的莫言（林建法、李桂玲）
　《光明日报》2012年11月4日，《香港文学》2012年第11期
中国经验与当代长篇小说新变（贺绍俊）
　《文艺报》2012年11月5日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意义（李桂玲）
　《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面向人的存在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质——一种非文学方式的解读（姜永刚）
　《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精神”归于何处?——浪漫主义“精神还乡”及其当代启示（张继云、陆杰荣）
　《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诗与哲学的转换——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与弥尔顿《哀失明》的关联（马玉凤）
　《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工业题材”的命名规定、时代取向与话语魂魄（刘巍）
　《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6期
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孟繁华）
  《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人大资料》第10期转载）
论津子围《童年书》英文版的意义（高海涛）
　《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苏童小说的唯美品格（张学昕）
　《文化学刊》2012年第6期
天人交合中的神圣与敬畏——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的技术观（梁海）
　《文化学刊》2012年第6期
为生态批评正名(一)——针对概念混乱的问题（姜桂华）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叩问沧桑 复活历史——评王海晨、胡玉海长篇传记文学《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晓宁）
　《新世纪剧坛》2012年第6期
“70年代文学”的民间化生存——兼论20世纪70年代知识民间的意义（巫晓燕）
　《文艺争鸣》2012年第12期
朝圣的麦子：倾诉与聆听（贺颖）
　《辽宁诗界》2012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