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位的发言敏锐精辟，给我的触动很大。陈众议兄说了面对今天的思想状况和文学生态，需要“逆流而上”的精神；丁帆兄从文学史写作和批评态度角度说了什么是“真文学史”的问题。我觉得面对这两个问题正是我们大家今天坐到一起的理由，是我们今天要去接近的共同主题。今天究竟我们该如何来评价我们面对的文学，以及我们面对的文学如何经受当下和历史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面临最大的困扰就是当下性和历史性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主题。经典化和文学史在今天面临一个分裂的局面，因为经典化和文学史叙述要包含当下性和历史性的统一，而不是陷入它的内在分裂。今天恰恰是一个当下性和历史性分离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进行文学的经典化和文学史书写建构的一个最大困境。
    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是要面对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怀着一种对抗现实的勇气，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了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作为文学的研究者也好，思考者也好，以文学为职业的人也好，必然是一种悲剧。它本身就是个悲剧的话，你就只能是作为悲剧的角色来完成你的一种使命。
    刚才陈众议兄也谈到了市场化。在我们今天市场化的法则下，郭敬明是可以跟莫言决斗的，也可以跟贾平凹决斗的，如果在20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今天要决斗，那么他们真的谁死谁伤还很难说。既然现实是这样，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当然我们绝不能说郭敬明的文学毫无意义，我也始终不这么认为，郭敬明他们年轻一代的书写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文学已经分成不同类型的几种文学，是不同格局的，甚至是不同群落、不同部落的文学。我们已经无法在一个同质化的现场中，同质化的时空中来讨论问题。虽然说我们处在同一个时间中，就像美国的一个科学史家萨顿曾经说过的，他说生活在同一时代里的人们，他们在精神上并不是同代人。有些人生活在当代，有些人还生活在穴居时代，有些人可能生活在未来。实际上我们说什么叫作当代，这是非常可疑的一个概念，当代可能并不存在。比如我们今天书写的这样一个当代的文学史，它也可能是一个未来的文学史，也可能是一个古典的文学史，所以我们都是被当代这样一个时间给迷惑了。因为当代以及它携带的这种死亡的威胁，对我们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困惑，所以我们不能够摆脱它。事实上，我觉得萨顿的话解决了我们的一个谜团。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经典化和文学史建构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我们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赞成丁帆兄说的要有一种价值观。回到丁帆兄提出的问题，经典价值观构成确实非常复杂，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复杂，我们不能回避，不能放弃它，这点我倒是同意丁帆兄说的。我们并不是说要由某一种价值观起中心化的、绝对化的这样一种作用，而是说应该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一起建构、碰撞，恰恰促进我们今天当下思想的有效展开，能够为我们这样一个被称之为伟大的时代、被讴歌为盛世的时期提供一种参照。如果盛世没有各种价值观的碰撞，那怎么叫做盛世。所以这个我又困惑，现在很多规定和指示若隐若现，但其中的逻辑我没太搞明白，可能今天普通逻辑学都要重新设计。你如果没有多种丰富的思想，各种充沛的价值观，它们的争论、碰撞，激发出的一种火花，比如说像《带灯》找寻的微弱的亮光也好，我觉得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去称之为伟大的时代，这是我需要去理解的。
    我简要地再回应一下，我觉得今天的当下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文学经典化的意义上。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典化，无论如何在今天是一种不可能的梦想，所以文学史的书写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的梦想。
    我最近收到丁帆兄的新著《中国新文学史》，他专注于对文本进行阐释，完全专注于文本的阐释，我觉得他的文学史这样的写法很有道理，完全突出文本，释放文本建构文学史的意义。让文学文本的呈现和联系去建立起历史语境。
    上月我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再版，我处理文学史就是花费气力去阐释历史背景，清理一条现代性的线索，看这些文本怎么来建构起现代的流向。我觉得今天的文学史写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文学的历史，当然，我们都会发现一种困难，不管我们试图把背后的历史整体化，还是说我们把这些文本建构起一种历史叙事，来完成一种历史图景——都有一种困难。今天我们会发现，或许我们真正是面对“历史终结”这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很多年了，1989年是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来的。其实早在60年代，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书里就谈到这个历史的终结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如果是更早一点，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看法，1875年以后历史就崩溃了，他认为那个时候是后现代历史的开始，后现代历史从1875年那个时候就开始终结了，就已经解体了。1870年是尼采写《悲剧的诞生》的时候，《悲剧的诞生》——按哈贝马斯的看法，这部现代性的迟暮之作是后现代的开山之作。所以他那个时候，1870年哈贝马斯也把它认为是后现代开始。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那历史就已经终结了，建构历史就面临这么大的困难。其实在黑格尔之后，我们再建构完整的历史，确实面临巨大的一个困难。如此看来，建构经典也面临困境。如果说没有经典，何来文学史，没有文学史，何来经典存在的语境？所以这是我们当下进行文学经典化和文学史书写的最大困难，我觉得恰恰我们意识到这么一个前提，经典化的不可能和文学史的不可能。
    丁帆兄刚才提个问题，我们的后代子孙怎么看待我们的文学史。但是我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管后代子孙，后代子孙是谁？我们有后代子孙吗？后代子孙会认为是我们的后代子孙吗？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管后代子孙？我们没有历史，我们其实没有历史，我们可能只拥有当下。我们以后代子孙之名承担的责任，其实只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自以为的责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来看我们觉得哪一些是好的作品，哪一些是值得我们书写的作品，哪一些是值得我们记起的作品。
    那么再过50年，历史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法附和，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再过50年，我们完全不能够想象历史，我们想象一下50年前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历史，再想象一下这100年发生的历史，未来简直是不可预测。现在说仅仅是才几年，3G出来几年，4G的图像传输已经是3G的50倍。其实在5年前，比现在电脑快1000倍的光电脑已经发明出来了，只是它为了产业不亮出来而已。
    所以像Ipad这样一种东西，以及现在云储存、数字化，它对我们当下的存在来说，我们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今后的数据是云数据。所以对我们纸媒体，我们称之为经典化等等这些概念，我们再过几十年，它是完全失效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言说和判断，所有的价值建构和坚持，都是据以往的经验，可能再过50年，以往的经验会失效。这当然是一种假设，按照汤因比的看法，人类文明迄今也就6000千年，而人类存在已经30万年，文明社会只是人类存在的2%。但是汤因比就认为人类文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很多文明都灭绝了，或濒临灭绝。那么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者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实在不是以往的经验可以论断的，尤其不是据最近50年、100年的经验所能论断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处于一个巨大的转折裂变时间节点上的困境所在。
    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只能怀着我们理解的价值理念，我们能够立足的当下性，我们能够对文学作为悲剧性承担者的这么一种责任、这种方式去书写它。恰恰我们是因为怀着一种我们其实没有当下又没有未来的这样一种氛围，去书写它。
    所以我理解众议兄“逆流而上”是不是这样的逆流而上，以及丁帆兄说了价值承担，是不是这样一种价值承担。所以我理解的价值承担不是一个伟大性的，毋宁说它是无奈的、悲剧性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感谢方宁兄以国刊主编的身份对《当代作家评论》给予这么高的肯定和赞扬，我觉得建法兄应该是感到非常地光荣和骄傲，确实也见出方宁兄的胸怀和由衷的赞扬。因为他特别谈到一个体制的问题，他刚才一个关键词是一个体制的概念，刊物的经典化，刊物如何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做贡献的问题。面临着体制困境，带着脚铐的舞蹈。另一方面就是如何经典化，学术方面也面临体制的一种介入，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很困难，我们很难去解决，这在中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刚才诸位把话题进一步的推向了批评家的一种责任，所以这面临着什么呢？我也理解，刚才丁帆兄道出了难题，而且讲出了一种态度，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好的作品能够说好这就不错了，你把坏的作品说好这就很坏。但是你对坏的作品指出来，很多作家会恨你一辈子的。有些作家现在都到这样，你老不说我的作品，这已经对你很不满了，你很长时间都不谈他的作品，他觉得你就非常的不客观了。他不是说如何没表扬，他说你已经不客观了，你关注的面不公正了。所以说这对中国的批评来说，其实方宁兄刚才说到了体制的问题，其实是个严重问题，你如果很起劲地批评一个作家的话，弄不好会被体制利用，弄得他饭碗都砸掉，弄得他会有后顾之忧。中国人已经不能客观的看问题，已经不能够理性地去对待一些事物，同时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批评这点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个人的策略是，我尽可能去阐释我认为好的作品，一般性的无害的作品，鼓励为主，文学需要大家共同的参与，需要人气。比较差的作品，就让它们自娱自乐，自生自灭。其实好坏优劣，水准如何，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况且有些人有文学梦——这是我们文学今天得以有人气的重要依托，也是大学中文系可以办下去的社会基础。但是刚才几位的呼吁都很重要，也可能今后我们通过一段的经典化，一段建设之后，我们应该更加直面的去面对应该批评的现象，或者是这种批评的力度，批评的直接性，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在这方面下工夫。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做出了共同的一种呼吁，我本人也努力向大家学习吧。