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此生不会和体育发生任何瓜葛，但是在年过40岁以后，忽然和这位熟悉的伙伴开始亲密接触。这一接触，居然有了让自己十分震惊的发现。这个伙伴，不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而且，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我也许与这个世界无缘。
“回力牌”球鞋
1984年，我从锦州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当时的葫芦岛区（现称龙港区）一所小学任教。一上班，就遇到很多知道我父亲的前辈。学校的同事中，有父亲的学生，乡里、区里有很多知道他的同行。到乡里开会，甚至常常有人直接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父亲是……
我赶紧点头称是。
说起我的父亲，大家都是：你父亲，篮球打得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进修学校的康老师告诉我：那时候，区里没人会打球，要和厂矿、部队比赛，你爸一上，咱地方就赢了。他一个人，能进攻、能防守，个儿虽然不高，篮板球还总是他的。大伙一看他来了，就兴奋了。……那时候，总有球赛。要开赛了，镇里、乡里的文书，就骑上自行车，上营盘去接你爸。
我家那个屯子，叫营盘。离锦州湾海边8里路。站在我家的房顶，向东一望，就能看见：一带平静的海面上，有座蓝幽幽的笔架山。当年的营盘村，根本想象不到50年后，会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组成部分。它不过是位于京沈铁路与锦州湾之间的一个小屯子，虽不偏僻，但还贫瘠。
出生在这个屯子，家又很穷，如果不是1958年“反右”扩大化，把很多顶尖的文化人发配下来教书，我想，父亲是不大可能念得了高中的（声明：我不赞成“反右”）。他们那一代人，高中生很少。改革开放后，他在城里的工厂当了车间主任，高中毕业还成了“知识化”的典型，上了市报。
教过他的老师，都不是一般人。升初中的时候，成绩好的都上了锦西（现在的葫芦岛市连山区）中学，父亲成绩一般，只好去了高桥的“自费班”。这个“自费班”是由一些“右派”分子任教的半私营学校，去读书的时候，要往学校交些钱和高梁米。和锦西中学相比，就像今天的乡镇高中与市里的重点高中之比。但是，“自费班”是教育水平最高的学校。老师们年纪比较大，学问也大。父亲至今还记得，有一个老师叫“李希凡”——多深奥的名字。
那一届“自费班”很多人都考上了锦西高中，升学率全县最高。
父亲上了高中，又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冯黑子。
冯黑子是体育教师，篮球教得最好。怎么个好法？后来的中国男篮教练蒋兴权，就是冯黑子的学生。
体育教师冯黑子（向冯老师致歉！我没有问着他的名字），带出了一批篮球人才。父亲说，蒋大个儿（蒋兴权）上高中的时候就能扣篮。
冯老师教会了他们篮球，也培养起他们对体育的兴趣，更让他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蒋兴权从锦西高中考上了沈阳体育学院，我父亲的目标也是这所学校。只可惜，他毕业的那一年，沈体调整了招生目标，体育成绩按专业标准考试。冯黑子建议他试试其他学校的体育系。他没有同意，坚持到沈阳参加了专业考试。回忆那次考试，父亲说：知道难，但是拼了，跳高的时候，光着脊梁，就穿个小裤头，平时都没跳出那么好的成绩。
当然，他没有考上。否则，后来就不会在葫芦岛区的蓝球场上“称雄”了。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父亲回家务农。三年高中下来，他习惯了穿一双回力牌球鞋。再加上总有乡里、镇上、区上的人来找他打球，回力鞋成了他的标志。和我母亲头一次见面，也穿了一双回力鞋。
二老当年搞对象，是别人介绍的。介绍人把这边的意思传过去，我姥家那头忽然没了消息。父亲左等右等没有信儿，终于耐不住性子，借了台自行车，找到老官堡去了。进院子一打听，敢情这边还没拿定主意。
我姥爷迎接了找上门来的这个年轻人，陪着坐在炕头上，说了些这方面的话。当时，母亲正在后院园子干活，听说来了个小伙，要和她搞对象，吓得浑身没劲，差点坐在地上。屋里的人几次三番地叫，她硬挺着走进外屋，隔着门，瞄了一眼站在父亲身边这个穿着一双回力鞋的“男的”，扭身又回到园子干活去了。
父亲的这次拜访，没有得到结果。因为，老姑姥姥提出了异议：哪有走丈人家不穿双皮鞋的，没有也得借一双啊！
父亲直后悔，怎么就没想到来之前借双皮鞋呢！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到家第二天，介绍人捎信儿来，人家同意了。
咋还同意了？为啥？
女孩就喜欢穿回力牌球鞋的那个劲儿，瞧着精神！
傍晚时分的球赛
母亲嫁到了营盘。
我还不到3岁的时候，我家就搬出土改时分的老房子，住进了新房。新院子落成，我姥爷从老官堡拿来一棵枣苗，栽在院子里。到今天，它已经长到水桶那么粗了。
父亲的回力牌球鞋不止一双，脏了，脱下来。母亲拆了鞋带，摁在洗衣盆里刷干净，晾在枣树的横枝上。旁边的细枝上，绕着白白净净的鞋带儿。晾干了，收起来，等着父亲来换。父亲总是让人找出去打球，去一回，就得换一回鞋。母亲不厌其烦，每次洗完一大盆衣裳，接着就刷回力鞋，然后再晾到枣树上。
母亲不太愿意父亲去马杖房（当时葫芦岛镇政府所在地）打球，因为家里的人（我猜主要是她）看不到球赛。父亲说：在屯子里玩，你也不去看啊？
母亲说：谁稀罕看咋的？跟着心紧！
说是这么说，很多时候，只要是在屯子学校的操场上打球，母亲常常抱着我的两个小妹去看，在人群后边，还站得远远的。只是早年，屯子里的球赛不多。后来，父亲又进城做了合同工，小学校的操场上，很少看见他打球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那年，屯里住进了地质队。地质队是国营单位，野外堪探，一帮大老爷们星期日没事干，文体活动挺多的。住进屯子不久，就都知道我父亲会打球。一个黑红脸、与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人，总上我家来找。父亲白天没有时间，只在每天傍晚或是星期天的时候，能打打球。
黑红脸叫王世庆，打过几场球，和我父亲就成了朋友。有时也来家里喝酒，常给我们送来他们食堂里的白白净净的大馒头。王世庆爱打球，球技却一般。投篮之前，总要拱一下肩，做出很夸张的样子。球投出去，却总是不着边际。
营盘屯子里，会打球的凑不成一个队。腰街的齐振铎、东头的老尹家大柱，这就算是高手了。实在没人的时候，队长韩祥的儿子三宝也让上。这么凑合，还总凑不齐。有时候，三宝都上了也缺人，只好喊来后街的大伏新。大伏新那时候才10几岁。这么个七凑八凑的民兵队，在我父亲的率领下，还总赢地质队。父亲笑话王世庆：地质队也没啥人啊！
王世庆喝一口酒，抹一下嘴巴，拱起肩来夹一口菜，再放下筷子，挥着那只手说：我们有个队长，在省队打过替补，见过毛主席。等他来的，咱们好好会会。
父亲也夹菜，然后跟他说：正经的，你一定叫他来。
王世庆高高举起那只手：我指定叫他来。
那个队长终于来了。关于王世庆和我父亲的这个约定，不知什么时候全屯的人都知道了。那个队长来的那天，腰街的二良子、驴头几个半大孩子，到我家里来了好几趟，告诉我父亲，那个队长长得啥样！
二良子说话的时候，两手插着裤兜，边说边颠当：老舅啊（屯中称呼），我看够呛啊。
父亲说：你好好说，别颠当！
一屋子人都笑起来。
这场球赛是下午3点多开始的。屯子里、地质队都来了不少人，前屯牛营子、贡屯，东边大、小东山也来了一些孩子。我和大妹来到球场的时候，人们已经围严了。我们只好爬到二队部的墙头上远远地看。
那个队长，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中等个，方方正正的脸，很白净。整个身材不像我父亲那么瘦溜，倒显得胖胖达达。
球赛开始了，小学的齐瑞荣老师被请来当裁判。老尹家大柱个比较高，他上场和王世庆争球。只可惜我站的这个墙头离球场太远了，打了不一会儿，只看见球场里面扬起很高的尘土，间或看见齐振铎一下一下地跳起来（父亲说：他的弹跳能力非常好）。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光跟着球场边上的人们瞎吼吼。
母亲拉着我的两个小妹，在外面转了好半天，最后，不知钻到哪个人堆里去了。
那场球，营盘队以一球险胜。最后的情景，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讲了无数遍：快终场了，老尹大柱在球篮西侧拿到了球，刚想外传，父亲跑到他跟前。大柱把球给他，然后张开双臂把地质队的人都隔在身后了。几秒钟的空儿，父亲双手举球，篮球划过一道狐线，欻！应声入网，一个漂亮的“干篮”（我们这儿把不着球板投中的球叫“干篮”）。
那个队长没呆几天就走了。走之前的一个晚上，特意到家里和我父亲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总打球，人就打出感情了。地质队走的时候，难舍难分的。请吃饭、到锦西照相馆照相，那些日子，大家心里都酸溜溜的。
“跑”出营盘
恢复高考以后，营盘没考出几个去。我是1981年考上“锦州一师”的，还是个“小中专”。和我同时考到锦州师专的，是后街的陈老五。
我这个中专，父亲没太往心里去。倒是老五这个师专挺可他的心。不是因为专科比中专高了一些，而是因为老五考中的是师专的体育系。
父亲说：老五多好，体育系，户口变了。到学校，每月25块钱，42斤粮票。你的小中专，每月16块5毛，还分细粮粗粮，细粮12斤，一个月吃不到头。
其实我明白，体育系一直是他的心结。
老五是“跑”出营盘的。老五长我3岁，小时候，前街后街的孩子玩“定人”，老五就特别能跑，谁也捉不住他。后来，学校开运动会，比赛100米，他和贡屯的石井利差不多。
石井利在我们南北屯跑百米是头一名。每当比赛，他一边跑一边喊“阿西”，我们一帮孩子就把百米赛跑叫“跑阿西”。最早的时候，老五“跑阿西”是跑不过石井利的，差着好几岁呢。后来，老五厉害了，超过了石井利，代表学校上公社去“跑阿西”。
老五妈不让他跑，瞅着老儿子累得呼赤吭赤的，心疼。一到运动会的时候，就把老五留在家里。小学的时候，齐瑞荣老师总上家里来找，做老五妈工作。后来上初中了，齐振铎又来找，齐振铎在初中教体育。都是屯中的，老五妈怯不开面子，只好同意他去。没想到，给老五同意出一个好前程。
老五的考试成绩不好，考不了多少分，初中念完了，也没考上锦西一高（重点校），瞧着年龄还小，回家到队上上班还早了点，凑合念吧，就上了公社初中的带帽高中班。这个高中班念得挺费劲，每天坐火车到锦西，再走8里路到学校；晚上先走8里路到锦西，再坐火车回家。老五觉得没意思，想不念了，老五妈说：念吧，上班太小了，地里活也不好干。老五没心拉肠地念。
课本弄不明白，体育课挺爱上，他跑得快，一上体育就总能找到自尊。做器械、长短跑、跳高跳远，干啥啥行。有一天，体育老师谷跃贵对他说：陈玉秋你应该考体育学院。
老五大名叫陈玉秋。谷老师的话，陈玉秋同学没听明白。考体育学院，什么意思？他没问，老师也没往下说。
过些日子，公社中学的高中班并到二高中。陈玉秋同学上锦西来念书了。一进新学校，就看见7、8个同学绕着操场跑。他问同学：那几个人干啥呢？
答曰：考体育学院的，练“专业”呢。
老五想起谷跃贵老师的话，心里长了草，马上到学校体育组去问。体育组的老师看看他：你行吗？
老五说：试试呗。
一试，行了。老五开始跟那几个人一起练。累够呛，那时也吃不着肉，天天高梁米，跑几圈肚子就咕噜，但是，跑出来了。专业课考了83分，文化课考了207分。第一志愿报了沈体，结果差了3分。就念了第二自愿，锦州师专体育系。
老五到我家，我父亲就和他唠，当年考沈体，穿着小裤头跳高；老五跟他唠，考沈体，就差3分啊。就这点事，两人没完没了。
在营盘，我家和老五家隔着一条大沟。现在，我们两个都进城了，住着的楼隔着一条五里河。每天晚上6点钟，相约玉皇桥头，然后沿着五里河东去，走到茨山桥，再返回来，正好是一个小时的路。没有特殊的事，我们俩天天坚持走。
路上一起回忆小时候的事，挺有意思的。
老五说：一辈子，要感谢谷跃贵老师，他一句话，转变了我的命运。
我说：应该是体育转变了你的命运。
老五说：嗯，谷老师也是体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体育，我就落营盘了。
“我就在那里”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 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 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 不减……
念起这首诗，我就觉得，它说的好像是“体育”与我的关系。
其实，“体育”一直就在身边，只要你去和它牵手，随时随地的事。
但是，2007年以前，我离体育一直很遥远。那几年，写稿子忽然坐不住板凳了。写不过500字，浑身难受，心烦意乱，躺着，呆着，东游西逛，都行，坐下来工作，不行。跟着一些文友去了小河口，登锥子山长城。人家都走没影了，我还在山腰“呼赤”呢。那个写儿童文学的阎耀明、写历史的张宏杰，头天登东山，第二天登西山，兴冲冲、乐呵呵，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阎耀明说：他坐在办公室，能写一天。
从小河口回来，我知道，自己体能照他们差。写材料这个活，没有体能干不了。
怎么办？不管咋难，得把这个肚子弄下去了。
那几年，我是这么设计的，每隔一天锻炼，做哑铃6组，仰卧起坐数个，然后跑步。
第一天，哑铃5个，仰卧起坐5个（做得不标准），跑步没超过100米，跑不动。
第二天，腰酸腿疼。等把这个劲缓过来吧，前几天的又白做了。回头对着镜子看肚子，还是挺着做吧。
这么着，总算挺过来了。日子多了，肌肉的酸痛不那么难受了，感觉还挺好。哑铃越做越多，8斤的一次能做到200个，有点烦了，换个15斤的。仰卧起坐做到10个，然后30个，100个，最多的时候，每天做半小时，600个。
我和“体育”紧紧拥抱了。做几天，就照照肚子，感觉没小多少。很失望，也灰心。但是也得做啊。坚持做了2年，终于有效果了。有一天，在单位和人抬化肥，下乡支农。一个副县级干部和我搭伙，扔上车3袋，我的头上淌下汗来，但没感觉累。副县级干部不行了，冲着我摆手：等会儿等会儿，抽棵烟……这家伙，忒沉了。
仔细回想一下，噢，对了，能坐住板凳了，坐在电脑前边，也能“写一天了”。
再琢磨琢磨其它变化，还真挺多的。心情不一样了，不论干啥，更有自信了。感觉好天气多了，见什么人，上哪去，有意思了！
没想过自己还会健身，过去看见“肌肉男”，唯恐避之不及。今天，有了闲暇，开始研究了。和老五天天一起散步，也一起探讨运动健身的问题。“体育”对于一个人来说，“我就在那里，”他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这个伙伴实在是没得说，不挑时间，不挑地点，不挑环境，也不挑人。在农村起土冒烟的操场上，“我就在那里”；在城里寂静的河畔上，“我就在那里”；在城市热闹的公园中，“我就在那里”；在机关的健身房，“我就在那里”；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在那里”…… 我们俩个都是农村孩子，从营盘走出来，住进了这座城市，每天还能健健身，没什么不知足的。
然而，我们忠实的伙伴依然保持了无尽的激情，它曾萌动了我们的爱情，增进了我们的友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提升了我们生活的质量，接下来，它还要不断地给我们送来惊喜。
2013年8月31日至9月12日，第十二届全运会将在辽宁举行。葫芦岛作为辽宁的一个分赛区，将承办部分赛事。这位“忠实的伙伴”展开它宽博的胸怀，来拥抱我们的城市了。
这意味着什么？
葫芦岛市的龙湾商务区建起了“一场五馆”，就像一个家庭又添了一个家电大件，我们的城市也添了一个大件——一组综合性的体育文化设施。一座城市从此提升了一个档次。随着全运会的举行，体育、城市和人将一起，萌动更多的爱情，增进更广泛的友谊，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提升更多家庭的生活……
这个“忠实的伙伴”，在2013年给我们送来了最美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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